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宗府，驰名海内”——鲍照在隋唐的接受述论

罗春兰

(南昌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 江西 南昌 330047)

叶嘉莹先生曾经指出：南北朝时期“给唐代影响最多的一位作者是鲍照”〔1〕。隋唐时期对鲍照的认知与接受有了重大进展，并形成了空前的规模，更多的作家、理论家，以宽阔的视野、深邃的理性认识、接受鲍照，使得唐代成为鲍照接受的高峰期。随着历史的发展，后人论元嘉体诗逐渐以“谢鲍”并列，代替了初时的“谢颜”。鲍照作品内容的丰富多样性，在整个魏晋南北朝几乎无人可以企及，几乎在唐代诸诗歌大家和诗歌流派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鲍照的影响。无论是豪迈奔放的边塞放歌，还是婉转柔媚的宫廷吟唱，无论是盛唐之李杜，还是中唐之韩、白，都有接受鲍诗的因子。明人张溥《鲍参军集》题辞说鲍照“诗篇创绝，乐府五言，李杜之高曾也”〔2〕(P176)。清人何焯甚至说：“诗至明远，发露无余，李、杜、韩、白皆从此出也。”〔3〕(P925)鲍诗富于力度、充满激情、自我形象鲜明的特点，深刻影响了有唐一代诗人。大量“声律风骨兼备”的唐诗作品产生，自然也包括有鲍照的影响。而鲍照的影响之所以能够深入人心，与鲍照诗歌的特质顺应了隋唐人的审美期待视野又是分不开的。

一、隋唐人的鲍照评价

在隋唐人心目中，鲍照已不再如在南朝那样“沉沦下僚”，而开始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大家。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唐初史学家刘知已(661－721)对于鲍照“文学宗府”的评价。刘知几于著史强调直笔，提倡“不掩恶，不属善”、“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态度。在其专著《史通》中，为鲍照大鸣不平：“至若鲍照，文学宗府，驰名海内，方于汉代，褒朔之流。事比阙如，何以申其褒奖?”〔4〕(P529)对于裴几原《宋略》中把鲍照的事迹完全忽略提出强烈批评，认为鲍照完全可与汉代著名的辞赋大家王褒、东方朔相媲美。“文学宗府，驰名海内”也成为鲍照在唐人心目中位置的一个概括。我们还可从《史通》中看到刘知己对鲍照文本的接受，《鉴识篇》：“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尽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4〕(P473)其中“逝将烟尽火灭，泥沉雨绝”即仿鲍照《芜城赋》“皆薰歇烬灭，光沈响绝”。它说明，鲍照之作已经于不知不觉中深入唐人诗心之中了。“文学宗府，驰名海内”之论表明，唐代的鲍照已经不再是“才秀人微，取湮当代”了。与之可以相互应证的是，诗人李瀚的《蒙求》诗，概括上下几千年的历史文化，历数历代名家，以“鲍照篇翰”与“陈琳书檄”并称，将他视作诗家的代表。在唐人心目中，鲍照甚至成了“才子”、“诗人”的代名词。岑参《送弘文李校书往汉南拜亲》曰：“未识已先闻，清辞果出羣。如逢祢处士，似见鲍参军”。又如李端《赠康洽》“声名恒压鲍参军”，以鲍照来衬托康洽的诗名。唐裴敬在《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称李白以前“以诗称者”，仅提到何逊、谢朓、陶潜、鲍照的名字。〔5〕附录一《河岳英灵集》卷中“崔颢”条记载殷璠云：“颢少年为诗，属意浮艳，多陷轻薄，晚岁忽变常体，风骨凛然。如‘杀人辽水上，走马渔阳归。错落金锁甲，蒙茸貂鼠衣’，又‘秋风吹浅草，猎奇何翩翩。插羽两相顾，鸣弓新上弦’，鲍照、江淹，须有惭色。”〔6〕(P83)赞美崔颢诗歌“风骨凛然”可掩鲍照、江淹而上。

