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参与式”治理与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绕义军

现代性、“参与式”治理与中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

绕义军

现代性从诞生之日起，便成为一种持续而又强劲的、明显或潜在的力量冲击着非西方文明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观念前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社会明显地受到了这股力量的冲击，旧有的制度规范和治理模式与新的参与要求之间的紧张对基层社会秩序发出挑战。本文从现代性传播的宏观视角考察了我国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并阐释了“参与式”治理在应对这一挑战、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中的积极作用。

现代性;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参与式”治理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通过转变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并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但与经济发展相比，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却显得步履蹒跚，各种矛盾——尤其是广泛的参与要求与各种制度的吸纳或应对能力之间、广泛地参与要求与政府传统管理方式之间的矛盾日渐凸显，致使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民族问题盘根错节，一方面冲击着现存社会政治秩序，另一方面也催生着有生命力的新秩序。从中国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实践来看，改革开放以后，执政党和政府在我国城乡地区分别推行了城市社区自治和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两种制度的推行，试图通过动员广大基层社会群众，采取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的方式，实现基层社区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目的。基于此，我们试图在现代性传播对中国冲击的宏观背景下，考察中国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并结合“参与式”治理理论，从理论层面对基层社会秩序构建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进行思考。

一、现代性与现代政治的新变化

(一)现代性及其特征

现代性约于17世纪发端于西欧，后来逐渐传播到世界其它国家或地区。现代性是西方社会“祛魅”(disenchantment)——打破传统宗教禁锢不断趋于世俗化——之后显现的各种社会秩序构想和探索实践，它是对人类现实的以及潜在的生存问题的回应，它带来了人类自身在各个领域的反思和探索，也给人类社会尤其是在政治领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新问题和挑战。

思想家们对现代性的认识可谓见仁见智。安东尼·吉登斯指出:“现代性指现代生活、组织模式，大约从十七世纪出现在欧洲，并且在后来的岁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着影响……但是到目前为止，它的那些主要特性却还仍然在黑箱之中藏而不露”。①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未完成的谋划。”是社会变迁过程中，人类社会不断出现的各种秩序设计的陆续展现②。马尔图切利认为，“现代性通常不是指别的东西，而是指当代社会和目前时代……现代性不是单纯地希望了解世界是什么，或作为眼下的现在;更确切地说，现代性是寻找对一种不安的答案。”③艾森斯塔特认为，“现代性，即现代文化方案和政治方案，是在伟大的轴心文明之一——基督教欧洲文明内部发展起来的，它通过含有强烈的诺斯替代教成分的异端理想的转型而得以形成。异端理想试图将上帝之国引入尘世，这种转型使异端理想从社会的相对边缘转移到中心的政治领域。”④“现代性应被视为一种独特文明，具有独特的文化和制度特征……现代性是一种独特的社会‘想象’(imaginaire)的成形与发展，实际上是一种本体论图景、一种独特的文化方案的成形与发展，与一套或几套新的制度形态的发展相结合。”⑤

综观这些论述，基本上涵盖了大致相同的内容——即现代性是指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有关人类自身存在问题而展现的前所未有的特征，它是在对历史社会反思的基础上对现实和未来社会秩序的种种观念规划和实践探索，它在人类生存的各个领域不断地制造不安，引生各种紧张，这些不安和紧张以无法回避的方式冲击着现存的经济、社会、政治秩序，同时也迫使人类去探寻更加完美的应对方案。

(二)现代政治新变化

现代性的出现彰显了人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产生了未来观念、反思及探索精神。这些观念或精神不仅质疑前存的社会秩序、本体论秩序和政治秩序的合法性，而且不断地把政治权威、权力结构及其本质置于理性考量之下，进而产生了人类可以通过自觉活动而积极塑造社会的信念。⑥现代性这种独特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前提引生了政治秩序概念、前提、政治领域构造以及政治进程特征的一系列根本转变:首先是政治秩序的传统合法性遭到质疑甚至崩溃;其次是构建新的政治秩序的不同方案相继出台;再次是有关如何构建政治秩序的争论的展开;最后带来了构建政治领域的各种取向——集权的与多元的取向常常与反叛的取向和知识分子唯信仰论的取向——相结合，与强烈中心形态与制度重构的取向相结合，从而导致了政治进程中各种新形式的社会运动和抗议运动。这些转变对政治领域和政治进程不断提出新的要求，带来了政治领域的新变化:第一，强调政治领域和政治进程的公开性;第二，强调统治者的责任观念;第三，强调社会边缘和所有社会成员至少潜在地参与到政治领域;第四，中心渗透边缘、边缘冲击中心的强大趋势的形成;第五，一个或多个中心的奇里斯玛化与抗议主题和象征(平等和自由、正义和自主、团结和认同)相结合。⑦各种抗议主题和象征构成了人类解放之现代规划的重要成分，将其整合到中心的强烈要求构成现代政治领域的独特景观。

