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的概念策略与价值选择逻辑

唐伟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中国模式”的概念策略与价值选择逻辑

唐伟

（吉林大学，吉林 长春 130000）

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中国模式的提出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冲动或集体的自我意识幻觉。中国模式的讨论既需要世界视野，也须有本土情怀；既需要学术品格，也须有民间立场，只有在一个多元共生和共识的基础上，讨论的建设意义才能凸显。通过生成性的概念策略达成的概念共识，不仅使中国模式的建设性讨论成为可能，从而也将中国模式解释为一个公共论域的意义话题。遵循中国改革发展的进路，中国模式的价值共识必然是在国家与全体公民的双向互动选择间展开，换言之，中国模式的价值选择逻辑并不独是国家主体的意识形态设定，中国模式的价值共识必然是神圣性、政治性与世俗性有机融合。中国模式是现代中国的模式，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模式，更是全体中国人选择与认可的模式。

中国模式；生成性概念；价值共识；选择逻辑

一、“中国模式”的概念策略

在全球化的时代语境中，中国模式的提出并不是出于民族主义的冲动或集体的自我意识幻觉。中国模式之主体的确立实为中国特殊发展道路的形成及延伸的必然结果。当然，所谓中国模式之中国首先是现代之中国，亦是世界视阈中的中国，言说中国或中国模式已不可能脱离全球化的语境，当然更离不开13亿之众的中国人来空洞地谈论中国或模式。

对待“中国模式”的提出，综观学界，大致可分为三种论调态度：一种是基本否定的态度，论者虽然也看到了中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成就所付出的代价显然更会引起他们的认真思考，因此他们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已然存在或认为现在总结中国模式为时尚早——此种态度的本质是对中国取得的既有成就的理性质疑；另一种是倡导鼓吹者，他们认为中国模式的适时提出正是对中国改革发展经验的总结概括，中国模式的提出实为中国和平崛起的必然结果；第三种则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审慎怀疑者，一方面确实看到了中国所取得的既有经济成就，另一方面则对日益复杂的社会现实感到忧虑，对中国模式可能带来的固化思维及概念化后果表示出某种担心。

问题即在于，如果将“中国模式”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我们如何在一个共识的基础上来展开讨论？恰如上所分析的那样，这种共识通过对中国现实成就的评判显然已不太可能——不同历史主体与社会阶层对中国改革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性后果的评判明显不一致。因此，为使得对中国模式的讨论得以进行和建设性深入，我们必须找到一种妥协的可行性办法。

本文无意就“中国模式”的概念本质做知识性的考古，更无意去做一个谱系学的严格溯源。这里我们不妨尝试将“中国模式”做一种概念化处理，也就是我们不在现实的层面去讨论中国现实成就的得失成败，而主要是展开一种概念运作，将“中国模式”当做一个生成性的概念，而不是当做一个本质性概念来看待。我们并不否认，作为阶段性历史经验的一种理论表征，本质定义式的“中国模式”概念既内涵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道路的特殊性，同时也预示着某种令人期待的普遍可能性。但概念的本质性设定容易陷入某种僵化的认识则人所共知。生成性概念与本质性概念的区别在于，前者并不预设一个生发原点与意义中心，而后者往往有着较为严格的本质规定性。但这并不是说，生成性概念就此失去了对现实的确定把握能力。就生成性概念所凭借的思维形式而言，生成性概念所凭借的主要是一种生成性思维，生成性思维是现代哲学的基本精神和主要思维方式，其特征是“重过程而非本质，重关系而非实体，重创造而反预定。重个性、差异而反中心、同一，重非理性而反工具理性，重具体而反抽象主义。”［1］当然，生成性思维换一种更通俗的说法就是反思性思维——或者说，生成性思维大致相当于反思性思维。因此就生成性概念所凭借的特定思维功能来说，生成性思维或曰反思思维的功能正在于“将经验到的模糊、疑难、矛盾和某种纷乱的情境转化为清晰、连贯、确定和和谐的情境。”［2］换言之，生成性概念所凭借的思维的过程意义即在于，它始于一种困惑的、模糊的或混乱的情境，结束于一个清晰一致的确定情境。杜威认为，反思性思维正是在生成前的情境和生成后的情境这两端之间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的生成性构成确保了概念本身的开放性与兼容性。

将“中国模式”当做一个生成性的概念看待，也就意味着它首先不是一个完成的静态的存在，而是面向未来的开放承诺——即使就现实层面而言，自1978年的改革肇始至今天对改革的再思考，我们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改革开放经历了不同的历史阶段。而生成性概念策略的更进一步的意义还在于，对“中国模式”的概念生成性设置不仅能将问题置于一个共识的基础上来展开，从而与现实取得某种可通约的实质联系，更重要的是，生成性概念本身即有取消自身规定性的先天倾向——如此，在放弃对“中国模式”做严格意义的概念界定之后，“中国模式”的讨论也就放下了高居云端的学术身段从而有可能在最大的意义上吸纳非学术之外的力量的加入。

事实上，我们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就在于，当前学界讨论“中国模式”的最大危险则在于将最广泛的正当讨论资格主体排除在外，而仅将其当做知识学术界的一个空洞的概念来运作——当然这并不是否定学界的数理统计或某种纯理论运作，而只是想指出，如果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仅限定在知识理论界的包办范围内，那么中国模式的全部概念潜能则不可能充分释放出来。这正如吴敬琏先生在回顾反省中国近些年改革时所指出的那样：“我常常觉得，改革后十年中，好像支持搞正正经经的改革的力量不是在增强，而是在削弱。光是靠一些知识分子的理念支撑，会是苍白无力的”［3］。

