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生趣味到诗歌精神：以两晋金谷诗会和兰亭诗会为中心

黎 臻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北京 100872)

西晋金谷诗会与东晋兰亭诗会是两晋时期著名的文人雅集。对于两次诗会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成果。一是对金谷诗会的研究，其中有对游宴人物、金谷遗址等的考证，也有对金谷诗会文化意义的探讨。二是对兰亭诗会的研究。这方面的研究较多，也颇为深入，主要从玄学、山水观、名士价值、士族精神方面来探讨。三是《金谷诗序》与《兰亭诗序》的比较研究，有的从文人心态及诗文作品比较来探讨两晋文人在生存与文学上的不同选择，有的以文学生态学的角度考察两次集会的士人对山水的审美变化等。这些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两次雅集进行了比较和研究。其中对兰亭诗会的研究颇丰，而对金谷诗会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对两次诗会的比较研究更是不足。本文拟从人生趣味着手，与两次诗会的诗歌精神相联系，对两次诗会所反映的魏晋士人生活趣味的变迁进行探讨。

趣味是一种蕴涵极深的审美范畴。审美趣味是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核心理论。它作为一种审美范畴，与生命体验和审美鉴赏力密切相关。梁启超吸收中西审美理论，将审美趣味、艺术、人生三者融入一体，把趣味的内涵扩大到人生领域，形成了趣味主义美学。他提出人生趣味的好坏要以美学情操与审美趣味来衡量。《世说新语·雅量》中记载了两个名士祖约与阮孚，祖约喜欢钱，阮孚喜欢屐，人们以此来分出其趣味的高低。梁启超认为:“凡一种趣味事项，倘若是要瞒人的，或是拿别人的苦痛换自己的快乐，或是快乐和烦恼相续的，这等统名为下等趣味。”〔1〕(P3964)铜钱与木屐正是两晋士人人生趣味的大致缩影，西晋士人孜孜不倦的追求名利，而东晋士人却大都喜好穿着木屐流连山水，其人生趣味之高下可见。

人生趣味与哲学理念、人生信仰有着直接的关系，它是表面的趣味与生活方式，折射出深层的哲学修养、精神信仰等形而上学。魏晋时期早已兴起了有关人生趣味的探讨。许多名士大都有一种雅趣，如文学、音乐、书画等。另有一些细小的生活癖好，如张湛喜欢松柏、鸲鹆，袁山松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支道林喜欢养马等，都显示出其高雅独特的人生趣味。而诗歌精神，正是人生趣味的一个重要反映。趣味是由内在情感和外受环境交感的产物，而诗歌创作与人们的审美活动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诗歌精神的形成与演进，来自背后的时代环境、人文地理、社会心理、审美趣味等诸多综合因素的作用。

一

法国文艺批评家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2〕(P29)他将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称为“精神的气候”，影响艺术品的产生。刘勰《文心雕龙·时序》指出:“故知歌谣文理，与世推移，风动于上，而波震于下者。”〔3〕(P671)“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3〕(P675)时代与社会环境对于一代文人的诗歌精神的影响是十分重要的。两晋时期特殊的政治与社会背景、地理环境等造成了两次诗会的士人在审美趣味与诗歌精神上都有所不同。

西晋立国，司马氏在政权统治上便形成了寡廉少义的风气。司马氏运用阴谋权术篡位立晋，使得诸多士人对道德、正直失去判断力，进入利害关系的选择中。元康时期，司马衷即位，皇后贾南风专权，政乱朝昏，而学以庄老，谈以虚薄。“幸天下尚安，庶可优游卒岁。”(《晋书》卷三十五《裴頠传》)金谷诗会便发生在这一时期。元康士人“优游卒岁”，追求浮靡、享乐的生活，却不见几年以后八王之乱及五胡乱华的灾难。

元康六年，石崇、潘岳等三十多位西晋士人在金谷园中宴游赋诗，叙言中怀。石崇作有《金谷诗序》，在《世说新语·品藻》中详细记载:

