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独立性探析

王 梅（山东理工大学图书馆 山东 淄博 255049）

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的中国图书馆学正面临着一定的危机与挑战，也许正在被淡化或被边缘化。这样说似乎有点危言耸听，有言过其实之嫌疑。蒋永福教授在其博文中说：“《XX图书馆学报》——中国图书馆学的最高级别、最具权威性的刊物，当以引领图书馆学研究之走向为己任。然而，浏览2012年第6期文章之后，我不得不再次失望致极”[1]，“14篇文章均属图书情报学研究范畴，发表出来无可厚非。然而，我们发现，所发表的文章绝大多数属于应用性研究，学理性文章少之又少，前5期亦如此，其他图书馆学期刊近年发文亦是如此。在其他刊物上多发应用性文章未尝不可，然而《XX图书馆学报》亦如是，则不可不思虑。难道我们的图书馆学研究已经没有什么学理性问题可研究？亦或如今的研究者写不出学理性文章？亦或如今的图书馆学研究者已厌恶研究学理性问题？”[1]“记得2010年中国图书馆学会（长春）年会上，范并思说‘图书馆学以后没什么可研究的了’。我不确切地知道范并思说的具体指意是什么，我猜测他的指意是：对中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来说，现代图书馆理念问题解决之后，基础理论研究已经没什么大的问题可研究了。一门学科的基础理论研究怎么可以‘没什么可研究的了’呢？这似乎是一个‘伪命题’，然而我却基本认同范并思的论断”[2]。

中国图书馆学从近代“西学东渐”开始，从韦棣华、沈祖荣等先驱们呕心沥血始创“文华图专”开始，从刘国钧、杜定友等无数先行者的“中华图书馆学术”开始，作为一门有着近百年发展历史的社会学科之一，由近代的“轰轰烈烈”发展到当代的逐渐“销声匿迹”，这期间经历了怎样的变故？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何在？在它最重要的基础理论研究领域，现在为什么已经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那么，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独立性何在？

1 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独立性

众所周知，图书馆学最基本的基础理论问题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之一，吸引着一代又一代图书馆学人探索、解答。多年来，在图书馆学专业刊物和著作中，对于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的学术争鸣不胜枚举。这样的百家争鸣对于图书馆学的深入发展无可厚非，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亦如“文化”、“信息”、“知识”和“哲学”等的定义一样，无法很快就有一个权威、统一、最后的定义。对于揭示图书馆学的本质的渐进过程和长远发展来说，这样的学术争鸣不是一件坏事情，因为道理会越辩越明。

其实图书馆学人赋予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各种定义与概念，是涵盖各方面内容的广泛的定义与概念，定义与定义之间、概念与概念之间的跨度与差别很大，相互之间缺少内在、本质的联系。而且，又和其他学科的研究对象缠绕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分不清彼此。例如，“符号信息是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对象”[3]；“图书馆是一种公共信息的特殊流通形态，公共信息是图书馆学的基本概念，公共信息流通则是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4]；“把有序化信息时空作为研究对象的图书馆学的范围将极其广泛”[5]；“图书馆是一种动态的信息资源体系，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信息资源体系”[6]，等等。这些定义与概念相互之间的差别很大，与各类“图书馆说”的差别则更大，看不出它们之间有内在、和谐的联系。再如，图书馆学是研究知识的“知识说”、是研究信息的“信息说”、是研究情报的“情报说”等，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生命力也不能长久，因为知识、信息和情报本身绝对是知识学、信息学和情报学的研究对象，它们绝对不可能再次成为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

因此，从这些似是而非的关于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学说看，我们在努力确立图书馆学的独立性，而实际上我们恰恰在丢失着图书馆学的独立性。图书馆学是探讨图书馆现象、本质与规律性的一门学问，既然它作为一门学科被绝大多数图书馆人和一部分社会人士认可，就应该具有独立性、或是渐趋独立性的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但为什么我们却一直没有呢？因此我们看到图书馆学不是被凝聚，而是被分散，越来越被边缘化，而且仍是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作为图书馆学入门的基础问题，对于图书馆学现在和今后的研究影响究竟是怎样的？是必要的、积极的，还是不必要的、消极的？我们一直在探讨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探讨由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衍生出来的种种“问题”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地思考，尤其是深刻地反思。

