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菊东蓠下 夕阳无限好：回眸一代宽束电子光学科学家周立伟院士的求索之路

本刊记者 王继红 特约通讯员 牧 文

满头银发飘逸，双眼炯炯有神，谈吐清晰敏捷，最爱读书看球。这就是受人敬重的周立伟老先生给人超凡脱俗的第一印象。

勤奋铸就杰出院士

九月中旬，北京理工大学隆重举办“庆贺周立伟院士科教活动60年暨80寿辰”座谈会，由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签发的《贺信》中说：“您是我国著名的电子光学和夜视技术专家，您长期从事电子光学领域的研究教学工作，研究同心球系统与移像系统的电子光学、阴极透镜空间像差理论、宽电子束聚焦普遍理论、动态光电子学及时间像差理论、电子光学空间与时间传递函数、成像系统的设计与计算等，建立了宽电子束聚焦与成像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该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工程实践，为我国微光夜视行业由仿制走上自行设计研制、自主开发开辟了道路。”

这无疑就是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周立伟先生毕生致力于科学研究如今步入髦耋之年的科学总结。

周立伟，著名专家，大学问者，毋须争辩也。但怎样步入一个又一个科技高地，也有着他自己循序渐进的一个奋斗过程。立志报国，矢志不渝，克己勤勉，努力创造，是周老沉醉科研重要的成功之道。

1951年7月，周立伟从国立上海高机（现上海理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公私合营华通电机厂工作。这是他独立人生的第一个驿站，也终于实现了人生第一个朴素的愿望：可以为父亲分担家庭重担了。那时他还很自负，觉得自己机械科毕业，机构学、金工原理、机械制图等课程都学过，学问蛮高的。可是上班第一天，技术科吴履梯主任安排他画第一张图就出了洋相。图画完自我感觉良好，当主任笑着对他说，你画的图犯了投影错误：正视图是英美画法，侧视图却是苏联画法。年轻的周立伟“唰”的一下成了红脸关公，感到十分羞愧。便暗下决心要老老实实学习，努力工作，增长自己的知识才能。当时在大城市还比较流行上夜校学俄语，那是中苏关系挺融洽的阶段，周立伟就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由此打下了较好的俄语基础。而在工作中，他也是善于思考的人，因为在电表车间担任技术员，常常看到工友们手工绕扁平线圈，不仅对眼睛视力损伤很大，而且劳动效率极低，这引发他动起心思进行技术革新。通过设计、制图、加工、调试，并在工程师和老师傅的帮助指导下，他研制出了一种绕扁平线圈的绕线车，大大地提高了工效，工人们都十分高兴。上海《劳动报》于1952年6月18日以《装一只绕线车，工作快七倍半》为题作了专门报道。尚不到20岁的周立伟，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已展示出动手动脑的科技创新能力。

作为青年时代在科技道路上的第一次有益尝试，成为周立伟终身难忘的一段经历。他很庆幸在工厂的两年学到了终身受益的东西，使自己在以后科学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广。回想研制扁平线圈绕线车的过程，周老仍然历历在目，他觉得自己运用机构学的基本知识是“基础”，由此联想出螺杆使漆包线进动的创意并将它应用于实践是“智慧”，设计和制作扁平线圈绕线机便需要一定的“能力”，锲而不舍努力实践是“科学精神”，几者巧妙结合使自己获得了小小的成功。

机会总是垂青于有准备的人。上世纪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作为爱国热血青年，周立伟曾报名参军，想到战场上保卫刚刚诞生的年青共和国，但因身体原因没能如愿。北京工业学院当时是一所国防工业院校，到上海招生时就动员他说，上这所大学，将来可以造最好的武器给战士，同样也是保卫祖国。他想，这也是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一个机会啊！就义无反顾地将北京工业学院列为第一志愿。周立伟同那个年代的青年一样，思想都很单纯，想法也差不多，通过努力学习，学好本领为祖国服务，祖国的需要就是自己的志向！入校以后，同学们真的很勤奋自觉，团结友爱像兄弟姐妹一样，人人有理想抱负，个个是阳光向上。大学五年，他一心扑在学习上，哪怕当年政治运动不断，能回避的都尽量回避，连谈恋爱的事都忘却脑后了。他感觉成绩好的同学大有人在，比他聪明能干的可抓一大把，自己呢，唯有勤学苦练，努力努力再努力！

