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先秦的语体与语书*

2013-01-22 19:37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5期
关键词:国语左传荀子

傅 刚

一、“语”的本义

语,先秦时本为文体,后发展成为语书。先秦及两汉学者著述,时有征引,然文本多已失传,作为文体,其原貌如何,似无以详细讨论。本文稍稽文献,对语体和语书略作分析,同时对《国语》即是语书之一亦略作讨论。

先秦明确说语是文体的,见于《国语·楚语》。其中,记申叔时对楚庄王问傅职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①韦昭注:《国语》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37 年,第191 页。这一段论述,是申叔时告诉楚庄王作为太子老师应该教太子什么样的书,而什么样的书具有什么样的作用。很明显,申叔时所言都是当时流行的文本。除《春秋》、《诗》、《礼》、《乐》等后世的经书外,其余若《世》、《令》、《语》、《故志》、《训典》,往往并不为后人所熟悉。据韦昭注说,《世》指先王之世系,《令》指先王之官法时令,《故志》指所记前世成败之书,《训典》指五帝之书。据此,《训典》指《尚书》一类上古帝王遗书。伪孔《书序》说:“《春秋左氏传》曰:‘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谓上世帝王遗书也。’”②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8 页。语与世、令、故志、训典相并,可见均是文体。据韦昭注说:“语,治国之善语。”③韦昭注:《国语》卷17,北京:中华书局,1937 年,第191 页。这是上古以来有关治国的名言。申叔时称,教太子《语》,可以“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据此,所谓“语”又特指先王治国之言。语是文体,而申叔时可以用之于教,则见其时已成书,即语书。

据申叔时所说,其时语书已成规模,那么语书是如何发展而来的呢?案,语在上古见于文献者,还有《诗经》。《诗·公刘》:“于时言言,于时语语。”①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617,617 页。《毛传》:“直言曰言,论难曰语。”②毛公传,郑玄笺,孔颖达正义:《毛诗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617,617 页。此论“言”、“语”有别,但未定“语”为文体。宋王与之《周礼订义》卷38“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条,引宋郑节卿“抑扬高下使自得之,相酬酢谓之语,独自说谓之言。独说是教者自言,学者无所答问”句,宋郑锷注曰:“食不语,寝不言,则言语异矣。自言其己心之所藴者曰言,以言而与人应答,则曰语。”③王与之:《周礼订义》卷38,《通志堂经解》本,广陵书社2007 年影印清同治年间钟谦均重刻本第12 册,第26 页。此亦阐述言、语之别。《说文》解言、语,亦用《毛传》。段玉裁引郑玄注《周礼·大司乐》曰:“发端曰言,答难曰语。”又引其注《襍记》曰:“言,言己事;为人说为语。”④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第89 页。均指说话的方式。然强分言己事和为人说,似乎分类太过苛细。《盘庚》说“迟任有言曰”,其言则是格言警语,并不合“言己事”之义,故《正义》说:“其人既没,其言立于后世。”⑤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第 126,155,234,108 页。迟任是古贤人,其言亦记录传于后世,是古时有与王言(若《尧典》一类)并传录于世之书,因非王言,故或称“语”以示区分。又《牧誓》:“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⑥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第 126,155,234,108 页。又《周书·多士》亦有:“我闻曰:‘上帝引逸。’”《正义》释为“我闻人有言曰”⑦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第 126,155,234,108 页。,恐未必准确,当亦如《盘庚》所引迟任之言一类。又《左传》僖公十五年记“且史佚有言曰:‘无始祸,无怙乱,无重怒。’”杜预注:“史佚,周武王时大史,名佚。”⑧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233,392,564,682 页。杨伯峻注说“史佚”即《尚书·洛浩》之“作册逸”⑨杨伯峻编:《春秋左传注》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第359 页。。迟任、史逸,都是古之贤人,或皆为史官,他们谙于史事,能够总结出警世之言,或即语书。先秦典籍常有引“言”或“闻”的记载,如《左传》宣公十二年随武子(士会)曰:“仲虺有言曰:‘取乱侮亡。’”杜预注:“仲虺,汤左相。”⑩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233,392,564,682 页。《左传》记时人引仲虺之言,还有襄公十四年,中行献子曰:“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乱者取之,推亡固存,国之道也。’”⑪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233,392,564,682 页。又襄公三十年,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乱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国之利也。”⑫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年,第 233,392,564682 页。辞略异而意同,应该是同一出处。案,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其辞曰:“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⑬孔安国传,孔颖达等正义:《尚书正义》,第 126,155,234,108 页。虽为伪《书》,但其辞当出自真《书》之《仲虺之诰》。是以上诸人所引皆出自《仲虺之诰》,然皆不称《书》,一则称“仲虺有言”,一则称“仲虺之志”,似后世之《尚书》,其时尚未编纂,《仲虺之诰》仅以贤者之语传世。称“言”、称“志”,亦见其时“言”、“语”、“志”不甚区分。

