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回忆蒋南翔同志

■刘 冰 口述 苏 峰 整理

南翔同志是我非常尊敬的领导和兄长，我有幸与南翔同志相交相知30余载，他的思想境界、教育理念深深影响了我。2013年9月7日是蒋南翔同志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回想起半个世纪前的往事，特别是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我说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让我倍加怀念他。

团中央初识蒋南翔

我跟蒋南翔同志有直接联系是我从河南调到团中央之后。蒋南翔当时是团中央副书记。1953年，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点名调我到团中央任办公室主任、青农部部长。1954年，撤销大区时，团中央决定在办公室的基础上组建办公厅，我任办公厅副主任，主持工作。

办公厅工作多是事务性的，但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一个是学到了良好的工作习惯。耀邦特别嘱咐我，开书记处会议，你要亲自打电话通知南翔、高棠。耀邦的这一习惯对我影响颇大，我后来到清华工作，蒋南翔也有这样的工作习惯。当时第一副校长是刘仙洲，我们都尊称他为刘老，他还不是校党委常委时，蒋南翔就交待我说：“凡是常委会开过的重大事情你要亲自向刘老当面汇报。”后来刘仙洲成为常委后，他又交待我：“每次开会你先去刘老那里跟他说会议的时间、地点和内容，看他能不能参加，如果他不参加的话，会后你得向刘老汇报，这很重要，你记住。”

南翔曾跟我说起过他的这一工作习惯是向彭真学习的。彭真当时主持中央书记处日常工作，宋庆龄是国家副主席，彭真经常登门向宋庆龄征求意见、汇报工作。彭真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时，通知会议和交流工作，跟一些副委员长、民主人士都是亲自打电话的。我们党对重要人士的良好工作习惯是值得学习和继承的。

当时团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譬如冯文彬、胡耀邦、蒋南翔等人，在中国历史上，特别是在中国青年运动历史上都是有卓越贡献的。冯文彬从井冈山、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一直从事青年团的工作，是有重要功绩的。冯文彬之后，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提了3个人，陈丕显、张玺和胡耀邦，毛主席在耀邦的名字上画了圈。蒋南翔是一二·九运动时的主将，他草拟的宣言书中有一句著名的话语——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激发当时的青年学生纷纷投向爱国抗日的热流之中。新中国成立后，蒋南翔一直从事青年和教育工作，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又红又专的优秀人才。

到清华任南翔副手

1955年，团中央派我和青农部副部长高仲雨两人去中央党校学习，那时候叫中央高级党校。那时采取苏联的办法，搞入学考试，我们7月参加的考试，记得考试是写文章，字数限定为2000多字。在团中央的两年，写东西我还是有很大锻炼的，所以我交卷很早。

进党校学习一年后快毕业时，我向团中央提出想调到地方上去搞实际工作，团中央同意后，当时有3家单位要我，一是中央党校校长杨献珍想留我当教员，二是中办想成立国家档案局，曾三兼局长，想要我任副局长负责日常工作，三是蒋南翔要我去清华大学任第一副书记。

党校有一个同班同学叫韩洪宾，韩洪宾当时是中组部党员管理处处长，安子文是部长。我和韩洪宾在抗战期间的太岳区共过事，我是青救会的，他是农救总会的，安子文是我们太岳区区党委书记。我就对韩洪宾说：“你啥时见到安部长反映一下，我想去地方，不想待在中央国家机关。”韩问过安后，对我说：“安部长让我转告你，这三个工作让你挑，不让去地方，你如果都不选，组织就决定了。”

没办法，我只好自己选择。我认为自己做教员不行，做这个也没个头，不想留党校。我又想，我才35岁，做档案工作得做到何年何月？不能做这个。这时候蒋南翔来找我，邀请我去清华。我说我没上过正规大学，就上过抗日军政大学，我就想去地方做实际工作。蒋南翔说，没事，你来一下，看看。我去看了之后，中午吃饭时，他对我说：“省委地委是机关，不一定就能做实际工作，你到学校来，这里天天接近群众，路上都能碰见老师学生，这更是实际工作。”我想也对，但还是觉得自己没经验，南翔鼓励我说：“边工作边学习嘛，来！”我就这么去了清华，一待就是22年。