周立伟的勤奋努力、为人朴实得到了教师们的好评，大学毕业时他被留校任教，明确要他负责筹建夜视技术专业。夜视技术在当时是光学领域一个新兴专业，国防上很需要。那时，他一点也不懂什么是红外光阴极、荧光屏、电子光学等，这些普通的专有名词以前从未听说过。但年轻气盛的周立伟，毫不畏惧，他当时想起“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不能是”的格言，只要努力钻研，哪怕比别人多花费几倍的力气，也一定要把新专业建设好。凭着这股韧劲，他一边进修，一边给学生上课，并指导毕业设计等，满腔热情全副身心地投入到新专业的教学和实验室建设中。几年下来，他写出了《电子光学理论和设计》上下册教材，让很多人感到惊诧不已和刮目相看。他还挤时间把当时电子光学权威——德国人格拉叟的专著《电子光学基础》的俄译本从头到尾啃了一遍。虽然有不少地方自认为也是一知半解，但这几年的苦读，为留学苏联和以后的工作都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1962年，是周立伟人生道路上的甜蜜之年，他有幸遇到了后来与之牵手的爱人吕素芹，从此相濡以沫一辈子。同时也是周立伟学术道路上的起步之年，他第一次走出国门，被派往苏联留学作为研究生研究电子光学，从此与之结下不解之缘也是一辈子。

周立伟被派往苏联就读的大学叫做列宁格勒乌里扬诺夫（列宁）电工学院，分到了电物理系，这里虽然有从事电子光学的学者，但主要是搞强流和超高频电子光学。学术导师看到周对阅读的学术论文提出中肯的意见，并有新的创意，知道他的学术潜力，对他刮目相看。但导师的专业是行波管电子光学。半年后须确定选题时，导师竭力劝其协助搞超高频电子光学，要说这一课题在20世纪60年代初是很时髦的。这就让周犹豫：跟导师合作，按他的思路，拿个学位没有问题，但要改变出国时的志愿，学成回国短期内也派不上用场；不跟着导师走，便没有人指导，一切靠自己，而且学位还不保险。这时他想起系和学校对他的期望和要求：你的任务就是要攻克夜视器件的电子光学理论与设计。度过难熬的几个不眠之夜，辗转反侧思虑再三，他觉得不应该改变原定的方向，决心要自己闯出一条路子来，实现自己对学校的承诺！他把最终选择报告了导师，同时表达了歉意。导师当然有点不太高兴，也坦诚地说了：“这样，我无法帮助你。”（直到学位论文脱稿，师生之间再也没有讨论过学术问题）。就这样，周立伟把个人的兴趣同祖国的需要结合在一起，或许就算是立下宏志吧，但以电子光学作为起点的科学生涯从一开始，他就步入了一条布满荆棘充满艰辛的求索之路。他清醒地认识到，走上这条艰难曲折的道路，是不会轻易获得成功的；只有靠自己奋斗和拼搏，不断克服前进道路上的重重困难，才能获得成功。那段日子里，周立伟的主要时间和精力都是从实验室到寝室，在列宁格勒谢德林图书馆和苏联科学院图书馆这个圆圈里度过的。特别是早去晚归泡图书馆，中午困了，就趴在桌子上打一个盹。怀揣目标，自由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读书、笔记、探索、研究、思考，看似生活单调枯燥，但周立伟内心却很充实。

在远离祖国的校园里，在夜深寂静的实验室和图书馆里，周立伟找到了灵感，立下了宏愿，一定要在静电聚焦同心球系统的电子光学和阴极透镜的像差理论上有所突破。他胸中满怀青年学子燃烧的激情，下定决心，一定要攻克第一个科研目标。

