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纪行赋考论

王允亮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纪行赋是一种以记叙作者行程经过为内容的文体，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色。这种赋作在汉魏六朝时期非常兴盛，梁昭明太子萧统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他在《文选》赋类中，专门设立“纪行”一类，并且选录了班彪的《北征赋》、班昭的《东征赋》和潘岳的《西征赋》三篇作为这一文体的代表，足见这一文体的创作在汉魏六朝时期具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本文拟从汉魏六朝纪行赋的创作情况，其兴起及发展变化的内在原因，背后蕴藏的美学意义三个方面入手，对它进行考察。

一、先唐纪行赋创作概况

由于自然环境和人类活动间的密切关系，记述行程经历的文字，在中国文学中起源甚早，《诗经》中《东山》、《六月》、《何草不黄》等篇章，皆是记述作者在行旅过程中的所见所思，可视为这类文字的滥觞，尤其是《六月》中“玁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薄伐玁狁，至于大原”，“来归自镐”等句子，已经出现了具体的行程地名，和后世之纪行赋的常用手法颇为一致。

到了战国时期，纪行类文字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屈原《九章》中的《涉江》和《哀郢》是两篇比较有名的纪行文，前者记述自己由楚都南行，入湖南境内的行程，后者则记述自己离郢都东去的所见所感。相对于《诗经》中的纪行诗篇，这两篇作品不仅篇幅加长，而且描写也更为细致。由于楚辞与汉赋的密切关系，这两篇文章更被认为是后世述行赋的直接起源。孙梅《四六丛话》卷三云：“《西征》、《北征》，叙事、记游，发挥景物，《涉江》、《远游》之殊致也。”〔1〕(P45)实际上，《涉江》多写经途实景，《远游》则多为想象之词，属神游之作，性质与《涉江》有别，孙梅所言，混而未析，实有不妥。这两篇文章对后世纪行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它的很多语言习惯在纪行赋中得以保留，如《涉江》有：“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班彪《北征赋》中有“朝发轫于长都兮，夕宿瓠谷之玄宫。”两篇句法如出一辙，可见相互关系之密切。①

然而《涉江》、《哀郢》只算得上是汉魏六朝纪行赋之先声，还不能算完全的纪行赋。至西汉哀帝时期，刘歆由于政治倾轧而被排挤出任五原太守，他用《遂初赋》一文，记述了自己由长安赴五原的行程。这篇赋最大的特点是由地及史的写作手法，作者把途中经过的地理区域和它们过往的历史联系起来，贯穿组织，吊古伤今，成为一篇首尾完备的赋作。至此，纪行赋确立的标志性作品终于正式出现，而其中由地及史的写作特点，也为后世主流纪行赋所沿袭②。此后两汉之际班彪的《北征赋》，其女班昭的《东征赋》，蔡邕的《述行赋》，两晋时期潘岳的《西征赋》，袁宏的《北征赋》、《东征赋》，南北朝时期谢灵运的《撰征赋》，张缵的《南征赋》都是这类纪行赋中的代表作。

汉魏六朝的纪行赋除了上述以揭橥所经地理的史事来抒发感情的史地类纪行赋外，还有一类是以壮声威为目的的军征赋。宋王楙《野客丛书》卷十九云：

“征”有二义，有征行，有征伐。文字中有以《东征》、《西征》为名者，不可不审。如曹植《东征赋》，崔骃、徐干《西征赋》，班固、傅毅《北征颂》，此皆述征伐之征，非征行之谓也。如袁宏、班昭《东征赋》，潘安仁《西征赋》、张缵《南征赋》、班彪《北征赋》，此正述征行之征，非征伐之征也。今人或不契勘，总以为一义，失矣。〔2〕(P276－277)

由此可见，虽同名为征，但两类赋作在性质上却有很大的区别。军征赋也是汉魏纪行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据现存文献，军征赋的创作应以东汉崔骃的《大将军西征赋》为最早，至汉末三国时期，由于战事纷纭，这类赋作开始蓬勃兴起，蔚为大观。它们主要以铺张军容，夸耀声威为主，代表作有陈琳《神武赋》，杨修《出征赋》，曹丕《述征赋》，曹植《述征赋》、《述行赋》，陆云《南征赋》等。

