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知识分子与乡村政治——关于刘醒龙《天行者》的阅读笔记

2012-11-24 05:43李鲁平
文艺论坛 2012年2期
关键词:民办教师村长校长

■ 李鲁平

《天行者》是刘醒龙以民办教师为题材的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出版后引起极大反响并获得茅盾文学奖。关于这部长篇的宏观的评论已经很多,因此,本文试图从技术的角度,从个人阅读体验的角度,来分析这部作品在艺术上的特色,发掘作品的艺术魅力,并最终与更多的人分享刘醒龙小说的创作经验。

一、民办教师与乡村政治

评论界一致认为《天行者》写的是民办教师,是一曲民办教师的悲歌。这样看《天行者》当然是可以的,但我们未尝不可以把它看作也是一部全面反映乡村政治生态的一部作品。至少在《天行者》中,我们可以从这几个侧面观察民办教师与乡村政治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

首先,民办教师的生存发展、乡村教育的生存与发展,一直伴随着民办教师、乡村学校与村长、村级组织的博弈。《天行者》第二部有一句话很有意味,“村长余实东山再起,邓有米说了一句酸酸的话:对付乡村政治老手,只能寄希望于对乡村政治一窍不通的民办教师”。在界岭,真正有思想、有头脑、有知识,也有胆量跟村长余实挑战的,当然是以余校长为代表的民办教师,绝大多数村民是不可能、也不会质疑或挑战余实的。因此,在这一博弈过程中,作为乡村知识分子的民办教师群体更多的充当着乡村社会的启蒙者、批评者,他们在乡村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例如,在村长的选举中,由于孙四海帮助叶泰安起草竞选演讲稿,由于孙四海、邓有米等教师把票投给了叶泰安,叶泰安终于在与余实的竞争中获胜。这是村长余实第一次被挤出乡村政治舞台。在小说第三部中,孙四海一方面由于自己没有足够的钱买回自己的工龄,从而转正;另一方面也是看不惯余实的霸道和自私,于是干脆自己站出来竞选村长,并赢得村民的拥护而当选村长,从而改变了余实长期在界岭作威作福的局面。当然,挑战余实权威的还有蓝飞。他在被余实打耳光之后,在课堂上向学生讲了一堂公民权利的课,教育学生在自己有选举权之后,一定要把左右乡村的村霸、村阀赶下舞台。这一课既然得到了包括村长儿子在内的全体学生的掌声,让村长余实从此心神不安。当然,蓝飞的这一启蒙在后来孙四海的竞选中便产生的效果,尽管很多学生还没有选举权,但他们都动员自己的父母勇敢地抛弃村霸。村长余实很清楚他可以打老师的耳光,但他主宰不了课堂,更主宰不了老师的教学和启蒙,当然更主宰不了老师在学生心中播下的种子。在历史上,乡村教师就被视为乡村知识分子。民办教师在历史上之所以经济上贫困,但在乡村社会中享有极高地位,我想正是因为他们承担的对乡村的启蒙、批判和质疑这一角色。这是村长无法取代的。

当然,乡村教师对乡村政治、乡村社会传统格局的挑战,也会付出巨大代价。《天行者》第三部中,余实希望孙四海不要参加竞选,许诺他可以让王小兰离婚,还许诺可以解决他转正的购买工龄的资金问题。但孙四海拒绝了。其代价是自己差点被伏击,紧接着王小兰被丈夫掐死。在孙四海即将当选村长,他和王小兰的地下爱情即将迎来新的可能的时候,村长余实走进了王小兰的家,余实的挑拨导致涉及两条人命的悲剧最终得以发生。王小兰的死说明乡村传统势力依然在乡村生活中保持着一定的力量。这使得乡村教师在乡村政治生活的角色具有强烈的悲剧性。