从唐代诗人诗作中，我们可以一再获得鲍照已经诗名远播的确证。由陆龟蒙的《芙蓉》诗“闲吟鲍照赋，更起屈平愁。莫引西风动，红衣不耐秋”，可见唐人对于鲍照的文章已是烂熟于心。李群玉《言怀》云“白鹤高飞不逐群，嵇康琴酒鲍昭文。此身未有栖归处，天下人间一片云”，以鲍照文章与嵇康琴酒相提并论。韦庄《江行西望》：“西望长安白日遥，半年无事驻兰桡。欲将张翰秋江雨，画作屏风寄鲍昭。”鲍照曾作《喜雨》诗，这里“寄鲍照”意谓江上雨意颇有诗情画意。戎昱《送苏参军》：“常叹苏生官太屈，应缘才似鲍参军。”也是对于鲍照诗歌才能的首肯与仰慕。杨巨源《酬于驸马》诗：“戚里旧知何驸马，诗家今得鲍参军。”作者在这里以鲍照类比于驸马以示其才情之美。杨巨源似乎对鲍照情有独钟，在他的另外一首诗《酬崔博士》中，也引用了“玉壶冰”之典以明己志。

在唐代，鲍照在诗史上的地位无疑比颜延之高，“鲍谢”比“颜谢”更多地出现于诗人论家的笔下。白居易《寄李蕲州》：“下车书奏龚黄课，动笔诗传鲍谢风。”白居易对于前代诗人首肯不多，对于鲍照，也批评其“狭”，这里“鲍谢风”的概括，可视作是鲍诗流传之广的一个实录。冯伉《和权载之离合诗》“车马退朝后，聿怀在文友。动词宗伯雄，重美良史功。亦曾吟鲍谢，二妙尤增价。”作者把鲍谢并称为“二妙”，也是对鲍照诗史地位的一种确认。此诗流传很广，《唐诗纪事》卷三十一“冯伉”条有记载。可见这一评价，既是时人的议论，也为后人广为接受的定评。沈德潜《古诗源》云：“诗到于宋，声色大开，诗运转换也。康乐神工默运，明远廉儁于前，允称二妙。延年声价虽高，雕镂太甚，未宜鼎足矣”〔7〕，也以鲍谢并称“二妙”而延年不足与之匹敌。可见唐人论元嘉体诗的意见，作为一份历史遗产被继承了下来，“谢鲍”(“鲍谢”)并列代替了南北朝时的“谢颜”(“颜谢”)并称。

当然，隋唐对鲍照的接受并非全然是喝采，不以为然者也偶有所见，如王通就指责鲍照“急以怨”，有违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再就是白居易也曾在《与元九书》中从“美刺”标准的角度对鲍照提出过批评。在王通的观念中，鲍照的诗常常洋溢着激愤之情，有违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是“险俗”的“郑卫”之音，故被视为“古之狷者”。白居易认为：“晋宋以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晋宋时代的谢灵运多写山水，陶渊明则偏爱田园，江淹、鲍照更不如陶谢，梁陈间更是“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不过，王通、白居易这样站在儒家正统立场上的立论，这样的偏激之声在整个隋唐时期非常微弱，称扬和广为接受鲍照才是当时的主流。

二、隋唐读者的接受视野

鲍照在隋唐为广大读者所接受，这固然说明鲍照及其作品本身具有丰富而巨大的艺术魅力，但也与这一时期的社会风尚和审美心理密切相关。隋唐较之南北朝，在学术、审美风尚、文学观念上的种种状况均起了极大的变化。

鲍照诗与隋唐人接受心理与精神气度的契合。大唐的盛世气度，使得唐人在对文学传统承继问题上禀持着良好的兼容并包心态。他们“别裁伪体”、“转益多师”，因此得以集大成，在诗歌创作上大有创获。虽然他们在思想意识、文学观念上以批判六朝绮靡为目标，但毋庸回避的是，隋唐诗人都深受六朝文学的浸染，观念的自觉并未妨碍他们对六朝文学丰厚积淀的接受。唐人正是本着继承前人而又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的精神，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超越前贤，成就了文学上的巨大辉煌。

