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举足轻重的人物孔昭恺

王 鹏

（作者为北京市文化局副局长）

因工作的关系，我对孔昭恺的一生知道得更多些。他经历丰富，处事谨慎，敦厚敬业，在新记《大公报》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

孔昭恺1911年6月6日生于天津，笔名乐吾、心敏、德山等。他1924年毕业于天津如意庵小学，1928年夏毕业于天津河北省立第一中学，1928年9月1日考入天津《大公报》后，陆续在该报津馆、沪馆、汉馆、渝馆任练习生、编辑、记者、编辑主任、社评委员会委员、福利委员会主任、驻南京办事处主任；1953年上海《大公报》与天津《进步日报》合并在天津出版《大公报》后，他任副总编辑，1956年天津《大公报》迁到北京，仍任北京《大公报》副总编辑。“文革”期间，北京《大公报》被封门，从1974年7月开始，他的行政和工资关系转入北京市政协机关，继续“学习改造”；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他专职从事文史资料的编辑整理工作。此外，他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和副秘书长，著有《旧大公报坐科记》。他于1990年1月17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本文仅述孔昭恺一生的几个片断，作为对他的追思和怀念。

参与筹办汉口版《大公报》

孔昭恺与曹世瑛、吴砚农、章绳治、章东严、郝伯珍等考入《大公报》，他们是《大公报》公开招收的第一批经过考试入馆的练习生。

孔昭恺入报社后，首先是练习翻译电报。《大公报》每天收到很多新闻电报，多是驻在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等几个大城市的记者发来的。新闻电报经电报局送到报馆时都是阿拉伯数码，要按照电报局编的电码本翻译成汉字，随到随译。其所以不由电报局翻译，是怕电报局耽误时间或翻译误差。开始编译电报，他每译一个字要翻阅一次电码本，常用字一天不知要翻多少次。日积月累，他便记住了许多电码，一段百八十字的新闻稿，已不用翻阅电码本了。

孔昭恺

不久，《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1888—1941）给孔昭恺又安排了一些采访工作。他曾去过河南开封采访第十六届华北运动会，每天在下午七时前把写好的当天新闻稿自编成电码送到电报局，第二天天津《大公报》就有了运动会新闻，而天津其他报纸的消息都要迟《大公报》一天。这是他第一次赴外地采访大型活动，先前学习的电报编码也派上了用场。

1937年7月日寇既陷平津后，张季鸾和《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分析形势后认为，南京、上海就是日寇下一步的侵略目标，因此他们决定创办汉口版《大公报》。8月17日，孔昭恺和李清芳陪同张季鸾乘坐汽车，冒着敌人的炮火赶赴南京，再转乘火车到汉口。

汉口是长江沿岸的几个火炉城市之一，夏天奇热难耐，孔昭恺热得脸上生疮起大疱。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他和曹谷冰、许萱伯、李天织、赵恩源等同事在张季鸾的带领下，编辑部、经理部的业务什么都要干，不分昼夜地忙碌着。1937年9月18日汉口版《大公报》创刊了，孔昭恺主要协助张季鸾处理要闻版事务，从组稿、看稿，到标题、校对，全权负责。他每天晚间守候在编辑部，接听来自前方战地记者的电话，凌晨五时才能下班休息。

这一段是孔昭恺一生最为忙碌的时期之一，在接发新闻稿的同时，他也写了不少“短评”、“时评”，激昂的文字，精辟的分析，起到了鼓舞抗战将士的作用，受到读者们的称赞。

访问延安30天

1944年5月下旬，国统区组织了一个由二十余人参加的“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大公报》派孔昭恺参加。国民党长期封锁延安，使大后方民众听不到解放区的消息，尤其不知道延安的情况。

这个记者团在延安逗留了30天，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延安各方面的情况。在延安期间，孔昭恺先后采访（或见面）了中共领导人以及各方面要人，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叶剑英、林彪、高岗、谢觉哉、杨尚昆、徐向前、萧劲光、博古、吴玉章、成仿吾、王震、李鼎铭、刘景范以及文艺界的吴伯箫、艾青、丁玲、萧军、王实味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6月12日下午5时毛泽东接见全体团员，并发表谈话。孔昭恺回忆这次接见的情况，他说：

