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文明

朱德生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自然与文明

朱德生

（北京大学，北京 100871）

文明的进步就是不断地改造自然、超越自然，这必然要打破自然界原有的平衡关系，打破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对此，我们不能简单地认定它是坏事。这些关系是历史性的，不可能设想没有矛盾的进步。这就要正确把握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在盲目地满足需要的前提下，多种多样的非生理性的和虚假的需要就会像病体中的癌细胞一样，恶性发展起来，形成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这种病变又会由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而强化起来。马克思曾认为，随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消灭，人类便能结束史前史，开始人类真正的文明史。现在看来，问题比马克思预期的要更为复杂。这个时代，不仅需要进一步探索新的民主，而且需要发展新的科学技术。

文明与自然；生活方式；生产和消费的辩证法；生理性的消费和虚假的消费；异化；人类的史前史和真正的人类史

何谓“文明”？今天我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文明”？似乎都有很多说不清的问题。文明的基本内容，取决于人对自然的关系。如果人类不能超越自然，就不会有独立的人类发展的历史，也就无文明可言。但是，如果人类陷入了盲目超越自然的道路，又必然毁灭文明。所以，如何来了解自然和文明之间的辩证的历史性关系，便成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艰难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

一

自然和文明的关系问题，不是用一个固定的数学公式可以概括的问题，而是一个常提常新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期望某位老祖宗或先贤为我们提供一个一劳永逸的答案，每一代人都要研究自己时代的境遇，提出解决自己时代问题的办法。

为什么自然和文明的关系问题，会成为如此复杂的历史问题呢？这便要追向人的存在方式和人的生活方式了。19世纪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说过一段名言，他说：人是从自然界中发展来的，但是仅仅是从自然界中走出来的，还不是人，人是人的产物，是文化和历史的产物。不管费尔巴哈当时对自己所说的这段话如何理解，有一点是完全正确的，即人并不是自发的自然发展的结果，而是人类自觉的创造活动的结果。所谓 “自觉的创造活动”，即人类生产自己生活所必须的生活资料及改善自己生存条件的活动。这种活动的直接目的和表现是改造外部自然界，但这种改变了的外部环境反过来又促成了对人自身的改变。所以，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根本不同于一般自然动物与外部环境的关系。一般自然动物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是给定的关系，为他的关系；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是历史性的能动的关系，为我的关系。

改造自然，就是要超越自然。人类在自己的实践活动中，不是简单地服从自然，而是相反，让自然逐步来服从自己。因此，从自然界中走出来的人，不再是自然界的简单的一个部分，而是超越了自然界，有了自己独立发展的历史。所以，在历史上人们一直把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看成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主要标志。特别是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前发展着。对此人们曾十分自豪，事情似乎正如文艺复兴时期的一句口号所说的，“我就是上帝”。凭着理性和智慧，人类似乎无所不能。所谓工业文明的成就，使人类的生活离自然越来越远了，但不久人们便发现，人类对自然的征服和超越，正在遭到自然的“报复”。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异化”问题，日益尖锐地提了出来。这一理论问题，在黑格尔的思辨哲学中得到了系统发挥。所谓“异化”者，是指原来属于人的本质力量，现在从人这里分裂了出去，成了某种异己的独立的力量，而且反过来压迫和控制了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深入揭示了这种“异化”的社会根源，指出了人类对自然的盲目破坏，是与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相联系着的。这种剥削制度把“异化”现象推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因此，仅仅依靠自然界本身的再生能力，远不足以补偿人类对自然界所造成的破坏。结果自然界原有的平衡系统被打破了，如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等。总之，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差不多都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所以，有人评论说，人类是在自掘坟墓。听起来有些可怕，分析起来却不无道理。没有新鲜的空气供人呼吸，人能活吗？没有充足的食物可供食用，人能活吗？不能。于是人们想起来要善待自然，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等等，这对不对呢？对的。好不好呢？好的。