唐代又是个性充分解放、创造力激发的时代，人们对文学天才有着非常强烈的推崇心理，在诗文中恣意任才使气、挥斥方遒，对美的事物极度敏感，“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的鲍照诗，恰好符合此时读者的审美标准。

鲍照诗歌所呈示的作者精神气质与唐人颇为类似，这是鲍照在唐代广为接受的重要原因。唐代对鲍照的接受首先根植于唐代尤其是初盛唐的建功立业、积极进取的时代精神，这一时期充满着英雄主义的激情，鲍照诗正是在这个基点上与之遥相呼应。唐代政治开明，也为一代文人建功立业开拓了广阔道路，树立了强烈信心，同时，由于唐代继承并发展隋制，用科举考试制度代替魏晋以来举人的九品中正制，打破了几百年来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制科与常科的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种风尚不仅促进了文学的繁荣，在政治上也激发了文人们的政治热忱。因此，唐代诗人无不对功业进取充满热情，对儒生生涯却表示鄙夷不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岂学书生辈，窗间老一经”(王维《送赵都督赴代州得青宇》)。“万里何辞死，一朝得成功。……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高适《塞下曲》)。“丈夫三十未富贵，安能终日守笔砚”(岑参《银山碛西馆》)。“开口取将相”(杜甫《八哀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云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其一)在这种情形下，充满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的鲍照诗，自然切合了唐人的期待视野，从而获得了接受理论所说的“视野融合”。特别是初唐、盛唐时期，隆隆上升的国势增强了唐代诗人豪迈的功业热情，对功业进取的共同期待，使他们对鲍照诗的接受极为自觉。

鲍照的寒微出身与唐代庶族文学的兴起以及审美风尚的转变相合拍，这是鲍照广为接受的又一个重要原因。隋唐以来，朝廷自觉地开放仕途，吸引和控制寒士阶层。特别是废除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制，将世族手中的选官权收归朝廷。“五服之内，政决王命，一命拜免，必归吏部”(《通典·选举五》)。

从诗歌创作主体及内容上来看，唐前诗歌，除民歌及古诗十九首等少数篇什外，几全为贵族文人之作品，写作题材狭窄，内容贫乏，不能引起广大民众的共鸣。正如王运熙先生所说：“汉魏时代的乐府民歌中的文人诗作，直接写农民的虽少，但有一定数量的篇什，……可惜这个传统在建安以后整个魏晋的诗歌中没有得到继承。在这段时期中，出现了阮籍、左思、刘琨、郭璞等杰出诗人，其诗歌在内容、形式上都各有成就与特色，但共同的缺点是没有涉及下层社会。到东晋时代，由于玄学长期流行，玄言诗大盛，风靡诗坛。”“不关心动乱的社会现实，不关心广大下层人民的痛苦，是建安以后特别是东晋时期文学创作的一种普遍风气。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南朝，反映在刘勰、钟嵘等杰出批评家的言论中。”〔8〕(P54)整个南北朝时期，诗人们倾心于林泉高致，除出身寒微的鲍照外，余者更不曾涉及下层人民的生活。