石崇《金谷诗叙》曰:“余以元康六年从太仆卿出为使持节，监青徐诸军事，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时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当还长安，余与众贤共送往涧中，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凡三十人，吴王师、议郎关中侯、始平武功苏绍，字世嗣，年五十，为首。”〔4〕(P291)

此次是为石崇和王诩的送别宴会，设在石崇的别庐金谷园。石崇曾多次在金谷园宴饮宾客，并有爱姬绿珠在侧，笙歌艳舞，极尽豪奢，石崇在序中明显夸耀其财富及娱目欢心之物。面对眼前富裕生活及生命无常之感，石崇叹到“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表现出对功名富贵生活的流连和荣耀与奢富背后的恐惧。然而石崇致富是靠抢劫商客，赢取名利是靠谄媚贾充、贾谧的卑下人格。《晋书》本传中有:“(崇)尝与王敦入太学，见颜回、原宪之象，顾而叹曰:‘若与之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间。’敦曰:‘不知余人云何，子贡去卿差近。’崇正色曰:‘士当身名俱泰，何至瓮牖哉!’”石崇所言“身名俱泰”，已经成为当时士人的普遍心态。他们期望的是保身求名，满足物欲，从中寻求自我的人生价值标准。

导致这一风气的思想原因，来自向秀玄学。西晋元康时期，玄学思想顺承正始、竹林玄学出现了两个分支。一是在当时社会上流为风尚的“放达派”，如王澄、胡毋辅之等人，他们蔑弃名教，效颦狂生，忘本逐末，“放”而不“达”。另有裴頠宣传“崇有论”，他反对世俗尚虚无之理，极力将名教与自然统一起来。而向秀思想是正始玄学向元康玄学过渡的关键，它对元康士人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向秀在《难养生论》一文中提出:“有生则有情，称情则自然。若绝而外之，则与无生同，何贵于有生哉?且夫嗜欲，好荣恶辱，好逸恶劳，皆生于自然。”(清严可均《全晋文》卷七十二)他提出要顺应人类本身的自然需要，达到情欲的满足，才能将养生理想与生命快乐统一起来。而这种“以恩爱相接，天理人伦，燕婉娱心，荣华悦志，服想滋味，以宣五情，纳御声色，以达性气，此天理自然，人之所宜，三王所不易也”(清严可均《全晋文》卷七十二)的快乐，正是西晋士人们所希望得到的，而他们的人生趣味也正在于此。

东晋南渡后，偏安局面逐渐形成。东晋诸臣，多以国家政事为重。在经历了政局动荡与家国之乱后，东晋士人的生活方式和心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的纵乐逐渐变得节制、雅化，颇有“雅人深致”的意味。“雅”成为东晋时期一个全新的审美情趣。士人逐渐摆脱斗富、炫富的丑态，偏重于清谈、流连山水以及诗文、书法等往还，以追求纯粹的自我精神的满足。王羲之辞官后“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士当身名俱泰”与“我卒当以乐死”正是两晋士人人生趣味的差别所在。

于是，东晋穆帝永和九年三月三日，王羲之、谢安、孙绰等东晋名士在会稽山阴兰亭举行修禊事，赋诗兴怀。整个诗会显现出对自然山水的审美以及文人雅士高逸清淡的心境与志趣。王羲之所作《兰亭集序》抒发的生命感叹代表的是东晋士人在面对生命短暂、世态无常时的悲叹，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中努力寻求自我精神的慰藉与超脱。王羲之十分崇道，其中的老庄思想对其人生趣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道家淡泊自守、遁世逍遥，使得王羲之喜好服食和山水游赏。面对宇宙自然而生发感慨，他寻求到的是在精神解脱之后的快然自足，然而要面对世事变迁、老之将至，又感叹:“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坏。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王羲之《兰亭集序》)而他对生命短促的感叹已寄寓于山水之中，他既执著于当下，又超离于当下，在俯仰宇宙之中游目骋怀，鸟瞰尘世，寓目天际，达到精神的真正超脱。相对于金谷诗会的士人，东晋士人便更显出高雅的人生趣味。西晋士人对现实富裕生活的留恋，对时光易逝、生命衰老的自然规律的悲叹，表现出其人生观的当下性，他们拘泥于尘俗生活而无法得到精神上真正的自由境界。

