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尼采

黄怀军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林语堂(1895 -1976)曾自谓“两脚踏东西文化”。反观其一生所为，人们不能不惊叹他接受本国与异域思想文化资源的巨大热情。在他吸收的诸多异域资源之中，就有德国哲学家、美学家和诗人尼采(F. W. Nietzsche，1844 -1900)的思想主张与写作艺术。本文拟就林语堂接受尼采影响的事实与特征作一全方位的考察。

一、“尼采，我少时所好”

林语堂在《〈四十自叙诗〉序》中自述:“尼采，我少时所好”〔1〕(P500)。虽然难以明确“少时”的具体所指，但1912年至1923 年，林氏先后在上海圣约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与德国莱比锡大学求学，的确有很多机会接触尼采的著述或思想。

林语堂“好”尼采，在20 世纪20 -30 年代有诸多表现。首先，他常常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尼采的生平、思想甚至文笔。如在《读邓肯自传》(1934)一文中，林语堂指出美国著名舞蹈家邓肯“跳舞的教师”之一是尼采，因为后者创造了“跳舞的精神”或“跳舞的哲学”，而这种“跳舞的哲学”集中体现在邓肯自传封面所引的那段尼采名言里:“如果我的道德是跳舞家的道德，如果我常跳跃到青霄，如果我的道理始末是要使重浊的变为轻清，使所有的躯体变成跳舞家，所有的魂灵变为飞鸟;真正的，这是我道理的始末。”〔2〕(P186)林氏在文中特别引述邓肯自传中论音乐与恋爱的两段文字，并感叹:它们“具有尼采的风味”，“简直是尼采的笔调”。〔2〕(P181)再如在《生活的艺术》(Importance of Life，1937)一书中，林氏两次提到尼采:第一次指出中国传统推崇的人生哲学与尼采的“愉快哲学”有相通之处〔3〕(P15)，第二次描述尼采首次接触叔本华著作的情形，并顺带介绍尼采的性格:“乔治·伊里沃(通译乔治·艾略特——引者)描摹他的第一次读卢梭，称之为一次触电。聂老齐(通译尼采，下同——引者)于初读叔本华时也有同样的感觉。但叔本华是一位乖戾的先生，而聂老齐则是一个暴躁的学生，无怪后来这学生就背叛他的先生了。”〔3〕(P353)透过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林语堂不仅对尼采的思想主张与创作风格熟稔在心，对其生平经历与性格气质也了如指掌。

其次，林氏热心翻译尼采著作，并借其言语申述自己的心志。1927 年初，担任厦门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林语堂翻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的第51章，以《译尼采〈走过去〉——送鲁迅先生离厦门大学》为题，赠给应他之邀而来又为环境所迫而去的鲁迅。译文最初收在《翦拂集》(1928)中，林氏也成为中国翻译尼采此篇的第一人。译文中名为“萨君猴”的呆汉对萨拉土斯脱拉(通译查拉图斯特拉——笔者)说:“这边是遁世思想的地狱:这边伟大的思想要活活的熬死，烹小。这边伟大的感情都要枯萎……这边的魂灵不是已经颓丧如没浆肮脏的破布?”并劝后者:“以你一切的光辉，魁伟，良善为誓，啐这市侩的城而回去!”〔4〕(PP46-47)显然，林语堂是借尼采描绘的充满险恶与污秽的“大城”影射当时厦门大学恶浊的环境，并安慰落寞郁闷的鲁迅。1935 年初，林氏又翻译该书第12 章，以《市场的苍蝇》为题，发表在《论语》第56 期上。译文中说:“常人是不大懂得伟大的创作的发源。市场满是放言高论的小丑”，他们“没有心灵的是非”，“打倒——这在于他就是证实。狂吠——这在于他就是辩明”。〔5〕(P364)他在译文前特别说明:“译自萨天师语录，卷一，章十二。按中国讨蝇檄，若张咏《骂蝇文》之类颇多，但少寓讽意如尼采此文者。”〔6〕(P364)联系1934 年初林氏因反对“大众语”而受到部分人士批评的事实，他借尼采言论回敬他人攻伐的用意跃然纸上。

最后，林语堂模仿《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作《萨天师语录》系列①。据前述《市场的苍蝇》的“译者说明”可知，《萨天师语录》正是林语堂对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的中文译名，只不过他将“查拉图斯特拉”改称“萨天师”(“萨拉土斯脱拉”的首字加上“天师”)罢了。