除了史地类和军征类纪行赋之外，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审美水平的提高，两晋时期还出现了以描绘山水实景为主的纪行赋。这种赋作虽仍然以记叙行程为主要内容，然而史事在文章中的比重却大大下降，主要的笔墨被用来记叙沿途的山水景观。这类赋现存的最早作品，应以西晋张载《叙行赋》和陆机《行思赋》为代表，至南北朝时期，记景为主的山水类纪行赋成为当时纪行赋的大宗，主要代表作品有萧纲《述羁赋》，沈约《愍途赋》，江淹《去故乡赋》，丘迟《还林赋》等。

总而言之，据现存文献考得，汉魏六朝时期可入纪行赋范畴内的作品，共约四十二篇，主要有刘歆《遂初赋》，班彪《北征赋》，蔡邕《述行赋》，班昭《东征赋》，崔琰《述初赋》，潘岳《西征赋》，袁宏《东征赋》、《北征赋》，应玚《撰征赋》、《西征赋》，崔骃《大将军西征赋》，王粲《初征赋》，阮瑀《纪征赋》，徐干《西征赋》、《序征赋》，繁钦《述征赋》、《述行赋》、《避地赋》、《征天山赋》，陈琳《神武赋》，杨修《出征赋》，曹丕《述征赋》，曹植《述征赋》、《述行赋》，陆云《南征赋》，陆机《行思赋》，卢谌《征艰赋》，傅玄《叙行赋》，张载《叙行赋》，晋郭璞《流寓赋》，傅亮《征思赋，》谢灵运《撰征赋》、《归途赋》、《岭表赋》、《孝思赋》，萧纲《述羁赋》，沈约《愍途赋》，江淹《去故乡赋》，张缵《南征赋》，丘迟《还林赋》，魏收《聘逰赋》，隋炀帝《归藩赋》等③。

这些纪行赋，按照题材和风格，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为因地及史的正格纪行赋，以刘歆的《遂初赋》为开端，是后为纪行赋之主流，历时长，影响大;二为以行军征战为主要内容的军征类纪行赋，这类赋据现存文献应以东汉崔骃的《大将军西征赋》为最早，汉末三国时期由于战事频仍，军征类纪行赋最为兴盛;第三类则为抒情写景为特点的山水类纪行赋，语言清丽，笔致婉约，很少铺叙史实，这类型的赋从西晋开始出现，到南北朝比较盛行。

二、先唐纪行赋兴盛原因

汉魏六朝纪行赋的兴盛和发展变化，与当时社会的文化氛围，以及时代审美精神的嬗变有着密切的关系。接下来本文将就史地类、军征类、山水类纪行赋兴起的原因做一探讨。

汉魏六朝时期史地类纪行赋的兴盛，与当时史学的发展，特别是史地结合较密切的区域史的发达有一定的关系。先秦时期，各诸侯国都有编纂自己国家历史的传统，《春秋》即据鲁国历史修订而成，具有区域史的性质。两汉以后，史学发达，区域史也随之兴旺，《吴越春秋》、《越绝书》是其中的佼佼者。到了东汉，以地方志为形式的区域史也得到了发展，《隋书》卷三十三《经籍二》云：

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故沛、三辅有耆旧节士之序，鲁、庐江有名德先贤之赞。郡国之书，由是而作。〔3〕(P982)

这些耆旧节士，名德先贤的记载，作为地方志的构成部分之一，在东汉初期已经被组织进去，这也是史地结合的地方文献出现的典型标志。此后，地记方志文献在汉魏六朝时期蓬勃发展。在《隋书·经籍志》史部中，与地方文献性质相类的有“霸史”、“旧事篇”、“杂传”、“地理之记”及“谱系篇”五类，而这五类书籍总计四百七十部，四千九百六十七卷，可见其数量之大。唐刘知几《史通·杂述》曾将杂史类著作区分为十类，其中和地方史关系比较密切的有郡书、地理书、都邑簿三类。足见史学和地域的结合，是汉魏六朝时期史学发展的一个新潮流。

汉魏六朝区域史学的发展，反映出时人对史地关系的重视，在史书中也可以见到以熟稔史地知识为荣的记载，如《陈书》卷十七《王通附王劢传》载：

大同末，梁武帝谒园陵，道出朱方，劢随例迎候。敕劢令从辇侧，所经山川，莫不顾问。劢随事应对，咸有故实。〔4〕(P238)

又《晋书》卷一百二十七《慕容德传》载：

遂问谟以齐之山川丘陵，贤哲旧事。谟历对详辩，画地成图。德深嘉之，拜尚书郎。立冶于商山，置盐官于乌常泽，以广军国之用。〔5〕(P3169)