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提出了“嗜好”的概念，他认为人生有二欲而引起我们的活动，一是生活之欲，引起的活动是工作;二是势力之欲，引起的活动谓之嗜好。势力之欲所要消遣的，是空虚的苦痛。而嗜好中亦有高下之分，“宫室、车马、衣服之嗜好，其适用之部分属于生活之欲，而其妆饰之部分则属于势力之欲。驰骋、田猎、跳舞之嗜好，亦此势力之欲之所表发也。”〔5〕(P114)此种嗜好便是与生活欲望直接关联的普通嗜好。而文学、美术等被王国维称为高尚之嗜好。在两次诗会中，士人们都以势力之欲来治疗精神上的空虚的苦痛，而金谷诗会中，士人们对财富、宴饮享乐的追求却是这种势力之欲的低级表现;兰亭诗会中，修禊之事本便是一种高雅的趣味，在于祓除衅俗，消灾祈福，而诗会中对于山水、文学与玄学的情感追求更是高尚的嗜好和趣味。

石崇的《金谷诗序》和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反映了两晋士人不同的人生趣味，他们的高下之别亦是显而易见的。苏轼在《题右军斫脍图》中说:“金谷之会，皆望尘之友也。季伦之于逸少，如鸱鸢之于鸿鹄。”苏轼欣赏的便是王羲之的人生趣味。苏轼认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尤物”是一种美，苏轼强调不应留意于它，而微物，若能寓意其中，则能发现其新的审美价值。庄子言:“物物而不物于物，则胡可得而累耶?”(《庄子·山木》)苏轼提出“寓意于物”正是不可为物累的随性自适，从而得到审美精神上的超脱。石崇的《金谷诗序》流连于当下，对于财富与现实享乐的执著，即是“留意于物”的体现，而被苏轼所称道的王羲之《兰亭集序》正是从自然风光中忽得超脱，寓物而不留物，达到理想的精神境界。

二

金谷诗会与兰亭诗会所留下来的诗作，体现了两晋士人从人生趣味到诗歌精神的转变。据兴膳宏先生的考证，参加金谷集会的士人大约有石崇、潘岳、王诩、苏绍、刘琨等，另有欧阳建、曹嘉、枣腆等与石崇曾有赠答诗，其中也涉及到送别、赞美之辞〔6〕(P175)。他们多是属于贾谧“二十四友”，大致代表了参加金谷集会文人的人生状态与所追求的诗歌精神。

石崇在《金谷诗序》中描写金谷别业盛会的豪华景象，正处于其仕途盛时，面对司马氏政权的政失准的和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斗争，士人们又在积极入仕的同时产生人生无常性命凋零之感，常常有仕与遁的矛盾心理。石崇在荆州任上时，曾作有《思归叹》，感叹时光易逝，向往“高歌凌云兮乐余年”的生活，然而《晋书》本传中又记载他在荆州时“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后来他又作《思归引》序，言曰:

余少有大志，夸迈流俗，弱冠登朝，历位二十五。年五十以事去官，晚节更乐放逸。笃好林薮，遂肥遁于河阳别业。其制宅也，却阻长堤。前临清渠，柏木几十万株。江水周于舍下，有观阁池沼，多养鱼鸟。家素习技，颇有秦赵之声。出则以游目弋钓为事，入则有琴书之娱。又好服食咽气。志在不朽，傲然有凌云之操。〔7〕(P1402)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将此系于元康八年，石崇镇下邳时，与徐州刺史高诞争酒相侮，为军司所奏而免官。此时正处在西晋乱亡前夕。石崇从少有大志至晚年放逸，经历了西晋初创至八王之乱，他向往着游目弋钓、琴书服食，常思归而咏叹，表现出对闲适心态和优游生活的向往。然而他又极度流连仕途，在被免官之后又任卫尉，至永康元年贾谧被诛，赵王伦专权，他终被杀害。他向往逍遥绝尘的生活，实际上是希望从中得到“福亦不至兮祸不来”的庇佑，这种求自全的心理，也是当时士人们所共有的。

