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沈从文的“乡下人”观念

唐东堰

(东华理工大学文法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00)

关于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学术界多有论述。王继志在《沈从文论》中认为，沈从文所说的乡下人是湘西“区域文化哺育出来的‘爱恶哀乐’、‘感情样式’、‘性格特征’，是纯粹湘西化的‘乡下人’”〔1〕(P173)。刘洪涛也认为，“沈从文始终坚持自己是‘乡下人’，这应视为他的地方意识和乡土本位思想含蓄而顽强的表达方式。”〔2〕(P204)这些研究者在解读沈从文“乡下人”的内涵时都注意到了沈从文“乡下人”观念的特殊之处，并注意到了它与地域文化和民族、历史之间的联系。罗宗宇博士则从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来界定沈从文“乡下人”的内涵，认为“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建构与认同，从其主观意图与价值诉求来看，既是他作为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宣言，同时也是一份现代性批判的思想宣言”，或者说它是“沈从文进行诗性主体的建构，从中寄寓着对社会现代性负面效果的预警与反思”。〔3〕(P60)综上所述，沈从文的乡下人身份可以概括为一种深受地域文化和民族、历史、地理等各种因素影响的，并在与现代性和现代社会对话中形成的一种知识分子身份或者立场。

一

沈从文第一次从上述意义上提到“乡下人”，据罗宗宇博士考证，当为1933年的《萧乾小说集题记》。在这篇序里面，沈从文谈及自己与萧乾的相似之处时说，“在都市住上十年，我还是个乡下人”。作为一个“乡下人”，进入都市以后，有一些东西会改变，有一些东西则是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都改变不了的，沈从文所说的“乡下人”主要是针对后者而言。沈从文在《习作选集代序》中说，“乡下人照例有根深蒂固永远是乡巴佬的性情，爱憎和哀乐自有它独特的式样，与城市中人绝然不同!他保守，顽固，爱土地，也不缺少机警却不甚懂诡诈”〔4〕(P3)到了《潜渊》(第二节)，沈从文对这些特点又做了更为透彻的分析，他说：

所谓‘乡下人’，特点或弱点也正在此。见事少，反应强。孩心与稚气与沉默自然对面时，如从自然领受许多无言的教训，调整到生命，不知不觉化成自然一部分，若在人事光影中辗转，即永远迷路。不辨东西南北，轻重得失。既不相信具有导路碑意义的一切典籍，也很惑疑活人所以活下来应付生存的种种观念与意见，俨若百货店窗边望望，十字街口站站，到城市十五年即成过去，目的与理想都是孩心与稚气向天上的花云与地面的水潦想象建筑起来的，一□不切实际□□□□□特点，也形成□□弱点。〔5〕(P87)

类似的表述在沈从文其他的作品中也有存在。在《主妇》中，沈从文说：

和自己弱点而战，我战争了十年。生命最脆弱一部分即乡下人不见市面处，极容易为一切造形中完美艺术品而感动倾心。举凡另外一时另外一处热情与幻想结合产生的艺术，都能占有我的生命。尤其是阳光下生长那个完美的生物。美既随阳光所在而存在，情感泛滥流注亦即如云如水，复如云如水毫无凝滞。可是一种遇事忘我的情形。〔6〕(P316－317)

在《水云》里，沈从文再次提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这应当是我一生的弱点”。〔5〕(P128)

可见，“乡下人”实质是指沈从文身上那种与“现代人”大不相同的心理特质。这些心理特质使得他“头脑都似乎永远有点格格不入”〔7〕(P21)。概括地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不喜欢用理性认识来思考事物背后的道理，却容易对事物的完美造型倾心、着迷，进入到忘我的状态当中;二、喜欢以超越“哀乐得失”的标准，而不是从伦理道德或者商业价值标准来评价事物;三、偏爱以“泛神感情”对待外部世界，从而与对象交融合一;四、不相信一切具有导路碑意义的典籍和流行的人生观，只相信“生命”和从万物观照中体悟到“无言的教训”，并以此来建构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这四个特点中，最核心的是第一点，即容易对于“美”倾心，不知不觉进入物我交融的忘我状态。