在现代政治这些变化的背后，蕴含着公民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不断增长的关于平等、自由的诉求，在国家各种制度中心不断增多的参与诉求，以及自主塑造社会政治秩序的诉求。自17世纪以来，早期现代性便携带着其精神特质伴随殖民主义、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移民、全球化在世界各个角落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它将西方独特的构建社会政治秩序的可能性展示给了非西方国家，在不断破坏或瓦解非西方国家原生的各种社会政治秩序前提的同时，对非西方社会秩序构建发出挑战，迫使非西方社会对西方现代性文化政治方案进行解释、选择与整合，同时也迫使非西方社会反思本土政治文化传统，重构社会政治秩序前提，重新谋划未来。

二、现代性传播对中国的冲击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一样也被现代性扩张卷入到新的国际体系之中，帝制遭到考问，社会受到动员，观念得到“祛魅”，意义深远的社会政治变迁过程就此展开。

(一)现代性冲击中国带来的第一次“祛魅”

鸦片战争揭开了西方现代性冲击中国的序幕，战争失败带来的割地、赔款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以及连续发生的与西方列强之间的战争，一步步地迫使大清帝国重新认识西方现代性的实质，寻找应对方略。然，以大国自居、以朝贡为荣的帝国统治者反应迟钝，视回应西方的挑战与冲击无异于历史上平定蛮夷。当西方列强逐渐挑战国家主权之时，帝国开始了缓慢的应对。最初，把战争失败归因于技术装备的落后，故秉持“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理念，开展了“洋务运动”，企图通过开办洋务学堂学习西方技术，制造先进枪炮来御敌保国，但历史证明了当时的帝国仅凭器物层面的改进不能“制夷”。于是，帝国统治者的认识高度遂提升到效仿西方政制变革皇朝制度，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但这种由势单力薄的皇帝和少数知识分子发起的政治制度变革运动，因触动了千年帝制的根基而被腰斩。一连串的历史事实已预示着帝国制度体系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20世纪之初，帝国崩溃带来的构建新秩序的要求为西方现代性扩张腾出了观念空间，自由主义、共和主义、社会主义冲击着时代的头脑，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工人运动、共产主义运动荡起了这个时代最强的回响。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华帝国覆灭的过程造就了中国的第一次“祛魅”——政治精英的“祛魅”。他们的思想和行为逐渐游离传统的忠诚和信仰，开始用新的眼光审视和回应世界性的挑战，开始认识到构建新秩序之必需。但是，面对西方纷繁复杂、难以捉摸的现代化经验和思想观念，面对绵延千年的传统文化和国内复杂的政治力量格局，选择何种道路、信仰什么“主义”、构建何种秩序，都预示着现代性把各种尝试以及尝试的痛苦和希望摆在国人面前，预示着传统与现代最激烈的交锋的到来，也预示着中国历史划时代的变革的来临。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建立起了人民政权，历史地承担起了构建新秩序的使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在敞开国门不断融入世界的进程中，通过经济、政治、文化体制改革才不断找到回应西方现代性挑战的正确道路，使经济走向发展，政治日趋民主，文化渐现繁荣。但未来的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仍将持续地受到现代性的冲击，只不过受到冲击的方式、程度以及所涉及的领域与历史上的遭遇有所差异而已。如果说早期现代性传播主要冲击到国家的主权和政治制度层面，它带来了统治者观念的巨大变化，那么，在当今全球化时代主要冲击到的是国家的社会层面，更确切地说是广大基层社会普通民众的观念领域。

(二)现代性冲击中国带来的第二次“祛魅”

放眼广大中国社会，在与西方现代性博弈的过程中，至少在资本、公民身份进而到人们的政治心理、行为方式等方面引起了深刻变化。

首先，从资本的角度来看。伴随着现代性的传播及其不断向基层社会的渗透，市场经济不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范畴被国人排斥或批判，而是作为一种有效的资本配置方式和运作模式被人们接受。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推行，使资本增殖的本性被激活，资本的本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传统的价值观念和信仰取向在与现代性遭遇时，正在不断地经历着重释、解构和重构的过程——朝着更加注重世俗化、更加强调个性、更加讲求效率、更加关注自我、更加突出“现世”的方向转变。正如艾森斯塔特所说的一样，现代人“日益强调人生短暂，乐当及时”。⑧观念的转变不断地冲击着传统的道德伦理和现存的制度规范。