其次,村长、村集体组织,既需要民办教师和乡村教育的生存,又极力回避对民办教师和乡村教育的责任。民办教师工资被拖欠在历史上曾经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在《天行者》中,界岭小学的教师工资常常被拖欠一年甚至更长,但村长余实从来不认为自己应该解决这个问题,他采取的是拖、躲、耍赖等办法。乡村学校与村集体割舍不断的联系,不仅仅是教师工资和补助等依赖于村长和村集体,乡村学校的基础建设也依赖于村集体。在教室被巨石砸烂后,余校长等就为重建学校危房不断努力,几位教师不但拿出了自己工资、孙四海拿出了自己种植的茯苓、余校长甚至把自己过年的猪肉卖了拿出来付砌匠的工钱。与此同时,村长余实的态度就耐人寻味,他对维修校舍从不推卸责任,还主动找来村里的工匠、砌匠修房子,但从不在钱的事情上表态。余校长每次找村长要钱,村长要么搪塞、要么躲着不见、要么放狗咬人。最后躲不过了,他声称要出去打工、把儿子转学到外地。他把钱的事情推给余校长与工匠、砌匠自己去解决。

但学校与村之间这一矛盾总会走向一个交叉路口,一个可以缓和、解决的交叉路口。这就是谁也不敢耽误孩子们的教育。尽管村长余实在办学校的态度上惧怕承担负担和压力,但他的儿子毕竟在界岭读书。界岭小学的老师们为余壮远的成长付出了余实并不知晓的努力。每当处于矛盾激化的时刻,村长的妻子就会采取另一种策略,送来工资,化解矛盾。比如,万站长带着余校长去找余实要工资的时候,余实就走极端。但在万站长说不让余壮远转到任何学校,余实的妻子很快就把工资送到了学校,并表示今后主动承担学校与村里之间的联络。这个联络员实际上就是把余校长找村长办不成的事,由她做妻子的来办成。尽管余实的妻子的出发点是为了儿子余壮远,但客观上化解了学校与村集体、与村长之间的紧张。这可谓是乡村政治最为微妙的一种写照。

其三,乡村教育既被村集体认为是负担,但同时也被他们看做是资源。《天行者》中,村里的黄会计对负担有一笔账,转正一个民办教师,村里承担的教育负担减少三分之一。当国家关于民办教师转正的文件下发后,村长余实表面上表示欢迎,说民办教师转正,减轻了村里的负担,但,当发现民办教师都没有经济实力按照文件购买工龄时,余实便发现这是一个机遇,是一个资源,他因此可以把有钱购买工龄的其它人(主要是自己的亲属)转正为公办教师。又比如,当夏雪的父母出资10万、县里配套10万,准备建一所新的界岭小学时,村长余实就不再躲着余校长和老师们了,而是三番五次要求把建筑工程交给村里来做。他一方面积极成立建筑公司,一方面教唆邓有米如何从20万项目资金中提出公关费、好处费,正是这一提议,导致邓有米铤而走险,想通过这一方式筹足余校长等几个民办教师交不起的转正费用。而当新建校舍出现质量问题,村长余实又成为举报并要求严惩邓有米的积极分子。他既要撇开自己的责任,又要借此机会打击在村里不支持他并跟他作对的民办教师。这是乡村教育、乡村政治二者关系的形象阐释。

