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功过谁人评说？

陆发春

（作者为安徽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导，安徽大学胡适研究中心秘书长）

毛泽东对胡适的历史贡献是了解的

2012年2月24日是胡适五十载冥诞，刚刚过去的2011年是胡适诞辰120周年，也是辛亥革命一百年。作为历经清朝、民国两个政权的人，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恰恰是胡适参与中国社会改革的逻辑起点。胡适最早参与的社会运动就是辛亥期间编辑《竟业旬报》，主张反清和改良中国社会，1911-1912年又是最早一位在美国报刊发表文章，为新生的共和政权辩护的海外的青年中国学者。胡适去世50年了，我们再来回顾这位历史人物的贡献和影响，可以述说的有很多,每位学者的看法或有不同，窃以为就其人生的历史贡献，起码有几个层面不能忘记：

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一大贡献，是他倡导“白话文学正宗论”。1915年洪宪帝制复辟，也就是在那一年，蔡锷等反袁军起，中国政治格局大变动，最后袁氏中华帝国成黄粱美梦，蔡锷等成为民国初期扭转历史枢纽的关键人物。过去我们习惯由政治层面论衡人物。在我看来，1915年，蔡锷等反袁世凯的贡献是政治上去旧，而胡适、陈独秀的贡献是文化上启新。新文化运动何时开始的，学界有不同说法，有说1917年，也有说1919年五四开始算起，我比较赞成1915年说。那一年两个安徽人，在太平洋的东西两岸做了一件主旨同一的事，陈独秀办《青年》（新青年）杂志，胡适在留学地美国开始探讨中国文学改良问题，倡导白话文学正宗论，进而引发新文化运动的勃兴。

毛泽东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过，延安时期他曾对采访的美国记者斯诺说过，胡适是对他早年有很大影响的一位人物。事实也是如此，毛泽东在湖南办自修大学，成立问题研究会，办白话文的杂志《湘江评论》等，都得到过胡适的鼓励、支持。毛泽东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之一，也是受新文化启蒙哺育成长起来的第一批新式知识分子；他对胡适的历史贡献是了解的。

换句话说，毛泽东生前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一直强调要建立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如果我们抛开政治歧异，由其本义讲，胡适倡导白话文学革命以及以白话文学为基础的新文学新文化建设，可能是最符合毛提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建设要求。文言文二千多年不能在中国大众之中普及，大众化从何而来？没有大众听得懂、看得明白、说得流畅的便利文章，科学知识也不容易传播和普及；民族性不是狭隘的民粹，也要建构在科学的文明的基础之上。而民族的文明提升，有赖于文化的普及，白话文是适合大众普及的最良善的文化工具。而众所周知，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最好！

胡适的历史贡献可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大体上学界都有认同，可以把它概括为：既有新文化兴起阶段的倡导之功，又有新文化成长过程中驱动引擎之力。胡适既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指导者，又是开拓新文化事业忠实的践行人。就此事来论，我想借用唐代诗词家温庭筠《江南词》改述：“过尽千帆皆不是，世上流行白话文！”中国言文不一的历史得以改写，适合大众的白话文流行，民国时期以白话文为基础，革新后成为国语，1949年后我们建设现代汉语，总而言之，白话文流行了近百年了，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未来，白话文还将是我们大众便利使用的表情达意的最好工具。新文化时期倡导白话文运动，胡适的功劳甚大，对现代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和文化生活的转变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胡适

唐德刚认为胡适是一位对中国文化起到栋梁作用的历史人物

胡适是一位思想家，对近代中国思想界是有贡献的。胡适的思想超越了狭隘的地域或国情论者局限，更富有世界性。我们要细数他对国家的倾情付出有很多，如果说，提倡“白话文学正宗论”，推动播种新文化，驱动中国文艺复兴事业，矢志一点一滴改良民国时期贪腐、疾病、贫穷的中国社会，是他与大多数中国人共同的理想追求；那么立场坚定地公开提出，中国要“充分世界化（现代化）”，无疑是他的一个不可不说的思想奉献，也是20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社会向世界开放实践证明了的正确发展路径。

