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国家主义”与九一八事变后陈启天的抗日救国主张

肖海艳

（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江西 吉安 343009）

1923年底，陈启天揭橥“新国家主义”之旨在于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围绕这一主旨，陈启天一直倾力于建构国家主义理论与从事国家主义运动，而成为中国青年党（又称“国家主义派”）的要角。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陈启天并未停止建国的关怀。而且，事变的发生为其诠释建国理念提供了一个契机。以往学界在探讨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与活动时，多聚焦于具体阐述该党及党魁曾琦的主张与活动本身，而未有专文阐释主张、活动与国家主义之关系，也鲜有对陈启天的关注。①参见邱钱牧：《论中国青年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抗日战争研究》1992年第4期；伊建民：《论抗战时期的中国青年党》，《呼兰师专学报》1997年第1期；袁柏顺：《曾琦的排日抗日思想述论》，《湘潭师范学院学报》1999年第4期；武军、杨建军：《中国青年党与“九·一八”后的抗日民主运动》，《辽宁教育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董一冰：《中国青年党转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程》，《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3期；康之国、白贵一：《试论曾琦“抗日必胜”思想》，《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4期；彭叶飞：《抗日时期的中国青年党》，《知识经济》2007年第9期；张帆：《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国青年党的武装抗日活动》，《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1期；周淑真：《中国青年党在大陆和台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18－132页。鉴于此，本文拟以陈启天为例，揭示其抗日救国主张是延续和发展“新国家主义”的逻辑结果，进而呈现中国20世纪20－30年代“主义”争雄的思想图景，加深认识青年党对抗日建国问题的思考和实践。

一、Nationalism、国家主义与“新国家主义”

要了解“新国家主义”，须从nationalism在中国的引入讲起。Nationalism是以民族国家为认同之共同体的思想、感情和运动。提倡nationalism把中国建设成民族的国家以竞存于世界，是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的普遍共识。然而，无法回避的是：按照西欧原初的一民族建立一国家的涵义而推翻满族统治以建立汉族的国家（民族主义），还是正视多元一体的传统而建立多民族的国家 (国家主义)。梁启超作为中国国家主义之父，基于民族主义日益成为排满的种族术语，服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后，不再宣传民族主义而力倡国家主义／国民主义这一政治术语。①Nationalism在晚清首由梁启超从日文中转引入中国，他在对译该词时用了国家主义、国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三个词。1903年服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说之前，梁徘徊于反满与反帝之间，三个词也是混用的。梁的问题意识在于中国要实现民族建国的目的，必须正视多民族的特点。其倡言国家主义的中心主题是建构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

辛亥革命后，以排满为号召的民族主义已不适合历史潮流，国家主义思潮狂飙。但欧战结束前夕，国家主义因被认为是战争的元凶而在国际上被视为“过去之物”，国家“在今日早不得为真确相结之社会单位”。[1]（P91）因此，痛诋国家主义为狭隘，追求超越国家意识的世界主义，成为五四新文化人的一大特色。但巴黎和会上列强对中国的摆布，又促使国人爱国情绪高涨。为了与旧国家主义相区别，杜亚泉提倡“保守的国家主义”[2]（P8）；章锡琛提倡“文化的国家主义”[3]（P5）；梁启超提出建设“世界主义的国家”之理想[4]（P21）；《国民》杂志则一再声明其所提倡的不是德国式侵略的国家主义，而是自卫、合理、世界的国家主义。[5]（P66）