二、伏笔与照应

刘醒龙的小说一贯重视对伏笔和呼应的处理。在《天行者》中,这样的艺术结构比比皆是,构成作品独特的审美风景线。

1.“余校长进修”。作品在第二篇中写道余校长借送叶碧秋到省城当保姆的机会,申请在省城进修考察先进小学的教学。仔细阅读起来,就发现作家写这一过程看似漫无目的,其实隐藏着很深的玄机。万站长送蓝飞到界岭锻炼,这一重视程度让余校长明白,蓝飞不仅仅是来当校长助理的。于是,余校长主动提出来让蓝飞主管学校工作,并把公章交给蓝飞。但余校长深知蓝飞在教学管理上缺乏经验,于是他让邓有米主持教务。尽管万站长反复说没有转正指标,蓝飞就是来镀金的。但邓有米仍然不放心,他问余校长如果有转正指标怎么办,但余校长打消了邓老师的牵挂。当余校长在省城当保安,晚上偷偷跑到教室看黑板上的板书,如此进修要结束的时候,他收到了万站长的来信,蓝飞趁余校长不在,把本来给学校负责人的转正指标私自盖章用到自己头上了。余校长一阵晕眩。但当他回到为转正闹得不可开交的界岭时,他备受打击的虚弱心灵坚强起来。他拒绝蓝小梅的道歉和蓝飞的下跪,也拒绝孙四海和邓有米提出的向上面收回蓝飞转正表格的建议。他的理由是,他、孙四海、邓有米三个人应该一起转,只有一个指标,哪个都不会去争。同时,他承认蓝飞不是擅自填表,而是经过了自己的同意。当然,我理解余校长做这一切的时候,是带着一种疼痛和伤感,他有一种快要被击倒的感觉。但,他挺住了。其实,这一切,在他借口送叶碧秋去省城时,他或许早已料到。因此,如何写余校长的转正再次泡汤是非常难的。作家选取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埋下很深的伏笔,并在第二部快要结束时,以余校长再次与转正插身而过回应这一伏笔,由此塑造起余校长鲜明强大的人格。这不能不说是不露痕迹的匠心。

2.“一碗油盐饭”。支教教师夏雪在《天行者》中并不是一个主要人物,但她的出现打开了读者透视界岭的另一扇窗户,比如,正是夏雪的出现,作品才能更好的刻画女学生叶碧秋、李子等的内心世界。作品写夏雪一边朗诵诗歌,一边轻轻梳理李子的头发,因为营养不良,李子的头上已生出白发。这是令人悲凉的山村现实,但只有通过夏雪的手指,我们才能去触摸。夏雪问李子长这么大最好吃的是什么,李子说,最好吃的是妈妈炒的油盐饭。这是从夏雪关心女孩子的头发自然引申出来的乡村孩子营养问题,但这个细节的出现并非是无意的,而是精心设计的。在小说的第三部中,作品通过余校长收到夏雪父母的一封信,再次呼应了“油盐饭”这个细节。“过年之前,余校长收到夏雪父母的一封来信。信中说,那碗油盐饭,让夏雪父母尝到了世上最美的美食和亲情。”在《天行者》结尾部分,在王小兰被害后,在孙四海当选村长的当晚,王小兰的女儿李子跟叶碧秋等几个同学一起吃饭,李子朗诵了一首诗,“前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有一碗油盐饭/昨天,我放学回家/锅里没有了油盐饭/今天,我放学回家/炒了一碗油盐饭/放在妈妈的坟前”。作品再一次呼应“油盐饭”这一伏笔。应该说,这一首关于“油盐饭”的诗歌,基本概括了“油盐饭”在整个作品中的出现和运动。在李子的过去生活中,放学回家经常吃妈妈炒的油盐饭,但王小兰的突然离去意味着李子今后回家后,锅里没有了油盐饭,李子当然没有炒一碗油盐饭放在王小兰的坟前,但她有一首写油盐饭的诗歌献给妈妈。油盐饭是王小兰的象征,是亲情的象征,也是苦难时代的幸福,它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也贯穿着《天行者》的故事发展,缺少了这一伏笔并保持对这一伏笔的不断照应,我们很难想象如何表现李子这一代人的成长历史,很难想象如何表现那个时代的母女情和幸福感。