更重要的是，这些特点“纵不是天生的毛病，从整个发展看也几乎近于天生的”〔5〕(P156)。也就是说，沈从文认为自己身上带着“天生”的“乡下人”特点。这个观点初看起来有些矛盾，因为一般地说来，“乡下人”特点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不是先天遗传的。事实上，沈从文所说的“乡下人”特点并不是指那些表面的乡人行为特征，而是指根深蒂固于心灵深处的“乡下人”思维方式或心理结构。一般地说来，地域文化、民族、历史、地理等因素对人的影响有两个层面：意识层面和潜意识层面。意识层面的影响可能会随着时间而淡化、遗忘，潜意识层面的虽然不那么容易发现却很难去掉，它甚至会影响人的一辈子，因为这个层面的东西已经深入到人的大脑和心理结构深层中去了。正如当代心理学研究所揭示的那样：

人对客观对象的认识的结果，不仅采取有意识的反应形式，如概念、判断、理论等，而且还有潜意识的形式。一方面，人类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积淀起来的经验，转化为潜意识的心理保存在大脑中，遗传下来，成为个体获得的一种先天的特殊形式的“认识”……〔8〕

沈从文与之斗争几十年的“乡下人的弱点”主要就是指那种深入到主体心灵深处的“东西”。它是一种“潜意识的认知形式”。这种认知形式“在具体认识评价之前，就已经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成为一种“先验框架”，如同本能一样，不受理性的控制，也无法用理性去说明。沈从文所说的“乡下人的特点”就是这种“自发的、自动地起作用”的“思维定势”。〔9〕他在《黑魇》中提到过自己独特的学习方式：

户外看长脚蜘蛛在仙人掌间往来结网，捕捉蝇蛾，辛苦经营，不惮烦劳，还装饰那个彩色斑驳的身体，吸引异性，可见出简单生命求生的庄严与巧慧……更可悟出人类生命取予形式的多方。我事实上也在学习一切，不过和别人所学的不大相同罢了。〔5〕(P168)

笔者之所以强调沈从文“乡下人”特征中“先天禀赋”的那一面，是因为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沈从文对于自然的“泛神感情”是有意而为的，也没有证据证明沈从文对于“美”的倾心和“与自然合一”的特点是靠后天刻意修练而成的，同样也没有证据证明“从自然取法”、从自然领悟“无言的教训”是刻意人为的产物……相反，在沈从文那里，这一切都是自然而然的，都是本性的体现。因此沈从文一方面说自己的弱点是天生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它是“乡下人”的并不自相矛盾，恰恰是精确地揭示出自己与“乡下”(湘西)最深层的关系。当然除了“遗传”之外，个体的生活经历和他人的认识积淀也可以转化为潜意识。对于沈从文来说，这种经验与童年经历(尤其是童年创伤性记忆)又有些重合。童年生活经历的一些具体细节虽然忘记了，但是它有可能落入潜意识层面，仍在暗中制约着人的意识和决定。

事实上，沈从文现象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一些从偏远山区或者少数民族地区走出来的艺术家也存在着类似的现象。例如白族舞蹈家杨丽萍，她在回顾自己的艺术经历时也说：

“我是白族人。白族人崇尚大自然，崇尚这种生活的本质。我的舞蹈是怎么来的?其实我没有进过什么舞蹈学校，……我对舞蹈的那种感觉，是与生俱来的。

我得天独厚，恰好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地方，让自己亲身去体会。其实我上的学很少，文化学得很少。我父母，特别是母亲，一个字也不识，但是我觉得这样恰恰很纯净，很单纯，在这个时候，你的智慧就会觉醒。所以我的舞蹈基本上是取材于大自然里的题材，我觉得这种东西才是大自然和人生命的最本质的东西。是最值得我们去体现它。

舞蹈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的家乡太好了，突然到了陌生的他方，而且受这么多人的约束管教，好像被禁锢住了的感觉，很难受。有时候我曾经想回去，因为这种生活太不像我们那种很自然的状态。到现在都很怕城市，我还是非常留恋童年时候的那种环境，乡村的那种状态……”。〔10〕