其次，从身份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资本的解放、市场的开辟带动着身份的解放。往日禁锢在特定地域或行业的劳动力走向市场成为必然，大规模的人口伴随市场而流动，使得人口结构发生历史性的改变——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市，欠发达地区人口不断涌入发达地区，国内人口不断流向国外。这种流动不是简单的空间位移，虽然他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追逐财富而流动，但在流动过程中他们更多感悟到的是身份、地位、分配的差别与不平等带来的不安。于是对公平、正义、平等进而参与的诉求日趋强烈。身份的解放使流动人口主动地被现代了，在流动过程中他们进一步感染着生活圈中的人，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

第三，从政治心理的角度看。政治心理是社会成员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对社会政治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政治行为、政治体系和政治现象等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的一种自发的心理反映，它表现为人们对政治生活某些特定方面的认知、情感、态度、情绪、兴趣、愿望和信念。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基层群众更多的强调平等地、自主地参与政策的制定、实施和监督过程，通过政策过程的参与来维护和实现切身权益。

第四，从行为方式的角度看。上述一系列变化最终反映在行为方式上，而行为方式的变化最突出的特征又反映在形形色色的不断增多的参与之中。近年来大幅增加的群体性事件把各种社会群体卷入到政治过程中来，尽管参与者中有对事件知情的，也有不知情的;有涉及到自身权利和利益的，也有与己无关的;有主动参与的，也有被动参与的;有明事理的，也有盲从的。但毫无疑问，无论参与的动机和目的何在，他们都实实在在地参与到各种事件之中，对现存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冲击。印证了亨廷顿的至理名言——现代性孕育着稳定，但是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⑨。

面对上述种种变化带来的挑战，执政党和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策略: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就逐步推行了家庭承包责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土地流转制度，从关注“三农”到实实在在地免除农业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行农业直补，推行“新农合”、“新农保”制度，进行危房改造，等等，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制度措施来促进基层社会发展，维护基层社会秩序稳定。执政党和政府回应基层社会各种挑战的方略可谓十分周详，然而形形色色的无序参与却依然层出不穷。这足以说明现代性对中国基层社会已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强化了基层社会群众的自主性，唤醒了基层社会群众的维权意识，鼓舞了基层群众的参与热情。种种事实表明“参与”已成为新世纪基层社会一个醒目的“政治符号”，中国社会开始了第二次“祛魅”。面对上述变化，对于执政党和政府来说，转变执政理念、创新参与制度、拓展参与渠道、扩大参与内容，既是化解各种参与紧张的当务之急，更是促进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长期方略。

三、“参与式”治理理论与当今社会参与紧张的化解

(一)“参与式”治理理论与实践

“参与式”治理理论(Theory of Participatory Governance)缘起于上个世纪70年代左右西方国家企业管理中普遍采用的“参与式”管理理论，后者是在对单向度提高企业效率的传统非人性化管理理论进行修正的基础上而产出的一种新的企业管理理念和模式。“参与式”治理理论则是在拓展“参与式”管理理论适用范围的基础上注入了新的政治元素，它是古老的政治参与理论与当代地方治理理论的合流，是将政治参与、地方治理、社会管理相结合的一种理论构想。

从“参与式”治理理论的实践范围来看，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全球自然资源保护，近年来又逐渐被引入人类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等领域，尤其是在地方治理层面得到广泛实践。从其理论基础来看，可见之于各种关于个人权利的思想中，如，“每个人或任何一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只有当有关的人本人能够并习惯于捍卫它们时，才可免于被忽视。”⑩“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每个人都认为他和一切公共事务有着利害关系;他们有权形成和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于公共事务，他们反复探究，认真讨论……”。（11）这些观点强调利害相关者是其自身利益的最佳维护者和评判者，他们理应参与到政策过程之中。从其内容特征来看，“参与式”治理理论至少涵盖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强调“赋权”(empower)，即，充分赋权给那些与政策内容具有利害关系的个人、组织或团体，使其能够影响公共政策过程（12）;第二，强调“直接参与”(direct participation)，即，充分吸纳那些与决策内容利害相关者，尤其是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直接地而并非间接地参与到政策过程中来;第三，强调参与主体的多元化(multiplicity of governance body)，即，在治理过程中，除了政府作为传统治理主体外，还必须包括利害相关者——个人、组织或团体，以及愿意为相关治理做出贡献的志愿者群体等。（13）第四，强调“公民权”(citizenship)，即，公共政策所涉利益群体有权参与表达。