大约是1956年初夏，我调清华大学任第一副书记。到“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刚好10年。这10年，对我各方面都是很大的锻炼和学习，也让我深深地感到，蒋南翔是新中国建立60多年来非常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10年中，清华在他的领导下培养了大量国家建设急需人才，我深深感到他的教育思想是科学而又有创造性的。当时学生中流传“刘冰报告，南翔精神”，确实如此。

蒋南翔教育思想

蒋南翔认为办大学首先应有一个培养目标，就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并认为新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应该有所区别。蒋南翔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创造性地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清华实际相结合，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教育方针与清华实际工作相结合，为国家输送了成千上万“又红又专”的高质量人才，并在实践中形成了“蒋南翔教育思想”。

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倡德智体全面发展，蒋南翔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因材施教，从而更好地实现了教育目标。1958年，毛主席提出又红又专、红专结合，蒋南翔认为这个提法更确切、更好，并提出清华是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对于又红又专，他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红”从思想政治上说，就是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同层次的“红”有着不同的要求，必须渐进培养。他还提出学校党组织发展党员必须又红又专，既有先进觉悟，又有知识有文化有特长，这样党的先进性才能得以体现和保证。记得当时他提的口号是两个肩膀挑担子：挑起政治工作可以挑得好；放下政治工作，挑起业务工作照样挑得好。

蒋南翔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南翔马上接过这个口号，并具体化为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他要求组织水利系毕业班学生参加密云水库设计，这就是我们提出的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

很多同学都知道南翔常讲的干粮和猎枪的故事，是说什么呢？干粮吃完后就没了，但猎枪在手，要吃的，自己拿它去捕食。因此，要给干粮，更要给猎枪。这就是南翔强调的培养学生掌握研究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老师教书是为了什么？学校培养学生是为了什么？不是知识观点的强行灌输，而是注重能力的培养。所以那时有一句话：“清华干活，出活！”

蒋南翔还提出三个代表队：政治思想代表队，文艺体育代表队，科学登山代表队。政治思想队指建立完善政治辅导员队伍，学生不脱产做思想工作，边学习边工作，辅导员的工作有津贴，但是要延期一年毕业。文艺体育队包括了文工团和体育代表队，这两个队伍中还建立党团组织。当时蒋南翔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的口号，每天保证1个小时的体育活动时间，一下子被全校师生接受并身体力行，好多人开始练长跑，操场热闹得很。科学登山队主要是业务上特别拔尖的学生，为这些尖子生独辟蹊径，吃“偏食”，开“小灶”，请最好的老师给他们授课辅导。三个代表队在学生中是少数，却成了全校学生的榜样和努力方向，使每个学生都有自己努力的方向。

南翔曾经说过，学生在学校里学一点马列，做一些社会工作，终生有益。社会工作是指担任党支部、团支部、学生会和班级的干部，受些锻炼。至于学马列，学生要学，领导干部更要学。南翔要求我们参加学生的政治课教育，让党委领导同志，包括他本人，还有副书记，兼任政治课教研室主任、副主任，我曾经兼过党史教研室主任，为学生讲过课、作过报告。

南翔教育思想的第二大方面是必须依靠教师，必须把知识分子政策落实好。他提出：要在老教师中发展党员，提倡学马列；而在青年党员教师中，要提倡努力提高业务水平。当时党的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毛泽东说是团结95%以上，南翔提出要有团结100%的气魄，只要他起码是爱国的，就要团结。“文化大革命”中南翔被批判，知识分子哪有100%的好人？南翔向造反派解释：这是一种气魄，强调尽可能多的团结。可那时候谁听他的解释呀！

南翔是重视知识分子和依靠知识分子的，对老知识分子也是如此。他说清华的108个教授是清华稳定的基础，这些教授大部分都是留下的老知识分子，包括国民党时期清华大学训育长储士铨。