两位艺术家在成长道路、天性禀赋、情感倾心、价值取向等方面都存在着较多的相似之处。他们都如此的热爱自然，都能“从自然取法”，并从中领悟到“无言的智慧”(现代人却注重从书本中获取知识)，同样，他们都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现代都市文明的禁锢，从而渴望回到故土，回到与自然贴近的自由生命形式。无论是沈从文还是杨丽萍，他们身上所体现的“乡下人”特点都不只是那段有限的乡村生活经历的积淀，更是“远古以来历代祖先经验的储存”〔9〕。正因为如此，沈从文虽然只在凤凰生活了十多年，却与“乡下人的弱点”斗争几十年乃至一辈子。直到沈从文临终前，他还说，“表面上看我仿佛完全变了，事实上却仍然活在我顽童时代生活留给我的无比深刻的印象中”，自己始终“还是个乡下人”〔11〕(P408)。

现在很多研究者把沈从文采取“乡下人”的立场认作是其面对都市文化和现代性负面效果时，理性思考后的立场选择，笔者认为这是过于夸大了“人”在自我形成过程中的能动性。一个人如果没有“乡下人”的内在本性，随你怎么选择也成不了沈从文所说的那种“乡下人”。西方当代心理学研究也表明，“成长和人性的根源从本质上看是在人体之内，而不是由社会创造和发明的”，“正如园丁能够帮助或者妨碍蔷薇生长一样，但是他不能强使它变成一棵橡树。”〔12〕(P191)这个内在的本性与地域文化、民族、历史、地理等因素不可分割，一旦这些因素深入到心理结构的深层，它们就成了人的根本性东西，它的影响具有永恒性。至于那种显在的影响，如民族着装、礼节等等则是很容易改变的。

二

“乡下人”及其特点是沈从文对于自身独特的精神结构或者说独特的认知模式的表述。由于这个模式既有民族、地域文化和家族的“遗传”，也有个体后天经历的积淀，因此深入考察沈从文所说的“乡下人的特点”势必要具体地考虑湘西地域文化、民族、地理等因素的影响。

湘西边区由于受到历史、地理和民族等因素的影响直到上个世纪初期还处于半原始状态。在这里的山民眼中，人与神、人与自然、人与鬼怪都是彼此融为一体的。花草树木、山川河流与“人”并没有完全隔开，自然万物具有人的性格和情感，都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于是山便有了“山鬼”，云便有了“云中君”。沈从文在《凤凰》中曾对故乡人的独特感知方式做过归纳。他说，凤凰人因受到“苗族半原人的神怪观影响”常常带有浓重的“泛神情感”，“大树、洞穴、岩石，无处无神。狐、虎、蛇、龟，无物不怪”，且不论美丑善恶，“无不赋以人性”〔13〕(P400)。乡下人的这种“泛神倾向”从根本上看就是原始思维中“以物我互渗为其本质的幻想特征”〔14〕的体现，而湘西巫文化也是这种思维的结果。

沈从文是中国现代作家当中为数不多的对巫文化做正面评价的作家。在《凤子》中沈从文甚至还提出了以巫文化重塑“民族较高智慧，完美品德”的观点。这些认同和赞美从侧面表明了沈从文对于巫文化的亲和。在沈从文看来，“巫”不是迷信，而是一种民族心理现象。他在《凤凰》中认为凤凰的巫术执行者都是“人神错综”的结果，而非欺人的勾当。“人神错综”实际上也是湘西边民“物我互渗”思维特征的极端表现。为了步入到“人神错综”的迷狂状态，湘西巫术中还存在着一套古老的致幻术或癫狂术，这些致幻术或癫狂术包括狂舞(“以舞降神”)、高歌、饮酒、服用迷药等等。“人神相通”就是巫师在癫狂或者迷幻体验中实现的。