此例还有《国语·周语》记王子晋谏周灵王引:“人有言曰:‘无过乱人之门。’又曰:‘佐饔者尝焉,佐鬭者伤焉。’又曰:‘祸不好不能为祸。’”⑭韦昭注:《国语》卷3,第37 页。韦昭注:“犹财色之祸生于好之。”清徐元诰《国语集解》以为是逸《诗》,因为“无过乱人之门”句,《吕氏春秋·原乱》引《诗》曰“无过乱门”,故徐元诰以为后二句亦是逸《诗》⑮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99 页。。按《左传》昭公十九年子产引此语称为“谚”。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引桂馥说:“古者谣谚皆谓之诗。其采于遒人者,如国风是也。未采者,传闻里巷。凡周、秦诸书引诗不在四家编者皆得之传闻,故曰逸诗。或谓逸诗皆夫子所删,此浅学之臆说也。”⑯陈奇猷释:《吕氏春秋新校释》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1589 页。上古时言、语各自为书,言为王言,所谓左史书之;语则为贤人之语,非史官所掌,所谓有关治国之嘉言善语。至春秋时,以史官所记王言名《书》,语书则与谚、记诸书相杂,故时人所引或称“语”,或称“言”,或称“闻”。

先秦时亦有用“语”不可理解为文体者,如《论语》所记颜渊说“请事斯语”,清人有以为此处“语”当指上古贤人之语者,恐未必是。殿本《春秋左氏传注疏》卷45 附四库馆臣《考证》引张氏说:“按《国语》曰:‘教之语。’‘语’者,先圣先师之嘉语也。《鲁论》颜子曰:‘请事斯语。’冉子曰:‘请事斯语。’知此皆非孔子自言,皆述古语也。故曰:‘请事斯语。’”⑰《四库全书荟要》经部第30 册,北京:世界书局,1988 年,第329 页。此以颜渊所说之“语”为孔子所述古语。案,《论语·颜渊》载此事曰:“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又:“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①程树德撰,程俊英、蒋见元点校:《论语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第817—824 页。观颜渊、仲弓所称“请事斯语”,意当为遵行孔子所言,而非指孔子所述为古语。

又如,《国语》:“史献书、师箴、瞍赋、蒙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韦昭注:“庶人卑贱,见时得失,不得达,传以语士也。”②韦昭注:《国语》卷1,第4 页。此处“传语”之“语”,亦非文体。《左传》襄公十四年记师旷对晋侯云:“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此“士传言,庶人谤”之“言”、“谤”,同于“庶人传语”之“语”。杜预注“士传言”说:“士卑不得径达,闻君过失,传告大夫。”又注“庶人谤”说:“庶人不与政,闻君过则诽谤。”③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562—563,563 页。传告大夫和诽谤,明非用古《语》书。《说文》训“谤”为毁,则是妄谤不实之辞。韦昭《国语注》训“谤”为“诽”,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诽之言非也,言非其实。”④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97 页。据此,庶人所谤多是妄谤,是诋毁,则与邵公所谏不合,也与同列之史、瞽、工、大夫不等,故当依孔颖达疏《左传》语为解。按孔《疏》说:“庶人卑贱,不与政教,闻君过失,不得谏争,得在外诽谤之。谤谓言其过失,使在闻之而自改,亦是谏之类也。昭四年传‘郑人谤子产’,《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皆是言其实事,谓之谤。但传闻之事,有实有虚,或有妄谤人者,今世遂以谤为诬类,是俗易而意异也。”⑤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562—563,563 页。故《左传》“庶人谤”即《国语》“庶人传语”,其“语”即“谤”言,非古《语》书。