“问题与主义”之争，开启了近代中国“主义”争雄的意识形态时代。新文化运动落幕后，革命再起。国、共、青三党均以革命党自居，各以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国家主义为意识形态。国民党认为民族主义不与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相混，故认民族主义优于国家主义；青年党则认为民族主义系国家主义译名之误，故认国家主义优于民族主义[6]（P19），理由是：第一，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三个词不仅在字面、字义上不相同，而且国家主义是反抗帝国主义寻求解放的工具。第二，近代国家建设的历史表明，一个国家往往包含几个民族，而同一民族可以建立几个国家。第三，从字的构造上看，“国”字包含领土、人民、主权三要件，意涵国家的实质内容；“家”表示有所归依之意，意涵国家的精神生活。而民族特别注意血族关系之分辨。第四，国家主义虽不与一民族一国家主义相反对，但对中国而言，满、蒙、藏、回等各族“既与汉族有几百年真正共处，相安于一个文化的历史”，则不赞成他们分离。[7]（P26－27）质言之，青年党除了澄清国家主义与军国主义、帝国主义之区别外，主要从民族与国家之区别及中国多民族一体的格局解释了nationalism译为民族主义的不恰当。这表明，虽时代有异，但青年党标识国家主义与晚清梁启超服膺国家主义怀着相似的问题意识。在以儒学为桢干的传统价值失范的后五四思想语境中，青年党旨在以国家主义整合国民而与国共争夺革命领导权，启蒙国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以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民族国家。

陈启天则顺应上述五四思想界国家主义发展的新趋向，以“新国家主义”为中国的国家主义冠名，以区别于欧战中德日式的国家主义。他强调：“所谓新国家主义者与向之国家主义迥异。在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狂溺、仇恨等主义，宗教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主义相反；而在积极方面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相辅而为其基础也。”可见，其“新国家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不抵抗主义，并试图调和世界主义、个人主义和民主主义诸启蒙运动的现代价值。在国家主义与世界主义的实现差序上，认为世界主义在当时中国是过高的理想，国家主义才切合现实需要。“中国今日之急务，不在大吹大擂所谓世界主义与人道主义，而在使中国如何成为世界上之一国，可与列强同等，然后有进于世界主义之可能；又如何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之人可与西人同等，然后有进于人道主义之可能。 ”②陈启天：《新国家主义与中国前途》，《少年中国》第4卷第9期，1924年1月，第10、6页。该文作于1923年底。国家主义冠以“新”字，可谓一种减少阻力的策略。但他在后来阐述国家主义理论时，不再冠以“新”字，反映变化了的思想语境。[8]（P9）质言之，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民族国家，是实现世界主义和人道主义理想的前提。当时中国内不统一外不独立，无法以平等的地位介入国际世界，中国国民也无法被列强主宰的世界接纳为世界公民。在他看来，中国和中国人要获得与西方和西方人平等的地位，舍“新国家主义”而无他途。

二、对日作战与“新国家主义”

九一八事变揭开了日本侵华的新序幕。面对日本的入侵，陈启天因“深感非停止党争、一致对外，不能图存”，于10月3日在沪创办了 《民声周报》。[9]（P32）该刊在发刊号上发表了《我们的主张》，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和依赖国联的错误，并提出欲救国难的三大主张：一、对日断绝国交，立即宣战；二、对内废除一党专政，组织国防政府；三、民众自由集会，实行救国运动。[10]（P1－2）该文发表后，立即遭到了张闻天的严厉批判。张指出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别利用他们在野的地位，帮助国民党用许多“民族的”、“爱国的”以致“革命的”主张，愚弄民众，以巩固地主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在这些在野的反动派别当中，“国家主义派”首当其冲，《我们的主张》成为他分析评判的第一对象。[11]（P157－167）毫无疑问，这与国家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之对立及国、共、青三党争夺革命话语权的历史语境有关。

对日绝交宣战作为青年党的首要主张，是国家主义“外抗强权”以民族建国的自然结果。①本国家主义的精神，青年党自成立起就规定宗旨为：对外“以力争中华民国之独立与自由为旗帜”；对内“以推翻祸国殃民之军阀，实现全民政治为信条”。参见《中国青年党建党宣言》（1923年12月2日），载方庆秋主编：《中国青年党》，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4页。陈启天揭橥“新国家主义”时就指出，强权之害在于以他国或他人无存在之价值，而对国际与国内强权持无抵抗主义之害则在于以本国或本人无存在之价值。两者皆悖于“新国家主义”之精神。应抵抗而不抵抗的行为，“在个人失其人格，在国家失其国体”[8]（P4）。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延续“新国家主义”反对无抵抗主义的思想，陈认为对日作战是中国起死回生、中国人不被人看作亡国奴的唯一方法。