林语堂“少时”为何会“好”尼采呢?据笔者揣测，林、尼二人都出身于基督教教会人士之家，都曾被寄望于研习神学，而后又都走上背叛基督教的道路(林语堂直到晚年才重新皈依基督教)，这些相似的家庭环境与人生经历很可能是林语堂倾心尼采的机缘。

二、林语堂“骂人”与尼采“骂德人”

总体来看，林语堂从尼采那里接受了两份“礼物”:一是“骂德人”所代表的“健全的作战精神”，二是“愉快哲学”所标举的快乐人生观。

林语堂作语丝社的主笔时大力提倡“骂人”。在《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1925)一文里，他为“骂人”大唱赞歌:“骂本有相当的好处”，因为它体现了“健全的作战精神”，“不可不积极地提倡”，而且，“自有史以来，有重要影响于思想界的人都有骂人的本能及感觉其神圣，……所以尼采不得不骂德人，肖伯纳不得不骂英人，鲁迅不得不骂东方文明”。〔7〕(P5)

尼采的确喜欢“骂德人”。他早年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一书中，就嘲讽那些沉醉在普法战争胜利喜悦之中的德国知识分子为“神气活现地站在镜子前面、与自己的镜像交换欣赏的目光”的大公鸡〔8〕(P35)，与只会“盯住庸人的幸福”的“知识庸人”〔8〕(P42)。他在晚年遗稿(通译《权力意志》——笔者)中也多次痛骂德国人，宣称:“精神的笨拙，不思改变的舒适懒散，对某种权力和服务乐趣的甘心屈服，对思想、愿望的湿热孵化——这一切都是德国式的”〔9〕(PP37-38);德国“将在两代以内”表现出“一种深刻的退化现象”〔9〕(P1176)。当然，尼采“骂德人”并非如泼妇骂街，而有其热切的动机:“根本上是因为我对于德国人有更多的要求和愿望”〔9〕(P180)。

林语堂从尼采等人那里取得“骂人”真经之后，就借尼采的话来“骂”混浊的厦门大学与“市场”般的中国文化界。当然，最能体现林语堂“骂”人水准的，还是他模仿《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创作的《萨天师语录》系列。在这组杂文中，林氏借萨天师之口痛“骂”的对象包括如下4 个方面:(1)中国国民劣根性。《Zarathustra 语录》里，Zarathustra 将中国人的性格概括为“稳重”、“中庸”、“驯养”与“驯服”，并感叹:“我听说在西欧小孩尚玩弄玻璃珠的年纪，中国的小孩已经会做救国策了”;“外国的青年血气未定，他们(指中国青年——引者)已经血气既衰”;“叩头与哭，绝对非他民族所可企及。”〔10〕(PP1-2)《萨天师语录(四)》讽刺中国人“和平忍辱”的性格。〔11〕(PP1-3)《萨天师语录(六)》揭露中国士兵的驯服与懦弱，在萨天师眼中，这些士兵只是“嗟来而食的家犬”、“栖埘栖桀的家禽”与“王者的顺民”〔12〕(P324)。(2)中国文明传统的弊端。《Zarathustra语录》嘲讽中国文明的“老大”即老化与自大。在此文开头与结尾，Zarathustra 发出几乎一样的感慨:“中国的文明确是世界第一——以年数而论”〔10〕(P1);“这个民族的确是世界第一——以老大而论”〔10〕(P2)。《萨天师语录(二)》揭露中国传统文明的僵化、病态与浅薄。萨天师见到的东方文明女神是“板面，无胸，无臀，无趾的动物”与“无曲线的神偶”，连“‘肤浅’之美”都不够格，只有“‘衣浅’之美”。〔13〕(PP5-6)《萨天师语录(五)》抨击中国的纲常名教即“正名思想”。〔14〕(P18)(3)中国现实社会中的诸恶。《萨天师语录(四)》写萨天师眼见“文明之神”蹂躏“号呼奔溃的市民”、留下一片“横尸遍野，哭声震天的荒郊”〔11〕(P1)的情形，明显影射中国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萨天师语录(五)》对中国军阀忙于“正名”、“变幻大王旗”〔14〕(P19)的现象顺手一击。《萨天师与东方朔》里“鹘突之国鲁钝之城”的人们只会“傻笑”，“这城中情感已经枯黄;思想也已捣成烂浆”，“裸体的真理，羞赧已无容身之地”。〔15〕(PP508-509)《上海之歌》嘲讽旧上海的物欲横流。〔16〕(PP24-26)《文字国》则揭露中国文人玩弄文字游戏、借笔杀人的无聊与无耻。〔17〕(PP303-304)(4)女权主义主张的幼稚。《萨天师语录(三)》(后加副题《新时代女性》——笔者)里，萨天师指出短发女士主张的荒唐:“因为你们整个投降于性爱，所以你及你的同性成为性爱的工具”〔18〕(P1);“你们仍然以与男性平等为最高的标准”。〔18〕(P3)

