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观念、体制与鸦片战争中清朝的失败——《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简要述评

辛经纬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166)

处在当今时代的我们，往往将鸦片战争视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节点。它被视为一个时代的结束，和下一个时代的开始。因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对鸦片战争的理解事实上就是我们对自身这个时代由来的理解。柯林伍德说历史学是“为了”人类的自我认识［1］11，那么对鸦片战争的研究就是当代中国人在了解自己过程中不可回避的课题。茅海建先生所著的《天朝的崩溃》是关于鸦片战争研究的优秀之作。本书的主标题是天朝的崩溃，直指本书的主题即清朝是如何瓦解的;而副标题是“鸦片战争的再研究”，说明其集中于清朝崩溃的发端事件:鸦片战争。这一部重要的历史学著作既是对以往研究的批判继承，也是一部存在许多创新的力作。在这里，我将首先对《天朝的崩溃》一书的核心观点进行简要的回顾，之后将对茅海建先生的论证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个人对于天朝崩溃这一重大问题的一些不成熟的反思。

一 对《天朝的崩溃》的简要回顾

茅海建先生著述这本书的方法可谓别具一格。他将事情的发展与人物的刻画紧密联系在了一起，力图呈现的是在晚清时期国际变局面前“天朝”以及“天朝”中的人们的反应。茅海建先生的这一方法实际上表明了他的一种历史观，即理解一个历史上的人物必须把它放在其历史环境中理解。也正是因为作者所强调的这一历史观，在《天朝的崩溃》一书中，所涉及的所有历史人物都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天朝观念深深植入他们的心中。由于本文篇幅和个人能力所限，我在这里不可能对这部近六百页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总结。鉴于本书是在核心观点上有较强创新性的研究著作，所以我想将内容与观点联系起来论述。重点放在那些涉及独特观点的内容上。

作者在书中呈现的是观念与现实的矛盾。茅海建先生指出，在绝大多数清朝人的观念中，这是一场“天朝”对“蛮夷”的不可能输的战争。而实际上，鸦片战争却是一场封闭社会对开放社会的绝不可能赢的战争。在清王朝的传统观念下，对手是未开化的蛮夷;而在实际中，我们看到的却是清王朝自身的封闭落后。在我看来，整本书的主要内容就是在表现、发掘这一矛盾，而作者对史料的整理与分析也始终围绕这一主题。下面我们可以沿着这两条线对这本书的内容进行简要的概括。

一方面，作者是如何说明清朝社会处于天朝迷梦之中的呢?在作者的论述中，清朝社会的天朝观念是贯穿整个战争的。在战争开始阶段，清王朝的上下都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毫无知觉。正如作者所表达的那样“战争的恶魔是在清王朝全然不知的情况下，忽然附身，给它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噩运”［2］89。我们可以从林则徐在对禁烟问题以及“夷情”的判断上，来反映整个清王朝对可能发生的战争的不知觉。例如，林则徐在处理禁烟问题上采用了现今看来相对激进的手段，而其中一点就是断绝通商。但是在天朝人的观念中，“通商是怀柔远人的手段”［2］108，而对于蛮夷的不恭敬，取消这种恩惠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事实上英国人同中国人相接触的主要目的就是商业利益;而鸦片战争爆发前十年，商业利益中最重要的一环就是鸦片贸易。这说明取消贸易是有可能带来战争的，但是林则徐对这一点显然是没有察觉的。同时在茅海建先生的论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林则徐从未想到战争会爆发，因为在林则徐的观念中英国对中国的茶叶与大黄有着极强的依赖性，英国为茶叶进口等利益也断不会与中国决裂。

在战争的进行过程中，清王朝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是持有天朝观念的。例如，道光帝在面对来犯的英国人时，心中只有两套办法，一套是“抚”，另一套则是“剿”。这就表明，在道光帝的观念中清王朝是掌握着整个战争的主动权的。又例如，关天培的战死原因之一就是，在关天培的观念中“英夷”不善陆战。当然，并非所有天朝人都自始至终的持有天朝观念。其中一些人在面对现实时，意识到了观念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但是在天朝迷梦的大环境下，这些人只得开始对道光帝扯谎。而在鸦片战争最终结束之时，清王朝也从未将此视为一场战败。在张喜所撰写的《抚夷日记》中可以看出当时的天朝只是将求和视为抚夷。另一方面，从现今国际法原则看来的一系列不平等的条约，也只是耆英在天朝观念下为了妥善处理抚夷事务所采取的行为。