问题是在于：文明的进步和发展，不可避免地要不断地改造自然，对原来的自然环境造成某种破坏。这种进步和破坏是不可避免的辩证矛盾。但是，破坏到自掘坟墓的地步还能算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吗？我想，这便有问题了。人们固然不能设想没有矛盾的进步，可也不应该使矛盾加剧到危及人类的生存。现在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却经常能看到一些混乱思想的表现。例如，现在旅游业发展迅猛，全国各地，凡有条件的都在想尽一切办法宣传本地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如何如何的好。在这种宣传中，经济不发达地区经常占有突出的地位。他们强调本地区的原始风光如何如何迷人，人与自然界如何如何和谐相处等等。在这些宣传中透露出这样一种观念：似乎现代工业文明是一件大大的坏事，它把原始的自然风光和人与自然的和谐都破坏了。因此，这便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不应该把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纳入到现代工业文明的大潮中去，而是要把现代化的城市消解为小桥流水的田园风光。

这些宣传为什么会造成上述错觉呢？就在于人们不懂得文明和谐等等都是历史的概念。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它们的内涵是不同的。例如，小桥流水、诗情画意的江南水乡好不好呢？作为旅游地、作为艺术家的创作对象，都是很好的，但是它不可能推广到全国去，因为它容纳不了现代经济，适应不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如果有人真的想推广它，那我想很难说这是文明进步的表现，而可能是文明的倒退。所以，有些事，我们现在说它好，并在实践上为此而努力，却不等于说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相反，这却仅仅是要求我们去探索如何在此基础上前进。

又如，建立所谓自然保护区，这好不好？我们多次说了，这是好事。但是，如果以为我们的这种努力是为了使环境亘古不变，那就错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思维方式，在历史上是存在过的，并起过很大作用。但是，近代的科学和实践证明了这种思维方式是错误的。现实存在的一切都是在变化中，当然变中有不变。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政治口号中有万岁万岁万万岁一说，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不仅个体如此，人类也是如此，有生必有死。不过在它生存的时段内，不管如何变，它始终保存着作为人的本质。正是这种变和不变的辩证性，才使它成了人类特定的认识对象。自然环境也是如此，在地球的历史发展中，环境不断在发生变化，有的物种消亡了，新的物种诞生了，这不能简单地说是件坏事。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喜欢还是不喜欢，这是客观进程中必然要发生的事。这当然不是说，人们因此可以任意地破坏环境，恶化生态等等都无所谓了，不是这样的，而是说我们要用历史主义的眼光来观察环境问题。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不可能一样的，不要设想某一种关系是尽善尽美的永恒不变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超历史的，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地球上原来没有人，人是后来出现的。为什么地球上会出现人呢？是先有了适宜于形成人和人类生存的环境才有了人，还是先有了人才形成人生存的环境呢？这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狄德罗说，这个问题所以难以解决，是因为问题提错了，当你追问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时，实践上已经肯定了不是先有鸡就是先有蛋。事实上却并不存在这种“先有”，鸡是逐步发展来的，蛋也是逐步发展来的，它们相互中介，相互促进，才形成了今天的鸡和蛋，人和他在地球上的生存环境也是如此，因果作用在这里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的，即相互作用的。原因在这里是结果的结果，结果是原因的原因。

至于说到人生成以后的生存发展的环境，更不是一成不变的。正如上面已经指出的，人对环境的改造，实质上也就是对自身的改造。这种改变了的自身，必然又会对环境提出新的要求，要求人与环境之间建立起新的平衡关系。或者说，问题是在于如何使人对自然环境的改造，不要走上恶性破坏的道路，而是要能重建人与自然之间新的和谐。这种和谐既然是新的和谐，便不是要回到古代去，而是要向前进。在这种前进中，使人的生存环境更好，人的生存质量更高，人性得到更加全面的发展。