实际上，林语堂“骂人”不仅袭取了尼采“骂德人”的形式，也借用了尼采的思想观点。首先，林语堂所抨击的国民劣根性主要有老化、守旧、驯服、懦弱等，这些性格与尼采所揭露的中国人性格非常相似，尼采要么将其归为“从根本上讲是容易满足”的类型〔19〕(P58)，要么将变得“更瘦弱、更温和、更乖巧、更舒适、更平庸、更冷漠”的趋势称作“中国化”(Chinesisch)〔20〕(PP788-789)。其次，林语堂认为中国传统文明是一种老化的文明，甚至从根本上反文明，这与尼采的主张比较接近。林氏认为“文明”是人类离开“自然”与原始野性而走向衰老的产物，所以他说:“当文明失掉了它的简朴性，而浸染习俗，熟悉世故的人们不再回到天真纯朴的境地时，文明就会到处充满困扰，日益退化下去。”〔3〕(P83)正因如此，林语堂看见“少年老成”的中国人才会哀叹:“我曾经看见文明人，但是不曾看见这样文明的人”，他们“不但已由自然进入文明”，“并且已经由文明进入他们自造的苍蝇柜子”。〔10〕(PP1-2)在尼采看来，文明就是除去人身上的野性与生机，因为“文明的趣味就在于把‘人’这个野兽驯化成温顺的、有教养的动物，即家畜”。〔20〕(PP787)尼采还认为欧洲文明已经“老化”，它“在本土已开始退化为严重的不愉悦和恶劣的嗜好，因而需要获得境外的粗犷而优美的天然性”。〔21〕(P1156)最后，林语堂对中国社会诸恶的抨击也与尼采的态度相似。林氏笔下的“鲁钝城”与上海城可谓尼采笔下的“大城”的翻版:“鲁钝城”里，“情感已经枯黄;思想也已捣成烂浆”，“裸体的真理，羞赧已无容身之地”，而“大城”里，“伟大的感情都要枯萎”，“伟大的思想要活活的熬死”;上海城是“著名铜臭的大城”，充斥着“油脸大腹青筋黏指的商贾”与“空头作家、滑头商人、尖头掮客”，而在“大城”里，人们“只闻见赝币的玲珑，及金银的玎铛”，“充满着压小的灵魂，褊狭的胸膛，尖斜的眼睛，粘黏的指头”，“充满着自炫者，厚颜者，刀笔吏，雄辩家，好大喜功者”〔4〕(P47)。此外，林氏“文字国”里的“文人”与尼采笔下“市场”里的“小丑”也有几分相似:前者乐于充当“江湖拳士”与为富翁做寿的“戏子”，后者则“有善看风势的聪明，及好恶无常的品性”〔5〕(P364)。

与尼采“骂德人”的古道热肠相似，林语堂“骂人”也有深层原因。他曾表示:“东方文明，余素抨击最烈，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萎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图之精神不可”。〔22〕(P17)显然，林氏效仿尼采“骂德人”，乃是学习其反省意识与批判精神，并警示与激励国人。

三、林语堂的“生活艺术”与尼采的“愉快哲学”

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里阐述了自己的人生哲学或“生活的艺术”。他说:“我以为人类必须从知识的智慧，进步到无智的智慧，须变成一个欢乐的哲学家;也必须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后感到人生的快乐，这样才可以称为有智慧的人类。我以为这个世界太严肃了，因为太严肃，所以必须有一种智慧和欢乐的哲学以为调剂。如果世间有东西可以用尼采所谓愉快哲学(Gay Science)这个名称的话，那么中国人生活艺术的哲学确实可以称为名副其实了。”〔3〕(PP14-15)