二、语体的发展

就文体上看,《论语》为语书,当无疑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讨论先秦散文发展的进程时,可能会对已有的结论进行改写。据先秦散文研究的现有成果,认为先秦散文的发展经历了由语录体至论说体的过程,语录体即《论语》,其在散文史进程中属于早期论说逻辑不发达的产物。然若从文体的角度看,《论语》本身是语体书,与论语文发展的进程没有任何关系,《论语》与《墨子》、《庄子》、《荀子》等,不具有共同讨论的基础。事实上,至汉初,仍然有语体书的发展,如《新语》。《论语》与《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其发展与后人所论的先秦散文发展历程并不相符。

事实上,单纯记嘉言善语的古语书,至春秋以后的确发生了以事入语的变化,其代表者即是《国语》。

《国语》一书,《史记》和《汉书·艺文志》均称其为左丘明所作,这也是因为《国语》和《左传》极为接近。《国语》中的人和事,许多均可在《左传》中得到印证,至有称《左传》是内传,《国语》是外传的说法。《国语》与《左传》有关系,容或是一人所作,但绝不可能是内、外传的关系。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体。《左传》是传释《春秋》的解经之作,是作者以叙事阐发孔子删述《春秋》大意的作品。史迁《太史公自序》载孔子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左传》即详叙春秋242 年间史事,以释《春秋》之“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之大意,此谓“见之行事之深切著明”③司马迁:《史记》,北京:线装书局,2006 年,第 545 页。。《国语》不同,它是语书,并不为释《春秋》而作。因此古人的争辨,实在是不明文体所致。《国语》以记言为主,当然,语书在这个时期已经发生了以事入语的变化。故《国语》与上古语书纯记嘉言善语不同,作者似乎比较关注“语”产生的背景:即着重交待“语”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发生的。出于这样的考虑,作者往往在记“语”之前,简要交待背景,这就是“语”前记事。作者不仅关注“语”产生的背景,还关注“语”的后果,因此在记“语”之后,往往又交待结局,以证实“语”的效果。当然,在全部的写作中,作者的中心仍然是“语”,事只是为“语”服务,所以《国语》一书虽然有许多记事,仍然和《左传》不同。对这个特点,台湾学者张以仁先生有过总结。他说:“《左传》重点在事的记述,《国语》则在言的铺张。有时言辞之首,或书史以交待其背景。言辞之末,或附史事以为之征验,皆无非是增加其说理的效果而已。”④参张以仁:《春秋史论集·从〈国语〉与〈左传〉本质上的差异试论后人对〈国语〉的批评》,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 年,第 109 页。

后儒或不同意,但均难有切实证据。无论如何,《国语》与《左传》具有密切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故《国语》一书,体裁因仍古语书,但却杂记事,有的部分甚或较《左传》更为曲折细致。这也是语书至春秋末时的新变化,这个变化影响到其后的语书写作。1973 年末,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种记述春秋史事的文献,无书名,整理者复原后定名为《春秋事语》。这批材料与《左传》有着密切的关系,有人认为是《左传》系统,也有人认为与《左传》无关,而是另一本古书①参见《座谈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文物》1974 年第9 期。。帛书共有16 章,其中有13 章均与《左传》相近,故多数学者相信其与《左传》有关系。比如帛书第10 章:

吴人会诸侯,卫君后,吴人止之。子赣见大宰喜,语及卫故。大宰喜曰:“其来后,是以止之。”子赣曰:“卫君之来,必谋其大夫,或欲,或不欲,是以后。欲其来者,子之党也;不欲其来者子之雠也。今止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且会诸侯而止卫君,谁则不惧? 堕党崇雠,以惧诸侯,难以霸矣。”吴人乃□之。②《马王堆汉墓帛书》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 年,第14 页。

这一段记载是帛书中与《左传》最近者。《左传》哀公十二年记:

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大宰嚭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 其不欲来者,子之雠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雠,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嚭说,乃舍卫侯。卫侯归,效夷言。子之尚幼,曰:“君必不免,其死于夷乎! 执焉而又说其言,从之固矣。”③杜预注,孔颖达等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第1026—1027 页。

3.晶体管的特点是比较脆弱,在设计和调试的时候对外部的环境要求非常高。在对晶体管进行设计的时候,要考虑房间内是否正处于高压环境,因为在高压环境下,晶体管极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导致故障发生。