1966年4月底，列宁格勒电工学院学术委员会以22票全票通过周立伟物理数学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5月初，待他回到母校——北京工业学院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让人触目惊心；“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让人乱了方寸。周立伟战战兢兢，小心翼翼地参加学校的运动。庆幸自己刚回学校，没有任何职务，就没有受到大的冲击。1972年干校劳动锻炼回校后，周立伟一方面继续主持夜视技术教研室工作，另一方面，按原兵器工业部要求带领一个研究组参加了国内微光夜视技术的攻关会战，与方二伦、冯炽焘等同事一起研究变像管和像增强器的电子光学系统计算与设计，取得了可喜成果。西安应用化学研究所成为他们研究这一成果的孵化器，更有意义的是，科学研究给他们创造机会，不仅圆满完成了任务，又远离“革命的漩涡和风暴”。他们合作的项目后来还获得了全国科学大会奖，令人欣喜若狂！

由于周立伟在科学研究上崭露头角，1973年和1974年，他两次被派往荷兰和英国考察夜视和像增强器技术。回国后撰写了出国参观考察报告，对比中国与欧洲的巨大差距，他言辞恳切言之凿凿地向有关领导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促成了第一代像增强器技术的引进。

1977年，周立伟出版了《夜视器件电子光学》教材，并开始研究同心球电磁聚焦系统的电子光学问题，这是把在苏联时的研究由静电聚焦扩展到电磁聚焦领域。而通过这10年间的酝酿思辨与实验求证，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因此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1978年初，从英国发来了两封邀请信，邀请周立伟到伦敦参加两个国际会议并宣读论文。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组团出国手续非常复杂，常与政治挂钩。这绝不是开玩笑的事情，当时谁都害怕有人出国若一走了之，政治影响实在太坏了。最后由中央分管领导王震同志签发，中央政治局五位常委画圈，才批准兵器工业部和电子工业部联合组团，由周立伟率团出国参加国际会议。而更为戏剧的是，在伦敦光电成像器件国际会议上，周立伟与美国一位教授的研究方向非常接近，俩人先后在会上作了报告，但会议论文集《Advances in Electronics and Electron Physics》（电子学与电子物理学的进展）仅收录了周立伟的论文“同心球电磁聚焦系统的电子光学”。回国不久周立伟还收到这位美国同行的热情来函，邀请进行科学合作。在今天看来是一件很正常的科研合作事项，原本没有什么了不起，那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开不久，出国报批手续依然十分繁琐，从那时起，周立伟就不仅是在母校，可以说是在国内兵器系统和光电科学界都有一点小名气啦！1980年10月，他又作为中国科协第二届访美代表团成员与孟昭英教授等到美国访问。

如果说，文革的动乱，对封资修的批判，难免给知识分子带来迷惘和不知所措。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迎来了科学的春天，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给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翻开了一页又一页全新的史册。周立伟不仅感觉到有用不完的干劲，还想把过去损失的时间夺回来；加之步入中年，知识的积累，经验的沉淀，精力的充沛，思想的活跃，都具备了跨越科学高地的基本要件。再对比欧美国家，总觉得自己应当为国家做些更多更大的事情。访美归来那几年，围绕自己的研究领域，冒出种种想法在脑海中翻滚，包括青年时代以来思考过的种种问题不停地叩击心扉，周立伟扪心自问：要当好学术的领头羊呀！从而产生一种对科学研究抑制不住的冲动和创造性劳动的渴望。

