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国术”内涵及价值分析

郑 飞，王楚泽

(浙江师范大学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浙江 金华 321004)

0 前 言

“武术”相关名词甚多，如武艺、技击、武道等。民国初期，“武术”一词已经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如1915年4月，全国教育联合会上提出了《拟提倡中国旧有武术列为学校必修课》的议案，1918年全国中小学校长会议议决：“请全国中学一律添习武术”，1918年成立中华武术会等。说明“武术”一词已经相当流行，并得到官方的认可，成了约定俗成的名词。但也有些有识之士努力寻找武术发展的新空间，提出“国技”。这时的“武术”、“国技”概念缺乏明显的内涵与外延。1927年民国政府统一后，由张之江上书国民政府将“武术”改为“国术”。马明达教授从国术考试的角度认为“国术”并不是一个单一的运动项目，而是一个以徒手与器械的格斗竞赛为核心的民族体育体系。但国术考试的内容是搏击、摔跤、批剑、刺枪、拳械，这都与武术有紧密的联系，而不是民族体育；而任何形式的正式比赛都会以竞赛为核心，张之江提出“国术”也有强身健体的目的。因此这种说法是不能准确地表达“国术”的内涵。1935年第六届全运会上，弹丸、踢毽民族体育也被列为国术比赛项目。由此看来“国术”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本文认为“国术”是民国时期以武术为主体的民族体育称谓。

从“国术”提出到抗战前夕发展困境的武术运动突破了传统的发展模式，实现了向现代武术的快速转型。对于“国术”产生的原因、意义、内涵、对武术的进一步发展又有何影响是值得研究的，本文将对此问题进行初步探讨，以期找出其原因，为当今武术发展面临的困境提供借鉴意义。

1 国术产生的思想基础及意义

1.1 “国术”产生的基础

1.1.1 传统的“正名”思想提供改革意识。 我国的传统文化对正名非常重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所论述。众所周知，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答以“必正其名”。孔子的本意是对于“礼坏乐崩”之下，社会秩序混乱现象加以矫正，使“君臣父子”之名能真正体现伦理含义之“实”，出现“君臣”、“父子”、“长幼”等级观念，即荀子所谓的“名，明贵贱，辩异同”，而“贵贱”思想多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人们意识的工具得到宣扬，用于管理社会。而“国术”这一提法，使武术的社会地位大大提升，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视[1]。至于如何正名，荀子在《正名篇》中有系统的论述。对于制名者，荀子认为“若有王者起，必将有循于旧名，有作于新名”。正名是政府的职责，当“人们认识能力提高，旧名已经不足以概括、反映现实。因此，在强调必须保持部分旧名相对稳定的同时，也注意到了确定新名的必要性，这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需要[2]”。 虽然这时武术本身这时并没太大的变化，但由于武术本身和民族精神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在反侵略的背景下使武术和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武术”一词则不能反映其代表的全部意义，改为“国术”则更能表达其内涵。

1.1.2 近代“尚武”思想发展要求。 近代中国在遭受国外舰船枪炮先进武器侵略同时，也遭受着对身体能力的自信进行的侵略和打击。战场上凭借先进武器和优越的身体条件进行残酷的拼杀，同时俄国大力士、日本武士道等崇尚武力的国家一次次在中国叫嚣比武，对民族自信进行打击。被讥为“东亚病夫”和“老大的国家”的中国人民组织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抗，在霍元甲、王子平、刘百川、孙禄堂等武术家打败国外挑衅的同时，先进的人士对尚武精神也进行研究宣传。在洋务运动和维新变法的政体改革时，梁启超较早地认识到中国的落后和被压迫是缺少“尚武”精神，在研究日本武士道精神及其他国家的尚武后提出“东侠”、“中国魂”等观点，为中国的尚武精神奠定了思想基础。蔡锷“以救国为根本目标、尚武为内在精神，军事为教育内容、强民为基本途径的军国民思想[3]”对尚武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并实施了尚武精神。两者都是以尚武救国为目的，通过对日本等强国的尚武精神研究，反思中华民族的体弱的原因，并对民族尚武精神进行构建和初步的改革尝试，但都已失败告终。孙中山在《精武本纪·序》中强调以弘扬中国传统武术为基本手段，认为“无论科技如何进步，‘体育之技击’绝不可丢弃，因为世间万物都是遵循‘用进废退’的自然规律，身体若不‘用’，则‘本体器官固有之作用’就会被‘淘汰’；‘体育之技击’是中国固有之技能，是中华民族的自卫之道，如果因‘袭得他人物质文明之粗末’而丢掉根本，其结果便是‘积弱愈甚，为近来有识者所深忧[4]。”进一步将武术与民族尚武精神结合起来，为“国术”的提出奠定思想基础。在这期间“自然体育思想”、“实用体育思想”等传入中国，同时以科学和卫生为口号的国外的体育项目、运动也通过各种途径传人中国，并由政府提倡，在学校中迅速开展，“体育救国”的思潮相继形成。