到了唐代，诗歌的创作主体有了很大的变化，已不再是贵族文人。初唐成就较大的诗人王绩、虞世南、李百药、上官仪、苏味道、李峤、崔融、杜审言等人，或出身寒微，起于乡里，或家道中衰，人微言轻。而王杨卢骆等及“初唐四杰”更是“陟志远而心屈，遂才高而位下”(王勃《涧底寒松赋》)，乃典型的寒门庶族。盛唐以降，知名诗人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孟郊﹑张籍﹑白居易诸人，均非养尊处优之贵族，而为从穷困流浪中奋斗出来者。在唐代即使出身名门，也没有实际的政治意义。经过隋、唐两次易代和唐初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动，原有的门第品级已失去了意义。杜甫说到画家曹霸，是“将军魏武之子孙，于今为庶为清门”。〔9〕(《丹青引赠曹将军霸》)这就表明，过去的高门士族，即使是曹霸那样出自帝王世系的人，在当时社会上也被等同于庶族了。唐初新修著录门阀等第的《氏族志》，唐太宗就指示要“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10〕在唐时，现实的社会地位显然比旧时的出身门第更显得重要。出身微贱的人是可以靠政治或文学才能致身通显的;而衰宗落谱的世家子弟的身分地位则与庶族无异。虽然有些文人出身贵族，如王勃、王维都出身于山东郡姓太原王氏，李华、李观出身于同样是山东郡姓的赵郡李氏，杜甫出身于关中郡姓京兆杜氏，元稹为后魏昭成皇帝十五代孙，李贺还是李唐宗室贵胄，如此之类，这种高贵的门第出身对他们的政治、经济地位几乎没有实际意义。从他们的社会地位、思想习俗以至靠科举求进身的经历看，与其他庶族的境遇无异。〔11〕(P21)诗的社会基础因之扩大，一向由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至此转移至民间诗人手中，而且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况。唐人爱好诗歌也成为普遍风气。《全唐诗》中收录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宫人、歌妓，以及无名氏的作品，可以看到诗歌在唐代的确不再是少数贵族文人的专利品。唐代小说不少引用诗歌，变文和其它通俗文学大量应用五言、七言诗歌作唱词，都说明群众对诗的喜爱。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在旗亭听歌妓唱诗的故事，以及白居易的诗传诵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的事实，更可以想见著名诗人作品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盛况。这种诗歌和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过去的诗人所无法想象的。唐代庶族文学的兴起，使得这一时期文学风貌与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了很大的不同，文学总的发展方向是清真、自然、平畅、质朴，而这正是六朝庶族文学代表鲍照诗的基本特点。其审美倾向，也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崇尚典雅纤秾经由初唐的文学改革，转向中唐“尚实、尚俗、务尽”，进一步走向平易质朴。与雅正典丽的颜诗相比，富有平民性格的鲍照诗歌在这种情形之下自然更能广为接受。正如王运熙、顾易生先生所说：“南朝诗人，颜延之、谢灵运、鲍照三家并称，在当时都很有影响。但颜诗往往大量用典，显得板重滞涩，缺少‘自然英旨’(钟嵘语)，成就实出谢、鲍之下。唐人(包括王昌龄、李白、杜甫等)论南朝诗家，往往赞美鲍、谢，很少推许颜延之，是颇有见地的。这里也反映了许多唐代诗人崇尚清真自然、反对‘错彩镂金’(汤惠休评颜延之语)的审美标准。”〔12〕(P221)