由这两段记载“咸有故实”“贤哲旧事”等语可以看出，和区域地理相附着的历史典故，也是地理知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掌握这些知识则成为博学的象征。这一现象和汉魏六朝史地类纪行赋中因地及史的特点非常一致，刘歆、班彪、蔡邕、潘岳、谢灵运等人都是学养深厚，兼通文史的士人，他们深厚的学养，对于纪行赋的创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尽管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学风上有从经史之学到文史之学的转变，但以熟知史地为荣的社会文化氛围，则是史地类纪行赋兴盛的关键。

建安时期是军征类纪行赋创作的高潮阶段，这和当时特殊的时代氛围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由于连年战乱，汉末是一个民生凋敝，满目疮痍的时期，士人们热切渴望出现一个强权人物，能带领他们安定国家，建功立业。而曹操则由于知人善用，谋略过人，逐步消灭各割据军阀，使北中国达到统一。他的出现，满足了士人们在乱世中对强权人物的需求，建安文人无论是陈琳、王粲，还是繁钦，大多经历了辗转流离的生活，直到最后依附于曹操，坎坷的经历使他们认识到了曹操的过人之处。因此以他们为主要作者的军征赋中，大多讴歌曹操军容之盛，军威之强，透露出豪迈昂扬的乐观精神，这是和当时的社会形势分不开的。《文心雕龙》卷九《时序篇》叙述建安文学精神时说：

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6〕(P673－674)

时代氛围造成的乐观昂扬的精神气质，在当时的作者笔下多有体现。像王粲《从军行》五首，曹植《赠丁仪王粲诗》，刘桢《赠五官中郎将诗四首》第一，曹丕《饮马长城窟行》等，都以曹操行军出征作为题材背景，表达了对其安邦定国能力的赞美，和军征赋中所表达的情感和精神完全一致，由此可知，时代氛围是建安时期军征赋兴盛的重要原因。

山水类纪行赋的兴起，则与魏晋时期审美观念的发展有很大的关系。随着老庄之学的兴盛，由山水而体悟玄道的风尚在士人中间流行，对山水的欣赏也成为他们展现胸襟和修养的一个突出标志，如《世说新语》卷上《言语》第九十一条载：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7〕(P145)

《世说》中像这样的事例还有顾恺之、王胡之、晋简文帝等，这些记载都足以体现出晋人对山水之美极高的体认能力。宗白华先生在《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中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这句话正说明了山水审美的出现，和士人文化修养的提高有着密切的关系④。

“可是，怎么整呢？写信吧，不行，现在的稿纸上都有号码，能查出来。打电话吧，又怕听出来，还是不行。后来，我想起几年前从单位拿回来的十来张有点宣纸性质的16开纸，这种纸现在市面上没有了，用它不易被查到，安全。我用左手写的字，最后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

随着山水之美体悟成为风尚，这一趋势在文学上也有所呈现，西晋左思《招隐诗》中即说：“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至东晋时期，它的影响更加明显，《世说新语》卷中《赏誉》第一百零七条载：

孙兴公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卫君长在坐，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庾公曰：“卫风韵虽不及卿诸人，倾倒处亦不近。”孙遂沐浴此言。〔7〕(P478)

由孙绰之语可知，对山水的体悟成为东晋时作文的必备要素。而这一风尚体现到文学上，便呈现为东晋至宋“庄老告退，山水方滋”的文学发展潮流。南北朝山水类纪行赋的发达，也正是这一审美精神变化在文学上的体现。

三、先唐纪行赋美学意蕴

史地类、军征类和山水类纪行赋，在汉魏六朝的不同阶段迭互兴起，在美学上也具有不同的意蕴。接下来就此作一分析。

就当时较为传统的史地类纪行赋来说，由于作者在行文中以史事为主体，凸显出以史为赋的特点，注重以古鉴今的劝诫告谕，文章厚重朴茂，和汉大赋具有相同的美学风格。《文心雕龙》卷二《诠赋》说：“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大，既履端于倡叙，亦归余于总乱。”〔6〕(P135)此处所云“述行序志”正包括纪行赋一类作品在内，而刘勰把它和京殿苑猎之类的大赋相提并论，并指出它“体国经野，义尚光大”的特点，可知在风格上它和润色鸿业的汉大赋相去无几。这一点在后人的评论文字中也有体现，宋许顗《彦周诗话》云：