早期人类正是通过癫狂(迷狂)体验进入到另一个世界，产生出“关于存在本质”的概念。无论是早期的道家、道教还是湘西巫术，“真正的认识是通过体验忘我的癫狂的状态才能够获取的”。〔15〕(P57)即“人自己是什么，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又是什么，不是通过思考(普通意义上的理性思考，论者注)，而是通过体验忘我的癫狂状态而决定”〔15〕(P57)。这种“潜意识自我的本质的自然洞察力”还完好的存在于那些未被现代文明观念玷污的山民那里。〔16〕(P137)

身上流着苗族、土家族血脉的沈从文自然而然地“继承”了这一种“预先的潜在模式”。40年代，沈从文在《生命》、《烛虚》、《绿魇》、《看虹录》等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对于“美”(艺术、自然或女性身体)的心醉神迷和“悦乐疯狂”体验，从心理效果来看与湘西巫师“人神错综”的状态是一样的。正是在这一系列的迷狂(痴迷)体验中沈从文把握到了生命与宇宙的本质，感受到了“神”和“生命”。故沈从文说，“凡属造形，如用泛神情感去接近，即无不可以见出其精巧处和完整处”。〔5〕(P32)在沈从文的思想里，“完整”、“精巧”与“神”、“生命本体”一样都是关于宇宙最高存在的描述。它们只有在沈从文以“泛神情感”面对自然万物时，才能得到显现。“泛神情感”是沈从文所说的“乡下人的特点”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质上是“潜意识自我的本质的洞察力”。沈从文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强调自己的“苗族”血统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对于自身特殊性及其渊源不自觉的体认。①

三

当前学术界普遍认为沈从文对于“乡下人”身份是完全认同的。事实上，情况并非如此。沈从文对于“乡下人”和“乡下人的特点”认识得很辨证。笔者在前面也讲到，沈从文有时又把“乡下人的特点”称为“乡下人的弱点”，并说自己与它斗争了十余年。这表明，沈从文对于自己身上的“乡下人的特点”并不是完全认同的。对于“乡下人的特点”的不完全认同也表明了沈从文对于“乡下人身份”的不完全认同。这种双重的态度在其文本中时有表现，例如在带自叙传色彩的小说《主妇》中，沈从文借主人公之口说道：

我需要教育，为的是乡下人灵魂，到都市来冒充文雅，其实还是野蛮之至!〔6〕(P316)

可见，在沈从文那里，“乡下人”并非总是比“城里人”占优势地位。罗宗宇博士认为1933年左右(也就是沈从文结婚前后)，沈从文“乡下人”身份的认同开始形成。就在这个时候，沈从文也明确地认识到了“乡下人”弱点。在《主妇》里，沈从文论述“乡下人”特点给自己的创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分析了它对于生活和工作的危害。这些危害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于“美”的倾心，会损害日常的价值，使得自己在人事中迷失方向，“不辨东西南北，轻重得失”;第二，不相信一切，只相信生命，使得自己的行为与生活实践和道德反应相抵触(古老的形式和内容的冲突)，尤其当沈从文被女性之美征服时，“在家庭方面就形成一个不可救药的弱点”。〔17〕(P359)第三，不相信一切具有导路碑意义的典籍和种种观念与意见而向天上的花云与地面的水潦想象建筑自己的目的与理想，很容易把自己孤立于现实之外，“与社会倾向隔阂”，“与社会需要脱节”。〔5〕(P128)第四，“泛神情感”的倾向和汪洋恣肆的想象力有时也会削弱沈从文对于理性控制力的自信，让他滋生了命运的“不可知感”。这些矛盾如果从更深的层面看也就是本性与文化、乡下人与现代人、自由王国与现实世界的矛盾。

现实世界与自由王国的差距是永恒存在的，沈从文一方面认识到对于“美”的疯狂与痴迷是生命的理想状态，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意识到生活在现实中必须得受现实规则制约。这种矛盾常常出现在沈从文的文本中：

生命真正意义是什么?是节制还是奔放?是矜持还是疯狂?〔5〕(P113)