另一方面，茅海建先生是如何说明清王朝其实早已被远远甩在时代后面了、进而说明鸦片战争是一场绝不可能打赢的战争的呢?作者主要是从三个角度来说明清王朝在打一场绝对不可能赢的战争。第一个角度是科学技术上的落后。作者有力的说明，当时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英军战舰的机动性与防御力也远胜于清军的舰船。仅在武器配备上，清军已经注定失败了。同时，英军的交通与通讯能力远胜于清王朝。处在紫禁城的道光皇帝常常在战争发生数日之后才能收到战争爆发的消息，因而清王朝对战争的决策常常滞后，这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战争的失败。第二个角度是清王朝在战术的落后以及兵力部署不符合近代战争要求。茅海建先生指出，清朝军队在当时还未拥有适用于近代战争的战术。因而面对着比自己拥有更先进的战术的英军，清军的战术注定失效。同时清军将兵力部署的过于分散，作战时常常无法将分散的兵力集中起来从而导致兵力不足。本书认为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必败的最后一个分析角度就是天朝作为一种制度的不合理性，而这第三角度的原因又是前两个原因的基础。茅海建先生表明清王朝着力垄断优势的军事技术。“清朝的武器管理制度规定了清朝各种兵器的型制，其次根据型制规定了其制造工艺，最后根据性质和工艺规定了工价、料价。在这种制度下，新武器的研制在一开始就以不合规定而被排斥”［2］44，这也就是不利于技术的进步与发展的。同时清王朝为了维持内部的稳定，将兵力分散在各地。因而清兵多内卫和警察的角色，而不是御外的军队。作者还指出“天朝”这样一种自我封闭的体制，对清廷了解、判断“夷情”带来了巨大困难。

为了更好的展开下面的论述，我在这里有必要对作者的观点加以提炼并进行简要分析。正如前面已经论述的那样，作者在整本书中力图呈现的就是清王朝的观念与实际情况间的矛盾。他用强有力的历史证据以及合理的分析，从一开始就断定清王朝绝不可能取得战争的胜利。而在我看来，作者表现出的这种矛盾，就是在力图得到两个结论。其中第一点结论，也是这本书的核心观点，即鸦片战争的失败表明传统的天朝制度以及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失去历史合理性，它必须也必然崩溃，这也意味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向中国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①茅海建先生在书中对“近代化”与“现代化”并为进行明确区分，甚至还常常混用。我考虑到鸦片战争可能对近代化与现代化都有非同一般的意义，又考虑到这本书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故而在本篇读书报告中，我将全部用“现代化”这个词。。而同时的另一结论是，如果已经证明鸦片战争是一场必败的战争，那么这个时代的人们所作所为将不成为左右战争胜败的因素，因而对这些人进行道德批判就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作者这两个观点也是紧密联系起来的，在茅海建先生看来，对人物不断进行道德批判实际上就是还对鸦片战争的胜利存在幻想。而这恰恰是对战争失败的必然性的认识不足，也是对天朝制度的不合理性的认识不足。而所有这些表现都将会作为对天朝制度与儒家道统的保护，进而影响到现代化的进程。

二 对作者观点的分析与探讨

在总结《天朝的崩溃》一书核心观点的基础上，这一部分我将着重探讨分析作者对于这一观点的论证证据和论证逻辑上的不足。我将试图指出作者在得到这一结论过程中的一些可能欠合理的地方，同时简要说明在我看来作者观点本身的一些局限。

1.作者论证上的证据不足

如果撇开“天朝制度缺乏历史合理性”这一观点不谈，先来看看作者是怎样得到这一结论的。茅海建先生在对天朝制度的不合理进行批判时，大多都是通过自身的体悟与理解，这也就不可避免的导致这一结论的论证不够有说服力。我想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茅海建先生在得到这一结论时缺乏证据。

首先，茅海建先生在探讨诸多官员不支持黄爵滋主张将禁烟的重点从沿海扩大到内地的原因时，认为是地方官员怕承受繁劳的工作以及办事不力的风险，因而主张严禁海口，将责任推向广东。作者的这一推断首先是在驳斥一些历史研究中的观点。这些历史研究常常将反对黄爵滋的禁烟措施的人士定位为玩弄花招的弛禁派。然而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的推断只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作者忽略了另一种可能性。反对黄爵滋的主张的21位督抚②盛京将军宝兴、山东巡抚经额布、山西巡抚申启贤、黑龙江将军哈丰阿、大学士兼直隶总督琦善、署理湖北巡抚张岳崧、吉林将军祥康、山西巡抚富呢扬阿、漕运总督周天爵、贵州巡抚贺长龄、江西巡抚裕泰、浙江巡抚乌尔恭额、江南河道总督麟庆、云南巡抚颜伯焘、陕甘总督胡松额、云贵总督伊里布、广西巡抚梁章钜、福建巡抚魏元良、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闽浙总督钟祥。认为“将鸦片吸食者处以死刑，未免有些矫枉过正，且法不及众，非为禁烟之根本”［3］13，“盛京将军宝兴认为可将吸食之罪在律例上再加二等，若以死罪，恐怕诛不胜诛。山东巡抚经额布认为，若将吸烟之人处以死罪，而兴贩之人从轻发落，不免轻重倒置，况且吸食者众多，均处以死罪，难以实行”［3］14。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可能情况，也就是这些督抚多是认为黄爵滋的禁烟措施过于极端，不着根本。这就说明茅海建先生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得出了这一结论，因而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不免是有些主观臆断了。