从理论分析方法上看，关于“参与式”治理理论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参与”(participation)与“善的”(good)“输出”(output)或“结果”(outcome)之间的关系上。相关文献中的阐释可以概括出如下四种情况:第一种观点认为，“参与”对“输出”和“结果”产生“太多”负面影响。罗伯特·达尔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阐释了他所谓的民主的困境——体系输出和结果与公民参与之间存在冲突，即公民在实践民主政治的过程中，控制政策制定的能力与体系满足公民集体偏好的能力之间存在着冲突。（14）也有人作出过更为具体地阐释，认为广泛的公民参与有碍于政治精英有效的和有效率地工作;普通公民不具备对现代社会复杂的政治问题作出决定的知识和技能。（15）第二种观点认为，在“输入”与“输出”和“结果”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联系，输出和结果并非必然依赖于输入的安排，而是依赖于几个关键变量，如某个特定范围内的制度安排、社会经济条件、精英的价值取向以及他们之间的竞争程度等。（16）第三种观点认为，参与对输出和结果有着积极影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公民在政策取向、政策影响、解决问题的方法等方面有着特殊的知识，将利害相关者的知识集中起来可以带来乐观的结果，同时利害相关者越是广泛地参与政策过程，则政治决定越能广泛地被接受。（17）第四种观点认为，民主政治本身就存在着悖论——政治过程的开放性同时孕育着政治体制的延续性和脆弱性。（18）即把握政治参与的“度”十分关键，亦即广泛的参与必须控制在一定的秩序范围内，才能使体制延续，也才能有好的输出或结果，否则体制本身就会遭遇崩溃的危险。

上述四种观点大体上形成了四派——反对派、支持派，折中派和谨慎派。反对派所持的理由在于三个方面:一是普通公民控制体系的能力不足;二是普通公民的参与会降低效率;三是普通公民不具备足够的知识和技能，难以做出有效的决定。支持派的理由也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强调普通公民在参与内容方面有着特殊的知识;二是通过参与可以集思广益、协调一致并带来乐观的结果;三是政策过程吸纳了广泛参与，可以带来对政策决定的广泛接受。折中派的观点认为，政策结果的好坏并不直接取决于是否参与以及参与的程度，而是取决于制度环境、社会经济条件以及精英结构及其取向。在最后一点上折中派的观点与反对派至少潜在的是一致的，即政策制定是精英的事。谨慎派所持观点的关键在于:一是承认参与是必要的，这是人类政治发展进步使然;二是担忧无序参与带来的负面后果，因此参与又必须得到控制，这是社会条件发展不足使然。

上述讨论过多地停留在理论层面，忽视了现代性展开过程中公民参与的实际力量与强大趋势。其实，上个世纪初以来，在西方民主国家，由于议会的“繁琐”，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导致了代议民主制由盛而衰，行政集权民主制的形成，而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由于政府权力扩张又导致了公民权利受到侵害，于是社会制衡的理念逐渐形成，共同参与民主制虽然尚未作为一种制度形态出现，但作为一种趋势已初见端倪。因此，“要不要参与”已不应作为问题而存在，关键所在是“如何实现参与”的问题。古希腊城邦因领土与人口规模适度而建立起了直接参与民主制，实现了“城邦民主”，而近代民族国家形成以后，因领土和人口规模超过了一定范围而难以实现直接民主，但是这并不否认基层社会在村庄、社区范围内可以采用直接参与的方式——“大树下的民主方式”进行地方治理。或许这也正是“参与式”治理理论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实践的现实基础。

“参与式”治理理论以强调实现个人权利为基础，以善治为目的，变传统的被动参与为主动参与、变间接参与为直接参与、变单一主体参与为多样性的主体参与，突出了参与主体的能动性、自主性和创造性，诸多理论要义恰好契合了现代政治新变化。再者，从客观的角度看，基层群众并非寄希望于取代政治精英的位置和作用，他们并不谙熟治国安邦之道，他们的目光更集中于切身的权利和利益，确切地说他们更关注身边的事情，据此，他们的关注也就与地方治理关联起来，这样，就突破了传统政治参与的范围，把基层社会参与的难题消解于地方事务治理之中。