在研究国外体育思想和尚武精神的同时，发现中国没有能代表中华民族尚武精神的本土体育。对于一直被理解为技击为目的的武术，一些武术家开始思考其健身功能，并结合武术具有技击和健身特点提出“健身强种，自卫卫国”、“身强、种强、国强”等口号，引起人们对武术的关注和重视。在反抗侵略的大背景下，把武术作为“强种保国”的运动项目，代表国家的文化和符号，易于人民接受和普及，利于增强民族团结、自信，这也是当时政府要所需要的。因此国民政府统一后，仍受帝国压迫的中华民族，仍需延续“尚武”精神。1927年由张之江上书国民政府改“武术”为“国术”，“国术”一词因富含有“中华民族之重大意义”得到政府的认同。武术被提到新的高度，得以发展，实际上这一举措实质是对尚武精神的进一步发展。

1.2正名“国术”的意义

对于制名的意义荀子认为“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实辨，道行而志通，则慎率民而一焉。”这里荀子强调了正名对于统一民众意识和认识，达到“道行而志通，率民而一焉”的重要意义。结合时代背景，命名“国术”具有以下几点意义：

①“国术”提出，统一了技击，武术、武艺、国技等名词混用现象，利于人们的交流。

②由政府命名，易引起人民的重视，提高其地位；利于以行政手段改革，达到“名正言顺，言顺事成”的目的。

③“国”字表示国家的所长，“国术”表达了对以武术为主体民族传统体育的肯定，增强民族团结，以此争夺“国术”的发展空间。

2 “国术”的思想内涵分析

国术之名称，本由中国武术简称而来[5]。我国技击之术，发达本早，代有传人，近年虽有稍稍凌替，偶有能者，其方法途径别具神妙，与国学同有优异共之点，故正曰国术[6]。“技击之术”在当时看来也就是武术，从上分析可以得出吴图南、张之江都认为“国术”是“武术”的另一种“简称”，张之江则把“国术”与国学同等看待，提高了武术的社会地位。其范围除包含拳术器械……等外，尚有强国，救国，奋斗之意存乎期间[7]。这种“国术”是“武术”的简称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即“国术”一词富含了新的任务和价值。对于“国术”有较全面论述的是1935年信行特刊杂志张之江发表的《十年来国民与国术》，这篇言论是对民国武术发展的总结。国术的名词，是民国十七年特定的，表示是由国家所提倡，为中国所固有，为国人所当习，为卫国所必须，一种合乎国情，极富研究的，最高尚之技术，与国家民族之兴衰存亡，有重大之关系[8]。

2.1 “国术”的民族性

从“特定”两字看，这“国术”提出是有目的性，最能直接表达其目的的是 “中央国术馆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5]”和“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口号。1932 年颁布的《国民体育实施方案》中认为“国术(武术)原我国民族固有之身体活动方法，一方面可以供给自卫技能；一方面可作锻炼体格之工具[9]。”一是将武术和国家命运结合一起：中国武术自古作为推翻统治和抵抗侵略的手段，发挥武术的军事功能，将武术上升到国术，与抵御侵略紧密结合起来，上升到民族主义的高度。二是结合当时体育的功能，认为武术富含的健身功，发挥其强身健体的功能，增强国民体质，也就是通过武术发挥“尚武”精神，振兴民族自信。从健身和技击的角度对武术的功能进行重新的认识，也就是“为卫国所必须”。“最高尚之技术，与国家民族之兴衰存亡，有重大之关系”是时代对武德的进一步发展，把武术看作国家民族独立，国家存亡责任的承担者，突出了“国术”的民族精神，用于唤醒国民的民族大义，养成民族正气。

“国术”的提出使人们重新认识了富含民族精神的武术，由于其责任重大而受到政府和民众的重视和认可，其地位也相应提高。“国术”的确立是对富含民族精神中国传统武术的总结，既提高武术的地位，使武术得以发展，又能振奋民族精神，培养民族正气。