六月十二日在延安郊外×××的中共中央党部，中外记者团正式拜访毛泽东先生。在一间相当宽敞的大客厅里，毛先生与记者团会见。毛先生今年五十一岁，比过去所见的毛先生照相胖一些，同时也苍老一些，衣着朴素简单，深咖啡色毛织的制服，黑色皮鞋。他原籍湖南湘潭，乡音甚重。在握手寒暄之后，毛先生致辞，表示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

当晚8时，毛泽东在延安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宴会，欢迎“中外记者团”一行。入座之前，毛泽东让孔昭恺坐在首席，他当然不肯，谦逊不敢上座，经毛泽东一再坚持，他才非常不安地坐下。毛泽东还举杯对他说：“只有你们《大公报》拿我们共产党当人看。”话虽平常，却有千斤份量。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说，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大公报》曾长时间刊登范长江的通讯，介绍过红军长征以及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国统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二是《大公报》违抗国民党当局新闻检查机关的规定，在刊登本报记者采写的消息、通讯、标题和言论中，从不称共产党为“匪”，也不称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为“匪军”。第二天（即13日）上午，毛主席与“中外记者团”合影，又拉孔昭恺站在他的身边。

6月25日上午，周恩来在延安他住的窑洞与孔昭恺单独约谈，再次向他介绍了中共的一些主张和当前国共合作的形势，邓颖超亲自下厨料理备餐。午餐也是在周恩来夫妇居住的窑洞，一张小木桌，上面摆着几碟菜肴，3人分坐在三个小木凳上进餐，边吃边聊，气氛融洽。周恩来还提到自抗战以来，《大公报》的抗战言论（尤其是在抗日的相持阶段），对于鼓舞士气，确实起到积极作用。周恩来又讲，1941年5月在辩论“晋南战事问题”时，《大公报》很有气度（把意见相左的观点发表在自己的报纸上），全文刊载了他的来信，澄清了是非，事情原委大白于天下。

7月2日下午3时，毛泽东、周恩来再次会见记者团。记者们到中共中央党部时，正下大雨，毛泽东、周恩来在雨里等候客人的到来。此次会见持续了近8小时。孔昭恺再次回忆：

与毛先生、周恩来先生长时间谈话，所谈的问题很多很多，重庆商谈也包括在内。毛先生在商谈之初就声明这次商谈是非正式的，所以详情不便披露。那一次谈话将近八九(个小)时，毛先生有问必答，毫无倦容，他吸香烟几乎是不停的，深深地吸，缓缓地吐出来。在烟的喷雾里，他安详而深刻地解答各项问题，谈到有趣的地方，有时也哈哈大笑。

归来后的思考

7月18日，孔昭恺回到重庆，一头扎进编辑部写他的采访延安报告。他翻着厚厚的笔记本，回味着在延安的日日夜夜，如何把在延安看到的真实情况向读者报告，他反复琢磨，陷入了沉思。7月29日至8月6日，重庆《大公报》连续九天刊载他撰写的《西北纪行》长篇通讯，尤其是《中共十八集团军与陕甘宁边区》一文，专门介绍了陕甘宁边区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有些情况是独家的，大后方的读者从一份民间中立的报纸，真实地了解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共产党所领导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极大兴趣，消除了一些疑虑。在刊登孔昭恺通讯的同时，王芸生总编辑还撰写了题为《延安视察的感想》的社评，他强调要承认延安的进步和力量，并说：“这些进步与成绩毕竟是中国人干出来的，那就是中国一部分力量。”此后，重庆工商界和文艺界还分别邀请孔昭恺去报告延安的情况。

1984年夏，笔者有幸在北京市政协机关与孔昭恺见面，他又一次谈起昔日的延安之行，依然是兴奋不已。笔者作了认真的记录，他是这样回忆的：

1936年4月1日，《大公报》上海版创刊。图为王芸生(中)、李子宽(右一)、费彝民(右二)、段继达(左一)、孔昭恺(左二)