按照乡下人的“尺子”来衡量，奔放、疯狂的生命是生命的最高存在。然而若用社会普遍的标准来衡量，他觉得自己的存在价值早已经丧失。尽管沈从文宣称自己不相信一切，只相信生命，且认为“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名叫‘社会’为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5〕(P94)但是沈从文并没有宣称的那么坚决，他毕竟是生活在现实中的人，更多的时候他也得“从作公民意识上”来处理问题——压抑或转化自己的“弱点”。〔6〕(P317)也许这正是辨证看待“乡下人”的体现。

为了调和现实与理想、匮乏王国与自由王国之间的冲突，沈从文常常探索融合二者的途径——“可有一种奇迹，我能不必熬夜，能从容完成五本十本书，而这些书既能平衡我对于生命所抱的幻念，不至相反带我到疯狂中?对于主妇，又能从书中得到一种满足，以为系由她的鼓励督促下产生?”〔6〕(P322)经过权衡，沈从文选择了“用某种癖好系住自己”的方式，即用收藏瓷器等精美的文物，来绞杀“乡下人”的那些放浪不羁的“性灵”、“想象”和“泛神情感”。诚如《潜渊》所说：

我如有意挫折此奔放生命，故从一切造形小物事上发生嗜好，即不能挫折它，亦可望陶冶它，羁糜它，转变它。〔5〕(P32)

在《主妇》中，沈从文把这些“小物事”(如，精美的瓷器)称之为“压制性灵的碇石，铰残理想的剪子”〔18〕(P104)。因此，至少从部分的意义上说，沈从文转向文物的收藏与研究是出于与自身“乡下人弱点”作斗争的目的。

然而，“乡下人”的长处与弱点犹如硬币的两个方面，共生共处。——“用之于编排故事，见出被压抑热情的美丽处，用之于处理人事，即不免见出性情上的劣点，不特苦恼自己，同时也困惑人”。〔5〕(P115)没有“乡下人”的弱点，沈从文觉得自己不光写不出美丽动人的故事，也无法从自然万物中读出“无言的教训”。故在《虎雏》中他又借于弟弟对“我”的评价说，“这种天赋的弱点，成就了你另外一个天赋的长处”〔19〕(P24)。

更为重要的是，“乡下人的弱点”还是沈从文建构自己生命意义的“生理学”基础。生命的最高形式是乡下人“对于完美造型倾心”的本性的完美实现。生命与“美”不可分离，即与“乡下人的特点或弱点”不可分离。压抑或者否定了“乡下人”对“美”倾心的本性，生命就如被“淘剩一个空壳”，繁琐继续繁琐，什么意义都没有。正是在这种矛盾冲突中，沈从文度过了艰难的40年代。

上述分析表明：沈从文对于乡下人的特点和乡下人的身份并不是完全认同的。他一方面非常珍爱自己的乡下人特质，并认为它是实现自己生命意义的生物基础;另一方面他又感觉到“乡下人特点”可能让自己回避了时代、社会赋予的重任，并给自己的生活带来很多麻烦，因此称之为“乡下人弱点”，并与之战争了一辈子。

〔注释〕

①沈从文的祖母是苗族人，苗族世世代代的生理信息可能就是通过这位长辈“遗传”给了沈从文。

〔1〕王继志．沈从文论〔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2．

〔2〕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3〕罗宗宇．沈从文思想研究〔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8．

〔4〕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9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0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8〕董建新．潜意识的形成与作用〔J〕．现代哲学．1995年第4期．

〔9〕张浩．论潜意识或无意识认识〔J〕．东岳论丛．2007年7第4期．

〔10〕李拜天．从“灰姑娘”到“孔雀公主”——杨丽萍讲述童年往事和成功背后的艰辛〔J〕．文汇报．2002年4月5日．

〔1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2〕〔美〕A．H．马斯洛．存在心理学探索〔M〕．李文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1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1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4〕张杰．对艺术起源于巫术的两点新认识〔J〕．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5期．

〔15〕〔德〕史怀哲．中国思想史〔M〕．常暄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16〕〔瑞士〕荣格等．潜意识与心灵成长〔M〕张月译．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2009．

〔17〕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8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8〕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