经过脑海里的升腾、过滤、筛选、梳理，周立伟于1982年把自己研究领域中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棘手难点整理成10个问题，撰写出《成像系统电子光学若干问题的探讨》一文。这种条理化的自问自答形式蛮好，一个个问题就像一只只调皮的小鸟在眼前不停晃悠，还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敦促自己加倍努力，想方设法捕获到手，否则真有点寝食难安的滋味。连续不断的探索，锲而不舍的追求，到上世纪90年代初，周立伟和他的好友方二伦与自己的研究生一道把这10个难题都解决了。让他颇感意外的是，其中“宽电子束聚焦理论与设计”研究成果荣获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993年，围绕这一新兴的科研成果，周立伟出版了自己的学术专著《宽束电子光学》。这本专著的问世，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不仅荣获1994年第八届中国图书奖，还荣获1995年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图书奖一等奖和第二届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美、英、法、荷、俄、德、日等国12位与我国20位电子光学和光电领域的专家、教授均给予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一部具有科学性、创新性与系统性的著作，纷纷来函希望该专著能译成英文或俄文出版……1994年再接再厉，他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选集：《宽电子束聚焦与成像——周立伟电子光学学术论文选》。1995-1996年，“像管优化设计及ODESI软件包”研究成果再次荣获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1999年，周立伟顺理成章地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周立伟荣幸地当选为俄罗斯联邦工程科学院外籍院士。同年10月，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俄罗斯科学院普罗霍洛夫院士在祝贺当选的贺信中赞扬道:“您是您自己的科学学派的创立者”。让俄罗斯人高看一眼，的确是不容易不简单啊！

回眸一笑，尽管曾经举步维艰，周立伟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勇于探索勇于进取，度过了许多险滩暗礁的难关，熬过了不少披星戴月之夜。跨入新世纪前夕，成了周立伟丰收的季节，凝结着他汗水和心血的成果喷涌而出，成就了他在宽束电子光学领域的显著地位，成为赫赫有名的科学家之一，成为一位功成名就的杰出专家，毋庸置疑！

传承成就优秀教授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在对周立伟祝寿《贺信》中还说：“您教书育人、为人师表，培养了众多高素质人才。”“您敬业奉献的高尚品德，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是我国工程科技界的楷模和学习的榜样。”

这无疑就是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周立伟毕生热爱教育事业如今步入髦耋之年的工作总结。

但他是怎样迎来送往一批又一批学生，让他们成为由此及彼的高素质人才，也有一个轨迹脉动过程。尊师重教，治学严谨，继承传统，德学双馨，是周老长期任教重要的立身之基。

大学毕业留校任教，这是可望不可求的美事，可能除了家庭出身、个人成份、工厂经历等政治条件外，勤奋学习给学院留下了深刻印象。周立伟很喜欢教书育人这种高尚的职业，虽然那时没有“人类灵魂工程师”一说，但毕竟生活在东方文化国度里，一代先贤孔子孟子对教育的尊崇和献身，韩愈《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他早就刻骨铭心。更有耳濡目染之处，就是一茬接一茬地全遇上了难以忘怀的学校和值得敬重的师长，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明灯，成为他当好教师最好的楷模。

周立伟的少年时代是在沦陷的上海看着日本鬼子耀武扬威中度过的。小学的老师们虽然没有直接教导孩子们怎么去打击日本侵略者，但给他们讲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苏武、史可法、郑成功的故事，唱“满江红”、“苏武牧羊”等歌曲，教导他们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虽然是小孩子，但心中充满着对日本侵略者的无比仇恨，都知道当“汉奸”和“卖国贼”最可耻，做人要有气节要有正义的浅显道理，深深植根在幼小的心灵。待周立伟长大后，才理解小学老师们的良苦用心，知道了作为一个教师肩负的责任：教师不仅是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者，更重要的应是人文精神的传递者。

进入上海浦东的高桥中学，快活时光，童趣多多；周立伟对潘鼐老师记忆犹新——俊美飘逸，温文尔雅，博学多才，文理兼通，简直就是当今的“高富帅”，因此成为同学少年之偶像。周立伟对他也非常倾慕崇拜，常追随左右，几乎就叫“粉丝”了；想到问题就问，有问必答，亦师亦兄，教诲有加，使少年周立伟受益匪浅，除科学知识有长进外，还明白了不少做人的道理。周立伟一直惦记着他，大约8年前，他有幸找到了自己中学时代的潘鼐老师—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看到老师编著的大作在出版资金上的困难，他立刻出资，使老师主编的《彩图本中国古天文仪器史》得以完美出版。

在国立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已彰显青春活力，但正是社会大动荡年代。人生尚处迷惘困惑阶段，目标盯住“养家糊口”，注重专心学习，政治觉悟不高。但在地下党和外围组织的同学们的引导下开始接受进步思想，也阅读了不少进步书籍，作者如鲁迅、巴金、茅盾、郭沫若等。