2.2 “国术”的本土性

“为中国所固有”，其中“固有”一词含武术之中国特有，含有区分国外体育之意。“近来国人的国家思想非常发逹，所以喜欢用‘国’字来表示现自己国内的所长[10]”。一是对当时认为中国无体育的反抗，二是认为武术才是中国的自己的体育，而且是其他国家没有的，“国术”的使用肯定了中国传统的文化内容，标注了其本土性。

“合乎国情”表明武术推广普及的可能性。就社会的经济方面讲，上海、广州、天津各沿海都市，本以足足的二十世纪的文明，洋化到难以再想象……如此在社会进化的渔猎、游牧、农业，手工业、机器工业中国都兼有并蓄……政治方面，民主的会议政治，帝王的专制政治，以至最新的党制……中国无一不曾尝试过……文化方面，他更千能万状的扑朔迷离，难以把握，一方面封建文化正在图死灰复燃，一方面资本主义文化正在开花结果，其他方面，却有社会主义文化的朝霞微耀[11]。对于当时中国经济发展极度不平衡、各种政治、文化并存的社会状况，对于传入中国的西方体育篮球、足球等在规则、场地和器材的限制来说，西方体育只能限于学校，而且是在当时经济极其发达的上海、北京等经济条件好的学校开展，而其他城市学校和现在所谓的社会体育或群众体育则无法普及，这也是当时提倡武术人士对西洋体育能普及全国的有力的反击。另一方面中国最多的阶层是农民和工人，他们的知识和文化背景接受西方体育知识有很大的困难，西方体育没有较大范围普及的可能性。第三当时中国的社会环境，处于内忧外患的状况，即外有侵略，内有盗贼，社会治安保障不了最起码的人身安全，西方体育满足不了这种健身自卫的需要。

“国术”突出其本土性，肯定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与西方体育的区别，同时在与西方体育争夺发展的空间。这表明一度没落的中国武术有了新的发展空间。

2.3 “国术”的改革性

“国术”也隐含这积极改革的意义。“极富研究”说明武术有需要改进的地方，即在“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的宗旨下，传统武术师徒传承“门户之间”的特点传承不能满足“民族尚武”与“全民健康”需求。尚武是提倡以攻防、技击为目的的对抗；健康提倡以科学为口号的身体锻炼，但两者要求习练的对象都是大众。传统的武术教授方法和师徒传承在人数的限制及保守等弊端满足不了大众化的需求，以中医理论基础的健身原理不能给以事实科学的证明，因此一方面要对武术教授内容、方法、传播传承方式等进行研究改进。另一方面以卫生、生理的角度研究武术的健身科学性，揭开武术健身的神秘面纱。

因此富含民族精神的“国术”既包含了对传统武术的总结，肯定了中国传统武术的价值，强调其本土性，又结合当时环境对武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武术从“江湖卖艺”的地位上升到谋求国家独立的高度，将武术的技击特点与当时提倡的“自强卫国，强种强国” 民族主义的思想结合起来。使武术超越了本身的价值，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

3 “国术”对武术发展的影响

富含时代意义的“国术”在民国通行20多年，以“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为宗旨，以“强种救国，御侮图存”为口号，引导武术的改革、发展。实质是一次围绕着民族精神为核心的快速改革、发展。从时间上看，从1927国术提出经历了杭州国术游艺大会和两次国术考试，几年的时间，实现了中国武术传统到现代武术雏形的快速过渡。

3.1 “国术”的提出引导武术发展新方向

近代中国由于武术军事功能的贬值，逐渐失去了与国家互动。为反抗侵略斗争的需要，“农民起义使武术在秘密‘社、馆’中得到流传和发展[12]”，但由于侵略者和清政府的联合镇压和“社、馆”的秘密性，使武术蒙上了神秘的面纱，而失去了与社会互动，武术失去了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方向。“国术”的提出又为武术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

“提倡中国武术、增进全民健康”的宗旨指明武术向大众科学健身的方向发展。为此目标必须对以技击为目的的传统武术进行改革。首先武术师徒方式的传承特点不能满足传授对象是大众的要求，必须对教授内容进行选择改进和对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以适应大众健身的需要。其次，“国术一道，脱不以科学方法进而改进，势难邀社会之信用，必完全失传[13]”。以道家思想、中医理论为基础的武术必须拿出科学的事实证明，认识其真正价值。为此武术家借鉴西方体育教学方法编写武术教材、改进教学放方法，用生理学、心理学解释武术的健身原理等举措，促进武术向大众化、科学化发展，逐渐把武术纳入学校教育系统。