对中国模式的生成性概念处理并将其从一个纯粹的学理概念拉回到最广泛意义上的全民讨论层面，中国模式也就成了一个公共论域的意义话题——中国模式不仅是知识界讨论的模式，更是全体中国人关心讨论的模式，是面向世界的中国话题。

二、“中国模式”的价值选择逻辑

如前所述，对中国模式的存疑或谨慎实则反映了不同观察者对中国改革发展成就的不同看法，而不同看法的依据主要是不同的价值文化取向。本文所谓中国模式的价值文化思考不是去考量中国改革发展成就在价值文化领域的得失，而是对中国模式或曰中国改革发展的一种价值观生成展开探讨，亦即对中国改革发展赖以存续的价值文化的生成及预设进行反思。

如果中国最初的改革逻辑是 “摸着石头过河”，是一个怎么过河的方法论问题，那么在改革持续深入30余年之后，现在重新讨论改革发展则应该回到“为什么要过河”以及“过河以后怎么办”的目的性问题上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讨论现阶段的所谓中国模式或中国改革发展，我们认为取得改革发展的价值共识比思考改革发展的具体措施更为紧迫和重要：价值共识既是对历史改革理性反思的需要，也是对厘定未来改革发展方向的必要理论准备。

自然，面对中国当下的复杂现实国情，取得中国模式或曰改革发展的价值共识并非一朝一夕之事。价值共识的达成既不可能通过对所谓普世价值一劳永逸式的简单机械征用来完成，也不可能完全借重本土的民族传统资源，现代中国模式或中国改革发展的价值共识必然是一个综合的辩证结晶——它既是现实与历史的综合辩证，也是民族与世界的综合辩证。因此改革价值共识至少应该在国家主导学说、民族传统价值、西方文明价值及当下中国民众现实利益诉求取向等维度上展开。

改革发展的推动或曰模式的实施和操作是宏大的国家行为，如果说改革的主要行为主体是政府，那么改革发展的价值共识的达成除了政府官方的主导意识形态外，非官方的民众意志也不能忽略。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种以国家学说为指导原则的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表述遵循的是国家发展理念、发展目标和发展路径的选择逻辑，但这种价值理论愿景如何得到最广泛意义的社会认可、认同并转化、落实为社会民众生活的价值守则，显然是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我们认为单纯通过行政指令与意识宣教不可能将国家层面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译为社会民众世俗生活的行为规范，正如哈贝马斯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合法化危机时所指出的那样：“对符号进行商业生产和行政计划，会消耗掉虚拟的有效性规范力量”［4］，因此，只有二者内在的有机结合才能充分释放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全部能量——从价值主体选择角度而言，亦即如何将一个被设定的宏大的“想象的共同体”转化为一个清晰的“命运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的价值共识同样也是国家设定与公民选择的综合辩证，“构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核心价值观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动摇，既要从‘安邦定国’的角度展示对国家发展理念、目标、路径的基本选择，又要从‘安身立命’的角度凸显对全体公民的精神追求和行为方式的基本要求”［5］。

从中国模式的驱动力角度来看，中国改革发展的源动力除了民族国家自立自强的合法诉求外，全体中国人对世俗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也应被视作合理的动力支撑——特别是在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国际地位明显改善的当下，全体中国人对世俗美好幸福生活的向往更有理由成为改革发展的主要动力支撑。事实上，我们看到，与33年前由上而下讨论改革开放、设定改革逻辑的一个显著不同在于——如果说中国最初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是迫不得已的被动，其范围主要限于理论知识界，那么今天关于改革发展的讨论则显然有理由践行为全体公民的主动参与——历经中国30余年改革，置身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每一个中国人理论上都可以成为中国改革发展讨论的正当资格主体。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模式的价值共识的达成除了必然是神圣性、政治性与世俗性的双赢博弈。正如有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今天中国政府或社会、或所有有思想的知识分子真诚地希望通过回到传统来重建中国合法性，或真诚希望通过阅读马列主义著作解决中国问题……是在公共领域的民主讨论，所有人都有话语权，都要求并且能够进入公共领域为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辩护，为自身有限的理性或理性的有限性辩护，只有这个过程才能产生出价值、意义、新的传统。”［6］

三、结语

“中国模式”的生成性概念设置既有效解决了本质主义设定的先入为主，同时又避免了中国模式讨论的流于空疏，更重要的是，这种概念策略也将中国模式的讨论从一个纯学术议题解释为一个公共论域的意义话题。中国模式的价值选择是中国改革发展必须回答的问题，具有方向指引的战略意义。遵循中国改革发展的进路，中国模式的价值共识必然是在国家与全体公民的双向互动选择间展开，换言之，中国模式的价值选择逻辑并不独是国家主体的意识形态设定。中国模式的价值共识必然是神圣性、政治性与世俗性的有机融合。中国模式是现代中国的模式，是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模式，更是全体中国人选择与认可的模式。

［1］李文阁.生成性：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

［2］杜威.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98.

［3］吴敬琏.警惕中国“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 ［EB／OL］.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368362＆page＝1＆1＝1#368362368362.

［4］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93.

［5］杨明，张伟.国家与公民视野下的核心价值观构建［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7）.

［6］张旭东.经济理性时代的价值空洞［J］.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1）.

责任编辑 丛 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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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2－2426（2012）08－0013－03

唐伟（1983－），男，湖南东安人，吉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