为什么只有对日作战才可使中国起死回生？陈启天列举了七大理由。第一，对日作战才可以保全国家领土。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表明日本若槻内阁继承了田中内阁的满蒙积极政策，其狡猾之处在于既设法引诱中国政府进行直接交涉秘密签订卖国条约，又设法利用国贼进行满蒙独立运动以吞并满蒙。因此，运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无法收回东北。第二，对日作战才可以改造民族精神。科学的物质文明与斗争的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在近代剧烈的国际竞争中生存的前提条件。东北军在物质力量上不输于日本关东军，缺乏的是斗争的民族精神。近代各国的历史经验表明，对外作战是改造民族精神的最要方法。主张对日作战不是因为有胜利的把握，而是抗战中的危险和战败的痛苦可以打破国民苟安的心理，培养国民荣辱与共之国家共同体意识，以获得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第三，对日作战可以消弭国内战争。北洋时期以来武力统一政策无不相继遭受失败，原因在于实行武力统一者均以个人、党派或地方而非以国家做基本立场。对日作战能使一般国民打消个人的和家族的观念而产生国家观念；使各种党派放松党派的利益而注重国家的利益；使一切个人的、党派的或地方的军队改造成国家的军队。质言之，对日作战是消弭内战，共赴国难，进而实现国家统一的救时法门。第四，对日作战才可以防止国贼卖国。九一八事变前夕，陈友仁与日本交涉欲以满洲利权换取对粤方的援助。要断绝此种国贼卖国之机会，须拒绝中日直接交涉，实行对日作战。第五，对日作战可以转移青年的趋向。青年作为国家的柱石，因“党化教育”及当政者以青年为牺牲的工具，大都走入了恶化、腐化、僵化三种错误的趋向。对日作战可以遏制此趋向的发展，振奋青年的爱国与牺牲精神。第六，对日作战才可以贯彻经济绝交。在中日贸易关系中，日本依赖中国的程度多。如果对日作战使对日经济绝交普及全国，持久半年，可以加深日本当时面临的经济政治危机，促起日本内部发生革命。第七，对日作战才可以造成国际问题。中国为列强的共同市场和原料供给国，对日作战可以加深当时各国的经济危机与破坏列强在中国的均势局面，引起国际干涉最终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②陈启天：《我们主张对日作战的理由》，载储安平：《中日问题与各家论见》，上海：新月书店，1931年，第184－213页。该文原刊于《民声周报》第二、三期。

立基于国家本位的立场，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日问题 “和”（中日直接交涉）、“战”、“守”（依赖国联）三途中，陈启天反对“和”、“守”而选择了“战”。对他来说，唯有对日作战，才能实现“新国家主义”外求国家自由的目标。

三、停止党争、取消“党治”与共赴国难

九一八事变加快了宁粤双方和谈的步伐，双方决定10月在沪召开和平统一会议。陈启天指出，国民党对内只知有派而不知有党，对外只知有党而不知有国、是之前和平统一不能实现的根本原因。该会是国民党改正种种错误的时机，对内应停止党争以实现党内的和平统一，对外应取消 “党治”以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12]（P1－2）但宁粤双方并未抓住这一从对立走向合作的契机，对于当时最紧急的对日问题未提出具体而有效的办法。会议更多地集中于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权力的分配问题上，关于党政制度的改革与“党统”问题争议最大、费时最多[13]（P109－110）。陈显然洞见了宁粤双方争权夺利的本质。因此他呼吁双方舍党为国、停止党争、共赴国难。[14]（P2）

然而，一致抗日需要国民党的精诚团结，更需要全体国民的合作。故陈启天呼吁国民党停止党争时，更把言论侧重于要求取消“党治”为国民一致对外提供制度保障。1927年青年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反“党治”成为该党的方针。九一八事变后，青年党表明为举国共抗强权起见，暂愿放弃反对国民党的态度，条件是国民党立即取消“党治”，还政于民。[15]（P118）反“党治”是青年党国家主义内求民主建国的必然产物。陈启天揭櫫“新国家主义”之时，就指出“平民主义建筑于国家基础之上，舍国家则无所谓平民主义”，故“新国家主义可谓平民的国家主义”。[8]（P9－10）20年代中后期，陈启天在建构理论的过程中指出，国家主义的政治原理是全民政治，一党专政与其相反。[16]（P4）九一八事变为他反“党治”提供了有利契机。事变发生后，全国上下充满一致对外的呼声。他指出，对政府而言，只有对日作战才能使人民一致对外；对人民而言，只有取消“党治”才有机会一致对外。[17]（P2－3）