林语堂用英文“Gay science”对译尼采的德文“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Wissenschaft”与“science”均含“科学”、“知识”等义项，译为“哲学”略显狭隘，因此今人多译为“快乐的科学”或“快乐的知识”。何谓“快乐的科学”?尼采解释说:“‘快乐的科学’意味着心灵的狂欢”。〔19〕(P9)他进一步指出:“科学”的本质是“欢笑”、“快乐”，“如果人们时时刻刻都会通过发出笑声以达到最终的解脱和轻松，那么这欢笑便与智慧相连了，便有了‘快乐的科学’”;〔19〕(P34)因此“科学”具有“给人类创造尽量多的欢乐和尽量少的痛苦”的效用〔19〕(P45)。显然，所谓快乐的科学，就是减少人类痛苦、赐给人类欢笑、愉悦与幸福的科学或知识。林语堂也认为哲学或科学的本质是求得人生的快乐与幸福。他宣称:“只有快乐的哲学，才是真正深湛的哲学……在我看来，哲学的唯一效用是叫我们对人生抱一种比一般商人较轻松较快乐的态度”〔3〕(P15);“社会哲学的最高目标，也无非是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是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3〕(P91)

那么，林氏所谓“智慧和欢乐的哲学”或“生活艺术”同尼采的“愉快哲学”之间具有怎样的关联呢?

林氏的人生哲学包括递进的两个部分:首先是对人生的悲剧本质的认识。林语堂指出:“人类对于人生悲剧的意识，是从青春消逝的悲剧的感觉而来”。〔3〕(P11)他举例说:“希腊人承认人类是总有一死的，有时还要受残酷命运所支配”，中国人“都相信人总是要死的，相信生命像一支烛光，总有一日要熄灭的”。〔3〕(P195)然后是快乐人生观的张扬。林氏认为人生的悲剧性与欢快性是相互依存的，因为悲哀与快乐、哭与笑之间存在着辩证法:“必须先感到人生的悲哀，然后感到人生的快乐，这样才可以称为有智慧的人类。因为我们必须先有哭，才有欢笑，有悲哀，而后有醒觉，有醒觉而后有哲学的欢笑。”〔3〕(P14)而由“哭”转为“欢笑”、由“悲哀”转为“快乐”的动力，乃是人类对生命与命运的“酷爱”与“深爱”。例如，希腊人认为“总有一死的命运是美丽的”，“因为希腊人酷爱这个人生和这个宇宙”〔3〕(PP19-20)，而中国人一旦省悟“我们的生命总有一日会灭绝的”的悲哀之后，“这种悲哀却反使中国的学者更热切深刻地要去领略人生的乐趣”，因为他们“深爱人生”〔3〕(P160)。基于此，林氏极力反对基督教来世、天堂之类的玄思邈想，呼吁人们执着于现世:“人类如要生活，依然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生活在天上啊等问题，必须抛弃。”〔3〕(P25)

林语堂的这些主张几乎可以一一从尼采那里找到源头。他对古希腊人的人生观的看法与尼采如出一辙。后者曾说:因为“特别敏感、欲望特别强烈也特别能体验痛苦”，“希腊人深深地体会到生存的恐怖和可怕”。〔23〕(P30)尼采也认为对生命的爱才是变人生的悲剧为喜剧的关键:“我们热爱生活，不仅因为我们习惯于生活，而且习惯于爱。”〔24〕(P476)林语堂对“哲学的欢笑”的标举与尼采对“舞蹈”、“欢笑”的提倡相差无几。尼采多次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宣称:“我的道德是跳舞者的道德”，“我常常舞动双脚在狂喜中跳跃”，“我常常欢笑”。〔24〕(P531)事实上，尼采这些主张正是前述林语堂在《读邓肯自传》里提及的“跳舞的哲学”。此外，林语堂认为人类“须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观点也与尼采“忠实于尘世”的主张完全合拍。他对追随者说:“弟兄们，你们要忠实于尘世，不要相信那些向你们大谈超凡脱俗的希望的人!”〔24〕(P279)“忠实于尘世”，就是执着于现世，享受现世的快乐。

四、“尼溪尚难樊笼我”

林语堂曾赋《四十自叙诗》申述自己的学习历程与心得:“立志出身扬耶道，识得中奥废半途。尼溪尚难樊笼我，何况西洋马克思。”〔25〕(P502)他在诗前作序解释:“‘尼溪’即尼采，我少时所好，犹不能为所笼络。”〔1〕(P500)这一诗一序清楚地表明，林氏虽然博采中西知识，却又不为其所“樊笼”或“笼络”，采取了既接受又疏离的态度。