上引帛书,学者多以为是依据《左传》简化而来,亦有疑《左传》因袭《春秋事语》者。其实这些观点可能并不正确。因为《左传》与帛书《春秋事语》是两种不同的文体。《左传》叙事以释经,强调事件的详实,帛书《春秋事语》其实是语书,重点是记言。故《左传》记事在曲折上下力,如在交待事件的起因之后,又插入子服景伯对子贡的话,子贡束锦以行,以见大宰嚭。《春秋事语》重点在记言上,故在简单交待起因后,即径直记子贡对大宰嚭的话,省去了子贡之所以见大宰嚭的细节。这其实不是简化的问题,而是记事之体与语书之体的区别。所以,整理者将帛书定名为“事语”,是非常合于此书体例的。

《春秋事语》是语书,以记善言为主,也杂有记事。但其记事显然还是与《左传》的记事不同,这是因为尽管至战国时,语书已杂采事件,但仍保留着语书的特征。虽然如此,《国语》中的记事,仍然是为记言服务。对于此点,张以仁先生有很详细的分析。他说以《左传》和《国语》相比,同一件事,往往《左传》实而《国语》虚④参张以仁:《春秋史论集》,台北: 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0 年,第108 页。原注引《左传》孔颖达《疏》。按孔《疏》:“凡有共说一事而二文不同,必《国语》虚,而《左传》实。”。《左传》重点在事的叙述,《国语》则在言的铺张。其叙事,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用来加强说理的效果而已⑤张以仁:《春秋史论集》,第108—109 页。。这的确是《国语》的特点,其不以叙事为主,故不可以实录叙事来要求它。

先秦语书,除上述几种外,据史书记载,在西晋太康年间发现的汲冢古书里有一种亦是语书,整理者定名为《汲冢琐语》。此书后来失传,宋人类书如《太平御览》尚有引用。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杂史类》辑有一卷,主要辑自《太平御览》。此书据《晋书·束晳传》:“《琐语》十一篇,诸国卜梦妖怪相书也。”⑥房玄龄:《晋书》第 5 册,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1433 页。《太平御览》卷908 引《琐语》曰:“晋平公梦见赤熊窥屏,恶之,而有疾,使问子产。子产曰:昔共工之御曰:浮游既败于颛顼,自没沉淮之渊,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顾,其状如熊,常为天王祟,见之堂上,则止天下者死,见堂下,则邦人骇,见门,近臣忧,见庭,则无伤。窥君之屏,病而无伤。祭颛顼、共工则瘳。公如其言,而疾间。”⑦李昉:《太平御览》第 4 册,北京:中华书局,1960 年,第4024—4025 页。据此似合《晋书》所说。唐刘知己《史通》亦引此事,可见确为《琐语》所载。按《左传》昭公七年亦记此事,然称黄熊入门,则与赤熊窥屏不同。可见当日确有此种传说,《左传》亦采传说叙事,但《琐语》则旨在记语,此皆见“传”与“语”文体性质不同,故虽记同样的事,却不能视为同类之书。

三、语书体的变化

战国时语书变化而形成的这一特点,影响到汉初的语书写作。如汉初陆贾的《新语》,亦是语书,故以记言为主。其书实为论,与荀卿诸书相合。其以论杂记事,与古语书不同,故称“新语”。“语”称“新”,与汉以前“语”体示别也。《论衡·案书》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①王充著:《论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年,第438 页。是其内容主论政治得失,引古事古义以为汉之镜鉴,讨论当代政事,故称“新语”。以“语”名其文者,盖体同古“语”,但事为新事,故称“新语”。以陆贾《新语》与《国语》相比,可以见出汉初的语书已经明显带有论的特征。当然,“语”的定义本就是论难,但陆贾此书显然受到荀子等论说文的影响。其以议论见长,颇骋文辞,《汉书·刑法志》:“汉兴,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宽仁之厚,总揽英雄,以诛秦、项。任萧、曹之文,用良、平之谋,骋陆、郦之辩,明叔孙通之仪,文武相配,大略举焉。”②班固撰,颜师古注:《汉书》,第1090 页。陆贾之以辩辞名世,固亦“新语”之义。