鲍照独特的乐府诗创作与唐代乐府诗的复兴和盛行关系密切。鲍照在唐代广为接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唐代出现了古乐府创作的热潮。南朝乐府的创作有平民及文人仿古两类，到了隋唐，虽无平民创作的乐府，但文人仿古乐府却大量涌现。唐初为乐府者虽然不多，但初唐四杰各有乐府歌辞，王维善解音乐，王昌龄长于短制，岑参、高适为乐府创作大家，崔颢乐府让“鲍照、江淹须有惭色”，〔13〕(P311)李白以“一切文学为乐府”，杜甫、元白倾心制作新题乐府，韩愈以文为乐府，其门下刘禹锡、柳宗元、王建乐府也甚著名，孟郊、李贺、顾况、大历十才子，无不擅长乐府……唐代几乎所有的名诗人都介入了乐府创作。权载之《韦渠牟集序》：“君年十一，尝赋《铜雀台绝句》，右拾遗李白见而大骇，因授古乐府之学。且以瑰琦轶拔为己任。”(《新唐书》卷一六七《韦渠牟传》也有记载)“乐府”成“学”，尤可说明乐府诗在唐代的繁盛。出现这种局面，与唐代君主大力提倡有关，罗根泽先生认为唐代出现创作乐府热潮的原因就在于此：“唐初以至中世(玄宗)之君，皆知音善乐，又以天下平定，四海乂安，休养生息，文人辈出，殿廷之上，变为唱酬弦歌之所。在此种空气、此种环境下，自然可以产生大批文人乐府。”〔14〕(P161)爰至唐代，出现了汉以来又一个天下一统局面，唐帝国需要礼乐并举以张声威、以化民俗，“乐者，太古圣人治情之具也。人有血气生知之性，喜怒哀乐之情，情感物而动于中，声成文而应于外。圣王乃调之以律度，文之以歌颂，荡之以钟石，播之以弦管，然后可以涤精灵，可以祛怨思。施之于邦国则朝廷序，施之于天下则神祗格，施之于宾宴则君臣和，施之于战阵则士民勇。”(《旧唐书·乐志一》)唐王室本为西北以军功起家的六镇集团(由鲜卑及胡化汉族构成，以骁勇善战著名)，“唐代创业及初期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太宗之母为窦氏，即豆陵氏，高宗之母为为长孙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15〕(P551)是故他们对节奏铿锵、风格劲放的军乐有着天然的爱好，如《破阵乐》，又名《秦王破阵乐》，当太宗为秦王时，屡有征讨，故有此曲，太宗亲制《破阵舞曲》，“观者见其抑扬蹈厉，莫不扼腕踊跃，凛然震竦。”(同上)继太宗之后，高宗更好音乐，命乐工对前代亡轶的琴曲加以整理，“定其宫商，然后教习，并合于歌”(同上)武后亦复有乐癖，据载，《坐部伎》中《天授》及《鸟歌》，便是武后所作。唐玄宗对音律尤为精通，其对音乐沉迷之深，在历代国君中更是绝无仅有：“于听政之暇，教太常乐工子弟三百人，为丝竹之戏，音响齐发，有一声误，玄宗必觉而正之。”(同上)玄宗既爱传统乐曲，又对当时的俗乐——五调法曲(所谓的“胡夷里巷之曲”)迷醉至深，“玄宗既知音律，又酷爱法曲，选坐部伎子弟三百，教于梨园，声有误者，帝必觉而正之。”(《新唐书·礼乐志》十二)故“乐府至唐代，已至由分化渐成就至衰落时期，而能产生大批之文人乐府，使乐府文学得一完美收场，君王后妃之提倡，与有力焉”〔14〕(P161)。

鲍照于乐府诗成就甚高是为公论。“与鲍氏同时而略前者有两大诗人，一为陶渊明，一为谢灵运。陶诗默契自然，开后世田园一派;谢诗苞含名理，为千古山水之宗。其境界皆高，在诗史上之地位，亦极重要，然陶谢二人，并绝少乐府之作，陶仅临终所制《挽歌》三首，谢作较多，亦不逮其诗。故以诗言，陶鲍谢三家，后先鼎足，以乐府言，则当让鲍照独步。”〔16〕(P260)“元亮、延之，绝无七言，康乐仅一二首，亦非合作。歌行至宋益衰，惟明远颇自振拔，《行路难》十八章，欲汰去浮华，反于浑朴，后来长短句实多出此。与玄晖五言，俱兆唐人轨辙矣。”〔17〕(P45)(胡应麟《诗薮》)六朝诗人中在乐府诗创作方面有着卓越成就的鲍照，在唐代乐府诗创作出现热潮的情形下大受青睐，势在必然。“南朝唯一鲍照，能自振于流俗，故唐人亦每乐道之。胡适之谓高适最得力于鲍照，其实何止高适，唐代诗人得力于照者固甚多。”〔14〕(P183)

