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讲团的那些日子

2012年9月21日到10月30日，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在全省掀起了“预防职务犯罪大宣讲”，宣讲团兵分三路来到四川的18个市州开了20场预防职务犯罪宣讲会，包括各市州中心学习组成员在内的8000余名领导干部参加。非常有幸参与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宣讲活动，对我而言这是一次难得的经历，在宣讲团几个月的生活可以说让我一生难忘。

2012年7月11日 建团

台前的风景总是很美好也很新鲜，幕后的付出却是非常艰苦，还有很多的人和事没有机会呈现在聚光灯下，但他们才是这个宣讲团最鲜活的生命力——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虽然最后稿件上的落款是“宣讲员李璐君”，但是宣讲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工作。我们是一个团队，这个团队不仅仅是宣讲团，还是四川省人民检察院和全省检察机关。

我们的宣讲团成立于2012年7月11日，宣讲员一共六人，两男四女。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报到那天的情景。

德阳离成都很近，所以我来得最早。实事求是地说，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去做什么，一边在省院预防处办公室漫无目的地翻翻资料，一边等其他几位宣讲员。6月底，院里推荐我到省院参加了一场面试，一起面试的还有30多位来自全省的年轻检察官。一个星期后，我接到通知说面试通过，要求到省院集中撰写稿件。当时我并不知道要写的是什么样的稿件，对“预防职务犯罪宣讲”更是没有一点概念。

去省院报到前，德阳正在搞政法干警知识竞赛，我每天一下班就忙着背那几百道问答题，背了又忘，忘了又背。一位领导打趣我说：“听说你要去省院搞宣讲？去嘛，反正你在德阳也是背，去省院也是背。年轻人，在哪里背都一样的。”我笑了笑，心里一阵窃喜：“哦，‘宣讲嘛，应该就是去当广播员，把政策法规都背下来，然后出去讲。”这么想，倒觉得如释重负了。

中午时分，其他五位宣讲员都到齐了。他们都是各个市州院的业务骨干，而且都是才貌双全。两位男同志身高都在175cm以上，玉树临风：杨金彧是“全省十佳公诉人”，王遂是从空军部队转业的反贪一线侦查员。三位女同志也都是端庄美丽，秀外慧中：陈燕是南充市院控申处副处长，邓旭是泸州市江阳区院办公室副主任，贾红纳曾代表铁检厅参加全国公诉人论辩赛。他们的年龄比我大一些，工作经历和人生阅历也比我丰富。按照岁数大小，我分别叫他们“彧哥”、“遂哥”、“大姐”、“二姐”、“三姐”，他们则亲切地叫我“老幺”。

“老幺”在四川话里就是“家里最小的孩子”。在宣讲团的几个月里，不论是几位哥哥姐姐，还是省院的领导和同事们，都像亲人一样给予了我无微不至的关心和帮助。可以说，在任何时候回忆起这段生活，我心里都是满满的幸福。

午饭后，专委周力和处长吴杰给我们开会。宣讲根据对象和领域不同被分成六个课题：国有企事业单位职务犯罪预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渎职侵权职务犯罪预防、涉农惠民职务犯罪预防、领导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和一般公职人员职务犯罪预防。六个课题随机分配给我们六个人，我负责“领导干部职务犯罪预防”。宣讲要求每人讲一个半小时，要有亲和力，有吸引力，还要避免暴露侦查手段。第一次试讲定在7月17号上午9点，每个人可有五天时间来准备稿件。

2012年7月15日 写初稿

我生于1987年，今年26岁。2009年大学毕业后，一直做着非常具体的工作，在律所打零工，在公诉处当书记员，在反贪局当侦查员……我从未接触过预防工作，也没有当过领导干部，更不知道如何才能有效防止职务犯罪。

那五天对我而言确实是很艰难很艰难。我真切地体会到了“书到用时方恨少”的滋味，而且这个“书”不仅仅是“书本”的“书”，还有“社会大学堂”的“百科全书”。

“领导干部职务犯罪预防……我到底要讲什么才能打动领导干部的心，让他们不犯罪，或者少犯罪呢？”