要办好学校，必须两个轮子一块转，教师是一个轮子，另一个轮子是职工，因此职工的工作也要好好做。那时候政治思想运动很多，南翔就特别注意政治思想运动的政策，提出“清华的院墙应该高一点”，意思就是要安心读书，不要受外面政治运动的影响太多。

蒋南翔教育思想的第三大方面表现在高等院校领导体制上，南翔不主张学习苏联的“一长制”（即校长负责制），主张党委领导下以校长为首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文化大革命”后，高等院校领导体制变成了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大学里依然有校务委员会，校务委员会主任一般都是党委书记或校长，可以说现在的高等院校领导体制基本上与蒋南翔当年的主张是基本一致的。

但是在系里面，实行系主任负责制，当然也有系务委员会，党总支只起保证作用，不起领导作用。因为校党委已经决定了大政方针，系总支是要保证它的贯彻落实。

在校、系两级上，南翔有清晰的思路，而在更具体的基层工作上，他有一个观点，即基层出政策。这很科学。基层出政策是南翔的方法论之一。他的方法论之二就是三阶段、两点论，就是要一分为二的看待清华发展的三阶段。哪三阶段呢？第一阶段是老清华时期，新中国成立前的清华大学有很多好的地方，治学严谨，基础理论扎实，这是要继承的。老清华的学生很活跃，革命传统也应继承。因此，对待老清华要一分为二，继承好的传统。新中国建立后，一段时间内我们学习苏联，对此做法应一分为二。苏联专家参加了很多高校的校务委员会，很多事情苏联专家一说话似乎就像下结论似的。蒋南翔不这么做，他说，根据我们的情况，如何如何，我们这么做。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第三阶段就是1958年毛泽东提出教育革命，提倡教育与生产实际相结合，很多学校就出现了劳动过多的情况。清华在劳动强度上不是特别突出，把握了尺度，不像有些学校学生们普遍反映劳动过多，过多挤压学习时间。康生当时还提出一个上山办大学的荒谬主张。怎么回事呢？康生到河南一个山上去“考察”，这个山上有一座庙，一些高中生在庙里办大学，吃饭、睡觉、上课、劳动都在山上，于是康生就到处吹嘘山上办大学。南翔不认可这种做法。但是对于学生参加生产劳动，南翔认为应把学习和生产劳动结合，提出教育、科研、生产三结合，真刀真枪搞毕业设计，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是应该继承的。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清华，有着良好的校风、学风，培养出了一大批又红又专又健康的毕业生，涌现出一大批学术大师、治国栋梁和兴业之士。这绝不是偶然的，这是蒋南翔教育思想的结晶，是学校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即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结晶。

坚持原则和真理

1965年，在一次全国高等院校负责人会议上，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批评清华大学办得太大了，要一分为四。1964年中央决定清华在四川办分校，学校正在贯彻落实之中，基本建设已大规模展开。中央领导应该都是知道的。现在提出一分为四是什么含义？清华该怎么办？散会后，我立刻问南翔同志知道不知道此事？他说：“不知道，你先回学校，待我了解情况后再告诉你。”晚上南翔同志来电话，说他问了彭真同志，中央书记处、中央政治局都没有讨论过，也未听有谁提出过这个问题。南翔同志说：“你告诉党委的同志，清华办多大，怎么办，要根据党中央的正式指示和决定执行。对领导同志的话，我们要尊重，但那只是个人的意见，我们不能执行。” 南翔这种为了党的事业坚持原则，充满党性的言语，至今我记忆犹新。

林彪主持军委工作后，大搞个人崇拜，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背警句、搞“立竿见影”。1960年10月，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说：“现在的马列主义是什么？就是我们毛主席的思想，它今天在世界上是站在最高峰，站在时代思想的顶峰。”南翔不赞成这种搞法。他在学校多次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学习精神实质，不能简单化。有一次，因一篇文章要发表，我请他帮我看看。我说，我写东西不愿搞引证。他说，搞引证干什么，现在是一股风，重要的是学习精神实质。现在有人提出“顶峰”，就不发展了吗！？