让我们细致品味一下胡适说的话对今天的中国是否还有价值：“一个民族也和个人一样，最肯学人的时代就是那个民族最伟大的时代；等到他不肯学人的时候，他的盛世已过去了，他已走上衰老僵化的时期了。我们中国民族最伟大的时代，正是我们最肯模仿四邻的时代：从汉到唐宋，一切建筑、绘画、雕刻、音乐、宗教、思想、算学、天文、工艺，哪一件里没有模仿外国的重要成分？佛教和他带来的美术建筑，不用说了。从汉朝到今日，我们的历法改革，无一次不是采用外国的新法；最近三百年的历法是完全学西洋的，更不用说了。到了我们不肯学人家的好处的时候，我们的文化也就不进步了。”

这是胡适1934年6月在一篇《信心与反省》文章中对中国历史提出反思、对现实中国提出愿景的一段话。他对中国必须迈入全球化时代有着较早预知，主张学习先进，学习西方，中国要融入全球化文明步伐，为此不惜世人加在己身的非议和误解。

中国融入全球化历史进程，充满了历史的沧桑；它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艰苦努力下逐渐实现的。近代以来，中国被动地开始了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向西方学习，向西方寻求真理，是在古老的东方文明大国与西方文化激烈的冲撞中逐渐达成的进步观念。提出学习西方，最早的不是胡适。林则徐、徐继畲一辈已经主张睁眼看世界，李鸿章、郭嵩焘等洋务派虽败却足以殷鉴后世的学西方实践。康有为、严复、孙中山等一批先进人士，都是在时代的激烈论争中，努力坚持向西方学习的方向，被毛泽东看作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代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但是民国成立后，中国的社会政治局面在北洋政府统治下坠入黑暗，复古思潮与西化的论争，在新的形势下更加激烈。胡适等新文化领袖人物，站到了时代的前列，以一以贯之的态度倡导学习西方，立场坚定地主张中国要世界化（现代化），当时作为一个学者的胡适年龄不过30岁左右。

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那个时段，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等近代思想文化界大佬们都依然占据着历史的舞台。康有为是著名的保皇党人，醉心孔学；以《天演论》影响国人观念的严复，却非议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文化革新；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困于社会政治失利，在思想文化上难以建树；梁启超撰写出版《欧游心影录》，认为欧洲的科学破产了，号召青年要请出孔子、老子、墨子三位大圣，打东方文明牌，去拯救大海那边的西方文明；年轻学者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以新鲜的文化多元论，反对西化论。是胡适立场坚定地告诉国人，将来中国科学化与民治化，“是无可疑的”。

他提出中国要一心一意接受西方新文明，而不是抗拒或有选择性的采纳 。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 ，亦即 “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或“全力的现代化”，指出中国学西方的目标就是充分的现代化；1930年代他严厉批评有国民党背景的十教授提出所谓“中国文化本位论”主张，大声疾呼现在的人说“折衷”，说“中国本位”都是空谈，此时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努力全盘接受这个新世界的新文明。回顾百年历史，我们发现，尽管胡适很多时候被误解为“全盘西化论”者，但是他所倡导的以西化即他心目中的“现代化”来改造中国文化，用“充分的世界化”再造中国新文明，基本路径没有错。胡适提出的文化惰性主义观念，对文化本质及其表现形态，有着非同一般的清醒认识。对这段历史，今天的国人在忧深思远的回味中或许不无心得。而我们也要历史地看待胡适坚定倡导的中国要充分的世界化，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观念主张。

胡适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历史影响，当然不能是胡适朋辈和弟子们戏台内的喝彩。说胡适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有影响的历史人物，是要证据的。对建国后社会政治运动了解的学者都知道，1950年代对胡适思想的批判，中科院等机构曾经分为九个批判小组从哲学、文学、史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领域予以最猛烈的抨击，涉及政治思想、杜威实验主义、哲学方法论、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文学理论、小说考证、民间文学研究、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史、禅宗史、考据学、教育思想、语言文字学等学科领域的重大主题，可见胡适一生涉及的思想文化和知识领域确实广泛。简单梳理下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思想文化史，我们发现胡适扮演主角或侧身其中的重大主题论争，就有共和和立宪制度、文言与白话文论争、问题与主义论争、无政府主义批判、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争、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论争、无神论与宗教问题论争、实验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传播、整理国故运动、中国社会史论争、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论争、新月时期人权运动论战、惟生论与新生活运动批判、联省自治运动与武力统一、民主与开明专制论争、自由主义与第三条道路等。有没有胡适，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思想文化史照样写得出；但可以想象，少了胡适，近代思想文化史也会少了些精彩的篇章。在此想引用已故著名华裔学者唐德刚先生的一段话。1991年，唐德刚先生在台湾胡适诞辰百年纪念的一次演讲中，曾尝试给胡适历史地位予以定位。他认为胡适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可以同文武周孔、诸子百家等文化大人物一起排队的百人之一，是与当下中国人最靠近的一位对中国文化起到栋梁作用的历史人物①。唐公的评价是否妥当，大家可以讨论。最近余英时先生评论胡适，“胡适在二十世纪以来中国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的确远在其他同辈学人之上”“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②。