三、鲍照诗文在隋唐的传播

鲍照诗文及传记资料在唐代的广为传播，也为鲍照的广泛接受提供了必要条件。在唐代，文学的传播方式可谓多种。对于前代作品来说，通常的形式主要是靠书籍流通的方式得以传播：一是通过选本。除了《文选》、《玉台新咏》等旧有的收录六朝作品的选本之外，如唐人编的《古文苑》收录大量六朝文人作品，对六朝文学文本的传播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二是文集的流行。六朝人诗文集在隋唐虽非极为通行，但是不少文人学者还是通过一些渠道阅读接受前代文本。而关于鲍照诗文的接受，其渠道主要有如下几种：

1．鲍集的流传。据史书记载，唐魏征《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五)“宋征虏记室参军《鲍照集》十卷”并加以补注曰“梁六卷”、后晋沈昫《旧唐书·经籍志》(卷五十一)“《鲍照集》十卷”〔18〕、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艺文志》(卷六十)“鲍照集十卷”。据此我们或可推知，鲍诗在虞炎编集前，“年代稍远，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倘能半焉”(虞序)，但《鲍照集》自诞生之后，散佚不多，至唐代有十卷本及六卷本两种，鲍照文本得以较完整地进入唐人的视野，这对于鲍照的接受具有根本的意义。

2．文学选本。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19〕(P185－222)统计，唐人编的诗歌选本就有一百三十七种，另存目五十余种。其中通代诗选有《古今类序诗苑》、《玉台后集》等六种，通代诗文合选本有《文馆词林》、《芳林要览》等十余种，惜乎现在流传下来的不多，无从考察收录鲍诗的情况。文学选本的广泛传播，尤其是《文选》在唐代的备受重视，是鲍照传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途径。鲍照诗在唐代影响甚大，这与《文选》在唐代的广为流传密切相关。《大唐新语》、新、旧《唐书》都有大量关于唐代学者注释《文选》、讲授《文选》的记载，都反映了此书在当时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及其在当时的流行程度。“如果说批评可以对于作家发生指导和帮助的话，总集就是一种具体的标本示范”〔20〕(P46)，《文选》即是唐代集学术性与实用性于一身的总集典范。唐朝诗人李白、杜甫都学《选》诗，从《选》出。南宋理学家朱熹说：“李太白始终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朱子全书·论诗》)相传李白曾三拟《文选》(《酉阳杂俎·语资》)。杜甫也在《水阁朝霁奉简严云安》诗中写道：“呼婢取酒壶，续儿颂《文选》。”在《宗武生日》诗中说：“熟读《文选》理，休觅采轻衣。”近代李详先生曾经对唐代大诗人的作品进行过全面考察，认为《文选》几乎影响了所有的唐代诗人，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鲍照的影响。〔21〕

3．史书。史书中的《鲍照传》也是鲍照得以为唐人所接受的一条重要途径。隋至唐初纂修了一批重要的史书著作，自隋姚察的《梁书》至初唐史家魏征的《隋书》、李百药的《南史》、《北史》都留下关于鲍照的传记或一些记载。唐李延寿《南史》中涉及鲍照的材料六条，其中卷十三《临川烈武王道规传》下记载了“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有辞章之美”而为义庆所重用，后附《鲍照传》，除了照录沈约《宋书》资料外，还记载了鲍照献诗一事，此条材料为其他史书所不载;卷三十四《颜延之传》记载颜延之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之事迹;卷五十五《吉士瞻传》载吉士瞻诵鲍照诗：“竖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卷七十二《文学传·贾希敬传》宋孝武“问学士鲍照、徐爰、苏宝生”、“青州世子，东海女郎”之铭之事;卷七十七《恩幸传》载：“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鲁郡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爲非选。”这些材料，对于人们了解鲍照，提供了比较直接的材料。又，《梁书》卷四十九录有钟嵘《诗品序》，涉及对鲍照的评价。唐李延寿《北史》卷五记载了北魏孝武帝在逃奔长安前，曾在宫中宴饮咏鲍照的《代淮南王》诗之事。这些史书一方面为鲍照声名的传播提供了资料，另一方面，其对鲍照的评说也直接地影响着后人对鲍照的接受。