那几天，我满脑子都是这个问题，每分每秒都在想，可是百思不得其解，脑子几乎搅成了一团糨糊。无奈之中，我拨通了一位老前辈的电话，非常焦灼地向他求救，他却笑而不语。临挂电话前，他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中国的领导干部都是人中龙凤，他们身经百战、经验丰富、见多识广。你一个20来岁的小姑娘去给他们上课，讲什么其实都没有太大用处的，所以看淡些吧。”老前辈的话似乎说得很有道理，我就像一只羽翼未丰的小鸟，还没起飞就遭遇雷阵雨。我整个下午都坐在省院大楼前的阶梯上，望着高楼间那一小片灰蓝色的天空发呆。

刚拿到这个题目时，我多少有点开心。可五天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大半，我一个字也没写出来，而且几乎都找不到方向。这个题目让我眼前一亮，仿佛知道该写点什么，可是又好像很多问题都说不清楚。我开始在网上百度各种资料，管它是什么，先乱七八糟揉成一团。

省院自侦部门为我们梳理了近十年来全省查办的职务犯罪典型案件，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参考资料。可是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这些案子我基本上都没有亲自参与办理，仅仅是一纸判决，如何讲述案件背后的动人故事呢？如果只是将案情平铺直叙，又如何能引起观众的共鸣？各种各样的问题就这样纠缠着我，让我几乎喘不过气来。

2012年7月16日 试讲前

一个半小时的宣讲，讲稿至少要两万字。试讲前一天，我一直坐在电脑前面，从早上7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不停地敲打键盘，最终还是没有把稿子写完，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在网上找了一大堆图片放进幻灯片，准备试讲的时候临场救急。可我并不知道，预防工作是需要岁月积累的，要日积月累才能信手拈来，真到了试讲的时候，我对着图片也只有张口结舌。这一夜，我一分钟也没有睡，时间过得好快，眼看着天就亮了。收拾了电脑冲了个澡便匆匆赶到会场，去会场的路就好像铺了棉花一样，踩上去软绵绵的。我知道，我多半是交不了差的。

2012年7月17日 试讲

第一次试讲比我想象的更紧张，台下坐着十几个评委，都是省院各部门的主要负责人。我们六个是他们亲自挑选的，他们的目光就像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充满了期待。

按照事先约定，年龄最小的要第一个上台讲。于是，我攥着没写完的讲稿，迷迷糊糊地走上讲台，对着滥竽充数的幻灯片一顿不知所云。我东拼西凑、绞尽脑汁也没能讲够一个半小时，最后支支吾吾地磨蹭了40分钟，那40分钟对我来说，真的比40天还漫长。我不敢抬头看台下的评委，害怕他们忍不住会把手里的茶杯扔上来。那时候，如果谁能拿个什么东西挡住我的脸，我一定会感激地痛哭流涕。硬着头皮讲完后，我坐在台上听评委点评，深深地埋着脑袋。我想，他们一定失望透了。可是，评委们并没有批评我、指责我，而是给了我很多鼓励和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为我指出了宣讲中存在的问题，并帮助我确定了努力的方向，我认真地记下他们说的每一点意见和建议，并努力将它们付诸行动。

这样的过程对我而言无比珍贵，是他们耐心的指导和搀扶，才让我自信地走上了讲台。

2012年7月18日至9月20日 六易万言稿

宣讲团里最流行三句话：第一句，“一天不是8个小时，而是24个小时”；第二句，“59分，推倒了重来”；第三句，“永无定稿”。这三句话一直伴随着我们在宣讲团度过的每一天。

2012年的夏天很炎热，我们是在最酷暑难耐的时候相聚在一起的。试讲平均每十天一次，前前后后一共七次。每一次试讲，我们六位宣讲员每人要讲一个多小时，讲完后评委点评，十几个评委点评下来也要讲一个多小时。所以，一次试讲少则一整天，多则一天半或两天。现在回头想想，最辛苦的其实不是六位宣讲员，而是宣讲团背后的评委团。他们都是省院各个部门的领导，工作本来已经非常繁重了，但是还要放下手上的工作来听我们讲，一边听，一边在笔记本上做笔记，等我们讲完再给我们指出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的意见。我们讲完了就可以马上去休息，可他们一坐就是一整天。