语书在先秦时流传应较广泛,时人颇有引证。《荀子·君道》:“《语》曰:‘好女之色,恶者之孽也。公正之士,众人之痤也。’”③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240,331,503,516,516,516,545,551—552 页。《荀子·正论》:“《语》曰:‘浅不足与测深,愚不足与谋知,坎井之鼃不可与语东海之乐。’”④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 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 ,第240,331,503,516,516,516,545,551—552 页。案,此条所引《语》“坎井之鼃”,典出《庄子·秋水》,则见《荀子》所见的这本《语》书,当是在庄子之后所编。故语书之编,各代皆有,且及《庄子》,或是战国之末,语书于古时已有变化,不尽是圣贤之言,亦不必出于儒家。又《荀子》皆称《语》而不加区分,与时人常引所谓《谚》同,或见语书的性质已经通俗化??又《荀子·大略》说:“民语曰:‘欲富乎?忍耻矣,倾绝矣,绝故旧矣,与义分背矣。’”⑤王 先谦 撰, 沈啸 寰、 王星 贤点校 :《 荀子 集解 》, 北京 :中华 书局 ,1988 年, 第240,331,503,516,516,516,545,551—552 页。案,此“民语”,非出语书,当如“俗言”之义。又《荀子·大略》:“《语》曰:‘流丸止于瓯、臾,流言止于知者。’”⑥王先谦撰 ,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 解》,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年,第240,331,503,516,516,516,545,551—552 页 。然其评论说:“此家言邪学之所以恶儒者也。”⑦杨倞注说:“家言,谓偏见,自成一家之言,若宋、墨者。”⑧王先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第240,331,503,516,516,516,545,551—552 页。如此,《语》所引乃宋、墨之言,亦见其时代晚出,且非儒家之说。又《荀子·哀公》:“《语》曰:‘桓公用其贼,文公用其盗。’”⑨王先 谦撰, 沈啸寰、 王星贤 点校:《 荀子集 解》,北 京:中 华书局,1988 年, 第240,331,503,516,516,516,545,551—552 页 。此明是在春秋以后的语书。又《荀子·尧问》:“《语》曰:缯丘之封人见楚相孙叔敖曰:‘吾闻之也:处官久者士妒之,禄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国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孙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禄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礼愈恭,是以不得罪于楚之士民也。’”⑩王先谦撰 ,沈啸寰、 王星贤点校 :《荀子集 解》,北京 :中华书局 ,1988 年,第240,331,503,516,516,516,545,551—552 页 。案,此《语》以事记言,与《国语》略同。

春秋末战国时人引语书甚多,足见当时语书的流行之广。从上述引文看,语书发生的变化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不限于记圣贤之嘉言善语;二是选择的范围也扩大至当世的格言。战国诸子及秦汉时人引《语》书的材料甚多,略举例如下:

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 《墨子·非攻中》)

《语》曰:“其母好者其子抱。”然则其为之反也,其母恶者其子释。( 《韩非子·备内》)

《语》曰:“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 《韩非子·饰邪》)

晏婴子聘鲁,哀公问曰:“《语》曰:‘莫三人而迷。’”( 《韩非子·内储说上》)

《语》曰:“诸侯以国为亲。”( 《韩非子·难四》)

《语》曰:“不大其栋,不能任重。”( 《淮南子·泰族训》)

《语》曰:“仁不轻绝,智不轻怨。”( 《新序·杂事第三》)

《语》曰:“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 《新序·杂事第四》)

《语》曰:“桓公任其贼,而文公用其盗。”( 《新序·杂事第五》,案,《荀子》引用过)

《语》曰:“唇亡则齿寒矣。”( 《新序·善谋》,案,此乃述晋借虞道伐虢事,宫之奇引《语》曰)

《语》曰:“愚者暗成事,知者见未萌。民不可与虑始,可与乐成功。”( 《新序·善谋》)

《语》曰:“强者善攻而弱者不能守。”( 《新序·善谋》,案,此记长平之战事)

《语》曰:“知命者不惑。”晏婴是也。( 《说苑·权谋》,案,《韩非子·内储》晏婴曾引《语》书)

《语》曰:“文王不能使不附之民,先轸不能战不教之卒,造父、王良不能以敝车不作之马趋疾而致远,羿、逢蒙不能以枉矢弱弓射远中微。”( 《说苑·指武》)

《语》曰:“鸢鹊蒙害,仁鸟増逝。”此之谓也。( 汉赵岐《孟子·离娄下注》)

是自战国以来,时人对《语》书非常熟悉,随时称引其格言,此适可证明语书的功能主要是为当时人提供引据的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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