作为调干生，周立伟于1953年10月考入北京工业学院（现北京理工大学）。在这里，他不断追求思想进步，经党组织的培养教育，1956年1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立誓要把报恩思想提高到阶级觉悟的认识高度，做党的一名忠诚战士，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在校五年，他总觉得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一方面勤奋学习，成绩也算优秀；一方面拼命工作，因为不仅是党员，还先后担任过团支委和班长等学生职务。

大学毕业留校任教，即迈上人民教师岗位。一开始，周立伟在连铜淑主任的教研室工作过，也曾当过马士修教授的助教。两位先生都给他很大的关怀和帮助，他们的治学方法给这位青年教师很多启迪。

1962年11月，周立伟被派往苏联留学，在列宁格勒三年半的学习生活是难以忘怀的。由于坚持完成留学任务，跟导师的研究专业方向不同，虽然导师表明态度不便帮他，但也没有坑他；没齿难忘的是教研室主任茹里叶教授，不仅全心全意帮他，还不求半点回报。

茹里叶教授是苏联电子学界的一位学术权威，功勋科学家。他是苏联藉犹太人，苏共党员，非常正直，慈祥又严厉。但他对学习成绩优秀的周立伟十分友好，时不时来关切地问问他有什么新的想法，学习有什么新的进展（此时中苏关系破裂，师生之间从来不谈中苏分歧等政治话题）。1966年初，当周立伟的学位论文工作基本结束，对自己的研究自问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结论，可进行学位论文答辩。然而时间非常紧，必须在5月13日前结束即留学期满一天也不能延长。但事情一大堆：论文要打印，图表要拍照，摘要付印并邮寄100份到苏联高等院校和研究所，论文答辩的16张挂图要找描图员描，学术论文要发表还要在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答辩的时间、地点须提前一个月在列宁格勒晚报上刊登，还要找两位同行专家写评议书。让人着急呀！找到导师求助，他胆儿很小，中苏论战使他不知所措，便推说没有权力很难帮忙，让直接找茹里叶教授。茹里叶教授当时是室主任非常的忙。当时他心中很惶惑，只要其中一个坎迈不过，就只能放弃学位论文答辩，那将成为终生遗憾的事。周立伟心急火燎地找到茹里叶教授，汇报了学位论文的主要内容，以及答辩前的诸多事项。茹里叶很冷静，说：“现在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解决吧。”他满口应承接连写了几张便条和申请单：给学术委员会秘书，给印刷厂，给外办叫他们找打字员、描图员、摄影技师，统统帮忙干事。最后谈到发表论文和学术会议宣读论文。教授爽朗地笑笑，这有何难？立即给某杂志编委写了便条，要他们抓紧刊登出来；至于宣读论文，他说他正在主持纪念波波夫的一个学术讨论会好办。周立伟坦诚地说自己的主题可能与之不太一致。他说，怎么不一致？这有何难！教授拿过论文摘要，在前言上加了一段，就把论文内容与他的会议主题联系起来了。一个小时不到，原来杂乱无序无从下手的一系列问题全都解决了。那天晚上，让周立伟轻松了许多，却又彻夜难眠，他想了很久，茹里叶教授帮了大忙，值得感动感激；而教授给人的感觉，这一切都是应该做的；帮助一个上进有为的青年是他的职责和义务，不管两国之间交恶如何，也不期待什么报答。那晚，周立伟就暗暗立下誓言，如果自己有朝一日当了教研室主任或有更高的学术地位，一定要像茹里叶教授那样努力帮助上进有为的青年学子，要善待学生啊！最后这段学生经历，进一步加深了周立伟对教师职业的理解：教师是帮助学生成长，高尚的教师总是希望学生超过自己而并非期盼报答的人。

1966年5月，当周立伟回到母校不久，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拉开序幕，学校停课了，红卫兵运动席卷全校，当权派和有学问的老师被批斗游街无一幸免。有一次，当看到系主任马士修教授挨斗时，不禁联想20年后那时挨斗的人或许就是我周立伟，心中不免泛起几分悲哀和无奈愁绪。但认真地想，既然是教师，这就是自己的岗位，无论将来的命运怎样，也不应该擅离自己的岗位。周立伟那时就默默地告诫了自己。