说到这里，不能不提一下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思想。国内学界的很多朋友说，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优秀传统，今天要克服生态失衡等等时代病症的顽疾，要发挥这一优良传统。有的朋友甚至认为，西方社会所以会走上破坏自然的道路，就是因为西方文明从古代希腊开始，便主张天人之分，因而其思想与学术便陷入了片面性。我对这些观点存虑甚多。

既然我们要讨论的是现实问题，便不能从纯逻辑的抽象原则来推论，而是要从现实的客观情况出发来分析问题。现在的客观情况是：西方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科学文化上比我们先进，经济比我们发达，而且在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方面也有不少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因此，我们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学习他们一切先进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呢？难道思维方式上片面的反而能使科学、技术、经济等等发展得快一点，思维方式上全面了倒反而发展得慢一点吗？

作为西方文明的源头的希腊文明，早就主张主客的分化和对立，这是事实。这种观点仅仅是缺点和错误吗？如果认为是这样的，那我以为这些朋友就犯了一个错误，即把古代认识发展中的主客分化理论混同于今天我们面对的人与自然的对立。从认识发展的角度看，如果人类如自然动物似的，不懂得主客体的分化，就不会有意识的产生，便不会有我们今天所说的那样发达的认识活动了。主客的分化是健全的逻辑思维产生的必要条件。因为，认识活动就是要将我们以外的对象转化为我们的内在对象。怎样才能实现这些转变呢？就是要使唯一的实在的我分裂成为主体的我和对象的我。这一认识活动就是表现为：我意识到我感觉到了什么什么。在这里有两个分裂:一个是自我分裂，同一个自我分裂成了两个我，一个是作为主体的我（我意识到的我），另一个是作为对象的我（我感觉到的我）。第二个是外界对象的分裂。作为人的直接认识对象，原来是以个体的形式存在的（我感觉到的），但在认识活动中，个体却上升成了一般（我意识到的）。这两个分裂，不是各自孤立进行的，而是相互蕴含，相互中介的。所以，黑格尔说，思想可以简称为我。这是十分正确的。正是这样的内在的分裂，使我们的认识活动蕴含着一个十分有意思的辩证矛盾：我们直接的认识对象，永远只可能以个别的形式存在，但我们对这个个别对象的认识却永远只可能表现为一般。而且，当我们说认识了此对象并说出了此对象，其实你说的是这个对象的类，但听者承认你所说的即此个别。由此可见，主客体的分化不仅是认识得以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且也是认识活动的基本形式。否定了这种分化就等于否定了认识。当然，如果把这种分化夸大僵化，否定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转化和蕴含，是不对的。康德便犯了这样的错误。

所以，不能简单地认为主客体的分化是件坏事，是个缺点。只有把这种对立和分化做不适当的夸大，如此得出结论否认外部世界的独立性，才是错误的。如贝克莱所说，存在即是被感知；如黑格尔所说，思想是存在的本质。但古希腊哲学的主流不是如此。相反的，它十分重视理性，十分重视逻辑。正是这种传统成了近代欧洲科学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条件。当然这种传统也形成了一套后来被黑格尔称为形而上学的有限思维方式。这套思维方式对形成人与自然的恶化对立起过很不好的作用。但是，这套思维方式的历史作用仍然要做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否定。

同样的道理，对我们古代先辈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要做具体的分析，不可盲目地加以赞扬。如果以为古代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便能解决我们面临的世界性问题，那我们要问，今天的人类社会，与古代的社会相比，到底是前进了还是没有前进呢？如果古代的处方能治愈现代社会的世界性病症，那还有什么进步可言呢？其实，天人合一的思想与主客体的分化要讨论的不是同一个问题，前者还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素朴的描述，后者则已经开始在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了。在历史上，古代先哲的很多天才的猜测，对现代很可能有多方面的启发，但是，绝不可能有解决现代问题的现成方案。历史是在发展中的，后人只可能在前人的基础上前进。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向前人学习，同时要研究自己时代特有的问题，面对自己特有的困难。