笔者认为，症结就在于我们对“图书馆”的态度和感情有问题，不能够认识与理解图书馆是图书馆学的一种必然的反映，当然就不能接纳“图书馆”被赋予一门学问的意义，甚至不能够容忍“图书馆”这样的字眼儿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中出现。很多图书馆学人认为图书馆是实体机构，档次低，理论水准不够高，其过多考虑的是知识和知识体系问题，因此图书馆自然应该被排除在“学”之外，而忽略了图书馆文化、精神、心理、哲学、人文的意义与重要性。抽掉了这些因素的图书馆学看似在致力于建设一种信息、知识、情报的学问，实际上，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很可能沦为知识、信息与情报的附庸。因此，要确立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独立性，我们还是要回到图书馆上来，图书馆无可置疑应该成为图书馆学的关键词、中心词、基础词，图书馆不应是图书馆学可以淡忘和搁置一边的“多余现象”。从图书馆事物简单性中挖掘出图书馆学的深刻性，这才符合从简单到复杂的学科建设本质与规律。那些在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定义与概念中，“弱化图书馆、缩小图书馆”或者“扩大图书馆、强化图书馆”的倾向，那些机械性、片面、影像复制般的各种“图书馆说”，都不是我们的本意，都值得我们再思考与再商榷，找出区别与差距。

2 图书馆学研究思路的独立性

图书馆学是有关图书馆现象与本质、规律与发展的一门学问。因此图书馆学无法而且永远绕不开图书馆的事物与现象。只要图书馆存在，只要社会上还认可图书馆学，即使它被淡化、被边缘化，图书馆学也不可能脱离图书馆而存在与发展。否则它就不是图书馆，更不是图书馆学。但问题是学术界一直以来有一股强大的非议图书馆的现象存在，认为图书馆作为一个机构和实体，冠之以一门“学”的称号，是自我降低档次与层次的表现，所以他们在研究思路上就试图抛开“图书馆”这3个字，甚至羞于谈“图书馆”这3个字，绕开图书馆和图书馆员具体工作与生活的客观存在，而是向“非图书馆”的信息、情报、知识组织、技术与管理等倾斜，探讨所谓的图书馆学，实际上是借图书馆学之名行信息学与情报学之实，这已经是图书馆学术界的一种怪现象：假借图书馆学之名，而行“非图书馆学”之学术，造成图书馆这个“主家”在图书馆学主体里的缺位，而图书馆学到处都是“客家”的影子，这就是我们众多图书馆学刊物大量刊发信息与情报类以及技术类文章的缘故。因为图书馆的缺席，图书馆学的独立性便无从谈起。

对于图书馆的范围的界定，我们既不能无限扩大图书馆的内涵，也不能无限缩小图书馆的内涵，信息与情报并不完全是图书馆（这样会完全抛开图书馆），图书馆也绝不仅仅是图书馆这个实体和它的组成要素（这样会完全局限于图书馆）。我们研究图书馆不是意味着我们仅仅研究图书馆字面上的意义，也不只是研究实体的、技术的图书馆，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要研究文化、精神、心理、哲学、人文的图书馆，我们的研究思路在于具有这些意义和内涵之美的图书馆，也在于具有这些意义和内涵之美的图书馆背后的“图书馆人”——读者与图书馆员，尤其是“图书馆人”，更值得研究，由图书馆到“图书馆人”，即哲学上的由“物”到“人”，由“技术”到“人”，由“人”到“读者与图书馆员”，这应该是我们研究思路的转变与确定。只有这样，我们在图书馆学的研究思路上才能真正确立起独立性。因为，只有对“图书馆人”——读者与图书馆员的关注与研究，才能使其在图书馆领域内区别于其他的“人”，图书馆学因此才能获得独立性。而图书馆作为实体和载体，往往与信息、知识和情报等概念相互容纳，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分不清彼此，因此无法体现出独立性。对此，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确定图书馆的范围与含义，找到图书馆与非图书馆的交叉与接口，找到二者有机融合的新领域，而关键是我们如何在这个新领域中确定“图书馆人”——读者与馆员的地位、价值与意义。由技术到人文，由物到人，再到图书馆人——读者与图书馆员，由理论的抽象到实践的回归，不仅是图书馆学研究思路的回归，也是图书馆学独立性的一种表现。

3 图书馆学研究价值取向的独立性

如果对“图书馆人”——读者与图书馆员的研究思路确定并要在研究思路上体现出独立性，那么在图书馆学的技术与人文的大系统中，即在图书馆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辩证关系的大系统中，从价值取向上如何去体现出“图书馆人”——读者与图书馆员的独立性，亦即图书馆人文精神在图书馆科学精神基础之上的独立性，也就是如何从操作层面上体现图书馆学在研究价值取向上的独立性，才是图书馆学研究价值取向的独立性的应有之义。因为，图书馆的技术与人文、图书馆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始终是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最重要的价值领域和价值取向之一，受到时代信息技术环境的严重冲击，图书馆的技术与人文、图书馆学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之间的关系始终很紧张，一直没有解决好。如果从独立性的角度看，图书馆的人文现象和图书馆学的人文精神，始终附属于图书馆的技术和图书馆学的科学精神之中，始终无法获得其应有的独立性。因此，图书馆的人文现象多被淹没，不被重视，而图书馆的人文精神因为处于弱势，无法真正得到弘扬。