石崇的人生趣味则着重于财富与权力。石崇是历史上著名的奢豪人物。《世说新语·汰侈》中记载了多条石崇炫富、斗富的故事，如“石崇厕”，“与王恺争豪”等。〔4〕(P467－472)奢侈享乐已成为西晋一代士风，不可遏止。除此外，石崇还脾气暴戾，他在荆州任上劫夺杀人，以致巨富;在酒宴上为了炫富、享乐而斩美人;在与王恺斗富中，杀害了告密者等等，都是对个体生命的轻视。这种在别人的痛苦之上建立自己快乐的趣味，被梁启超视为“下等趣味”。而西晋士人却大都有此“下等趣味”。武帝重臣何曾何劭父子骄奢简贵，食必尽四方珍异，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名士夏侯湛性颇豪侈，侯服玉食，穷滋极珍。

参加金谷集会还有著名文人潘岳，潘岳性轻躁，趋世利，仕宦不达，元康六年时曾作《闲居赋》。其中对悠游自得、退而闲居生活的描述亦是令人十分向往的，然而序中又说:“顾常以为士之生也，非至圣无轨，微妙玄通者，则必立功立事，效当年之用。”又说“退求几而自省，信用薄而才劣”〔7〕(P484)，“几陋身之不保，尚奚拟于明哲”〔7〕(P485)，可以看出他的“闲居”只是在仕途受挫后的一种自我抚慰。他们的游宴欢乐与流连山水并不是纯粹的对逍遥生活的向往，而是仕途生活的必要补充，以平衡人生现实无常之感。潘岳的主要人生趣味在于“宦达”。他在《金谷集作诗一首》中着重抒发了游宴的欢乐，并引起对荣华的向往和对生命凋零的恐惧。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灵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玄醴染朱颜，但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7〕(P654)

诗中着重描写了送别之情和游宴盛况，细腻地展现了动态的山水美。诗中以王粲《公宴诗》“但愬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的语调来突显出此次聚会的隆重盛大。最后的感叹流露出对年少气盛的追慕和老之将至的感慨，并表达了与石崇的深厚友情。西晋士人对于现实的留恋和奢靡的人生趣味使得其诗歌精神趋于流靡。《文心雕龙·明诗》说:“晋世群才，稍入轻绮。张潘左陆，比肩诗衢，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以为妙，或流靡以自妍，此其大略也。”〔3〕(P67)潘岳的这首诗中便可见一斑。

欧阳建、曹摅、枣腆等在与石崇的赠答诗中，有些疑为在金谷集会上所作。其中有离别的感叹，“野次何索寞，薄暮愁人心”，“人言重别离，斯情效于今”(曹摅《赠石崇》)等。这些赠答诗中还流露出他们留名于世的期望和宦海浮沉以求自全的心态，同时在官宦生活中辗转受挫之后以流连闲适生活作为安抚。如石崇的《赠枣腆诗》:“久官无成绩，栖迟于徐方。……携手沂泗间，遂登舞雩堂。文藻譬春华，谈话犹兰芳。消忧以觞醴，娱耳以名娼。博弈逞妙思，弓矢威边疆。”这是石崇在下邳任上所作。二三贤子，因为没有受到朝廷的重用而被隐没才华，于是作舞雩之咏，逍遥沂泗之间，以酒乐为娱，最后却仍然希望“弓矢威边疆”。而另一首《答枣腆诗》也明确提到:“赠尔话言，要在遗名。惟此遗名，可以全生。”这是石崇提出的“士当身名俱泰”的一个诠解。他向往“弓矢威边疆”而不得，便期望得到精神上的安抚。而这种“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冲”(石崇《答曹嘉诗》)的精神世界他却基本没有涉足。他或许多次纠结的逍遥生活，最终没有引导他走向“至冲”，而是在财富与权力欲望下于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陨殁，临死前自叹“奴辈利吾家财”。对财富与权力的占有和享受成为西晋士人所追求的人生趣味，他们期望身名俱泰，而没有清虚宁静、安然自适的心境，他们努力在名教与自然中求得一种平衡，却只能于政权利益斗争里挣扎沉浮。