“文化大革命”前夕，林彪的“顶峰”论已将“个人崇拜”声势造得很大。1965年，蒋南翔在全校大会上讲话，批“顶峰”论。他说：“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顶峰’就是不发展了嘛！这是不符合辩证法的，辩证法是发展的嘛！‘高峰’比较确切。”这真是语出惊人！他在政治上的勇敢、理论上的真知灼见令人敬佩！这使我联想到一二·九运动时，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学生时代的蒋南翔奋起救亡，写出《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喊出了“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千古绝唱，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国青年。现在，还是这个蒋南翔，在“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很多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他站在清华大学的讲台上，公开批了“顶峰”论。他勇敢无畏，坚持马克思主义、捍卫真理的胆识和精神，仿佛再现了一二·九运动中那个英姿勃发的青年蒋南翔。所不同的是，这时的蒋南翔已年过半百，经过长期革命斗争，千锤百炼，更加成熟了。

将毛主席教育指示与清华实际相结合

1964年2月13日（农历正月初一），我与学校的其他领导同志和一些老教师应邀参加了人民大会堂一年一度的军民春节联欢晚会。我领着孩子正在猜谜语，蒋南翔在人群中找到我，把我拉到一旁，说：“毛主席今天下午召开了教育工作座谈会，参加的有少奇、小平和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还有几位民主人士和有关部委同志。高校是我和北大的陆平参加。毛主席批评了教育工作，对教育不满意。”当时的场合不便多说，南翔说：“咱们定个时间开会吧。”我问他什么时候。南翔说：“那就初三吧。”

这天回家后，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睡不着，总想着南翔说的毛主席批评教育工作。就清华而言，毛主席提出的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及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指示，校党委都是衷心拥护、努力贯彻的。大家对学校工作也是比较满意的，清华充满着生机和希望。毛主席对教育工作不满意究竟指什么呢？

两天后，书记碰头会上，南翔首先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办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不行。”“学制可以缩短。”“课程多，压得太重是摧残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都要改。”“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阅读的时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题出得古怪，使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做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要完全改变。”毛主席还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自学的事例。传达毛主席指示后，南翔说：“座谈之后，留大家吃饭。在饭桌上，我向少奇、小平同志反映学生助学金低、伙食不好。小平同志当场表示要给学生增加助学金，不得低于20元，伙食费要增加。”南翔还说：“会后彭真同志打电话给我，你知道主席为什么要你和陆平参加昨天的座谈会吗？我说主席要我们带个头嘛。彭真同志说你知道就行。”关于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南翔说：“对主席的指示我们要从精神上领会，主席有的话是极而言之，比如，‘学生在课堂上可以打瞌睡’，‘用对付敌人的办法，实行突然袭击’，‘考试可以交头接耳’，等等，我们向下传达和执行的时候还要做点‘翻译’解释工作，主席的精神是要学生全面发展。”

此后，我们又开了几次书记会、常委会，研究如何贯彻主席的指示。南翔认为，对理工科和文科要有区别。主席讲话的实质是要学生全面发展，要搞一段学农、学工，使学生实践经验多一些。为了减轻学生负担，基础课要少而精，学得扎实一些。周学时（体育课除外）减为42小时，每天7小时，每天有1小时的课外体育锻炼时间。学生参加劳动的时间集中使用，下一次工厂、一次农村、一次连队。多增加一些选修课。总学时由3900小时减到2800小时，给学生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每节课由50分钟改为45分钟，第一、第二节大课间休息延长为25分钟，恢复课间操，力争下午不排课。将六年制改为五年制。

过了一段时间，在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小平同志说：“关于学制问题，我知道你们有话不说。我看还是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有些专业如理工类可以长些，比如说五年制。有些专业如文科可以短些，总之要实事求是。”