胡适与蒋介石（右）在一起

胡适的言论曾让蒋介石夜不能寐

再简单说说胡适与近代中国政治的关系。对中外政治史有起码常识的人，都知道政治的基本涵义之一，就是“处理众人之事”。所以只要有社会人群的存在，政治就不可避免，也无法避开；对那些追求自由平等和人类真理的学者来说，议论和参与政治，也是正常社会的正常现象。那么在不正常的民国社会里，根据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议论和参与政治，也是积极的而非消极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位早年就成名的思想家，在二十世纪激荡的年代里，不可能绕开政治或者说自外于政治。胡适作为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一辈子主张民主与科学、自由和平等，反对专制独裁，反对暴力，强调社会渐进改良、理性、容忍、进步，在面对政治强人的时候亦能基本不改其政治主张。最新公布的《蒋介石日记》中关于胡适的记载和反映蒋氏内心的笔端评价，就值得回味，对学术界思考近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也有较好的启发：

安徽绩溪上庄胡适故居内胡适坐像

1958年4月10日，胡适回台湾就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典礼当天蒋介石与“副总统”陈诚到会祝贺并出席胡适主持的院士会议。据在现场的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吕实强《如歌的行板——回顾平生八十年》等记载，蒋介石莅临讲话，言论之中有两段话引起胡适当面顶撞。一是蒋氏先夸奖胡适学问和品德，话锋中却提到五四时期“打孔家店”旧事，说“那就是关于提倡打倒孔家店。当我年轻之时，也曾十分相信，不过随着年纪增长，阅历增多，才知道孔家店不应该被打倒，因为里面确有不少很有价值的东西”。胡适则正言回之：“承总统对我如此的称赞，我实在不敢当，在这里仍必须谢谢总统。不过对于打倒孔家店一事，恐怕总统是误会了我的意思。我所谓的打倒，是打倒孔家店的权威性、神秘性，世界任何的思想学说，凡是不允许人家怀疑的、批评的，我都要打倒。”③第二段话，蒋氏言论中诋毁大陆共产党政权之余，要胡适任院长后的中研院担负反共抗俄等政治任务：“因此，期望教育界、文化界与学术界人士，一致负起恢复并发扬我国固有文化与道德之责任。”在全场人员脸上神色已经为之凝固、情绪高度紧张的氛围中，胡适仍然出言反驳道，“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他指出中研院的责任是：“谈到我们的任务，我们不要相信总统十分好意夸奖我个人的那些话。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同有的。总统对我个人有偏私，对于自己的文化也有偏心，所以在他领导反共复国的任务立场上，他说话的分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这是他的热情所使然。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挑起反共复国的任务，我们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④

胡适不愿意人们误解他参与领导的五四时代文艺启蒙运动真谛所在，也不想蒋氏给“中研院”这样的学术单位派政治任务，用其胡适式淑世主义态度挡回。当天蒋介石为自己精心思考的推奖胡适和布置“中研院”目标任务的演讲辞被胡适顶撞，耿耿于怀，当场要拂袖而去，被陈诚拉住。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等资料让我们了解一件事：蒋氏当晚在日记写下一段大骂胡适文字：

“今天实为我平生所遭遇的第二次最大的横逆之举。第一次乃是民国十五年冬、十六年初在武汉受鲍尔廷宴会中之侮辱。而今天在中央研究院听胡适就职典礼中之答拜的侮辱，亦可说是求全之毁，我不知其人之狂妄荒谬至此，真是一狂人。今后又增我一次交友不易之经验。而我轻交过誉，待人过厚，反为人所轻侮，应切戒之。惟仍恐其心理病态已深，不久于人世为虑也。 十时，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参加院长就职典礼，致辞约半小时，闻胡答辞为憾，但对其仍礼遇不予计较……因胡事终日抑郁，服药后方可安眠。”⑤