刘兹恒教授在2012年图书情报学“西安论坛”作了题为“当前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中提到了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中的5个重大问题，发人深省。这5个问题是：“①图书馆学研究有没有确定的研究对象？②图书馆学研究是面向职业还是面向学科？③图书馆学研究面向政府决策是否放弃了学科自身的独立？④图书馆学研究更需技术情结还是人文精神？⑤图书馆学体系是重构还是继承、发展？”[7]刘兹恒概括的其实就是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价值取向的几个重大问题。图书馆学不但要面向学科、研究学问、概括与抽象出相应的学科理性，更要面向图书馆职业，兼顾图书馆职业中的读者与图书馆员两大群体的真实感受和切身利益，从实践中寻找和获得理论的智慧，总结与提练出相应的职业感性并将其上升到学科理性，才能使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更具有人文精神，使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人文精神独立出来，从而使图书馆的人文与图书馆的技术对立统一、相互促进。

4 图书馆学社会影响的独立性

如果图书馆学在研究对象、思路和价值取向上并不是独立的，或者说还欠缺独立性，那么中国图书馆学在社会影响上也不可能是独立的，或者说中国图书馆学在社会影响上也是无法独立的。因为图书馆学往往会被社会认为是附属在教育学、心理学、阅读学之内，附属在读书、传媒、公共关系等领域。在人们的印象中，除了图书馆是国家设置的藏书重地，是读者借还书和学习的地方，还有一门学科叫图书馆学吗？如果有，在哪里？与社会和读者有什么关系吗？因此，图书馆学基本上被业内业外的人认为没有什么社会影响和社会影响力，基本上属于那种“书斋中的学问”，是图书馆人的自说自唱、自编自导而已。或许我们还要问，对图书馆人来说，图书馆学因何而存在而发展？对社会和读者而言，图书馆学功能与作用是什么？图书馆学对社会、对读者究竟有什么帮助？如果有帮助，那么帮助在哪里？如何对人们体现出更多的帮助？以前我们认为图书馆学是包罗万象的学问，似乎它无所不在，能够回答人类社会、中国或者图书馆的许多问题。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社会上许多部门已经具有了图书馆的某些功能，如学习、查询与搜索知识等。在新时期我们要理解图书馆学的困境，并向其他学科学习，借鉴好的经验来改进图书馆学的功能与作用。我们承认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在当代具有局限性，但并不是彻底否定图书馆和图书馆学，而是要继续探索图书馆学所具有的发展空间，明确图书馆学应当努力的方向。

5 结 语

诚然，网络时代的信息技术及其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使图书馆和图书馆学面临着多重的危机与挑战。对此，图书馆人为应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所面临的危机与挑战做了哪些具体的工作？是积极作为，还是消极观望？是顺水推舟上行，还是推波助澜下行？如果对此我们的意识不清醒，就没有坚定的认识与信心，在行动上就摇摆不定，稍有风吹草动，就怀疑和动摇自己的看法与立场，因此容易对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悲观、失望，乃至淡漠、否定，中国图书馆学的独立性就会一点儿一点儿的丢失。这是图书馆、图书馆学和图书馆人的一种共同的悲剧，还是图书馆文化的一种悲剧。在如此情况下，中国图书馆学的学科独立性焉能存在，就成为笔者此文的发问和结论所在。

[1]蒋心独运.中国的图书馆学:已没什么学问可言了！[EB/OL].[2012-03-04].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5fb64d01011iqp.html#comment1.

[2]蒋心独运.图书馆学基础理论还有什么可研究的？[EB/OL].[2012-03-06].http://blog.sina.com.cn/s/blog_6b5fb64d01015qj7.html.

[3]郑金山.图书馆学研究对象新探[J].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2):52-57.

[4]丁国顺.从图书馆的形态研究看图书馆学的研究对象基本概念[J].图书馆学研究,1998(4):1-5.

[5]叶 鹰.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抽象建构[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3):15-20.

[6]徐引篪,霍国庆.图书馆学研究对象的认识过程:兼论资源说[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3):3-9.

[7]刘兹恒.五问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EB/OL].[2012-01-08].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06d56101011agb.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