二

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讨论人对自身的关系问题。因为，人是通过改造自然来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的。所以，人不是简单地把自身融入自然界，而是把自然界当做自身的一个部分来处理的。因此，生产方式便是人类基本的生存方式。问题是什么样的生活方式才是合理的文明的生活方式。

为了寻找合理的文明的生活方式，我们必然要分析人类的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因为，不合理的消费，必然会造成对自然界的破坏。这在现代社会的生活中，表现得十分突出。例如，现代社会中的文明人，病患比古代人要多得多，为什么？医生的回答是吃出来的，即吃的太好太精了。这不仅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且自身的繁殖能力也大大削弱了。以往人们从人类对生存环境的破坏的角度，发出惊呼：人类正在自掘坟墓。其实，从人类自身的繁殖能力看，人类也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对这样的文明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人类消费的合理不合理，不是人们一厢情愿的选择。从原则上说，是生产决定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才和其他动物区别了开来，走上了文明发展的道路。也正因为如此，人才遇到了自然动物不可能遇到的矛盾和困难。人以外的自然动物的需要是靠自然界直接的供给来满足的。所以一般说来，他们的消费仅仅是满足生理需要的消费。例如，不吃便会饿死，但吃饱了便没有更高的新的要求了，该物种便顺利生存发展了。这种消费是一种有限量的消费。如果这个物种的个体、数量突然猛增，自然界原有的供应满足不了该物种的生存发展时，自然界会做出相应的调整，或者因为供应量不足而使该物种的个体数量减少；或者自然界会增加供应量，满足增加了的个体的需要。这取决于自然界的补偿能力。总之，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整体，各个部分始终会保持着某种平衡关系。就像猫和老鼠的关系似的，猫不会多到没有老鼠吃，老鼠也不会少到被猫吃净。在自然动物那里，是不会发生无法补偿的生态失衡的。

到了人这里，情况就不同了。生产不仅在满足原有的需要，而且在生产新的需要。确切点说，人的需要不是简单的自然的需要，而是生产出来的。因此，随着人们的需要的不断增加，人对自然界的改造也就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入。于是，自然界各个部分之间的失衡也就超出了自然界自发的补偿能力，结果便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环境问题。

而且，原来在自然动物那里的有限量的生理性的消费，到了人这里，变成了无限量的社会性的消费。仍以吃为例，自然动物吃饱了便不想再吃了，要到再饿时再吃。人则不然，饿时当然想吃，吃饱了不是不想吃了，而是想吃更好的。正如俗话所说的，有了千钱盼万钱，做了皇帝盼登仙。愈满足时他的要求就愈高，即愈不满足。所以他的要求不是一个有限量，而是一个无限量。原来生理性的消费到人这里也就变成了社会性的消费。由于这个原因，甚至可以说社会性的消费压倒了生理性的消费。例如，人类的饮食由生理性的需要变成了社交礼仪的需要，即变成了显示人们身份地位的需要。有一次，我听一个朋友说，有位高干子弟，为了庆祝自己三十大寿而宴请朋友，耗资14万元一桌。是不是还可以有24万元一桌、34万元一桌呢？……这不是虚假的需要压倒了真实的需要吗？

本来人类的消费和需求超出了生理的范围，是一件好事。这标志着人类超出了自然界，真正走上了自己独立创造自己历史的道路，即走上了超越自然界的文明发展的道路。为此，我们一定要正确把握生产和消费的关系，即生产决定消费，消费推动生产。如果对这种辩证关系缺乏清醒的认识，以为我们可以无条件地满足需要，这就会有意无意地在生产中形成对自然界的掠夺性的破坏。我们现在所说的生态问题、环境问题，都是由此而产生的。