在延安、延长、安塞等地的参观中，最吸引我的是边区大生产运动取得成绩。红军到达陕北之前，陕北人民吃的是什么，我在参观时看到了实物，那是说是粮食而不像粮食的一堆堆黑乎乎的东西。我也看到了边区人民现在吃的，是有饭有菜，饭是黄米饭，很香，还能酿酒。在南泥湾看三五九旅垦荒生产，他们收获丰盛，有粮有菜，大冬瓜和小娃娃一般高，还养了猪。他们吃的饭是黄米饭，一个菜，这个菜里有青菜，还有猪肉、猪肝等。在延安的托儿所里，一个个小娃娃都是胖胖的，嘴巴红红的，像个大苹果。在中外记者团的住处，每天餐桌上有重庆很难见到的黄油，也是边区自己生产的。当时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包围封锁下的地方，在中共的领导下，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了不起！从主席到干部到战士，人人动手种地、纺线，解决衣食问题。延安上下那种艰苦奋斗的精神，我非常感动。回过头来看看重庆，蒋政权是那样的腐败无能，一团糟。我当时就佩服共产党，觉得共产党比国民党好，隐约还有‘谁好谁来干’的思想。

赴南京担要职

1946年5月5日，国民党中央总部和国民政府从重庆迁回南京，南京成为了全国的政治中心。当时，《大公报》总管理处已迁回上海，报馆不能距离政治中心太远，只好在南京设立了办事处，以采访全国性的重大新闻。驻南京的办事处主任到底派谁去？南京是国民政府的首都，中共在此也有办事处，政治上很敏感，胡政之、王芸生费了一番脑筋。最后，决定派老成持重的孔昭恺担任这个职务。

南京是孔昭恺的旧游之地，他曾于1935年春至1936年10月担任过《大公报》驻南京办事处记者，但这次不同了，他是去唱主角、挑大梁了。南京梅园新村，是中共办事处的所在地，也是新闻记者的采访热点之一。孔昭恺经常在此出入，结识了中共办事处的新闻发言人梅益和范长江，时时有独家新闻。1946年10月2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和第三方人士（包括胡政之）到达南京，与国民党谈判。孔昭恺集中办事处的全部人马（高集、高汾、王华宾、周榆瑞等），采访国共谈判的新闻。每日白天他不仅要亲自采访，且在晚间全神灌注地审看记者撰写的稿件，然后再发往上海。

周恩来在南京期间，又一次单独约见孔昭恺，陆定一在座。老朋友再次相见，都很高兴。孔对周回忆起了两年多前在延安受到的款待和感受，周向孔详解中共盼望和平解决国共之间矛盾的立场，强调挑起内战的原因，不在中共方面。

国民党特务机关把《大公报》驻南京办事处视为眼中钉，不时就去盘查，孔昭恺总是从容应对。有一次，他从《扫荡报》记者邹若军（此人是中共地下党）那里得到消息，特务已把同事高集、高汾列入黑名单，准备采取措施。他马上把二高安排到黄苗子家躲避，才得以脱险。

1947年2月，国共和谈破裂，国民党给在南京、重庆、北平的中共代表团下了“逐客令”，因此中共代表团于3月初撤离南京。在临行前，范长江找了一家饭馆邀孔昭恺餐叙。1935年5月范长江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的名义，到西北考察，连续写了21篇通讯，在该报显著位置刊登，引起各界读者的广泛兴趣，范也由此一举成名。这些通讯的责任编辑正是孔昭恺，这一点范长江是清楚的。此后，范当了该报的正式记者，他的许多战地通讯，特别是他在1937年2月初访问延安的长篇通讯，也同样是经孔之手誊写和编辑的。他们在聚餐时，范愉快地回忆起他在《大公报》两年多的记者经历和报社老前辈对他的栽培；他还半开玩笑的提起当年他的稿子字迹潦乱，多亏有孔的悉心抄写和编辑，再次表示感谢。范在饭桌上，又一次揭露了国民党假和谈、真内战的阴谋。临别时，他们一再道别，等待“光明”，后会有期。