虽不免落于豪奢俗流，金谷集会却是山水进入文人生活的一次初步体现，同时也开启了后世文人雅集赋诗作序的传统，直至兰亭集会时仍有沿用。兰亭集会由王羲之、谢安、孙绰等东晋名士共四十一人参加，逯钦立先生的《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载录三十七首。兰亭诗中有描写山水景物、宴会情势，并感叹人生、抒发心怀，寓玄思于自然山水之间，显示出东晋士人独特审美观和精神世界。王羲之作《兰亭诗》其一:

代谢鳞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气载柔。咏彼舞雩，异世同流。乃携齐契，散怀一丘。〔8〕(P895)

诗文首先便感叹时光流逝，大自然循环往复。反复吟咏孔子所赞赏的舞雩之乐。此种从容悠然，于山水中啸咏，达到与万物上下同流的境界，正是东晋士人追求的。这种审美情感超越了所有的道德界限和情感准则，仅仅要求在山水中“散怀”而已。王羲之还有五言《兰亭诗》(选其二):

悠悠大象运，轮转无停际。陶化非吾因，去来非吾制。宗统竟安在?即顺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适足缠利害。未若任所遇，逍遥良辰会。(其一)

三春启群品，寄畅在所因。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寥朗无崖观，寓目理自陈。大矣造化功，万殊

莫不均。群籁虽参差，适我无非亲。(其二)〔8〕(P895－896)王羲之认为天道运行轮转无停，一切应顺其自适。人生修短随化，顺应天道，便可自适。《庄子·大宗师》:“且夫得者时也，失者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王羲之与志同道合者，探究玄理，安时处顺，追寻精神的快乐。梁启超先生曾指出与人们审美活动和日常生活有关的趣味有三种。在兰亭诗会中，这三种审美趣味都一一表现出来。

一是“对景之赏会与复现”。王羲之在序中所言“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便是。在兰亭诗中，亦有谢万《兰亭诗》的“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条鼓鸣音”，孙统《兰亭诗》的“回沼激中逵，疏竹间修桐。因流转轻觴，冷风飘落松”。在这疏朗的山水描写中流露出观景抒情的雅致。山水赏会是兰亭诗会的主题，于山水中睹物兴情，感物吟志，是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所提及的重要的文学趣味。“人与自然的亲会是生命趣味与文学趣味得以生成与提升的重要动因，是文学创作的直接因缘，显示出六朝人生趣味与文学趣味相统一的高风遗韵。”〔9〕(P108)

二是“心态之抽出与印契”。这是强调心灵的互相沟通，以及心理宣泄及微妙感应。在兰亭诗会中，志同道合的名士一起游览山水，畅谈玄理，曲水流觞，互相唱和。王羲之有“乃携齐契，散怀一丘”的感叹，颇有高尚的知音趣味。诗歌作为一种艺术活动沟通于名士之间，形成一种文艺趣味，使人们的审美心灵得到升华和交流。

三是“他界之冥构与蓦进”。梁启超指出“肉体上的生活，虽然被现实的环境捆死了，精神上的生活，却常常对于环境宣告独立”(《美术与生活》)〔1〕(P4018)，在尘俗中得到精神的超脱，是较高境界的审美趣味。兰亭诗会中的士人们“寄散山林间”(曹茂之《兰亭诗》)，“神散宇宙内”(虞说《兰亭诗》)。他们心中向往的，是商山四皓的隐逸，是清淡无为的濠濮间想，是庄子笔下的任公子于会稽山上投竿东海的明达大智。兰亭诗会的人生趣味反应在诗歌精神上，便形成了兰亭诗的超然玄意和山水抒怀的感情。《文心雕龙·时序》中称:“自中朝贵玄，江左称盛，因谈馀气，流成文体。是以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3〕(P675)这种文学趣味也只能是东晋时期的士人们所拥有的。

