从大学社会构成的变化看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结构变迁

2012-09-21 11:04刘贵华
关键词:乡绅子弟绅士

刘贵华

(江汉大学 城市研究所,武汉 430056)

一、引 言

近代早期(1500—1750年)是英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大学社会构成(social composition)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中世纪大学生是公费生,包括领取教会薪俸或受奖学金资助的学生,他们主要是教士或穷家子弟。但到了近代早期,大学生不仅包括公费生,也包括越来越多的自费生。自费生是须为自己的学习、住宿支付费用的人。他们主要是贵族、乡绅子弟。这些人不仅以自费生的身份入学,有的也凭借有利的社会资源获取奖学金,以公费生的身份入学。如1615—1639年间,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招收的47名公费生中,15人是贵族、乡绅之子。[1]中世纪以来,大学为穷人提供的资助日益被富人占有,教士、穷家子弟因此减少,而富家子弟入学却渐成时尚。英国大学由此出现了一场“文化革命”。[2]大学是社会的缩影,近代早期英国大学社会构成的变化反映出当时社会结构的变迁。

二、大学社会构成的变化反映出绅士阶层的“下游化”

绅士阶层人士之子是近代早期英国大学社会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绅士阶层包括大贵族和乡绅两大集团,居于英国社会结构的顶端。其中,大贵族指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五级世袭贵族,乡绅指从男爵、骑士、从骑士和绅士等中小贵族。近代早期,这两大集团子弟入学人数明显增加。据统计,1603—1630年间,英国大贵族总人数增加了3倍,而每年入学的大贵族子弟却增加了4倍。[3]28越来越多的大贵族子弟涌进了大学。与此相应,也有大量乡绅子弟入学。1560年剑桥大学冈维尔·盖厄思学院入学的前100名学生中,以骑士、从骑士、绅士身份登记注册的乡绅子弟达30人。[4]

绅士阶层子弟入学人数增加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绅士阶层的“下游化”。近代早期英国绅士阶层子弟入学人数增加,一个重要原因在于相当一部分非绅士家庭出身的人以绅士身份入学。1590—1639年间,英国律师学院中以“绅士”身份入学的人大多来自商人、职业人士或约曼农家庭。[5]88如果按照传统方式,以出身或土地划分一个人所处的社会地位,商人、约曼农、律师等职业人员属于劳动者阶层,居于社会下层。但近代早期,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所处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准。大批富有的商人、约曼农、职业人员虽然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庞大地产,仍然会被当地人尊称为“绅士”或“乡绅”。他们也乐于以此自居。与之相应,他们的后辈入学时往往以“绅士”身份登记。如尼古拉斯·培根的父亲是一位富有的约曼农,但他本人在剑桥大学却以绅士身份自居。像培根这样的人,1558—1642年间,仅约克郡就有102人,而他们父辈的真实身份却是约曼农、律师或商人。[6]可见,绅士阶层子弟入学人数增加反映出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结构的变化:绅士阶层“下游化”。

绅士阶层“下游化”指这一时期英国大批成功的职业人员、商人、约曼农凭借大量财富,跻身大贵族或乡绅阶层。据统计,这一时期英国总人口增加了2倍,而大贵族、乡绅人数却增加了3倍:世袭大贵族由60人增加到160人,而乡绅由6300人增加到19 400人。[7]大量非绅士阶层的人通过购买土地或封号,跻身绅士阶层,主要是乡绅阶层。乡绅的兴起成为1540—1640年间英国社会结构中的新现象。[7]随着跻身贵族、乡绅阶层人数的增加,社会上层对非本集团中成功人士的社会认同感增强,富有的商人、职业人员等无须购买土地或爵位也会被视为乡绅。学者们将这一群体称为“伪乡绅”(pseudogentry)。“伪乡绅”的兴起是1600—1700年间英国社会结构中的新现象。[7]乡绅、伪乡绅的相继兴起昭示着近代早期英国绅士阶层的“下游化”:绅士阶层向其他阶层开放,广泛吸纳非本阶层中的优秀人才。一个开放的精英集团日渐形成。

三、大学社会构成的变化反映出中间阶层的崛起

中间阶层是近代早期英国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世纪英国社会分成教俗贵族与劳动者两个等级。其中教俗贵族指僧侣、贵族,处于社会结构顶端;劳动者指农民、商人等,属于平民阶层,处于社会结构的底端。到近代早期英国社会分成四个等级:绅士、市民、约曼农、工匠或劳动者。绅士包括世袭贵族和乡绅。市民是城市中拥有相当资产的官员、商人、律师、医生等。约曼农指乡村中年收入达到40先令的自由持有农。第四类是做零工的人、穷苦的农夫、一些没有自由地的零售商、公簿持有农以及各类工匠。[8]在新的社会分层中,市民、约曼农从中世纪的社会底层中分离出来,构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中间阶层。因此,有学者将这一时期社会结构概述为“绅士”、“中间阶层”、“穷人”三个等级。[9]37

近代早期中间阶层人士之子以平民身份入学,是大学社会构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统计,近代早期平民子弟入学人数约占总入学人数的40%。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人数最多,约占总入学人数的一半(见表1)。[3]93大量平民子弟涌进大学成为近代早期英国大学社会构成中的新现象。