在盲目地满足需要的条件下，多种多样非生理性的和虚假的需要，就像病体中的癌细胞一样迅速地发展了起来。例如，积累财富的愿望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货币作为商品交换的手段，原来是为促进生产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展起来的，但是当它一旦发展起来以后，便成了财富的象征与代表而独立了起来。人们追求它不是为了用来交换某种或者某些实用的消费品，而是为了货币本身，它成了积累财富的最简便的手段。这样，既不能吃也不能穿的货币便成了人间至高无上的 “上帝”。自从非生理性和虚假的需要发展起来以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工业文明发展起来以前，人们改造自然界的目的，大体上还是以满足生理性的需要为目的的。虽然有些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但整个社会的经济还是运行在使衣食住行的供应更充分些、使这些生活资料的质量更高些、生活条件更好些的轨道上。但工业文明发展起来以后，不再是以满足生理性需要为目的了。这样，文明的问题也就复杂了起来。中国古人有句话说“古之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之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也就是说，遇到什么情况都要反思一下，因为现在本质和现象之间的差距太大了。甚至直接表现出来的很可能与本质是相反的。例如，财富的积累本来不能简单地说是一件坏事，因为没有财富的积累，便没有日益扩大的再生产，社会文明便不能很快地向前发展。但是，与此同时，随着货币成为积累财富的手段以后，唯利是图的世界观也就日益深入地毒化着人们的心灵，毒化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了私利，什么坑蒙拐骗的事都可能发生。甚至可能发展成为谋财害命、杀人越货。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指出，这种转换主要是由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强化起来的。因此，他曾经乐观地说，随着剥夺剥夺者的丧钟的敲响，人类史前史便将结束，真正的人类史便将开始。

马克思正确地看到了非生理性的和虚假的消费恶性地膨胀起来，是与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有着内在的联系。在这里，以物化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的对立，实际上只是人与人之间对立的表现，因此，一旦这种私有制消灭了，人类便能真正自由自觉地来创造自己的历史了。所以，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曾经给了人们以极大的希望。以为大同世界即将在欧亚这片大陆上实现了。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无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还是在广大群众的生活质量上，和世界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社会主义国家还有很大差距。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高速发展，而且很快把全球扭成了一个整体。如果你自外于它，就会遇到很多生存性的困难。正是在这种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存在了70多年的苏维埃共和国解体了。原来以追求“一大二公”为目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此前进了20多年后也改变了航向，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

所有这些说明了什么呢？消灭私有制这条道路走错了吗？我以为当然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始终是文明发展史中的根本问题。正因为所有制不同，文明发展的历史性形态才如此鲜明。但经济基础的改变，必须伴有相应的上层建筑的改变，否则经济基础的改变最终难以达到自己的目的。例如，生产资料公有化以后，如何来组织生产呢？当然只能由受全权委托的少数人来管理。但这些管理人员如果脱离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监督，就有可能背叛人民的利益，成为贪污盗窃的腐败分子，成为重新骑在人民头上的新贵。而且，这些新贵贪婪性可能比旧贵还要厉害、还要残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特权并不是世袭的，有权不使，过期作废。这样社会的两极分化也就成为必然的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国理论界和思想界曾争论过社会主义社会还有没有异化的问题，有的领导明确表示：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中，已经没有异化问题。理论界不应该再讨论这个问题。根据是什么呢？即经过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和农业的三大改造以后，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即已经消灭了阶级存在的根据。其实，哲学中所讨论的异化问题，其理论内涵比通常所说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内涵要宽泛得多、深入得多。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基础上的文明问题，远不是一个生产资料所有制的问题所能涵盖的。简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仍有异化问题，是一个粉饰太平的错误。例如，1958年以“深翻耕地”、“大炼钢铁”为内容的所谓“大跃进”，对环境和生产造成了史无前例的大破坏，全国饿死的人数至今都无法去精确统计。接着又发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不仅把国民经济推到了破产的边缘，而且使全国人民笼罩在“红色恐怖”下。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以绝对权威为标志的个人迷信。只要个人的权力成为绝对权威、绝对真理的化身，那么群众的权利实际上便等于零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和一切腐败现象的产生便是必然的了。这不就是最大的“异化”吗？

