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缘

张晓风

大约两岁吧，那时的我。父亲中午回家吃完饭，又要匆匆赶回办公室去。我不依，抓住他宽宽的军腰带不让他系上，说：“你系上这个就是要走了，我不要！”我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

那个年代的军人军纪如山，父亲觉得迟到之罪近乎通敌。他一把抢回了腰带，还打了我——这事我当然不记得了，是父亲自己事后多次提起，我才印象深刻。父亲每提及此事，总露出一副深悔的样子。我有时想，挨那一顿打也真划得来啊，父亲因而将此事记了一辈子，悔了一辈子。

“后来，我就舍不得打你了。就那一次。”他说。

那时，两岁的我不想和父亲分别。半个世纪之后，我依然耍赖，依然想抓住什么留住父亲，依然对上帝说：

“把爸爸留给我吧！留给我吧！”

然而上帝没有允许我的强留。

当年小小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不住爸爸，半个世纪后，我仍然不明白父亲为什么非走不可。当年的我知道他系上腰带就会走，现在的我知道他不思饮食、记忆涣散便也是要走。然而，我却一无长策，眼睁睁看着老迈的他杳然而逝。

记忆中，父亲总是带我去田间散步，教我阅读名叫“自然”的这部书。他指给我看螳螂的卵，他带回被寄生蜂下过蛋的蛹。后来有一次，我和五阿姨去散步，3岁的我偏头问阿姨道：

“你看，菜叶子上都是洞，是怎么来的？”

“虫吃的。”阿姨当时是大学生。

“那虫在哪里？”

阿姨答不上来，我拍手大乐。

“哼，虫变成蛾子飞跑了，你都不知道！”

我对生物的最初惊艳，来自父亲，我为此感激终生。

然而父亲自己蜕化而去的时候，我却痛哭不依。他化蝶远扬，我却总不能相信这种事竟然发生了，那么英武而强壮的父亲，谁把他偷走了？

父亲91岁那年，我带他回故乡。距离他上一次回乡，隔了59年。

“你不是‘带爸爸回去，是‘陪爸爸回去。”我的朋友纠正我。

“可是，我的情况是真的需要‘带他回去。”

我们用轮椅把他推上飞机，推入旅馆，推进火车。火车离开南京城后不久，就到了滁县。我起先吓了一跳，“滁州”这个地方好像应该好好待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里，怎么真的有个滁州在这里。我一路问父亲，现在是哪一站了，他一一说给我听，我问他下一站的站名，他也能回答上来。奇怪，平日颠三倒四的父亲，连刚吃过午饭都会旋即忘了又要求母亲开饭，怎么一到了滁州城附近就如此凡事历历分明起来？

年轻时的父亲在徐州城里念师范，每次放假回家，便帮忙做农活。想到这里，我心下有了一份踏实，觉得在茫茫大地上，有某一块田是父亲亲手料理过的，我因而觉得一份甜蜜安详。

两天前我在飞机上见父亲读英文报，便指些单词问他：

“这是什么？”

“西藏。”

“这个呢？”

“以色列。”

我惊讶于他一一回答正确，奇怪啊，父亲到底记得什么又到底不记得什么呢？

我们到田塍边拜谒祖父母的坟，爸爸忽然说：

“我们回家去吧！”

“家？家在哪里？”我故意问他。

“家，家在屏东呀！”

我一惊，这一生不忘老家的人其实是以屏东为家的。屏东，那永恒的阳光的城垣。

家族中走出一位老妇人，是父亲的二堂婶，是所有家人中最老的，93岁了，腰杆笔直，小脚走得踏实快速。她看了父亲一眼，用乡下人简单而大声的语言宣布：

“他迂了！”

乡人说的“迂”，就是“老年痴呆”的意思，我的眼泪立刻涌出来，我一直刻意闪避的字眼，这老妇人竟直截了当地道了出来，如此清晰而残忍。

我开始明白“父母在”和“父母健在”是不同的，但我仍依恋不舍。

幼小的时候，父亲不断告别我们，及至我17岁读大学，便是我告别他了。我现在才知道，虽然我们共度了半个世纪，我们仍算父女缘薄！这些年，我每次回屏东看他，他总说：

“你是有演讲，顺便回来的吗？”

我总“嗯哼”一声带过去。我心里想说的是，爸爸啊，我不是因为要演讲才顺便来看你的，我是因为要看你才顺便答应演讲的啊！然而我不能说，他只容我“顺便”看他，他不要我为他担心。

由于父亲是军人，而我们子女都不是，没有人知道他在他那行算怎样一个人物。连他得过的两枚云麾勋章，我们也弄不清楚相当于多大的战绩。但我读大学时有一次站在公交车上，听几个坐在我前面的军人谈论陆军步兵学校的事，不觉留意。父亲曾任步兵学校的教育长、副校长，有一阵子还代理校长。我听他们说着说着就提到父亲，我的心跳起来，不知他们会说出什么话来。只听一个说：

“他这人是个好人。”

又一个说：

“学问也好。”

我心中一时激动不已，能在他人口中认识自己父亲的好，真是幸运。

人间的悲伤，无非是生离和死别，战争是生离和死别的原因，但衰老也是啊！父亲垂老，两目视茫茫，然而，他仍记得那首哀伤的唐诗。父亲一生参与了不少战争，而与衰老的战争却是最最艰辛难支的吧？

我开始和父亲平起平坐谈诗，是在初中阶段。父亲一时显得惊喜万分，对于女儿大到可以跟他谈诗的事几乎不能相信。在那段清贫的日子里，谈诗是有实质好处的，母亲每在此时会烙一张面糊饼，切一碟卤豆干，有时甚至还有一瓶黑松汽水。我一面吃喝，一面纵论，也只有父亲容得下我当时的胡言吧？

父亲对诗也不算有什么深入研究，他只是熟读《唐诗三百首》而已。我小时常见他看的那本，扉页已经泛黄，上面还有他手批的文字。成年后，我忍不住偷来藏着，那是他1941年6月在浙江金华买的，封面用牛皮纸包好。有一天，我忽然想换掉那老旧的包书纸，不料打开一看，才发现原来这张牛皮纸是一个公文袋，那公文袋是从国防部寄出的，寄给联勤总部副官处处长，那是父亲在南京时的官职，算来是1946、1947年的事了。前人惜物的真情比如今任何环保宣言都更实在。父亲走后，我在那层牛皮纸外又包了一层白纸，我只能在千古诗情里去寻觅我遍寻不获的父亲。

父亲去时是清晨5时半，终于，所有的管子都被拔掉了，94岁，父亲的脸重归安谧祥和。我把加护病房的窗帘拉开，初日正从灰红的朝霞中腾起，穆穆皇皇，无限庄严。

我有一袋贝壳，是以前旅游时陆续捡的。有一天整理东西，忽然想到它们原是属于海洋的，它们已经暂时陪我一段时光了，一切尘缘总有个了结，于是决定把它们一一放回大海。

而我的父亲呢？父亲也被归回到什么地方去了吗？那曾经剑眉星目的英武男子，如今安在？我所挽留不住的，只能任由永恒取回。而我，我是那因为一度拥有贝壳而聆听了整个海潮音的小孩。

（摘自《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