表1 1577—1736年平民子弟在大学社会构成中的比例 %

平民子弟在大学社会构成中的变化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中间阶层的崛起。

首先,反映了中间阶层经济实力增强。中世纪大学是教会机构的一部分,教育费用主要由教会承担。但近代早期,随着大学管辖权向王室转移,教会对大学的经济资助减少,教育费用主要由家庭承担。因此,近代早期的人接受大学教育往往需要支付高昂的费用。如近代早期英国学费,16世纪末17世纪初,每年为30~40镑,1720年上升到50镑,1750年高达80~100镑。[10]而1688年英国年收入超过200镑的家庭约有36 000个,占总家庭的2.6%。[11]可见,教育费用将占据英国富裕家庭年收入的相当一部分。如果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家长将无力承担孩子的教育费用。平民子弟纷纷涌进大学反映出中间阶层经济实力增强。事实上,随着近代早期英国经济的发展,中间阶层的财富急剧增加,在英国诸郡,小约曼农的年收入达40~50镑,大多数约曼农年收入在100~200镑之间。[9]33富有的约曼农年收入高达300 ~500 镑。[12]19伦敦一些商人的财产达100 000 镑。[12]21一些大律师年收入高达 20 000 ~30 000镑。[12]25虽然中间阶层内部财富分配并不均衡,但这一阶层中的富有者已然成为全英国最富有的人。

其次,反映出中间阶层政治地位的提高。近代早期大学教育是中间阶层人士出任国家公职、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重要途径。伊丽莎白女王的内阁大臣、大使、法官等重要官员大多来自非绅士阶层,且接受过大学教育。[13]1601年,威廉·汉斯利甚至不无夸张地哀叹,“枢密院中没有一位具有贵族血统的人”[14]。1563—1593年,英国下院中接受过大学教育的人所占比例由33%上升到54%,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自市民家庭。[15]1590—1639年,英国 385名大法官中,228人曾在牛津或剑桥大学接受过教育,其中以律师、国家公职人员、约曼农身份登记注册的有132人。[5]89他们通过接受大学教育,获得出席国会下院、担任各种地方官职的机会,分享政府中的部分权力,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大学教育与职业之间的关系而言,平民子弟涌进大学反映出中间阶层政治地位的提高。

近代早期英国大学教育旨在为国家、教会培养各类管理人才。在需要支付高昂学费的背景之下,平民子弟为了获得良好的职业前景,纷纷涌进大学,彰显出中间阶层在经济、政治方面的实力。一个新的阶层正在崛起。

四、大学社会构成的变化反映出社会结构的等级性

在贵族、乡绅、平民子弟入学人数增加的背景下,穷家子弟在大学社会构成中仍占有一定的比例,他们并没有被排斥在大学之外。1560—1630年冈维尔·盖厄思学院中穷人子弟所占比例由55%减少到15%。[2]在学习费用日益高涨、奖学金被大量占用的历史背景下,贫寒子弟何以能挤进大学,实现向上社会流动呢?

穷家子弟能挤进大学与近代早期英国仆役制盛行有着密切的关系。仆役制是父母在孩子年少时就将他们送往比自家地位更高的家庭充当仆人,学习安身立命的技艺。近代早期,英国近一半的农民家庭、约1/4的商人和手工匠家庭有仆人和学徒。[16]在盛行仆役制的背景下,贵族、乡绅送后辈入学时通常会让仆人随行。如彼得·弗雷希维尔爵士的儿子约翰在牛津、剑桥大学学习了好几年,期间一直由自家地产中的佃农之子陪同。[3]21充当绅士自费生的仆人是这一时期社会下层人士之子入学的主要途径。这类学生在牛津大学被称为工读生(servitor),在剑桥大学被称为减费生(sizar)。

穷人子弟在大学社会构成中的地位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结构的等级性。近代早期英国盛行一种社会有机体理论,即社会由不同等级的人组成,各等级有不同的社会分工,占据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并发挥不同的社会作用。维持各等级的差异,低等级的人服从高等级人,是维持社会和平与秩序的重要条件。[17]这种上下有序、各遵其位、各司其职的等级观使时人普遍接受社会的不平等性,认同社会上层的特权地位,并认为社会下层的人为社会上层的人服务是理所当然的。在此史境下,穷家子弟将充当贵族、乡绅之子的仆从视为自然而然的、合理的行为。尽管他们时常会受到绅士自费生的歧视,却仍乐于以仆人身份入学。因为他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接受大学教育,获得绅士身份或在未来谋取一份相对好的职业,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穷人子弟以仆人身份入学符合了当时等级社会的需要,反映出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的等级性。

五、结 语

社会结构变迁是社会转型的重要过程,合理的社会结构可以推动社会形态的平稳过渡。近代早期英国大学社会构成的变化反映出这一时期英国虽然维持着中世纪以来的等级制度,但也出现了绅士阶层的“下游化”和中间阶层的崛起等新变化。近代早期英国社会结构表现出开放性、合理性、相对稳定性等特征。这有助于缓解转型时期英国社会矛盾与社会冲突,推动着社会形态的平稳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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