后面几次试讲，省院检察长邓川、副检察长刘勤和其他领导也都加入了评委团。他们都坐在观众席上，把自己当成学生，认真地听，认真地记，而我们六个年轻人却在演讲台上张牙舞爪、滔滔不绝。现在想想，真是觉得自己胆大包天，什么都不懂，还敢在那么多领导和专家面前神采飞扬，实在是嚣张。但是，正是他们的包容、鼓励、支持和帮助让我们充满了勇气和力量，去克服一切困难。

2012年夏天，在成都市城南郊区的一个酒店里，有六个房间的灯常常通宵亮着。从7月11日宣讲团成立到9月21日拉开全省巡讲帷幕，六位宣讲员在这里住了整整72天。这72天里，几乎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夜以继日地修改稿件。一天不是8个小时，而是24个小时，火烧眉毛的时候，我们甚至希望一天的时间能够再长一些。

两个多月的时间看起来很长，但是被七次试讲分割成一小段一小段，每一段都只有几天时间。每次试讲结束后，我们都会整理出评委团的修改意见，有些意见只需要“小修小补”，有些意见对于现有的稿件则是颠覆性的否定，最终的结论经常都是两个字——“重写”。我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六篇讲稿，每一稿都是一万多字，从不同的角度去阐述“权力边界”的问题，其他几位宣讲员的情况也和我差不多。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处搜寻资料，眼睛随时都像小白鼠一样，看见“好东西”就会滴溜溜打转。我们到省院各个部门去找案例、借书、听前辈讲案件背后的故事，各部门的领导和同事们对我们都是百般照顾、有求必应；到成都市院、金牛区院、成华区院等地学习取经，几个院的领导和同事们也对我们是鼎力相助；到广元、眉山两地去搞试讲，广元市院和眉山市院的领导和同事们也给予了我们大量的支持和帮助。这又回到了我开始说的话题，宣讲不是我们六个宣讲员的工作，我们的背后是整个四川省检察院和全省检察机关。

在全省搞宣讲是一个很大的范围，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要非常注意影响。所以，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一些稿件的内容不能被完全采用。但是，回头看看这个青灯伏案、上下求索的过程，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和文献，搜集了不少案例，也关注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在我们平时的工作中是很难主动去思考的。写稿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这72天里，我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我不能说72天里有72变，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在这里受到了一次全身心的洗礼。

我会永远感激在宣讲团度过的每一天，遇见的每一个人。

2012年9月21日 巡讲第一站

我不断地告诉自己，一个字也不能讲错，一个字也不能讲错。我一紧张就会不停地搓手，搓自己的手，也搓别人的手，大姐坐在我旁边，我把她手心都攥出了汗。

这一天，全省巡讲正式拉开帷幕。在宣讲团正式走出去之前，我们又做出了很多修改和调整。不仅仅是稿件的内容、幻灯片的制作，还有宣讲的很多形式和细节。比如，是坐着讲还是站着讲？是自己放幻灯片还是别人帮忙放？一个课题讲一个半小时还是缩短一点？什么地方配什么图片？女孩子梳什么发型？戴不戴眼镜？……

最终我们确定，第一阶段兵分两路，三人一组，每个地方安排两个课题；我们自己带电脑，自己放幻灯片，每个课题讲40分钟；年轻人一定要站着讲，一来体现对观众的尊重，二来说话时中气更足；女孩子统统把头发盘起来，戴隐形眼镜，尽可能干净利落、清新自然地去表达一个主题……

因为是第一次开展这种形式的大规模宣讲活动，很多东西都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整个宣讲团，不论是宣讲员还是组织者，都是在一点一点地尝试，摸着石头过河。也正因为如此，每一个人都在积极地出谋划策，都在尽可能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虽然最终宣讲所呈现出来的结果并不完美，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阶段内很多人共同努力奋斗的结果。