丰父尝与仆言：“班孟坚《两都赋》华壮第一，然只是文辞。若叔皮《北征赋》云‘剧蒙公之疲民兮，为强秦而筑怨’，此语不可及。”仆尝三复玩味之，知前辈观书自有见处。〔8〕(P20)

又清何焯《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五评曹大家《东征赋》说：

唐吕向评潘岳《西征赋》说：“岳述所历古迹美恶劝戒焉。”〔10〕(P187)从这三条评论中可以看出，史地类纪行赋的最大特点是，阐发所经行区域历史对后人的启发教育性。在这个基础上，史地类述行赋逐渐发展出史学的特性，完成了由以史为赋到因赋为史的转变。《世说新语》《文学》第九十七条载：

袁宏始作《东征赋》，都不道陶公。胡奴诱之狭室中，临以白刃，曰：“先公勋业如是!君作《东征赋》，云何相忽略?”宏窘蹙无计，便答：“我大道公，何以云无?”因诵曰：“精金百炼，在割能断。功则治人，职思靖乱。长沙之勋，为史所赞。”〔7〕(P273－274)

又《晋书·袁宏传》载桓温也曾经因为袁宏在《东征赋》中没有提到自己的父亲桓彝而愤怒不已，质问袁宏：“闻君作《东征赋》，多称先贤，何故不及家君?”谢灵运在《撰征赋》序里说：“作赋《撰征》，俾事运迁谢，托此不朽。”〔11〕(P2599)也是将赋的创作视同具有史的功用。可见史地类纪行赋作为纪行赋之大宗，由创始阶段的以史为赋的写作手法，进而在观念上形成了以赋为史的转变。史地结合的写作模式，因凸显了区域地理的历史意蕴，赋中呈现的不仅是旅途行程中的描景抒情，而更多是政治道德的劝喻，文章整体上呈现出的是厚重深沉的美学风格。

军征类纪行赋作为汉代出现的新文体，既扩大了赋的表现领域，对于之前以诗为主的军旅纪行文学，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创新。军征之文在先秦时已经出现，《诗经》中《六月》、《常武》、《采薇》皆是其中脍炙人口的篇章。至汉末建安时期，随着战争的增多，很多作者都有行军作战的经历，军旅文学再度兴盛。汉魏六朝时期的军征赋，从题材上来说，继承了诗经《六月》和《常武》中讴歌军旅的传统，在具体手法上，则借鉴了汉代盛行的京都游猎赋的文字，极尽铺张扬厉，夸耀声威之能事，使文章呈现出雄伟昂扬之美。以下略举几例以见一斑。崔骃《大将军西征赋》曰：

是袭孟秋而西征，跨雍梁而远踪。陟陇阻之峻城，升天梯以高翔。旗旐翼如游风，羽毛纷其覆云。金光皓以夺日，武鼓铿而雷震。〔11〕(P711)

曹丕《述征赋》曰：

伐灵鼓之硼隐兮，建长旗之飘飖。曜甲卒之皓旰，驰万骑之浏浏。扬凯悌之丰惠兮，仰乾威之灵武。伊皇衢之遐通兮，维天纲之毕举。〔11〕(P1072)

繁钦《征天山赋》曰：

素甲玄焰，皓旰流光。左骈雄戟，右攒干将。彤玈朱矰，丹羽绛房。望之妒火，焰夺朝阳。华旗翳云霓，聚刃曜日铓。于是轒辒云趋，威弧雨发。钲鼓雷鸣，猛火风烈。跃刃雾散，虏锋摧折。呼吸无闻，丑类剥灭。〔11〕(P977)

这几段文字中，高扬的旌旗，耀眼的铠甲，勇猛的武士，浩大的阵势，无一不是汉代京都游猎大赋中经常出现的场景，在这些地方则被作为军队声威的体现而加以描绘。这是因为古代大规模狩猎本具有军事行动的性质⑤，游猎赋所极力突出的奋发昂扬，铺张扬厉之美，和军征赋中高歌慷慨，以壮声威的豪迈之美几无二致，所以游猎赋的笔法自然而然被汉魏军征赋借鉴吸收，以新瓶装旧酒，藉此为军旅文字开拓出新的领域。

对于以山水叙景为主的两晋南北朝纪行赋来说，它们是当时山水审美水平大幅提高在文学上的体现之一。在这些作品中，史地类纪行赋由地及史，借史言志的手法已经被摒弃，作者更多的是直抒所见，把重点放在即目所及的山水上，通过对山水景物的工致描写，来抒发自己的情志。由于少了史实的堆砌与壅塞，山水类纪行赋显得轻快活泼，呈现出的是一种婉约清丽之美，和史地类纪行赋的厚重深沉，军征赋的雄伟昂扬有别，这是两晋南朝山水类纪行赋的常态。如张载《叙行赋》：