“强种救国，御侮图存”的口号把武术的发展指向了竞技的方向，发展武术的固有技击功能。杭州国术游艺大会和第一次国术考试、第二次国术考试上借鉴西方的拳击等规则，以对抗为目的，比赛“不准挖眼、不准扼喉和打太阳穴、不准取阴，违者按刊事条例处之[14]”的规则，对头部、反关节处等易伤部位击打没有限制，也没有护具而导致流血事件的发生，但其后两次国术考试和全运会上逐渐修改其规则和制定保护措施，开启了中国武术对抗的项目，使武术走向竞技的道路。

在人们对传统武术军事价值怀疑的时候，“国术”的提出引领武术向健身性、科学性、竞技对抗的方向改革、发展，开辟了武术发展的新途径，使武术走向了体育化的道路。

3.2 “国术”的提出扩大武术发展空间

“国术”的提出，使武术这一代表中国本土体育的项目，有了话语权。本身地位的提高和武术家对武术价值的挖掘，使原以民间社团组织形式和西方体育争夺话语权和发展空间的中国武术，经历过“土洋体育”争论后，由“中国武术只是与空气打架的东西[10]”转变成“西式体育对中国民族传统体育的接纳[15]”、“体现了西式体育与中国民族传统体育兼容并蓄的精神[16]”。中国武术在政府推广的国民体育中有了发展的空间，突破了本土体育在体育上的限制，使中国的本土体育在体育的发展空间占有一席之地。

提倡国术的张之江建立了以中央国术馆为最高领导机构的省、市、县甚至区、村的全国武术组织机构，这种全国“网点式”的组织构建，使武术的宣传、招生迅速扩大到市、县及区、乡。并以杭州国术游艺大会、国术考试的选拔队员，扩大武术在民间的影响力。如第一次国术考试中，四万人次的观众观看比赛和杭州国术游艺大会上“约有60 000观众(国内、外)观摩了此次擂台赛[17]。这种赛事的组织，一方面为旧时武术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平台，也暴露了武术本身发展的缺点，为以后武术赛事的举行提样板和经验，更重要的是扩大武术在民间的影响力，揭开武术的神秘面纱，使人们认识武术，无意识地发展了武术的群众基础。

3.3 “国术”加快武术交流

强敌压境，民族主义思潮涌动，中国武术作为制敌御辱，强种强国的手段受到人们的重视，这既是时代的需求，同时也是卫身保国的传统武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展，正是这种政治内涵推动着武术的发展[18]。“国术”的提出推动这种政治内涵进一步发展，在这种政治内涵的要求“国术要普及化”的呼声中，使武术从“门户之间”的困境中解脱出来。张之江提出“国馆家融化门派为今日第一要着[6]”指出了当时武术发展困境的首要原因。“不论‘少林’‘武当’及‘南’‘北’长短，皆为我国国粹[6]。”将武术的改革提高的民族主义的层面，从思想上加快了改革的步伐。“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的集中体现，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灵魂”。在“禁暴、安民、和众”的原始武德对民族精神的呼应下，“国术”的提出促使传统武术迅速改革、发展。“央馆”的“首期教授班”里的57名成员，均为当时国内的名师暗教，他们代表了当时“圈内”各个门派对其所具备的武艺精华的展露[19]。虽然时间不长，但这是中国近代武术史一次前所未有的交流，其留下的宝贵资料为我们研究、继承中国古代武术奠定了基础。

中央国术馆从地方招生和输送学员到地方的交流方式，其举办的杭州游艺大会和两次国术考试，实现了不同地区、门派和风格的武术家的广泛交流。在“国术”的民族思想统一下，武术家们摒弃狭隘的自守观念，促进了武术的交流，加快了近代武术发展的进度。

4 结 语

以民族精神为核心“国术”的提出，是对以武术为主体的民族体育的称谓；是近代尚武精神和传统正名思想的产物。既富含“中华民族主义”的时代意义，又是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肯定。从意识和行政手段上争夺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空间。包涵着“强身健体，自卫救国”的民族意义的“国术”在民族大义的思想上促使以武术为主体的民族传统体育的交流和融合，其健身和救国的目的促使以武术为主的民族传统体育向竞技和健身两个方向改革、发展，为现代民族传统体育发展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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