我们再来看另一个例子，茅海建先生论及伊里布在呈给道光帝的奏折中满纸谎话时，指出“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2］205就是在客观上催发谎言与粉饰。诚然，作者的论点是有一定合理性的，制度的不善在许多情况下确实可能造就不好的风气，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这种体制在中国历史上已存在千年以上了，它并非始终在塑造不良风气。在同一种君主专制下，领导人的不同性格、思路和决策方式也会有很重要的影响，例如唐朝李世民执政时期的政治和社会风气就可能开明得多。同时，如果作者真的想证明这种体制的不善，至少需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让我们确实看到君主专制的清王朝较其他制度的国家更能造成谎言与不良风气。从这个角度上说，茅海建先生对清王朝的政治制度的批判确实是有些不够严谨了。

2.作者论证时的逻辑不足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发现作者在论证天朝制度的不合理性时所使用的证据、判断并不完全严谨，那么作者是如何得到其结论的呢?如何看待作者的论证逻辑?

我个人以为，作者在得到天朝制度的不合理性时有两个不够严谨的延伸。首先，天朝体制——作为一种君主专制制度——的确有着很强的封闭性，正如作者所说这种封闭性对技术的创新与观念的发展确实是一种限制。但是需要指明的是，这种封闭性只是在被迫开放时才呈现出了某种不合理。也就是说天朝体制作为对外体制可能会因为发展缓慢而导向历史的不合理。但仅仅作为一种自存的体制，作为一种对内的体制，中国的“天朝”有着极强的稳定性。因而就其本身来说还是有很多合理的地方的，否则这种体制就不会存在千年以上而没有受到根本性的制度挑战了。而茅海建先生恰恰就是将天朝体制作为对外体制的不合理性延伸到了全方位的不合理性。其次，茅海建先生对清王朝制度的批判，实则是建立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基础上的。毫无疑问的是，如果作者的批评只是停留在对清王朝的妄自尊大致使军事力量上的不足这一层面上就是无可厚非的。然而作者将力量不足上的批评延伸到了价值观上的批评就则无疑需要更多、更严谨的论证证据和论证逻辑。

而这两个不够谨慎的延伸，实际上呈现了茅海建先生在本书中所持有的观点逻辑。茅海建先生的观点简单来说，就是清王朝战败了，受尽了屈辱。天朝制度再不能带给我们力量上的强大了，因而它必须被淘汰。同时西方的制度在鸦片战争中呈现出了力量上的优势，它是合理先进的，因而现代化是中国唯一的道路。依我个人看来，茅海建先生实际上说明的一种常识:权力政治左右着历史。

3.对作者观点的分析与评价

在笔者看来，茅海建先生在解读鸦片战争这段历史时的方法符合“传统—现代说”的历史解释模型。而“传统—现代说”是把“西方现代化作为普遍发展模式”［4］3。正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茅海建先生因为将天朝体制的不合理拓延到了中国传统制度的全面不合理，这就不可避免的将一些合理的成分，一些无法抛弃的成分也一并排除在中国道路之外了，也就不可避免地忽略了中国发展进程中一些不应抛弃也无法抛弃的历史包袱或者历史遗产。正如金观涛、刘青峰两位先生的研究中指出的“从秦汉帝国建立一直到今天，中国社会深层组织方式一直没有改变”［4］导言，我们因此就不得不承认中国在传统模式受到冲击之后，只能走出一条不同于过去又不同于西方，继承了历史又符合时代潮流的道路。

不可否认的是，茅海建先生可能确实认为中国的传统道路没有值得保留之处。然而即便如此，他也不应将对现代化道路的基础建立在传统制度力量上的完全崩溃上。我认为即使要论述封闭社会的不合理性，也应该像波普尔一样把对封闭社会的批判建立在对其价值观的批判上。也就是说，“中国需要现代化，需要顺应世界潮流，但绝不是因为落后就要挨打”［5］，作者需要将论点立于“更加深刻的理由，应该说明这是源自人性需求最内在的本质，体现人之为人的那些不言而喻的终极价值”［5］。在各种人类文明处于相互隔离的时代，文明之间本就没有比较的意义，因为独立发展下的文明各自有一套价值体系。然而在开放的时代中，在文明开始交融与碰撞的时代中，我们却忽略了文明之间不能简单类比的事实。当茅海建先生试图比较两种制度文明时，试图在天朝制度与西方制度间比个优劣时，他会因为找寻不到更高层次的标准，而不得不将自己的标准定位于力量上的比较。