秉重峦之百层，转木末于九岑。浮云起于毂下，零雨集于麓林。上昭晢以清阳，下杳冥而昼阴。闻山鸟之晨鸣，听玄猿之夜吟。虽处者之所乐，嗟寂寞而愁予心。〔11〕(P1949)

又陆机《行思赋》曰：

商秋肃其发节，玄云霈而垂阴。凉气凄其薄体，零雨郁而下淫。睹川禽之遵渚，看山鸟之归林。挥清波以濯羽，翳绿叶而弄音。行弥久而情劳，途愈近而思深。〔11〕(P2010)

又梁沈约《愍途赋》曰：

日晻长浦，风扫联葭。叠云疑愤，广水腾华。听奔沸於洲屿，望掩暧乎烟沙。依云边以知国，极鸟道以瞻家。免凄怆於羁离，亦殷勤於行路。叹余途之屡蹇，奚前芳之可慕。〔11〕(P3097)

又梁简文帝《述羁赋》曰：

是时孟夏首节，雄风吹甸。晚解缆乎乡津，涕淫淫其若霰。舟飘飘而转远，顾帝都而裁见。远山碧，暮水红，日既晏，谁与同。云珪瓘而出岫，江摇漾而生风。〔11〕(P2994)

和史地类纪行赋注重对区域历史的贯穿组织不同，山水类纪行赋明显把文章的重心放到了对山水景致的描写上，潺潺的流水，依稀的烟云，自由的禽鸟，青葱的卉木等各种意象在文中大幅出现，取代了史地类纪行赋中的历史意象和兴亡鉴戒。相较而言，西晋初期的山水纪行赋，尚有典雅详赡之风，进入南北朝之后，则日益精致婉转，它不再像传统史地类纪行赋那样一丝不苟的交代行程，而是善于裁剪，聊聊数笔，烟云禽鸟，山川卉木尽收眼底，画面感极强，具有诗的美感。

总而言之，史地类纪行赋出现的时期，正是两汉经史之学兴盛的时期，因而纪行赋创作中，加入了很多史学因素，体现出两汉社会文化氛围中的政治道德气息，具有朴茂雄浑的厚重美，这一特征也成为史地类纪行赋的最大特点;军征类纪行赋虽则在东汉中期已经出现，但它兴盛的时候已到了汉末，时代精神中的慷慨悲歌，体现为作品中高蹈扬厉的奋发之美，这也是军征类纪行赋最主要的美学品格;山水类纪行赋的兴盛，则和两晋以后山水审美风尚的盛行有很大的关系，它呈现出的是清丽便娟的婉约美。大略而言，这三种述行赋在汉魏六朝时期的发展变化，以及体现出的不同美学品格，其实都是各自时代文化精神的体现。文学之美和时代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只有把文学和它所处的社会联系起来，我们才能对文学的发展变化有更深入的认识。

〔注释〕

①楚辞中的《远游》《离骚》虽亦为记游文字，但多想象之观览，所开创的乃是《幽通赋》、《思玄赋》等神游系列的作品，与重在描绘实景的纪行赋不同，故不以之为纪行赋之先声。

②歆之此赋，据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考证，作于哀帝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见该书第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③据《全后汉文》，汉末葛龚有《遂初赋》，《太平御览》卷一八四引作《反遂初赋》，据其残文似非述行之类;曹植有《东征赋》一文，据其自序，乃曹操东征时，曹植留守，故为文以壮声威，乃想像之作;孙绰《遂初赋》虽与刘歆之作同名，乃泛咏怀抱，然非述行之类，故此数篇皆不入纪行之类。

④宗语见《美学散步》第21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骆玉明先生认为宗先生的这句话如果表述成，晋人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向外发现了自然，能够更清楚的说明自然被发现的过程，此语极为精当(见骆玉明《＜世说新语＞精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6页)。

⑤《周礼》夏官大司马一职中，对它的这层意义说的非常明白。如：“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蒐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

〔1〕孙梅．四六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2〕王楙．野客丛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魏徵等．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4〕姚思廉．陈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

〔5〕房玄龄等．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6〕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7〕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8〕许顗．许彦周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5．

〔9〕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0〕李善．六臣注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1〕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