先看林语堂对尼采的接受。从大处看，林语堂接受了尼采“骂德人”的批判意识与“愉快哲学”。从小处说，林语堂某些零星主张也受到尼采的启发。如他在《东方朔与萨天师》里阐述的“焚毁”与创新之间的辩证关系，就有他翻译过的尼采《走过去》一章的影子。林语堂说:“最好玩的游戏莫如焚毁这大城。因为从这大城的灰烬，将有新都出现，由这些破屋的旧址，将有新的耶路撒冷成立”。〔15〕(P509)尼采在《走过去》里则说:“这大城有祸!——而且我愿意马上看见烧灭他的火柱!因为日中以前，必先有这样的火柱出现。”〔4〕(P48)再如林氏在《萨天师语录(二)》里对村女的赞美也与尼采对农夫的肯定相似。林氏赞美汲水村女:“我爱那婢女的笑声——她不像有痨病菌的”，“她的声音清亮”，“她的两脚似小鹿一般的飞跑;她的足趾还是独立而强健的”。〔13〕(P7)尼采则声称:“现在只有农夫是健康的，是最优秀的，他们可爱、粗犷、机巧、聪明、顽强、坚忍”。〔24〕(P484)在两人看来，村女与农夫都富有旺盛的生命力，因而是健康的真正的人的代表。

林语堂也袭取了尼采的写作艺术。在《Zarathustra 语录》结尾，林语堂特别用英文“With apology to Nietzsche”(“向尼采致歉”)申明。为何“向尼采致歉”?也许是在预告《萨天师语录》系列对《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从标题、人物形象到结构、文体、语言风格等全方位的“借用”。概括而言，《萨天师语录》对尼采写作艺术的“借用”至少表现在如下3 个方面:(1)人物形象与情节构思方面。“萨天师”是“萨拉土斯脱拉”的首字加上“天师”组合而成。尼采借用波斯拜火教教主查拉图斯特拉的形象及其传教经历来申述自己的哲学主张，林语堂则借用尼采的“借用”，虚构萨天师游历东方的见闻以批判中国人与中国传统文明。林氏还“借用”了该书中一些细节与意象，如《萨天师语录(三)》里萨天师自叙“袈裟中隐藏一法宝”、“那是一个小小的真理”〔18〕(P2)等情节与意象，就是该书《老妇与少女》一章查拉图斯特拉“在斗篷里小心藏掖一个宝物”、“怀揣着一个小小的真理”〔24〕(P328)等细节与意象的翻版。(2)文体方面。《萨天师语录》的文体是语录体，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文体完全一致。(3)语言风格。《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一部寓抽象哲理于具体形象并大量运用象征、比喻等修辞手法的诗化哲学经典，而《萨天师语录》也具有诗化的语言风格，如用“中国人的巴掌很深，但是眼眶很浅。他们的指头很粘，但是头颅很滑”〔10〕(P2)等语句描写中国人的软弱、奸猾，用“卖身体下部的妓女与卖身体上部的文人”等语句来讽刺上海的投机分子，就非常形象而精准。此外，《萨天师语录》也频频使用象征、比喻等修辞方法。

再看林语堂对尼采的疏离。这种疏离至少表现在:第一，人生哲学方面。林氏的“生活的艺术”与尼采的“愉快哲学”虽有契合之处，却并不完全一致。实际上，两人所奉人生哲学的基调是完全对立的。林语堂服膺中国诗人李密庵的“半半哲学”与子思的“中庸”思想，标举温和、中庸与静态的人生观。他曾说:“我以为半玩世者是最优越的玩世者。生活的最高典型终究应属子思所倡导的中庸生活。”〔3〕(P117)他这样描述自己的理想人生:“名字半隐半显，经济适度宽裕，生活逍遥自在，而不完全无忧无虑的那个时候，人类的精神才是最为快乐的，才是最成功的。”〔3〕(P119)尼采认为人生的根本意义在于追求强力意志(或译权力意志)，而强力意志乃是一种“永不枯竭的创造性的生之意志”〔24〕(P370)，是要“达到更高、更远、更多样的本能欲望”〔24〕(P372)。显然，尼采人生观的理想主义取向与林氏人生观的现实主义取向相去甚远。