全省巡回宣讲的第一站是“中国气都”、“革命老区”——四川达州。宣讲安排在9月21日下午两点半开始，二姐先讲《工程建设领域职务犯罪预防——工程的背后》，我再讲《领导干部职务犯罪预防——权力的边界》。达州市委书记焦伟侠和全体市委中心学习组成员参加，共计300余人。

按理说经历了那么多次试讲，我应该是不紧张的，可事实并非如此。两点钟左右，我们来到会场，会场设在达州市委大楼的环形报告厅里。大楼门口停了很多公务车，还有一些车子源源不断地开往那里。从车上下来的人一个个看上去都气宇非凡，基本上都是单位的主要领导，或者是书记、县长。他们和我们走一个方向，一边走一边互相打招呼。我不敢和他们走得太近，在电梯间里我也不敢抬头张望，我怕别人认出我就是一会儿要上台的宣讲员，怕别人看出我脸上哪怕有一丁点的稚嫩和不自信。

副检察长刘勤也来到宣讲会现场，试讲阶段，他已经听我讲过很多次了，今天他还要继续听下去。在我们宣讲的18个市州，省院的几位副检察长和专职委员都轮流出席宣讲会现场，我们常开玩笑，说领导们重复听那么多遍，耳朵都该起茧子了，对我们的稿件估计比我们自己还要熟悉。

我注意到，会场两边都架了摄像机，还有一位师傅扛着机器在四处拍摄。参会的每一个人都带了笔记本，宣讲一开始，他们就非常认真地听讲，看幻灯片，做笔记。革命老区的同志严肃认真的工作作风让人肃然起敬，也让人感到很大的压力。

一个小时后二姐讲完了，她发挥得很好、很顺利，会场气氛也很不错，这让我又多了一些自信心。我做了一个深呼吸，然后微笑地走上讲台。

在台上的40分钟过得很快，经过反复的修改和练习，我能清楚地记得稿件里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字。宣讲的时候，我注意观察台下的氛围和观众脸上的表情，讲到有趣的地方时他们会笑，会若有所思；讲到乏味的地方时，他们会走神，会东张西望。我开始发现，台下的观众心里是一种什么感觉，最清楚的其实莫过于台上说话的人。

我讲《权力的边界》，用了一种最简单的逻辑来组织稿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办。整个宣讲也就围绕着“什么是权力”、“权力从哪里来”、“权力的边界是什么”、“我们该如何把握好手中的权力”几个问题展开。在权力边界的问题上，我着重讲了“道德的边界”和“法律的边界”。我发现，听众更感兴趣的是“法律的边界”，也就是一些在实践中容易被人误解的职务犯罪行为——哪些行为一些领导干部可能还心存侥幸，可事实上这就是在犯罪。听众之所以对这一部分更感兴趣，是因为这部分更贴近他们工作和生活，在后来的宣讲中，我也不断地去发现和总结这部分内容，并对稿件做了一些调整。

我的宣讲中也加入了一些传统文化元素，也讲了一些故事和道理，宣讲团的理想是“像《百家讲坛》一样打造精品”，这对我来说确实很难，我只能尽可能地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阐释法律，解说案例，尽可能动情地去表达一些感情。我希望能用真诚去打动听众，告诉领导干部们要把握权力边界，远离职务犯罪。

第一次宣讲的效果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达州市市委书记焦伟侠给了我们很高的评价，说“这样的宣讲档次很高”。参加宣讲的其他领导干部也给了我们不少肯定，他们对这种宣讲方式的认可和欢迎增强了我们的自信心。同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非常宝贵的意见，比如可以增加达州本地的案例以增强震慑力，可以放慢幻灯片的播放速度以方便他们做笔记。这些问题，在后面的宣讲中我们都尽可能地注意。