南翔向我们传达后，我们一致认为小平同志体察下情，讲到了我们心坎上，大家好像开了窍，对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去贯彻主席指示很有启发。

这一年6月27日，毛主席在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检查的报告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做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果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严厉批评，不仅震动了整个文艺界，而且也震动了学术界、教育界和整个意识形态各部门。文艺界的整风检查日渐升温。8月下旬，成立了文艺界整风指挥部，解决思想问题。组成以军事术语称谓的领导机构，可见把问题看得何等严重。接着，文化部副部长夏衍、齐燕铭和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文联副主席阳翰笙、剧协主席田汉都受到了批判。

无所畏惧的唯物主义者

“狂风暴雨”终于来临。1966年5月20日，市委通知我和刘明参加23日的扩大会议，当时我在延庆县搞“四清”，刘明是延庆县委书记。五一六通知让我意识到问题的尖锐和严峻，我打算到南翔那里了解情况。我跟刘明商量，先回趟学校，再准时参加会议。这天上午，我直接去了城里南翔家里。南翔给我看了林彪5月18日讲话，林彪诬陷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要搞反革命政变，大讲“反复辟”，通篇杀气腾腾。我非常震惊，党内要政变，这是第一次听说，是否真的？可这是毛主席最信任的林彪说的，我不敢说出什么怀疑的话，也不便问南翔。因为南翔下午要开会，我匆匆告别了他，回了学校。

第二天上午，我和党委副书记胡健、艾知生到南翔家，南翔跟我们说了一下当时的形势，让我们传阅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几份简报和文件，南翔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还没开完，市委刘仁、郑天翔同志的检查都未通过，市委已经改组。政治局扩大会议就是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定性是“反党集团”。

23日的市委扩大会议在北京饭店召开，史称北京饭店会议。改组后的北京新市委扩大会议在饭店会议大厅举行。主席台上除新任命的各位市委书记，保留了三位原市委书记万里、陈克寒、赵凡。新任的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在会上都讲，会议的主题也是唯一的议程，就是批判“彭真、刘仁反党集团”，批判的基本内容是“包庇”“支持”吴晗和“三家村”。

这次会议发言中，有沉默不语的，有寡言少语的只表个态的，也有跟着嚷嚷的。那些跟着嚷嚷的也是鹦鹉学舌。当然也有“积极揭发”的，不过为数甚少。我是应付会议的，因为我相信彭真、刘仁绝不会反党反社会主义，绝不会反毛主席、复辟资本主义。我没跟着瞎嚷嚷，采取和尚念经的办法：一曰拥护中央，二曰料想不到，三曰好好学习、划清界限。这样总算拖了几天。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张，大会主席台上的万里、陈克寒、赵凡不见了，和我比较熟悉的两位新市委重要成员见面时也不那么热情了。会议由揭发转入联系自己实际的阶段。

5月25日，聂元梓攻击宋硕、陆平、彭佩云的大字报引起了北大的混乱，清华也有人蠢蠢欲动。6月7日，清华造反派贴出大字报，攻击蒋南翔和校党委是“黑帮”，遭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反对，双方贴大字报，展开了大辩论。这天晚上，北大“造反派”一批人强行闯入清华园，煽动和支持清华“造反派”，引起清华同学把他们团团围起来，同他们激烈辩论。两军对垒，情况危急。我们立刻召开党委会议，决定各系干部立即赶赴现场，劝说清华同学不再与北大“造反派”辩论，让开一条路，把北大同学护送出校门。这天夜里，我直到凌晨才休息。

第二天中午，开会间隙，我接到艾知生电话，说新市委通知今天晚上工作组要进校，建议我和胡健晚上回校，同他一起接待。我和胡健开完会去南翔家时已晚上7点多，他对我们说：“我预感到要派工作组了。我没有别的意见，只有一点，健康的人不怕检验体格。”