陈启天认为，当时中国除了“日祸”，还存在“水灾”与“匪乱”共三重国难，主要根源皆在“党治”。“党治”之下，中国政治败坏到了极点，“有党国无民国”、“有党权无民权”、“有党员无国民”、“有党争无国政”。“党国”意味着一百万党员垄断了四万万人民组成的国家，在政治、教育、经济、社会等方面享有特权。而国民反落在奴隶的地位，需尽纳税、募债、抽捐、当兵等各种义务而不享权利。被剥夺人权的国民缺乏热忱过问国难，纵有热忱也没机会过问。而且，国民党实行“党治”，一面失去国民的监督而趋于腐化，又一面增加党内之争欲取得最高的党权与最要的政权。总之，在他看来，“水灾虽号为天灾，但由党治酿成，又由党治无法根本救治”；“匪乱由于党治造成，又以党治无法彻底肃清”；“日祸由党治招致，又以党治无法抵抗”。[18]（P3－9）因此，要彻底救济国难，必须取消“党治”。

陈启天指出：“取消党治，不是取消政党，也不是取消政党政治，更不是取消国民党，只是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具体言之，就是要取消为一党专政而设立的制度即：取消国民政府由国民党一党产生、监督的制度，取消国民党对国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政治自由以及“异党”的压迫，取消“党化教育”，取消国民党所享有的种种特殊待遇。[19]（P5－8）在他看来，不取消上述种种制度，“党治”便存在，国民便无法共赴国难。

可见，陈启天洞见了“党治”的本质以及为其服务的制度设计。国民党宣布进入训政时期后，陆续颁布了各种法令，意欲为其政权的合法性披上法律的依据。陈启天对“党治”及“党化教育”等制度设计的批判，无疑是对国民政府政治权威和意识形态的挑战，同时表达了分享政治权力、实现政党政治的诉求，并把取消“党治”作为国民共赴国难的制度保障。

四、“两重国难夹攻下的中国”与“国民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处于日俄妥协的夹攻状态而形成“两重国难”，是陈启天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十月革命后，苏俄虽宣称放弃帝俄时代的对外政策，但实行“以主义做幌子，卢布做后盾，共党做工具”的新侵略政策，并取得步步的成功。第一步是外蒙古的独立；第二步通过国共合作赤化国民党，使其理论与党员无法与共产党划分清楚；第三步，促进国民党的内争，使“匪区扩大为八大特区”与“匪军增至十六万（支）枪”。共产党势力的日益增大，意味着苏俄在中国的势力日益发展。[20]（P3－4）[18]（P3－4）从本质上说，俄日在立国方针及在满蒙的利益上根本冲突。但自1925年日本承认苏俄政府始，彼此妥协形成夹攻中国的态势。[21]（P9）中东路事件日对俄采取中立态度与日本入侵东北俄对日采取“不干涉主义”，更是这种态势的明证。陈启天认为，中国要从俄日的夹攻中死里求生，须“抗日不忘铲共”。[20]（P2）