2012年9月22日至11月1日 全省巡讲

我们几乎走遍了四川的每一座城市，这些宣讲有的在政府报告厅，有的在学术礼堂，有的在大剧院；有的二三百人，有的七八百人，有的上千人；从夏天讲到冬天，从川北讲到川南。我们在给别人讲，别人也在给我们讲。一路下来，留下了很多温暖和感动。

在后来的一个多月里，我随宣讲团先后到了南充、广元、德阳、成都、眉山、乐山、自贡。其中，在南充我没有上场，在自贡讲了两场。自贡市市委书记雷洪金也给了宣讲团高度的评价，他要求自贡市纪委和自贡市检察院也要在自贡搞这样的宣讲，让自贡所有的干部都能受到这样的教育。在那天上午的宣讲会上，自贡市富顺县的县委书记唐宏也来听了宣讲，宣讲会结束后，他盛情邀请宣讲团再到富顺县里去讲一讲，所以当天下午我们又赶赴富顺加讲了一场。

实事求是地说，巡回宣讲还是比较辛苦的。四川很大，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有的路途还是很遥远。我们有一辆小面包车，拉着宣讲员和后勤保障人员。做后勤保障的都是我们预防处的领导和同事们，他们一路上对我们是无微不至地关心和照顾，默默付出却从不言苦。吴杰处长常开玩笑说：“这辆小面包车就像吉卜赛人的大篷车，而我们就像吉卜赛舞者，在四处的漂泊和流浪中追求艺术和理想。”

通过宣讲，我看到每一个人，不论是领导干部还是一般工作人员，不论是宣讲团还是当地的党政机关，每一个人都非常敬业，非常努力。我们都发自内心地热爱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热爱我们的党和人民。为了共同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都在孜孜不倦。我开始慢慢懂得宣讲的意义和价值：希望更少一些人误入歧途，希望每一个人都平安幸福，希望国家和民族更加繁荣昌盛，希望我们共同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宣讲结束后，我搜集了整个过程中保存下来的照片、视频和文字资料，做了一本电子书，电子书的背景音乐叫《我爱你，中国》，我想没有哪一首歌曲能比它更加准确地表达我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在宣讲团的那些日子，已成为我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带着宣讲团的理想和精神回到工作岗位，我会更加踏实、更加努力地做好每一件事。谢谢在宣讲团遇见的每一个人，度过的每一天，祝福大家一切都好！

权力的边界（讲稿节选）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是“权力的边界”，在今天的讨论开始之前，我想首先和大家分享两个最近发生的案例。

引子：石永怡案

画面上这位女士大家认识吗？她叫石永怡，看上去端庄、美丽、大方。她长着一双会说话的眼睛，灿烂的笑容里仿佛有说不完道不尽的动人故事。

再来看看这张照片。这张照片上的人，大家能看出是男是女吗？猜一猜这个人和石永怡什么关系？这个人也是石永怡，和前面的石永怡是同一个人。一夜白头啊，大家是不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么，石永怡是谁呢？我们来看看她的简历。

石永怡，女，生于1955年，企业管理学硕士，高级工程师。曾经是中国气象局下属的国企北京华风集团的总经理，也曾担任过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的副主任，是一个副厅级领导干部。《天气预报》大家都很熟悉，她曾经就是《天气预报》的老板娘。全国有一百多档气象服务节目都是她和她的团队创建的，所以，她被称为“中国气象事业的开拓者”。

2012年10月19号，石永怡因为贪污罪被北京市一中院判处有期徒刑11年。检察机关指控她贪污公款100多万元用于护肤和美容。大家看看这像是一张花巨资打造的脸吗？有人说：“一个人40岁以前的相貌由上帝负责，40岁以后的相貌由自己负责。”这话不假。40岁以前的相貌是爹妈给的，天生丽质；40岁以后的相貌就看自己造化。所谓相由心生，石永怡今天之所以丑态百出，完全是因为两个词：“权力”和“贪欲”。正是她内心的贪欲，让她突破了权力的边界，所以锒铛入狱，痛苦不堪。

痛定思痛，也许会冷却过于炽热的功利心，从狂热里退步抽身，也许能唤起我们内心深处的理性和良知。所以今天我们就一起回归到一个本真的话题——权力：到底什么是权力？权力从哪里来？权力的边界是什么？我们又该如何把握好手中的权力？