三 有关“天朝崩溃”的反思

柯林伍德说:“历史是活着的过去，这种过去因为它是思想而不是单纯的自然事件，所以现在可以被重演而且在那种重演之中可以作为过去而被认知。”［1］157因而“一切的历史都是在历史学家自己的心灵中重演过去的思想”［1］213。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天朝的崩溃》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在茅海建先生心灵中的重演。而这同样也就意味着，我在鸦片战争的问题上可以有不同于作者的认识，这无关对错，只是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不同。我认为，茅海建先生最终是将历史归为了一种必然。鸦片战争的失败与中国的现代化在茅海建先生的思想之中都是一种必然。然而我认为茅海建先生这一观点是将历史作为一种已死的过去，一种确定的事实。我却认为历史是充满着可能性与不确定性的，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未来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过去，而取决于我们如何看待我们的过去。

在我看来，作者的命题是对的——鸦片战争向中国提出了现代化的任务，但是我们的反思绝不能止于此。鸦片战争将中国从一个封闭社会强行带入开放社会，这个过程也许来得太快，太突然。很多封闭社会中的表层构建迅速瓦解、崩溃，内部结构也在逐渐丧失原本所固有的力量。我们在被迫摆脱封闭社会所秉持的价值观时，又苦于无法建立起西式的价值观。我们需要问自己我们所追寻的现代化，是因为它所带来强大的力量，还是因为它的正义?冷战以后，西方文明出现了所谓“第三波”。这种浪潮既来自于资本主义社会所显示出来的活力，也来自于西方世界对于其文明和价值观的宣传。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被称为所谓的“软权力”［6］。这种权力的主要传播载体就是经济的全球化。全球化的浪潮正在试图侵蚀非西方文明国家最后的文化遗产。因此，这种趋势更精确地应该被称为“西化”，而不是所谓的“现代化”③刘德斌在《现代化的演进与国际体系的变革——历史的考察》一文中精彩的论述了这一观点。他指出:现代化的第一波导致了欧亚大陆古典文明均衡状态的打破，世界分成了工业化与非工业化国家;第二波中发达国家建立起对世界的支配地位，作为经济范畴的第三世界出现;第三波则是两极体制和苏联模式的失败。他的文章载于:《长白学刊》，1996年第2期。。处在当下的我们，现代化的进程已不是唯一的问题，我们还面临着如何寻回那在鸦片战争后就逐渐衰微的价值观。鸦片战争的失败在暂时还是我们不断警醒自己，告诫自己的命题，因而它有着指引我们不断追求物质力量的重要意义。而另一方面鸦片战争也许在未来会告诉我们，那是一个人们开始丢失自己心灵寓所的时代，是人们放弃了千年所秉承的价值的时代，是人们突然无家可归的时代。到那时我们也许才会真正明晰摆在我们面前的将远远不只是现代化的问题。

尼采在他的小册子《历史的用途及其滥用》中有过十分精彩的论述。看待历史，自然可以从批判的角度出发，批判过去可以帮助我们在自己的时代树立追求的价值，然而过度的批判会让我们忽略过去与现在那不可分割的联系。我认为，茅海建先生的批判过了头，少了一些怀古情绪。这会让我们在没有找到新的心灵家园之前，就一把火把现在的房子烧掉。一方面，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我们开始学习并崇尚西学。但是我们追寻的又不是建立在西方稳定价值体系上的西学，我们只是单单渴望得到那样的力量。我们希望从打败我们的对手那里重拾信心。另一方面，鸦片战争的失败让我们从怀疑自己的制度到怀疑自己的文化，但历史的包袱是搁不下的，文化也是深植内心的。一味的批判过去只能让我们不断厌恶现在的自己。只有学会正确、全面地认识过去，我们才能重拾自信。

［1］(英)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M］.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M］.北京:三联书店，2005.

［3］邓绍辉.中国近代史话(1840-1919)——第二卷 鸦片战火［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

［4］金观涛，刘青峰.开放社会中的变迁——再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5］樊美平.天朝的崩溃与意识的困守—简评“天朝的崩溃”［J］.书屋，2001(3).

［6］Joseph Nye.Bound to Lead: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M］.New York:Basic Books，1990，pp.188，2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