受文革不良气候的冲击，稀里糊涂过了几年。1972年干校劳动锻炼结束回校后，工宣队安排周立伟继续主持夜视技术教研室工作，同时给工农兵学员上课，这是求之不得的快活事。因为有课上了，可以不参加或少参加大批判，有些活动可以找借口请假不去了。尽管工农兵学员基础较差，但他们很珍惜这个学习机会，教师们也很认真。那时教材奇缺，周立伟抓紧把自己在苏联留学的学位论文编写成《变像管与像增强器电子光学》教材教学生们。

1977年起，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学生进入大学了。学生们特别勤奋，当老师的也十分欣慰。周立伟除了给大学生上课外，还开始带硕士研究生。1980年春节，当国务院公布学位条例时，他欣喜若狂地写了一份“关于研究生学习与学位论文工作的札记”提交校学术委员会，谈自己培养研究生的亲身体会，供全校研究生指导教师参考。1983年，周立伟被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4年7月，又被国家教委特批为教授。

在教学工作中，周立伟树立了“热爱祖国，忠诚教育，献身科学，勤于钻研，勇于创新，追求卓越”的信条，教导学生们在“做学问中学做人，做人中学做学问”。他一直把“为祖国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优秀高科技人才”视作光荣职责，努力关心年轻一代学者的成长，尽力为他们的脱颖而出创造条件。周立伟热爱自己的学生，更把研究生看作是自己的子弟，尽一切可能把自己的学识传授给他们，但从不放松对学生的严格要求。这些年来，他所带出来的50余名博士和硕士，无论是学术素质或是思想品质都是很不错的。其中不少人已成长为教授、研究员、副教授、高级工程师，成为院校和研究所的优秀教学、科技骨干和领导成员，如博士生导师、系主任、总工程师、所长、副院长、副所长等比比皆是。

周立伟的大半生都是在北京理工大学度过的。由于在教育战线的无私奉献，党和人民也给了他很多的荣誉。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996年被评为“全国兵器工业先进工作者”，1999年被授予北京理工大学“师德标兵”，2001年被评为“北京市高校系统优秀共产党员”，2004年荣获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名师奖”。

1998年，周立伟出版了《一个指导教师的札记》，这是他指导研究生20余年的实践写下的有关科学培养方法的札记，从学习与研究过程中的科学方法、学习方法、治学和思想方法以及科学论文写作方法方面叙述了自己的认识和体会，在学术界得到了很好的反响和评价。2008年，据此增订出版了《科学研究的途径——一个指导教师的札记》；2005年，他主编的《目标探测与识别》一书荣获第三届国防科技工业优秀图书奖。

每每提及在教育战线的累累硕果，周老却很谦逊地说：“教师的职业具有传承性，是老师们的教诲和培养使我成长为一名人民教师。”“我的老师马士修、于美文、连铜淑、李德熊、严沛然、樊大钧、马志清、李振沂先生等，言传身教，既传授业务知识和科学研究方法，又以他们自己对事业的追求和奉献，激发学生们为报效祖国努力学习的事业心。”“老师们对祖国科教事业的献身精神、严肃认真的治学、严谨求索的学风以及百折不挠的韧劲深深感染了我。我是以他们作为榜样对待教学与科学研究，对待自己的学生们。当我从我的老师手中接过了棒，我理所当然地应该把接力棒传递下去！”

良心造就真实善人

在文革期间，周立伟就获得了“周善人”的外号。顾名思义，“善”，是善良，蕴涵真善美，好心肠也。这个外号源自喜欢他的人，他们说他总是以善心度人、好心待人，遇事总是往好处着想。后来不喜欢他的人也这样叫，不过语气里是在善字上打了引号，含有所谓与讽刺的意味。当年以他为主角的大字报上这样写着：周立伟，周“善”人，究竟对谁善？对阶级敌人善。但随之就有人在上面写了批语反驳道：“善人总比你们恶人好！”

