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合视野，多维阐释——评杨经建《存在与虚无——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论辩》

董外平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北京 100875)

20世纪中国文学是否存在一个明晰的存在主义文学现象?如果存在，又是如何表现?这既是本书研究的起点，也是其研究的价值归宿。尽管此前不少学者已关注到中国文学与存在主义哲学的关系，但关于“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问题意识”并没有在学界确立。因此，杨经建在书中为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提供并建构了一种新的言说方式和批评体系，其学术价值不言而喻。

20世纪中国文学在西方各种文学思潮的影响和冲击下呈现出异彩缤纷的发展状态。但归结起来讲，不外乎两种基本艺术形态，即理性的文学与非理性的文学。理性的文学是传统的、建构的、主流的，非理性的文学是反传统的、否定的、边缘的。这点与西方20世纪文学不尽相同，西方20世纪文学早已告别理性文学的时代，而同时段的中国文学一直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纠缠，它的复杂性远大于西方文学。正是由于这种复杂性，甚至是矛盾性，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反而有了多种可能。

20世纪的西方哲学彻底颠覆了笛卡尔以来的理性主义传统，非理性主义哲学风行于世。可以说非理性主义对于20世纪西方文学的发展具有历史性意义，其中存在主义文学无疑是一支主力军。存在主义为何如此广泛地受到文学的垂青?杨经建认为存在主义拥有一种“诗之思”：“存在主义作为现代西方非理性人本主义思潮，一方面反映和表征了20世纪初期和中期西方社会的精神状况，表达了对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中人的异化状态的抗议以及对个体自由的追求;另一方面，存在主义力图超越西方传统哲学对人的存在的本质论或理性主义的理解方式，把人的存在本身从认识论的遮蔽下解放出来。”而存在主义的“诗之思”恰恰与文学“关于存在的诗性沉思”不谋而同。这也是他从存在主义角度介入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学理性依据。

“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概念的提出对于20世纪中国各种非理性主义文学现象和流派具有整合意义。杨经建认为：“以往学界对20世纪中国非理性文学的诸种表现形态如象征主义、唯美主义、表现主义或‘先锋派’、‘新生代’、‘第三代诗’等总是在相互并不相干的层面予以阐述，……如果从非理性的人本主义文学这个维度或许能提供一个统摄式或视野融合的解读平台。”这就使得20世纪中国非理性主义文学史的书写有了一个共同的参照和统一的脉络。从存在主义角度梳理20世纪中国文学是杨经建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的一大贡献。也这是本书最大价值。

在确定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必然存在的基础上，杨经建对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的具体表现形态及个性特征进行了多维度阐发。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基本特征：本土性、世纪性、展示性、边缘性。笔者认为，关于存在主义文学本土性的发现与阐释是本书最大的亮点之一。杨经建独具慧眼地发现中西存在主义文学三个比较大的差异：一是由个体存在的焦虑到民族生存的忧患;二是由反社会性的生命哲学到以和谐为准则的生命诗学;三是由绝对的超越性到相对的世俗化。这三个差异性的发现需要相当深的学术功底和艺术敏感度。

杨经建的学术野心在于建构一部现代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史，没有“世纪性”的长时段叙事文学史的建构就失去了合法性。杨经建把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分为三个时段，即五四前后：克尔剀郭尔或尼采式的“创作个体意识的解放”;30、40年代：萨特式的“文学主体的自由本质”;80年代以来：海德格尔式的“生命哲学的诗性体验”。文学分期是个比较复杂且富有争议的问题，历来文学史的分期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任何科学的划分法都难免缺陷的存在。杨经建对20世纪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三分法尽管存在某些重合或遗漏现象，但整体上还是比较有说服力。重要的是，它使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有了史的规模，中国存在主义文学不是零星杂乱的，而是有规可循的、脉络清晰的。

杨经建对中国存在主义文学艺术表现形态的勘探是多角度、全方位的，从主题内容到叙事形式，从创作思维到美学风格，杨经建充分挖掘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存在主义艺术特征。一种文学类型的界定必须回到文学本身，这是我们判断文学最初的也是最根本的标准。杨经建一开始就抓住存在主义文学标志性的主题：荒诞与孤独。荒诞与孤独是存在主义作家深入骨髓的生命体验，也是一切存在主义文学永恒的主题。杨经建认为：“中国式存在主义文学是从两个方面来陈述的：一方面从时间性或历史性的方面揭示生存的虚无性(生存的荒诞性)——描述‘此在’‘在世’的生存体验;另一方面由本体性方面揭示存在的可能性(孤独的存在)——阐明‘此在’作为一种可能性存在的展开。”比较富有创建性的是，杨经建把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荒诞主题分为内源性的、自发的荒诞与外生的、感受性的荒诞，同时把孤独主题分为本体性或内在的孤独和被抛弃或外迫的孤独。这种归类法不仅排除了囫囵吞枣式的套用，而且赋予了中国存在主义文学东方特色。与荒诞与孤独主题相关，杨经建继而指出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存在一种“漂泊(自我放逐或被逐)——寻找——皈依或逃离”“归家诗”式的审美叙事程式。中国现代文学的“还乡”叙事以及中国当代文学的“身份认同”叙事的确契合了存在主义关于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生存体验。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第三个艺术特征，杨经建认为是象征化的创作思维。象征主义是存在主义作家惯用的创作方法，在谈及中国存在主义文学的象征化创作时，杨经建认为，中国存在主义文学除了具有西方式的“苦闷的象征”，更多的是东方“废墟美学”上的“忧郁的象征”。杨经建总能在同一个概念范畴发现细微的差异，可见其思维的敏锐性不一般。第四个艺术特征，杨经建指出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具有一种反崇高的准悲剧风格。古典的悲剧是英雄的、壮美的、崇高的，而存在主义文学是一种现代悲剧——个体的、悲凉的、日常的“生存之悲”。

必须指出，中国存在主义文学是非主流的、边缘的。杨经建看到了这一点，中国现代性的终极目标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因此为“现代民族国家”代言的20世纪中国主流文学就必须“倡扬民族富强、群体解放的价值理性，以及由社会现代性统摄审美现代性的理性精神，而存在主义文学由个体存在本体论所导致的反社会、反群体的非理性主义价值诉求使其与文学主流相悖离”。这种不合时宜的边缘性创作表现在文学实践中就是：作家自觉的具有破坏性的怀疑精神与否定意识，难以解决制度性秩序危机的艺术救赎主张，远离希望不求进取的悲剧基调。这三种与主流文学精神背道而驰的艺术取向使得中国存在主义文学不可能像西方一样创造一个文学的新时代，并且时常遭受无情的打压，在社会主义文学一统天下的50至70年代，中国存在主义文学几乎是缺席的。

存在主义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哲学体系，许多概念的界定、范畴的归属、意义的阐发尚存争议，因此从存在主义切入文学研究是一件富有挑战性的工作。从杨经建的研究成果来看，尽管还存在某些文学边界尚待商榷的地方，但是他对存在主义哲学的理解，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把握，对存在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苦行僧式的关系建构，都是值得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