第二，写作艺术方面。《萨天师语录》抽掉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哲学内蕴，换上了批判中国国民劣根性、中国传统文明弊端与中国社会现实丑恶的内涵，其主题完全被“中国化”了。同时，林氏将“超人”学说预言者的查拉图斯特拉变形为“萨天师”，称其为“返俗的高僧”、“捣毁偶像的道人”，不仅给他涂抹了一层中国道教与佛教的色彩，而且使其成为自己代言人。换言之，查拉图斯特拉不仅被林氏“整容”，而且被“洗脑”了。

林语堂没有受到尼采思想与写作艺术“樊笼”的事实表明，尽管受到欧风美雨的浸润，他始终未曾褪尽中国传统文化与思想的底色。

〔注释〕

①关于《萨天师语录》系列的篇数，有5 篇、7 篇、8 篇之说，但据笔者查证，林语堂以《萨天师语录》为总题所写的文章共有9 篇，依次是《Zarathustra 语录》(1925)、《萨天师语录(二)》(1928)、《萨天师语录(三)》(1928)、《萨天师语录(四)》(1928)、《萨天师语录(五)·正名的思想律》(1928)、《萨天师语录(六)·丘八》(1929)、《萨天师语录·萨天师与东方朔》(1933)、《上海之歌》(1933)与《我的话——文字国·萨天师语录——其六》(1933)。

〔1〕林语堂.《四十自叙诗》序〔A〕. 林语堂名著全集(16)〔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2〕林语堂.读邓肯自传》〔A〕，大荒集〔M〕，上海:生活书店，1934.

〔3〕林语堂.生活的艺术〔M〕.越裔汉译.林语堂名著全集(21)〔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4〕林语堂.译尼采《走过去》——送鲁迅先生离厦门大学〔A〕. 语堂文存(1)〔M〕. 桂林:林氏出版社，1941.

〔5〕(德)尼采.市场的苍蝇〔J〕.林语堂译.论语(49-72)合订本.

〔6〕林语堂.《市场的苍蝇》译者说明〔J〕. 论语(49-72)合订本.

〔7〕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J〕.语丝(57).

〔8〕(德)尼采. 不合时宜的沉思〔M〕. 李秋零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德)尼采.《权力意志》〔M〕. 孙周兴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0〕林语堂.Zarathustra 语录〔J〕.语丝(55).

〔11〕林语堂.萨天师语录(四)〔J〕.语丝(4(24)).

〔12〕林语堂.萨天师语录(六)·丘八〔A〕.林语堂名著全集(13)〔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3〕林语堂.萨天师语录(二)〔J〕.语丝(4(12)).

〔14〕林语堂.萨天师语录(五)·正名的思想律〔J〕. 语丝(4(33)).

〔15〕林语堂.萨天师语录·萨天师与东方朔〔J〕. 论语(1-24)合订本.

〔16〕林语堂.上海之歌〔A〕.林语堂名著全集(14)〔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17〕林语堂. 文字国·萨天师语录——其六〔J〕. 论语(25-48)合订本.

〔18〕林语堂.萨天师语录(三)〔J〕.语丝(4(15)).

〔19〕F. Nietzsche，Die fröhliche Wissenschaft〔M〕.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in Drei Bänden. Band 2〔M〕.Hg. von Karl Schlechta. Carl Hanser Verlag Mönchen. 1955.

〔20〕F. Nietzsche，Zur Genealogie der Moral〔M〕.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in Drei Bänden. Band 2〔M〕. Hg. von Karl Schlechta. Carl Hanser Verlag Mönchen. 1955.

〔21〕F. Nietzsche. Morgenröte〔M〕.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in Drei B·nden. Band 1〔M〕. Hg. von Karl Schlechta.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1954.

〔22〕林语堂.中国文化之精神〔A〕. 大荒集〔M〕. 上海:生活书店，1934.

〔23〕F. Nietzsche，Die Geburt der Tragödie〔M〕.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in Drei Bänden. Band 1〔M〕. Hg.von Karl Schlechta.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1954.

〔24〕F. Nietzsche，Also Sprach Zarathustra〔M〕. Friedrich Nietzsche Werke in Drei Bänden. Band 2〔M〕. Hg.von Karl Schlechta. 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1955.

〔25〕林语堂. 四十自叙诗〔A〕. 林语堂名著全集(16)〔M〕.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