上海解放前夕坚守报馆

1948年11月4日，王芸生把孔昭恺从南京叫到上海，住在王家。夜间，王芸生对他说：“张志让告诉我，毛泽东邀请我到北方去参加‘新政协’会议，叫我赶快离开上海。你就不要回南京了，留在上海照料编辑部的工作，掌握报纸的言论，等待上海解放。”孔昭恺用将信将疑的眼光注视着他，王进一步解释说：“我与张志让早就熟悉，他是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太雷的堂兄，一直同情中共和进步人士。抗战前夕，他是‘七君子’案的首席辩护律师。他所说的话，应该是靠得住的，不容怀疑。中共还答应解放后《大公报》不改名，继续出版。”孔昭恺点点头。第二天（即11月5日），王芸生就离开上海经台北转赴香港。王芸生这次是托词到台湾休假，其真实情况只有孔一人知晓。

自1948年11月5日王芸生离沪至1949年5月25日上海解放，共计201天，孔昭恺没有节假日，每天坚守在编辑部里，艰苦撑持，处乱不惊，护馆护报。这时他实际上是代行总编辑的职责。尽管有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陶希圣的多次点名批评，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和《中央日报》的恫吓，有国民党特务的胁迫，甚至特务头子方治曾威逼要封《大公报》的门。封报抓人，可以说每天都有这样的风险。在极为险恶的形势下，如何保住报社，渡过难关，迎接解放，就成为最严峻的考验，也是他最重要的任务。他和代理总经理曹谷冰、副总经理金诚夫一起，团结报馆同人，顶住各种压力，坚持不间断出报。夜晚，他常常和许君远、贺善徽等斟酌稿件、审看版面，并小心翼翼地斟酌新闻标题，煞费苦心。王芸生在香港《大公报》为迎接全国解放的进步言论，也是直接将稿件小样寄给孔昭恺，由他巧妙地安排在上海《大公报》上刊载，有力地配合了解放大军跨江南下，解放全国的伟大进程。

孔昭恺在上海履职坚守期间，还遇到了一个棘手难题。事情是这样的：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后，天津《大公报》停刊了。天津《大公报》一些同人用一种极左的方式批判《大公报》，2月27日天津《大公报》又改名为《进步日报》出版，与上海《大公报》总管理处中断了联系。天津《大公报》的停刊和改名出版，给上海《大公报》同人带来了一些心理影响，甚至在思想上引起误解，不少人思想迷茫，不知今后的出路何在？在这时，孔昭恺依然牢记王芸生临行前的嘱托，坚守岗位，毫不动摇。他心里明白《大公报》今后的去向，盼望着上海早日解放。他身体力行，安心工作，用平静、平和的心态，影响周边的人，其工作难度之大，可以想见。

1949年5月25日，孔昭恺终于盼到了上海解放，他撰写了一篇题为《迎上海解放》的社评，刊登在26日的上海《大公报》上。他在社评中盛赞解放军战士：

战事迫近市区之后，人民解放军没有向市区发炮，避免向市区射击，他们承当国民党的海陆空三面火力，将牺牲留给自己，把幸福带给人民。这种伟大英勇的精神，是中国历来军队所没有的，同时也反证了国民党反动军队是如何的凶残恶毒！这样的军队经过彻夜战斗，进入市区以后，鸡犬不惊，片物未扰，不进民房，不拉民夫，躺在路边休息，绝不随便接受人民慰劳……这样的战士，真是中华人民伟大的儿女，他们保持了并且发挥了中华人民伟大的品质，真令我们感激兴奋，我们欢呼万岁！

5月27日王芸生随解放大军回到上海，继续主持《大公报》的各项事务。在上海解放前夕，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大公报》一天没有停刊，上海解放后得以连续出版，继续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服务，孔昭恺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