这无疑就是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教授周立伟毕生凭良心坦荡做人如今步入髦耋之年的人生总结。

周立伟，八十高龄，身体硬朗，精神矍铄，才思敏捷。他不仅见证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也看到内战带来的动荡不安，既高兴地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又经历了建国初期的种种运动，多少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影响，导致自己曾经迷惘困顿。作为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曾游学欧美，痛感中国科技水平的落后；又赶上改革开放年代，奋起直追，为国家的科技水平大提升和高等教育的大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贡献。在这种不平凡的人生经历中，他始终坚守东方文化的优良传统，保持着一个平凡人的心态，凭借良知良心，敢于自责担当，做人真实自我，牢记感恩回报，是周老立足社会重要的做人之本。

周立伟幼年在家就清楚地知道，父亲学徒出师后帮药店，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打工仔，母亲是家庭妇女，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十分低下。由于父母亲疼爱，他并没有受到什么饥寒交迫，哪怕前有姐姐，后有弟弟，也从未干过家务活。父亲仅小学四年级文化，母亲不识字，但他们总希望自己的孩子多读书，而且对孩子们的教育很讲究很严格。

周立伟还有一个颇有点知识的干外婆，她和父母亲一样，教导孩子都是一些传统的朴素做人道理，如尊重长辈，待人要有礼貌；要帮助他人，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人穷志不短，绝对不偷不摸；不说谎，不骗人；老老实实做人，认认真真做事……。长辈为人正直善良，乐于助人，为晚辈树立了良好榜样。幼年时代的经历既使他深切感受亡国之痛苦，家庭和老师的教育更使他养成了努力上进、刻苦学习、待人善良的高尚品德。

回想大学期间，正逢整风鸣放，记得有一天，他最要好的同学，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老杜在专心画图，主持人便点名要他发言，他站起来随便放了两炮，批评会议太多和进城后某些干部抛弃妻子另找新欢的现象。不久反右开始，便说他的发言是反党言论，要组织批判。当时周立伟非常震惊！老杜解放前在四川加入地下党，政治上很坚定。他是自己在上海复旦大学干部补习班的同学，又一块作为调干生到北京

上学的同桌。平时非常

钦佩他学习的毅力并且相信他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便为他辩解。但老杜不久仍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他自己受到的处分在党员中最轻，仅延长预备期半年。

往事已逝，时光不可逆转，然记忆仍留在心中。回顾这一段历史，周老依然感到遗憾和悲哀，他觉得当时自己人微言轻，随波逐流，没有挺身出来仗义执言，实际是明哲保身，为自己没有对受冤屈的同学伸出援助之手感到羞愧。

1968年春天为躲避学校武斗，周立伟跑回上海老家。那时工资也没有，每天早晨徒步到南京路上海图书馆读书，翻译自己的学位论文，拿着母亲给的钱吃午饭。当时情绪十分低落，是父母亲的劝慰和无私的爱，才使自己走出困境。

周立伟在驻马店干校期间，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深深感到农民的质朴和善良。他不想把业务都丢了，在空闲时偷偷地读英文辞典背诵单词，后来被批评不安心扎根农村。他坦荡承认还想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报效国家。尽管这样，他和同事仍然每天清晨乐呵呵地骑自行车上马路捡马粪，到学校厕所掏大粪，没有鄙视劳动。

在复课闹革命期间，周立伟主持夜视技术教研室工作。当时校内有两位被视为“反动学术权威”的老教授被赶出自己的教研室，身临困境，无人理睬，他便想方设法把他们请到教研室工作，有人便戏称周的教研室是“牛鬼蛇神”的避风港。在全系大会上，周立伟拿出证据说明老主任马士修教授在北平沦陷期间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解放前夕虽然接到留法母校的邀请而坚决留下，是一位爱国知识分子。他竭尽全力保护系内的一些教师和同事。当有位老师被指有反对毛主席的所谓罪行时，周立伟通过调查证明这完全是诬陷；当工宣队要对本室一位同事采取措施办学习班时（实际是隔离），他极力为之辩解，回教研室后立刻给他放假，令其回沪探亲一走了之；当有位老师因所谓516罪行挨打时，他竭力劝阻，并为之买药治疗创伤；在干校时他和一位教师与某领导据理力争，坚决不同意把所谓“支持516扩大化”的罪名强加到本室一位党员头上。周立伟觉得，当时敢于这样做，只是凭着自己的本能和良知，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父母亲和老师的教诲。