东晋名士高雅的人生趣味也正表现在文学、音乐、书法、绘画等艺术活动中。名士的潇洒风神，开启了后世高雅纯情的士文化。兰亭诗会为后人所企羡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兰亭集序》作为王羲之的优秀书法作品所表现出来的审美趣味。其中流溢着自然山水赋予晋人的玄学的精神超脱与极富姿彩的形式美范式，并渗透出王羲之的人生趣味。

金谷诗会和兰亭诗会反映了两晋士人的精神世界，是其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从两次诗会的参与者及其诗文作品比较来看，与会士人在人生趣味上有很大不同。西晋政权是建立在充满动乱与文化断层的特定年代，统治阶层虽为士族中人，但却没有像东晋那样的形而上学的支持，而是沉溺于世俗享受之中。而东晋则相对超脱一些，精神韵味显得更清雅淡定。西晋士人趋于财富与享乐的人生趣味与东晋士人悠游山水、超脱玄远的高雅趣味相比，略显流俗。而它们反映在诗歌精神上，又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石崇与王羲之作为两次集会的主导者，在各自的人生趣味上的不同也影响了集会的境界高下之别。

三

石崇与王羲之的人生趣味之异，首先源于其门第出身上。魏晋时期高门甲族的家族势力及文化传承对一个人的个人修养与人生趣味的影响极为重要。

西晋初建，朝廷基本分为两派:司马氏亲腹一派，是在司马氏夺取政权中参与并有功者如何曾、王沈、贾充、荀勖等人;另一派便是和峤、裴楷等名士群体。亲司马氏一派中，王沈、贾充等都是弑高贵乡公、参预劝进、助司马炎登上帝位的心腹功臣。石崇之父石苞，亦是晋初有功之臣。石苞字仲容，渤海南皮人，本为南皮县吏，出身卑微。石苞本好色薄行、细行不足，而司马师却认为其有经国才略，能经济世务，便委以重任。诸葛诞在寿春叛乱时，石苞率军镇压，获得军功。乱平，石苞觐见高贵乡公，归曰:“非常主也。”数日之后便有成济之事。可以说，石苞在轼高贵乡公一事中亦有参与。他作为开国元勋，已然跻身司马氏的豪族集团中。石崇便作为功臣子进入仕途，年二十余便为修武令。由于家族初创，武将石苞没有文化信仰，多揣摩于猜忌、权术之中，因此石崇并没有受到家族的文化熏陶，加之西晋君臣上下奢靡无度，成一时之风气，石崇更是主导时流者。石崇敏慧，勇而有谋，颖悟有才而任侠无行检，正是在这由寒门跃升为豪族的武将家庭中形成的。

石苞镇抚淮南时，淮北监军王琛便轻视石苞“素微”。王琛是王览的第六子，是王羲之祖父王正的弟弟。琅琊王氏的先祖王吉，在西汉时期就已经身居显位。王吉兼通五经，经明行修。王祥、王览也都传承了典型的儒家思想。王祥与石崇之父石苞同朝为臣，他是一位至孝之人，孝顺继母，友爱兄弟王览，王览亦孝友恭恪。至东晋初期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后，琅琊王氏始终是江左四大家族之一，王导、王敦等都是东晋重臣。王羲之的父亲王旷对于东晋王朝的建立之功亦不在王导之下。至王羲之时，王氏家族已经完成了家族积累，有雅道相传的家学渊源。