说到这里，顺便要谈谈“以民为本”和“为人民服务”的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报刊上很少见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口号了。谈得更多的是“以民为本”。似乎有了“以民为本”便足够了，不必再谈“为人民服务”了。其实两者有着很大的区别。后者作为治国理论的原则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对的。这是古代儒家学说创始人便已经懂得的道理。民可载舟亦可覆舟。资产阶级政治家更懂得这个道理。恩格斯在谈到思想、政治等上层建筑在历史发展中的表现形式时说过，当它实际上越是代表一个阶级的利益时，它在形式上越是表现为是全民的代表。资产阶级的政治理论便是最典型的代表。“为人民服务”则是我们党政干部的世界观。它是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不可能理解，也不可能具有的。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就是他们毕生的最高宗旨。它绝不允许有人自命为救世主。人民群众只能自己救自己，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

中国近代史上的“五四运动”时代，人们曾高举过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并有许多人为此而献出了生命。因而使这段历史光彩夺目。但后来有人觉得这些口号都是资产阶级的东西，如果要再提必须在它们前面加上点限制词或形容词才成。其实问题不在这里，而是要看什么人来举这两面大旗，资产阶级政治家有他们的理解，无产阶级政治家也有自己的理解。正如古代思想家便曾呼吁自由，难道现代人便只能囿于古代人的理解或不要自由了吗？所以，加点什么限制词之类的提法，不过是讳疾忌医心态的一种表现而已。反过来说，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很快富起来了，靠的是什么呢？还不是由于：一是打破了平均主义，解放了生产力；二是贯彻了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但是，群众却形容说，现在是端着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为什么？就是因为社会两极分化、缺少健全的民主和法制。

当今的社会是高科技的时代，是数字化和网络的时代，同时也是要求充分发扬民主的时代。我没有建立过个人网站，也没写过博客或是微博，但在网上我却可以查到我个人的生平、经历和论著（目录与全文）。所以，人们说这个时代是没有秘密可言的时代。如果把这种无秘密可言的原则用到社会管理上去，那就等于说，一手遮天，独断独行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了。时代的潮流是要求实行更加广泛的民主。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网络和数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们似乎已经不再生活在传统意义的时空中，而是生活在自己设定的虚拟的时空中了。少年时代我看《封神榜》时，觉得这些神仙本领太大了。现在看来，这些神仙的本领远不如我们这些凡人的大。那时的千里眼、顺风耳，所见所闻，区区千里而已，现在即使远在太阳系以外也没有逃脱人类的视听。……这类无限的感知能力真正是对自然的超越，即把自然界当成了自己肢体的延伸。

总之，现代文明在表现形式上，真正是超越了自然，远离了自然；但在本质上，这种超越和远离，恰恰便是更深入理解了自然和把握了自然的内在规律的结果。这才有了如上所说的人化的和虚拟的自然。这些人化的和虚拟的自然环境往往更能满足人类的需求，提高人类的生存质量。而且现代化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规模，也正在把全球团结起来，成了一个可以“鸡犬相闻”的地球村。这不仅是因为生产企业的规模宏大，它独家便能满足全球某一需求的一大部分，而且它的生产过程，也往往是全国或全球多家企业的大协作，从而使世界各国的经济，你中有我或我中有你，相互依存难分难解，把全球团结成了一个整体。这便是人们常听说的全球经济一体化。

所以，人化的、虚拟的自然和自在的自然之间的矛盾，世界各国人民利益上的多样性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矛盾，便是现代文明面临的两大难题，或者说这便是现代文明的两大特点。作为矛盾，它们是我们面临的很大困难；作为特点，它们又给了我们极大的希望。总之，是有困难有希望，这使我们相信明天比今天更好。

责任编辑 姚黎君 丛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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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2426（2012）08－0004－06

朱德生（1931－ ），男，江苏武进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