什么是“权力”？

权力的一般概念和学术定义是：权力是权力主体凭借一定的政治强制手段，在有序的结构中，对人与社会的一种支配力和控制力，是职位、职权、职责的内在统一。西方学者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行为之上的一种能力。”这是西方人对于权力最为普遍的看法。

在我国，权力又是什么意思呢？在我国，权力的“权”字古时候是这样写的——權。这个字的本意是称量，权衡。“权”字左边有一个“木”字，而权力本身也和木头息息相关。比如我们爱看古装剧，都知道古时候衙门老爷喜欢用一块黝黑的木板来显示衙门的威严，那块木头叫做“惊堂木”，也叫“醒木”。衙门里用来惩治犯人的刑具，比如板子、水火棍、木枷等等，也都是由木头做的。从这个角度分析，权力的意思就很清楚了。它既是一种能够通过某种实物表示警醒的东西，又是一种需要通过精神力量来传达的威慑力和不可侵犯的庄严。

权力从哪里来？

首先，权力来自人民。两千多年前，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尚书》也说：“民为邦本，本固君宁。”毛主席说：“为人民服务，人民万岁！”他们都说权力来自于人民，老百姓才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

中国的历史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封建统治的历史。在封建王朝，人们关于权力的观点是“君权神授”。最高统治者被称为“天子”，皇帝下圣旨，第一句话往往都是“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意思就是说，我代表的是天意，而天意是不可违的。

但是，历史总是要发展的，传统的权力观念终究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车轮。在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下，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封建帝制，中国迎来了民主共和。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所以，我们说“权为民所授”。因为权力来自人民，所以人民是一切国家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国家的权力要为人民服务，依照人民意思行使，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

权力又是怎样运行的呢？

权力的运行生来就有公允性和扩张性。

所谓“公允性”是指权力是否被民众广泛认可，是否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这一点不管是在人治国家还是法治国家，意见都是统一的。

比如我们举个例子，江西于都，曾经是当年红军长征的起点。1934年，8万多红军主力在于都集合，准备渡河长征。可是，当时于都河上一座桥也没有，红军是怎么过去的呢？是于都的老百姓拆了自己家里的门板和床板，搭浮桥、摆渡船，把红军一个一个送过去的。

那么红军又是怎么对待老百姓的呢？喜爱历史的人都知道，红军的军歌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据史料记载，毛主席其实刚开始向全体红军宣布的是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行动听指挥，不拿群众一点东西，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上门板，捆铺草，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红四军向赣南闽西转进，为了适应当地民俗，毛主席又征求大家意见。这时有人又提出两条注意：一个是洗澡要避女人，一个是大便要挖厕所。现在这些话听起来都很土气，但是就是从这些土话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党对老百姓的关心和爱护。

中国革命胜利的每一步，都是中国的老百姓和党的军队一起用生命换来的。老百姓在革命时期对党非常支持，在和平时期也依然是坚决拥护。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最关键的时刻，比如办奥运会、世博会，比如发生5·12大地震，只要是在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面前，党的大旗一挥，全国上下就会立刻响应，出钱出力，同心同德。而老百姓对党的这种支持和拥护正是我们党权力的公允性。

所以，孟子说：“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就是要告诫我们，一切权力都来自于人民，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我们讲的权力的公允性。

权力不仅有公允性还有扩张性。大家都听过“苛政猛于虎”的故事。苛政为什么猛于虎呢？这里就涉及权力的扩张性问题。

权力，生来就具有扩张性。西方哲学家认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会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因为权力的肆意扩张，才会有苛政，才会有贪腐，而苛政和贪腐一样，对于老百姓来说，都是洪水猛兽。与此同时，权力的扩张性对于为官者自己而言，也是一把双刃剑，剑走偏锋可能武艺高强，稍不留神也可能伤了自己。所以，我们说权力要有边界。这不仅仅是对于社会的被管理者而言，对于社会的管理者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