琅琊王氏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同时家族玄学也一度兴盛。西晋王戎善发谈端，超然玄著;从弟王衍俊秀有令望，希心玄远。东晋时王导既务力于政事，又善清谈，颇有名士潇洒风度。这种潇洒风神、优雅从容亦逐渐形成一种家族文化传统，影响后世。琅琊王氏亦是一个具有书法文化传统的家族。自王廙始，能书者历代不断。王导亦善书法，其子王恬、王洽、王荟，咸善书。后来的书论记载王览一门擅名书法者达十二人。这与其家族文化传统是有很大关系的。受到家族文化影响，王羲之儒道并综，讲究忠孝，希望用世，同时又向往山林之趣。他的政治见解几近于儒家，激切恺直，但是在生活情趣上体现出老庄任自然的思想，希望在富裕生活中寻求风流潇洒、优游容与，而与石崇的宴乐、炫富截然不同。

家族文化的不同，使得石王二人的精神人格相异。他们所领导的士人雅集也风貌各异。西晋金谷集会是以送别石崇、王诩出外任职所作的士人宴别，其间大多以政治关系为纽带，而石崇一向夸耀炫富、飞扬跋扈，使得这次集会的基调更加世俗化。他们是在世俗的享乐中点缀以山水之乐和赋诗抒怀的雅致。而兰亭集会中主要以王羲之为代表的琅琊王氏家族和以谢安为代表的陈郡谢氏家族为主，同时有孙绰等孙氏家族士人为副，高雅清旷、优游闲适的文化模式在这次集会中得到了体现。

四

世俗享乐与悠游山水的审美情趣还与两次集会的地理环境有关。两次集会分别在洛水附近和会稽山阴，自然风貌直接影响了士人的审美情趣。《淮南子·地形训》中便明确提到不同地域的人会有不同的气质，并在五行理论的基础上阐释水土与自然风物的关系。洛水与会稽的自然山水差异也是两次诗会中士人人生趣味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

洛阳一带的山水风景呈现出高崖孤秀、峻极斗耸的特点。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五“洛水”条有:“(鹈鹕)山有二峰，峻极于天，高崖云举，亢石无阶。”〔10〕(P364－375)卷十六“谷水”条有:“(景阳山)石路崎岖，岩嶂峻险，云台风观，缨峦带阜。”〔10〕(P389－394)洛水、伊水、谷水附近高崖峻极，山峰迢递层峻。其地势险要，使得洛阳成为历代军事重镇。孤峙之山，有溪水萦绕，其上石路崎岖，又有云霞相笼，缨峦带阜，充满了特殊的险峻之美。

而东晋江左士人齐聚之地会稽，其山苍翠深蔚、云重烟峦，其水澄碧如练，纡徐流长，透露出温润明秀之美。《水经注》卷四十“浙水”条中亦描绘了这里的优美山水:

十余里中，积石累砢，相挟而上，涧下白沙细石，状若霜雪。水木相映，泉石争辉，名曰楼林。

嶀山与嵊山接。二山虽曰异县，而峰岭相连。其间倾涧怀烟，泉溪引雾，吹畦风馨，触岫延赏。是以王元琳谓之神明境。〔10〕(P936－946)

东晋士人在此种佳山丽水中流连忘返，接受山水之美的熏陶，并兴起了审美的感动。这种审美趣味与伊洛山水给人孤峰耸峙、险峻奇拔的审美感受有所区别，从而对南北两地士人的个性人格及审美趣味的不同产生了一定影响。

在伊洛山水的险峻中，孤山耸峙，石路阻峡，多坞聚。士人们在平吴的壮志与成功中赢得了些许经国济民的成就之感，在森严的壁垒中经营着自己的生活，庄园的富足和财富积累成为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于山水景色的绮丽描绘和细腻情思，亦源于这种奢靡的生活和庄园山水。早在东汉时期，仲长统便已感受到了庄园式山水的闲适生活的乐趣。他对庄园闲适的生活充满了向往与满足:“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消摇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责，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陵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我们可以看到，他们要求在物质上得到满足，并追求老庄式至人的生活气度，同时也面对现实的动乱与残酷而产生生命的忧思。石崇《金谷诗序》中提到“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便是承续。这种封闭式的庄园山水宴乐，使得士人们每每在良田广宅的现实生活中闲适游弋时，总是会不断地产生对生命的流连。