1976年是祖国多事之秋的一年。年初周总理逝世，周立伟当时觉得天要坍塌了，在课堂上号啕大哭。接着，天安门“四五”事件、邓小平同志下台、朱德元帅逝世、唐山大地震，直到毛主席逝世，无一不是对共和国的致命打击，令他悲痛万分，心情沉重。

1976年10月初，当得知“四人帮”垮台的消息，周立伟立刻告诉中央民族学院的好友吕大吉，两人相聚举杯同庆，喜悦之情难以言表。他还接连三天徒步参与游行到天安门庆祝这一伟大胜利。这时他深深感觉到：“中国有救了！”

1978年秋，从英国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回国后，兵器工业部外办负责组团的同志很高兴，周立伟平安地回来，还为祖国争得了一点荣誉。这时人家才实话实说：你们的系主任李振沂对你真好！当时我们真怕你跑了，是李主任竭力推荐并为你打保票，你才出了国。其实，“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儿时就懂得的做人道理；何况周立伟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一样，拳拳之心日月可鉴，最担忧的是报国无门啊！

1979年初，一位英国夜视技术专家来校访问，刚下飞机就向严沛然副校长要求，携夫人到周立伟家做客。他家实在没有办法待客，也没有办法推辞，只好借用邻居（工人）家的两室一厅接待。那时他家，晚上孩子们做功课占了桌子，自己只好在衣柜上趴着写东西，脚都伸不开。1984年4月，因被评上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工资连升三级，生活条件才大大改善。

同那个年代成长起来的青年一样，周立伟并没有想过要当一名教授、博导、首席专家、工程院院士，但从那时起，报效祖国之心一直未变，愿在科学教育事业领域做出一番成就的志向一直未变。到今天取得了一些斐然业绩，他仍然常怀感恩之心，认为主要还是靠党和国家的培养，老师的教育和栽培，也与父母亲和家庭的支持分不开。周老说，自己的研究一直得到原兵器工业部现兵器工业总公司和兵器装备总公司、国家人事部、教育部、原国防科工委、工信部、航天科工集团总公司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方面的关怀和支持。校内外的老师和同行专家们，国内外友人们，也给予很多支持和帮助。回顾到这里，他特别提到王大珩、母国光和金国藩院士，无论对其母校的光学工程学科建设，或者对其本人，都给了不尽的关怀和无私的帮助。还有与电子学界前辈孟昭英院士一起赴美考察，通过他介绍有幸认识了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吴健雄、查尔斯·汤斯教授等科学大师，还鼓励他申报中国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候选人；逝者已去，诲人不倦的音容笑貌仍不时在眼前晃动……

怎样对自己的漫长人生做个点评？周老想了想说到，除了文革期间，有时表露出灰心丧气和悲观迷茫的情绪外，长期以来，自己的人生态度是积极的。概括来讲，一是自己还是有点志气，一定要攻下宽束电子光学这个碉堡，建立中国的学派理论体系。二是自己坚持研究的正是国家迫切需要的，具有较大的科学价值和实际意义。要在宽束电子光学上闯出一条路，这个目标始终召唤着自己锲而不舍地努力，这叫做坚守信念信仰。

真实的周立伟就是这样，正由于把个人的理想和兴趣与祖国的需要和时代的追求紧密结合起来，以“感恩”和“奉献”作为人生成长的横竖坐标，并在时空舞台中不断调适自己，这样才能踩踏出响亮节拍，才能发挥出最大潜能，才能书写出不悔人生！

举步髦耋之年，周老已深切地感受到，人生最大的快乐是在科学道路上有所创造！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感到人民需要你！他说，虽然现在的思维比不上从前了，但仍乐意在科学的道路上，蹒跚地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