(二)化解参与紧张的对策与建议

面对现代性在基层社会带来的各种紧张和挑战，党中央早已明确地从高层作出了回应。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坚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从各个层次各个领域扩大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完善基层民主制度，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实行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是人民依法直接行使民主权利的重要方式。要健全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以扩大有序参与、推进信息公开、加强议事协商、强化权力监督为重点，拓宽范围和途径，丰富内容和形式，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从党的报告中既可以看出共产党执政为民的宗旨，也可以看出中央高层已经认识到了现代性冲击基层社会带来的挑战，从而把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作为一项战略目标来抓，并突出强调了保障个人权利的“直接参与”形式与维护社会稳定的“有序参与”形式的重要性。由此可见，面对基层社会的变化，执政党在执政理念上已适时作出了转变。更进一步的是如何实现“有序参与”的问题，亦即如何化解参与紧张的问题。借鉴“参与式”治理理论，结合中国基层社会的参与实际，如下几个方面对于破解参与难题、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是甚为关键的。

1．切实赋权，明确权利范围

赋予基层民众参与政治过程、政策过程的权利是实现有序参与的前提和基础(诚然，按照西方自由主义学派的政治理论，是“赋权”还是“还权”是一个争论的问题，在此不作讨论)。只有切实赋权才能突出基层民众的自主意识、主人翁意识，培养其积极主动的精神和努力向上的性格，也才能加强其责任意识，从而自觉地约束和规范参与行为与方式，发挥参与效果。赋权不能停留在观念或抽象的制度文本层面，必须走向具体实践操作层面，明确参与权的范围，如前所述，基层社会民众并不谙熟治国安邦之道，他们或许对国防、外交、国家中长期发展政策的制定缺乏兴趣或能力，他们更关注身边的事情与切身的利益，当然这并不否定他们热爱国家，但也并不表明他们所争取的权利并不重要。因此，赋权的内容可以以概括或列举的方式明确化。比如，在地方治理层面，赋予他们直接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规划、房屋拆迁安置补偿标准、生态环境保护、医疗养老资金投入标准等等一系列政策制定执行和评估过程的权利。

2．创新制度，增强制度弹性

从制度的角度看，造成现实参与紧张的原因主要存在两大方面:一是缺乏新制度规范参与行为，二是旧制度缺乏弹性，无法吸纳新的广泛的参与要求。正因为二者并存才导致了很多制度外的无序参与。因此，创新制度与增强制度弹性是实现有序参与的保证。创新制度应从基层社会党组织的领导方式，基层群众的自治机制，行政信息公开，权力监督，参与的内容、形式、范围、程序、途径等方面着手，建立健全制度体系。制度弹性是指把各种相对分化而又共存的利益主体纳入共同框架，达成共识的制度能力。制度弹性主要体现在制度的开放性、制度的容纳能力以及连续重构的能力等方面。当代中国基层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已经得到相当程度的动员，在高扬“人民主权”、“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政治语境下，基层群众的主体地位得到提升，参与热情也因此而得到激发，于是围绕各种各样的主题，出现形形色色的参与，这已成为时代潮流，然而旧制度却因为缺乏弹性而不能吸纳各种参与诉求，致使在传统的管理主体和模式与新的参与群体和要求之间出现紧张，导致现存社会秩序的紧张。“参与式”治理强调多元化的利益主体在充分参与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这在某种程度上减少了冲突。

3．加强公民参与教育，提升公民参与能力

无序参与与基层群众的综合素质也有关，从整体状况来看，他们主要具备的是传统的生产生活经验和常识，但这并不足以支撑他们做出准确的政治判断，他们缺乏的是基本的参与知识、参与能力和技巧，所以他们的参与无序、盲从。因此，应该发挥三大教育宣传主体的作用。一是发挥学校的教育功能。随着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到来教育体制也在悄然发生变化。各种行业、组织对教育产品多样性的需求带来了办学主体的多样性，各种各样的办学主体更多强调的是教育产品的工具性，致使公民参与教育缺位。据此，有关部门应该按照宪法、法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社会道德规范，编纂“公民”、“公民参与”之类的教材，开设参与课程，从基础教育开始就开展参与教育，使年轻一代在成长过程中就明确参与权利、参与责任，习得参与知识、掌握参与技能。二是发挥各级党政宣传部门的作用。采用多种形式在广大基层社会开展法律政策宣传教育活动，传授参与基本知识和技能，培育参与精神，营造参与文化。三是发挥基层社会组织的作用。基层社会组织存在并成长于基层社会，它们与基层社会群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组织者多为地方社会精英，他们的行为具有极强的示范性，其价值取向对基层社会群众也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充分发挥这些组织的整合作用，对促进有序参与也有着积极作用。