3.“一道数学题”。《天行者》在写到界岭小学全体教师抬着担架把支教教师骆雨送到山下的医院后,作家突然视线一转,学校那么多孩子,谁在管?于是一群人紧急往界岭赶。当他们到达学校时,发现教室里学生正在上课。教师居然是界岭初中没有毕业的学生叶碧秋。叶碧秋出的数学题是“将123456789不重复填写在□□□□×□=□□□□”。这个数学题是支教教师夏雪讲给叶碧秋他们的。现在叶碧秋拿来给界岭小学学生做,目的是不能让学生乱跑。但在小说的发展中,我们看到这个题目承担了第二个角色。春节前余校长与孙四海去办年货,孙四海有意让余校长与蓝小梅见面约会,但到了门口出现的是蓝小梅的儿子蓝飞,孙四海灵机一动说,有个数学题要请教蓝飞,才避免了尴尬。这个数学题成了余校长见蓝小梅的借口。这个数学题在小说的第三部也出现过一次,这一次是邓有米老师使用。邓有米因为教学楼质量和挪用资金的问题,被开除公职,不得不给一个老板的调皮儿子当家教,为了镇住调皮的孩子,邓有米给孩子出了一个数学题,“将123456789不重复填写在□□□□×□=□□□□”,说界岭的孩子十分钟内都可以做出来。调皮的孩子一下子被镇住了。这道数学题第一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二部的开始,第三次出现是在小说第三部的尾声,在故事长度上有近十万字的跨度,但作家并没有遗忘10万字以前的这个细节,并在10万字之后再次照应,让它发挥不同的作用。这是小说之所以是小说艺术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文字堆积的见证。

三、文化与地域

刘醒龙的小说一贯注重地域文化,《天行者》也是如此。这里解读《天行者》中三个具有文化意味的符号。

1.“兔子传说”。在第二篇“雪笛”一开始,小说写道“那场大雪中,只死了一只兔子”。这轻轻的一笔,其实只是作品进入地域和文化的序曲。接着,作品细致描写了这只野兔的逃窜过程。野兔先是在村长的屋脊上与狗对峙,然后被村长赶进了烟囱,最后被村长逮住吃了。但在传说的过程中,作家虚构了野兔在最终被村长剥皮红烧之前,曾经向村长作了三次揖。第一次作揖是兔子说自己有特殊才能,否则不可能窜上屋脊,第二次作揖兔子说村长吃兔肉脱离群众,第三次作揖是兔子要求村长就自己的生死开会表决。显然,这三次作揖的含义是作家创作赋予的。但其中隐含的是村民长期对村长余实的不满和希望。但村长没有理会兔子的作揖,由此,孙四海便推断“界岭的土皇帝要换人做了”。在界岭即将举行选举,现任村委会主任余实与呼声很高的对手叶泰安即将发表竞选演说之际,作品通过一只野兔的命运及其传说,并借敢于批评村长的孙四海老师之口,道出兔子命运背后的天机,即界岭村的领导班子即将发生变化,兔子被吃不久,余实在选举中以三票之差落选,应证了孙四海对兔子命运的解读。无疑,对一只兔子的命运,构造出如此丰富的传说,是一种乡村独特的文化,这是一种植根于地域生活的文化。很难说孙四海的解读有什么科学依据,但它的确是鲜活的、每天在乡村大地繁衍生长的日常生活文化。尽管不同的小说家可以另外的方式来叙述村长人选的变化,显然,这一方式比任何其它的叙述方式更加高明,更具艺术魅力。

2.“惊雷劈石”。小说第二部写到冬天来临之际,界岭响了一声惊雷,惊雷劈下的石头砸穿教室并差点砸断旗杆。村长余实分析石头滚落的方向就凸显出一种浓郁的乡村文化。他得知巨石穿墙而过,砸向讲台,再穿墙而出,就打听石头砸穿的教室应当是谁在上课,余校长告诉他如果按时开学,教室里应当是蓝飞在上课。然后他叫来蓝飞,警告蓝飞说界岭的石头很凶,差一点砸了蓝飞的狗头。蓝飞当然不明白村长话中的深意。村长于是进一步展开,说一个民办教师转正,界岭村就会减少三分之一的教育支出,而蓝飞抢了界岭小学民办教师转正的指标,因此就侵占了界岭大多数人的利益,在政治上是卑鄙的、在道德上是无耻的。当然就会受到界岭巨石的警告。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巨石的滚落与蓝飞侵占民办教师转正指标没有必然的联系。但把这两件事联系在一起,并赋予惊雷劈石有代表界岭村民心愿的含义,一方面它是界岭很多人对蓝飞私自占用转正指标的一种愤怒的表达,另一方面它是村长余实“村阀”形象的体现,只有在界岭称得上一地之主,才敢于这样解释石头砸教室的含义。这正是乡村文化在界岭奔腾流动的面貌。缺少了这一细节,如果把石头的滚落用科学来解释,就很难说这是乡村生活,是界岭的生活。乡村生活的独特性和鲜活性,正在于乡村文化的独特与鲜活。