“抗日不忘铲共”是青年党自成立起反俄反共立场的逻辑发展，这是由国家主义与共产主义为天生的意识形态敌人决定的。陈启天揭橥“新国家主义”以从事国家主义运动的原因之一即是反对共产主义。[22]（P80－82）他认为共产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分歧点有三：共产主义以阶级为前提，而国家主义以国家为前提；共产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唯物史观，国家主义则主张物心并重；共产主义试图通过世界经济革命，以阶级斗争的手段，提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以实现劳农专政，而国家主义则试图通过本国的政治革命，对外实行民族革命以实现中国的独立，对内实行民主革命以实现中国的统一，以“全民革命”的手段达国民共治，使阶级不甚悬殊而各得适当的发展。[23]中国工商业尚在幼稚时代，农业自耕农多、佃农少，劳资阶级不甚悬殊，故未具备共产革命的条件，如提倡阶级争斗必然产生“恶化人生，互相仇视”；“破坏产业，国富减少，工农失业”；“洋货畅销，利权外溢，全国受害”的结果。[24]（P18－19）所谓世界革命，只是苏俄的一种外交战略，空喊“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足以引起帝国主义的联合干涉。至于劳农专政，与全民政治相反，亦在中国行不通。劳农在中国固占国民的大多数，但未受相当的教育而政治能力薄弱。即令劳农阶级具备了参政能力，亦应与其他阶级共同参政。劳农专政会引起其他阶级的革命而使国家受害。[16]（P4）对陈启天而言，“新国家主义”旨在达成 “国家的自觉”、“国家的正义”与 “国家的服务”。[8]（P10－13）质言之，其中心主题是建构国民对国家的认同以实现国民合作，而以阶级为前提的共产主义显然与此相抵牾。

“两重国难”的旷古未有决定了动员国民合力对外的必要。因此，陈启天在呼吁取消“党治”为国民共赴国难提供制度保障的同时，亦关注国民性改造问题。身为中国人，面对日本的横暴与俄国的毒辣，须彻底加以反省。陈启天甚至赞同川岛浪速有关中国国民性的评价，“吾人之口头禅，常喻汉民族为砂。砂之为性，就其个体检查之，其团结如石，保守自身之力强固而不易碎。中国人利己的观念达于极端。其保卫国家之势力，究不及我国人。砂之个体太坚，故粘着力完全消灭，虽引取多数而结合之，终不能作成团体。 ”[25]（P6）在他看来，中国一般国民的自私自利主义具体表现为个人、家族、地方和党派四类。前三类国民分别视个人、家族、地方的利益重于国家利益。第四类国民虽过问国事，但已取得政权的党派关注的中心不在如何应付国难，而在如何防止敌党的活动以巩固政权；未取得政权的党派关注的中心也多不在如何应付国难，而在如何扩大活动以推倒敌派的政权。欲救国难，全体国民须彻底改造四类自私自利主义，建立舍个人、家族、地方、党派为国家的精神。[25]（P7－8）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面对这种“大规模的国民运动”，陈启天备受鼓舞。他指出，近代中国每一次外交失败必引起一次国民运动而具有特殊意义。甲午战败引起维新运动主张变法维新；庚子对八国联军战败引起革命运动主张排满革命；巴黎和会对日外交失败引起五四运动主张惩办国贼、抵抗强权。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以不抵抗主义失败于前，以辱国外交失败于后，故“在理在势均不容不有这一次的国民救亡运动”。[26]（P1－2）为了使此次国民救亡运动取得更好的效果，陈呼吁国民必须认清“坚决抗日”、“反对党治”与“继续铲共”三大目标，并以为一切言论和行动的集中点。[27]（P1－2）由上可见，陈启天立基于“新国家主义”建构国民国家之旨，破除个人、家族、地方、党派、阶级等国家观念之障碍，动员国民共赴国难，试图实现对“国民救亡运动”的指导。

总之，民族国家是现代性的载体。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是百年中国现代化之首要课题。陈启天“新国家主义”思想的意义，即在于抓住了这一课题。“新国家主义”作为五四运动的精神后裔，承袭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思想遗产，因而避免了梁启超服膺国家主义后一度主张“开明专制”的局限，而怀有民族民主建国的双重关怀。九一八事变后，“新国家主义”建构现代民族国家之旨决定了陈启天的抗日救国主张。他围绕建国的双重关怀而抓住了抗日、民主的时代主题，从而别于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与共产党“左倾”的错误政策。然而，其主张亦存在深刻的悖论。在其国民动员的抗日方案中，取消“党治”是国民共赴国难的制度保障；而共产党被排除在国民之外，取消“党治”欲实现的政党政治也不包括共产党。国民救亡运动“反对党治”与“继续铲共”的目标，显示出陈启天对国共两党态度的差异。这是由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同属于一个意识形态，而与共产主义是天生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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