4．健全法制，确保参与常态化

实现有序参与离不开法律法规的保障作用。首先，要从法律上对参与内容作出明确规定，使“赋权”内容明确化，当然这一点在宪法、普通法乃至许多地方性法规中都有体现，但是这些规定过于原则和抽象，很少涉及到具体的参与内容，因此，才出现了许多所谓的制度外参与;其次，要从法律上明确规定权利行使主体，使“赋权”对象明确化，要让权利主体(利害相关者)名正言顺地参与相关的地方公共事务治理，克服消极、被动、畏惧等心理，把参与既看成一种权利，更当做一种义务;再次，从法律上对参与程序作出明确规定，使基层群众按照规定的程序参与，实现参与的有序化;最后，要从法律上对参与后果的处理作出明确规定，使参与主体明确参与的行为边界和后果，把参与置于既有自由又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诚然，建立健全法制做到有法可依已迫在眉睫，但真正实现有序参与的常态化尚需假以时日，要让基层社会群众在实践中得到锻炼、综合素质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把有序参与当做一种惯常的生活方式，持续的、有生命力的社会政治秩序才会形成。

结 语

伴随现代性展开，中国基层社会秩序正面临着严峻挑战，化解广泛的参与要求与各种制度弹性之间以及与政府传统的管理模式之间的紧张已成为构建新秩序、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关键。随着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的到来，迫切需要从制度创新和治理模式创新等方面做出努力，重构基层社会秩序。“参与式”治理以其巨大的吸纳能力以及与现代民主政治理念的契合，在地方治理过程中对于扩大政治参与场域，促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都有极大的借鉴价值。

注:

①【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页。

②【德】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曹卫东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③【法】达尼洛·马尔图切利:《现代性社会学——二十世纪的历程》，姜志辉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④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79页。

⑤Eliezer Ben－ Rafael＆ Yitzhak Sternberg(eds．)．Comparing Modernity——Pluralism verus Homogenity(Essays in Homage to Shmuel Noah Eisenstadt)．Brill Leiden．Boston．2005:32．

⑥S．N．Eisenstadt．Multiple Modernities．Daedalu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Cambridge．Winter，2000:1 －29．

⑦S．N．Eisenstadt．European Civilization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A Study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Culture and Social Structure》，Norwegian University Press．1987:11 －12．

⑧S．N．艾森斯塔特:《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张旅平、沈原、陈育国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6页。

⑨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8页。

⑩J．S．密尔:《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44页。（11）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12）参见鲁炳炎《授能参与治理之研究》，2005年中国政治学会暨“多元社会、和解政治与共识民主”学术研讨会，(台北)中央研究院。

（13）赵光勇、陈邓海:《国内“参与式”治理研究综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14）Robert A．Dahl．A Democratic Dilemma:System Effectiveness Versus Citizen Participation．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1994/109(1);23－24．

（15）Paul A Sabatier．Toward Better Theories of Political Progress．PS: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1991/24(2):147－157．

（16）Wolfgang Merkel．Systemtransformation．Eine Einfuhrung in die Theorie und Empirie der Transitionsforschung．Opladen:Leske budrich，1999．

（17）Charles E．Lindblom．The Intelligence of Democracy．Decisision Making Through Mutual Adjustment．New York，London:The Free Press，Collier－ Macmillan Limited．1994．

（18）Eisenstadt，S．N．Paradoxes of Democracy:Fragility，Continuity and Chang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9．

〔责任编辑:宁 岩〕

Modernity，“Participatory”Governa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China Grassroots Society

Rao Yijun

Since the Western modernity appeared，it has been becoming one kind of continuous and also strong，obvious or the latent strength，attacking the non－Western civilization premises of the politics，the economy，the society，the culture as well as the idea．China grassroots society obviously has been impacted by it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policy．The society has been receiving mobilization，the widespread participation request highlights．The tension between old systems and the new participation request continuously challenges to the existing social order．So，the article will inspect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cy politics in China grassroots society from the macroscopic view of modernity dissemination，and explain the positive role of“Participatory”governance in response to the challenge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democratic politics in China grassroots society．

modernity;China grassroots society democratic politics construction;“Participatory”governance

D621

A

1001－8263(2013)12－0079－06

绕义军，贵州民族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 贵阳550025

*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基层社会公民政治心理变化带来的挑战及应对策略研究”(11YJA81001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