3.“界岭的毒”。小说中多次写到“界岭的毒”。张英才在外进修获得本科文凭后依然回到界岭小学教书,当年他初上界岭小学,作为教师出身的舅舅万站长就提醒他不要中了界岭的毒,但他还是中了,并最终回到界岭“寻找解药”。到界岭小学锻炼的蓝飞,利用余校长外出的机会,私自填写转正申请,占用本来拨给小学负责人的转正指标。他的这一行为不仅招来孙四海、邓有米等长期等待转正的民办教师的不满,也因此与村长产生公开的对抗和矛盾,但他在调到团县委之后,仍然忘不了界岭小学,积极努力,最终争取到团县委书记对界岭小学的资金支持。叶碧秋,一个从界岭小学毕业的少女,在做保姆的四年中依靠自学取得大学文凭并回到界岭继续教书。夏雪,一个美丽的少女,在短暂的支教生活中爱上了界岭,在去世前请求父母建一所新的界岭小学。她的支教寝室一直被保留,她朗诵过的诗歌一直压在自己的桌子下面。骆雨,一个支教的小伙子,因为哮喘,差点把命丢在界岭。在回城后分配到民政厅,并被派到界岭作为村选举的巡视员。孙四海正是在骆雨参与监督的选举中,被村民推选为新一任村长。这些人与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一样,都中了界岭的毒,他们爱界岭,爱界岭的每一个孩子,即使像乞丐一样穷,即使转正了不再穷,他们都依然坚守在界岭,他们的生命,他们的灵魂,都与界岭的一草一木深深地融合在一起。

应该说,“界岭的毒”就是以余校长为代表的中国民办教师至死不渝、至穷不改的一种品质,你可以说它叫使命感,你可以说它叫责任感,你也可以说它就是孟子说的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总之,你从他们在深山、在乡村默默行走一生的背影,你从他们无怨无悔、坚强挺直的脊梁,可以准确无误地感受到。但《天行者》用了一个地域文化浓重的词,界岭的毒,来概括和指称这些,这是一个简单的词,也是一个内涵深厚的词,它似乎在描述界岭的自然环境,但实质上指代的却是界岭村的精神状态,准确地说,是指代界岭小学一群人身上的精神面貌。这个词超过很多的语言。这是小说家独特的艺术化的描述与概括,它再次证明,地域和文化特征对一部长篇小说多么重要。

毫无疑问,长篇小说《天行者》的艺术特色还有许多有待总结的地方,本文只是一种简单的尝试。这部长篇通过对余校长等民办教师常年坚守在乡村教育岗位,通过他们对委屈、清贫、简陋等的忍受和自身人生的牺牲,通过这一群乡村知识分子孜孜不倦对乡村社会的启蒙,塑造出当代民办教师的无名英雄形象,并让我们切身感受他们为民族为社会默默付出的巨大奉献。这无疑是一部被写入文学史的力作,同时,《天行者》所具有的丰富的艺术魅力也必将使其成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品和范例。

猜你喜欢
民办教师村长校长
新民办教师进退
校长的圣诞节这花是你的吗?(一)
我任民办教师工作时间能否计算为工龄并视同缴费年限
校长老爸有点儿傻
丢羊
校长老爸有点儿傻
校长老爸有点儿傻
评 理
一叠钞票
不计算比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