大约8点，我们到了学校，工作组负责人叫周赤萍，这位将军部长一来就宣布，从现在起，工作组领导学校，校党委停止工作。

送走了周赤萍，我打了一晚上电话给南翔，没人接听。到了第二天清晨，南翔接了电话，他说昨晚在中央派人主持下，教育部、高教部两个部的司局长以上干部批了我一夜，说我是“黑帮”。听声音他很疲惫。我才明白，在同一个时间，既批判蒋南翔，又派工作组到清华，显然是有计划的。我觉得很难受。南翔说他正在写报告，请求中央免去他的领导职务，免去领导两个部“文化革命”的责任。我向他汇报了周赤萍昨晚的情况。南翔说：今后学校的一切工作要问工作组，服从工作组的领导。刘冰同志，今后有什么事，不要再找我，也不要打电话了。

我沉默了片刻，又问：“南翔同志，你还有什么话吗？”

南翔说：“刘冰同志，昨晚我说健康的人不怕检验体格，现在再补充一句，应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这句话给了我巨大的鼓舞，至今我都记忆深刻。

12日，我得知10日中央已经决定南翔停职检查。

我所知道的蒋南翔“文革”经历

南翔从1966年6月8日第一次被批斗开始的往后几年中，不管是在批斗时，还是在北京卫戍区关押“监护”期间，他始终不承认自己是“走资派”、犯了“路线错误”。他坚持17年新中国高等教育工作的方针是正确的，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是基本的。

1970年工农兵学员进校几个月后，迟群、谢静宜炮制了一篇《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书》的文章，他们简称为《创办》，并称是毛主席批示肯定的。文章完全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工作的巨大成就，一概称之为“封、资、修教育”；把教师统统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诬蔑“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蠢”。文章一出笼，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立刻召开座谈会，炮制《座谈会纪要》，南北呼应，并在《红旗》杂志1970年第8期上与《创办》一文同时刊登。全国各大报刊也随之转载。此时迟群、谢静宜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把蒋南翔从北京卫戍区要到清华“监督劳动”。蒋南翔同志回校后，迟、谢一伙大言不惭地问蒋南翔对学习《创办》有什么看法？南翔当即把他在卫戍区“监护”时，对《创办》逐条批注的那本第8期《红旗》杂志交给了他们，并严肃地说：“这就是我的看法！”他们没有料到身陷囹圄、处境困难的蒋南翔，竟然敢于对自称“主席的两个兵”、位居国务院科教组领导的“大人物”这样藐视，立即下令对蒋南翔加紧连续批斗。

在与迟群面对面时，蒋南翔说：“对过去和现在的工作都应从实际出发，全面地评价，不能以偏概全、举几个例子就概括全体。你们对过去十几年的教育工作举了些例子，说我是黑线。我也可以举出另外一些毛主席、周总理肯定的例子，如1958年密云水库的设计、二百号原子反应堆的建成等等，这些红点连起来就是一条红线。你们这些批判说服不了人，不能搞实用主义。”迟群怒不可遏，指着蒋南翔说：“你为自己辩护，没有悔改之意。” 蒋南翔回答说：“你们在全国报刊上点名批判我，对群众的批评，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你们是领导，对我的批判要负责任！我不为自己辩护，谁来为我辩护？”

蒋南翔对好心规劝他的几位教师说：“在伟大的革命事业面前，我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个人的安危是微不足道的。可教育事业是关系党和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正确的我就要坚持。”南翔同志的话掷地有声，深深地震动着我。

南翔同志是一个坚持真理、敢说敢为的人。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先是被打倒、被揪斗、被关押，但我仍然于 1966年 10月、1967年 2月先后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信反映红卫兵违法乱纪、破坏社会、迫害民主人士的现象。1969年6月我被“解放”，不久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我和校内师生员工一起同“四人帮”的代理人迟群、谢静宜作斗争，又于1975年8月13日、10月13日向毛主席写信反映迟群他们的问题，这两封信辗转通过邓小平交给毛主席，却成为小平同志偏袒我的罪证。此后我被打倒、被批判、去劳动改造，小平同志也被牵连。我在凄风苦雨中挣扎搏击，支撑我思想和精神的，固然源于自己的理想信念，相信党、相信群众。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我在与蒋南翔同志长期共事中，他的那种敢于坚持真理的勇气和精神，一直是鼓舞我同错误和邪恶势力作斗争的力量。