东晋高门士族也都各自有自己大小不等的庄园，他们也都对于庄园生活有着一定的情感。王羲之与谢安东游山海，并行田视地利，颐养闲暇。孙绰有五亩之宅，带长阜，依茂林，享乐其间。王、谢家族的财富比之石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已经不会将庄园富足生活拿出来炫耀，而只是将其作为精神生活的一个基础和补充。他们发现了明山秀水，能在开放的自然山水中游览，以满足他们的审美需求和精神境界。谢安出仕前居于东山，与王羲之、许询、支遁、孙绰等游历于此。东山岿然特立，林谷深蔚，万峰林立，给东晋士人以更多的精神空间，更多心灵的慰藉。

葛洪《抱朴子·对俗篇》言:“得道者，上能竦身于云霄，下能潜泳于川海”，在山川景色中超越尘俗，达到神仙境界。王羲之信奉道教，他向往山川形迹，还有这一层原因。他在致益州刺史周抚的信《蜀都帖》中还谈到希望亲身游览蜀中的奇异山川:“彼故为多奇，益令其游目意足也。……登汶岭(岷岭)、峨嵋而旋，实不朽之盛事。”他对山水之游怀抱着极大的热情。因此士人雅集颜之推从艺术角度品评，谢安则似乎别有寄托，故不为王氏所赏。王士祯所论，深得六朝人摘句嗟赏的真意。大体而言，六朝摘句为评所注目者，或为风格品评，或关涉到具体的文体探讨，表现出立足于审美角度的鲜明视角。

钟嵘《诗品》擅长标举“古今胜语”进行诗歌品评，如论陶渊明与郭璞，即摘句为评曰:

世叹其质直。至如“懽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邪?

词多慷慨，乖远玄宗。其云:“奈何虎豹姿”，又云:“嶯翼栖榛梗”。乃是坎癛咏怀，非列仙之趣也。

钟嵘引述陶渊明“懽言醉春酒”、“日暮天无云”之句，意在反驳世谓陶诗“质直”之论，而谓其“风华清靡”。此论有理。清人马位《秋窗随笔》评陶诗字句之工云:“人知陶诗古淡，不言有琢句处。如‘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翮’、‘神渊写时雨，晨色奏景风’、‘青松夹路生，白云宿檐端’。诗固不于字句求工，即如此等句，后人极意做作，不及也。况大体乎?”〔11〕(P827)陶诗在自然流转之中，颇具整饰精致，只是陶诗遣词造语之精致与其冲淡自然之诗风相联结，形成苏轼所谓“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12〕(P22)的语言风貌。钟嵘引述郭璞“奈何虎豹姿”、“嶯翼栖榛梗”之句，指出郭氏游仙诗“坎癛咏怀”之旨。此论亦有理。郭璞《游仙诗》在抒写隐逸之企向中，既寓有处世的深沉忧患感，又有蔑弃朱门的高迈之志，同时还潜藏着沉郁的失意之悲，从而形成“词多慷慨”的语言风貌。

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在对文学作语言学的内部研究的同时，注意将语言研究与审美效果、情感表达联系起来进行整体性阐释，有效地推进了对文学的本位性认知，形成富有民族性特征的形式美学传统。魏晋六朝文体视域下的文学批评论自有其理论价值，不应简单地否定或漠视。

〔1〕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

〔2〕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中华书局，1984.

〔3〕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王运熙.中国古代文论管窥〔M〕.济南:齐鲁书社，1987.

〔6〕李泽厚、刘纲纪.中国美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82.

〔7〕沈德潜.说诗晬语〔M〕.北京:中华书局，1981.532.

〔8〕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51，158.

〔9〕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10〕何汶.竹庄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4.

〔11〕丁福保辑.清诗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3.

〔12〕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