上述蒋氏日记的记载，学者或有不同解读。窃以为在近代中国能找到一位学者的言论让最高统治者难堪下不了台，夜不能寐，吃了安眠药还睡不着；第二天还是吃了安眠药安睡不了，对胡适不爽和忌恨情绪维持一周难以消解，这样的历史场景近代中国实在不多。起码这段史料证明，胡适作为一位学者，有自己的独立意识。当胡适一辈前后学者还不能由自己的社会角色意识，自觉地认知如何与执政者相处时，胡适表现出的知识理性精神，已经超越了同辈们社会生活的认知时空，其实认识问题的时空差距，也正是大多数人难以望其项背的地方。所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批胡运动，那些说胡适是“蒋介石反动集团的忠实走狗”的人，往往是运动之中不能不说，要说也只能说得一时，多年后就不会再说，因为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胡适已刻在历史的年轮之上

去过安徽绩溪的人们都知道，此地邑小士多，代有闻人。名人多，自然名人故居多。胡适是由徽州走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也是最早用“徽骆驼”、“绩溪牛”等提炼徽文化精神的一位学者，他的文化遗产应该得到故乡人民的高度重视。2009年，笔者指导几位研究生去徽州作“当代徽州人对徽州文化的认同研究”课题研究时，意外发现不仅是现在人们重视徽派村落、建筑民居等物化的历史文化遗产，当下大多数徽州人，依然认同胡适与朱熹、戴震，认为他们都是代表徽州文化的符号式人物。因此，对胡适文化遗产的深度挖掘和研究，有其必要性，新世纪的中国应具有更宽大的胸怀和文化自信拥抱曾经飘落海外的徽州之子。

胡适已经故去半个世纪，早年所生活的绩溪故乡，物化的文化遗产物件，例如被修缮的故居已经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据媒介报道，2008年12月，在纪念胡适诞辰117周年学术座谈会上，绩溪本地的文化学者提出兴建“胡适纪念馆”建议。笔者认为，如果要建，还是要事先研究和规划好。例如现今绩溪上庄胡适故居的胡适白色半身坐像，两旁悬挂的蒋（介石）氏挽联——“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与胡适生前手书的“努力做徽骆驼”作楹匾搭配，多少有点差强人意。胡适是二十世纪中国在当时有贡献、对后世有大影响的学者，已经刻在历史的年轮之上，不需要家乡人再给他添加什么褒扬溢美之词。胡适的墓园在台湾南港“中研院”内，墓碑上的文字是做过北大图书馆馆长的学者毛子水撰写，那样的手笔眼下国中已难寻觅。蒋氏曾给胡适写的流传甚广的挽联，本为他人代拟。胡适去世当天，蒋介石日记以“胡适心脏病暴卒”、“胡适之死，在革命事业与民族复兴的建国思想言，乃除了障碍也”记录和恶贬，无悲意，有窃喜。这也是近代中国政治家对知识分子口是心非之一例。

窃以为，胡适的故乡人，或许在将来可能建筑的胡适坐像碑石上，刻录下胡适生前喜欢、也是他精心创译的罗伯特·勃朗宁一首诗《你总有爱我的一天》，可能更有意象。诗录如下：

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我能等着你的爱慢慢地长大。

你手里提的那把花，

不也是四月下的种，六月才开的吗？

我如今种下满心窝的种子，

至少总有一两粒生根发芽，

开的花是你不要采的，——

不是爱，也许是一点喜欢罢。

我坟前开的一朵紫罗兰，——

爱的遗迹，——你总会瞧他一眼；

你那一眼吗?抵得我千般苦恼了。

死算什么？你总有爱我的一天。

读过胡适著述和了解胡适人生经历的人们，口诵心惟，自有定评，褒善贬恶，自在人人，抑或是最好的文辞。

注释：

①唐德刚：《胡适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1991年12月台北耕莘文教院演讲。引见《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

②余英时：《胡适是20世纪影响力最大的思想家》，上海，《东方早报》2011-12-16。

③引自潘光哲：《胡适和蒋介石的“抬杠”》， 《随笔》，2008年第4期。

④胡颂平《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七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2665页。

⑤《蒋介石日记》手稿，1958年4月10日。引见陈红民等《差异何其大—台湾时代蒋介石与胡适对彼此间交往的记录》，《近代史研究》2011年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