临别蒋南翔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集团覆灭，迟群、谢静宜未能逃脱法网。但因为我是毛主席批示批判的，那时候推行“两个凡是”，所以不能翻案。一直到1977年小平同志复出后的1978年6月23日，清华党委书记刘达向邓小平汇报清华的情况，在场的有国防科委主任方毅、国防科委副主任蒋南翔等几位同志，刘达向小平同志说到了我的情况。小平同志指示，你回去告诉北京市委，请市委给刘冰同志安排工作，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但是北京市委没有反应。我当时想，自己不适合北京的政治形势，谢绝了北京工业学院的盛情，决定去兰州大学。我的彻底平反一直到1978年11月下旬，中共清华大学委员会做出决定，推翻“四人帮”强加给刘冰等的罪名。11月22日，新华社发布为我平反的消息。

新华社为我发布平反消息后，我才动身去甘肃。离京前，我去国防科委看望南翔，这是“文化大革命”12年以来，我们两人的第一次长谈。

蒋南翔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很长时间的批斗，一直到1977年才恢复工作。“文化大革命”发动后，我们再见面时是在批斗会上，两人都挨批斗。1969年6月后，我解放了，从“革命对象”成为“革命动力”，而蒋南翔却还是“革命对象”。那时候，迟群、谢静宜掌管清华，在一些批斗会上，迟、谢都坐在那里，我只能很严肃地坐在那里，板着面孔，违心地批评蒋南翔几句，说你应该好好劳动之类的话。

一直到1978年12月，我们才能推心置腹地长聊。这一隔，就是12年。我记得我们说了很多，谈了“文革”间我们经历的事情，讲到中央为“两个估计”平反，开玩笑说，迟群不是讲过，手上的老茧就是毕业文凭，我们现在也是手上长老茧，毕业喽。还说起所谓的反潮流英雄张铁生的事情，“白卷英雄”张铁生在英语考试中交了白卷，在卷子反面写上了“中国人不学外国话”之类的话，张铁生因此被“旗手”扶了起来，之后他出国，人家问他有关动物、植物方面的问题他答不上来，他就反过来问外国人：“驴耳朵长？还是马耳朵长？回答我！”我们谈起这个时，都觉得又好笑又可气。“文革”期间盛行的这种不要文化的风气，好笑又可气。

最后，我告诉蒋南翔，我要去兰州大学了。蒋南翔说，你怎么去一个文科学校？清华是工科学校。我说，我哪一科也不懂，跟你学的。哈哈。两个人都笑了。我问他，你看我要注意些什么？他说，还是老问题嘛，第一个是知识分子问题，办学校靠老师，你对这些知识分子怎么看待、怎么用是很重要的，这个你都非常清楚。还有一个，要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又红又专这个提法，如今看来仍是科学的。

南翔对我说，我们过去在革命年代，抗大、革命大学这些都是轮训性质的学校，轮训干部性质的学校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现在也有一定作用，但这种性质的学校在学习文化、学习科学知识上是不足的，搞好我们的教育，应该建立健全一套我们自己的教育制度，党员干部也应该学文化、学科学。他的这个观点和他后来在中央党校提出党校应该正规化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谈话后一个月，1979年1月，蒋南翔调任教育部部长。1982年8月，蒋南翔任中央党校第一副书记。他协助王震实现了中央党校从短期轮训干部为主逐步向正规化培训为主的转变，各地党校各种正规办学的条件也有了初步改善，党校师资队伍迅速发展，为现代化建设培养大批干部。

在清华大学22年的工作经历是有着特殊意义的，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师长、同志和朋友，特别是蒋南翔同志，在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蒋南翔同志是我学习的榜样，是清华大学永远的骄傲，他的名字和业绩在新中国的教育史上将永远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