4．类书及其他记载。唐代建国之初，就已经承袭南朝编纂类书之习，开始大量编纂类书，这也是唐初把文学当学术来进行研究的一个表现。类书的大量编纂对于文学作品的传播，有着独特的作用，鲍照的诗文，也借助于类书而得以广泛传播。检索现存的四部唐代类书，均涉及鲍照。如《北堂书抄》卷一百五十八录有鲍照的《河清颂》〔22〕(P694)，《艺文类聚》收鲍照诗 49 首、赋 8 篇、铭 2 篇、颂书各1篇，共计62篇次。〔23〕徐坚编纂的《初学记》录鲍照诗文计诗15首16次，赋6篇10次，颂2篇、铭2篇，共20篇次。《四库提要》评价《初学记》云：“李商隐诗因鲍照《代白头吟》有‘清如玉壶冰’句，遂以“鲍壶”对“玉珮”，实沿坚之失。”虽然是对《初学记》的批评，但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鲍照诗句流传面之广。此外，其它类别的书也偶有一些与鲍照相关的资料，如许嵩《建康实录》卷十四记载了鲍照对颜延之“雕绘满眼”的评价。〔24〕唐杜佑政书《通典》卷一百四十五《乐典》在论及“盘舞”及“鹤舞”时两度提及鲍照。

唐代诗歌传播途径多样，对此论述甚多，如童岳敏、罗时进《唐诗的传播媒介及其范式》就把唐诗的传播途径分为传抄、寄赠、题壁等书面形式及宴咏、侍唱等口头形式。〔25〕虽然是讨论唐诗的传播方式，但也是前代诗人及其诗作在唐代的主要传播途径。如具有“传抄”性质者，就有文馆学士抄录《翰林学士集》、《珠英集》以及类书《初学记》中的相关内容。无疑，鲍诗与当时诗歌名作一样，也通过这种种渠道得以流传。

鲍照在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是盛唐文学的先驱之一。其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跨越南朝而上，就其对隋唐诗歌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而言，堪称元嘉第一人。鲍照诗文在六朝的被忽略，及其在唐代的被发现和推崇，也许正说明，鲍照是超越于他的时代的，他更应该属于唐代，他“文学宗府，驰名海内”的地位是在唐代确立的。

〔1〕叶嘉莹．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代序〔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

〔2〕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

〔3〕何焯．义门读书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7．

〔4〕〔唐〕刘知几撰．史通新校注．卷三十〔M〕．重庆：重庆人民出版社，1990．

〔5〕清王琦注．四库唐人文集丛刊·李太白集注．卷三十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6〕〔唐〕元结、殷璠等．唐人选唐诗十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7〕沈德潜．古诗源·例言〔M〕．北京：中华书局，1963．

〔8〕王运熙．汉魏六朝文学论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9〕仇兆鳌注．杜少陵集详注〔M〕．卷一三．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

〔10〕刘昫．旧唐书〔M〕//卷六五．高士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

〔11〕孙昌武．中华文化通志·隋唐五代文化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12〕王运熙等．中国文学批评通史·隋唐五代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3〕〔宋〕计有功．唐诗纪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14〕罗根泽．乐府文学史〔M〕．(民国学术经典文库)．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

〔15〕陈寅恪著．陈寅恪史学论文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16〕萧涤非．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M〕//汉乐府大家鲍照．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7〕〔明〕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

〔18〕“鲍照”自唐武后起，多避讳为“鲍昭”，本文均改作“鲍照”。

〔1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20〕王瑶．关于中国古典文学问题〔M〕．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

〔21〕李详．李审言文集〔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

〔22〕虞世南编撰．北堂书抄〔M〕．北京：中国书店影印本，1989．

〔23〕欧阳询．艺文类聚〔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24〕〔唐〕许嵩撰．建康实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5〕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社版)〔J〕．2002，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