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

2013-03-29 03:02姜巍高卫东张敏
现代大学教育 2013年1期
关键词:空间分布高等教育影响因素

姜巍 高卫东 张敏

摘 要:促进高等教育公平发展是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要内容。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张,各省在校生规模绝对差异不断加大,但相对差异在几次大的波动后目前正处于稳定阶段;相对于省份间的差异,高等教育规模在省域内差异更为严重,高校集中于省会的现象十分突出;高校在校生规模影响因素模拟结果显示:造成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并非区域经济水平和交通状况,而是师资条件和人口规模;从各省高等教育规模影响因素的分析来看,因各省自身发展条件不同,具体影响因素各异,但以师资条件为主因。为此,各省可以通过发挥自身优势来提高在国家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关键词:高等教育;空间分布;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610(2013)01-0043-08

一、高等教育规模区域差异研究进展

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得高等教育在区域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工业化进程中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增加[1]使得美[2]、法[3]及欧洲很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4]都先后出现过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由此产生的高等教育区域不平衡问题曾引起相关学者高度关注[5]。在中国,由于历史文化、人口分布、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地理位置等原因,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与结构存在巨大地区域差异。作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基本场所,高等教育空间分布将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区域的社会发展[6]和经济进步[7],因此,近年来关于高校空间布局特征的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

由于选取的研究区域范围、评价指标及时间跨度不同,所得到的结论也不尽相同。薛颖慧等人运用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分别计算我国1997年人口、城市、教育和经济的地理重心,发现高等教育东西部差异不及省际差异明显[8];赵宏斌等人研究2004年我国高校在省级和地级以上城市分布,发现高校在省域分布比较均匀,但在省会和地级市分布不均[9];候龙龙等人分析1997和2002年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空间分布变化情况,结果表明高等教育资源在省域范围内分布不均衡性加剧,教育资源空间分布较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更大[10];晏成步等人使用2004-2007年每万人拥有在校学生和亿元国内生产总值拥有在校学生数两个指标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地区高等教育规模与国内生产总值无关,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显著相关,城市化进程对高等教育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11];沈鸿敏等人对1949-2007年各省高校数量的非均衡性进行分析,结果发现50多年来我国高校地区间分布差异在减少,但是总体水平依然很高[12];邱均平等人根据2010年各省高校总数、高校地区竞争力得分对我国高等教育资源的区域分布进行评价,认为我国高校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13];郑红霞等人分析2010年各省民办高校和本科院校空间分布差异,发现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主要集中在沿海地区[14]。

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过去有关高等教育空间分布的研究多采用统计指标进行分析,研究地域包括地区、省区和地级市不同范围,分析的数据有原始统计数据、换算数据,所以,尽管有些学者采用的分析指标相同,造成研究结果差别很大;在时间跨度上,多以截面或较短时间序列为基础,研究结果不能反映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分布差异的演变过程及全貌。本文以1949年为时间起点,对6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变化状况进行分析,探讨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变化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将对我国高等教育的空间规划提供理论依据。

二、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空间格局演变过程

1949年以来,高等教育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高校数量从1949年的205所增加到2010年的2358所,在校学生从11.7万人增加到2230万人,毕业学生总数接近5000万,为我国国民经济发展输送了大量高级专业人才。高等教育在覆盖范围上也更加广泛,高等院校从1949年主要集中在沿海和南方部分省份发展到目前全国各省都有独立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已经成为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但区域特征仍然十分显著,主要表现在两方面。

(一)省级规模绝对差异逐渐增加

相对于高校数量,高校在校生规模更能客观反映各省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空间差异。从各省普通高校在校学生空间分布总体状况来看,60多年来,各省高校在校生数量都经历了大幅度增加的过程,国家统计局2010年[15]和2011年[16]的数据显示,各省高校在校生平均规模从1949年的0.42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71.99万人(见表1),在整体上呈现东部地区大于西部地区、人口密集区大于人口稀少地区的态势。其中,1949年之前,上海市因为较好的区位和经济条件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中心,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首都北京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重镇。此后,随着国民经济建设的全面恢复,江苏省经济实力大大加强,加之良好的文化传统,迅速成为我国南方重要的高校集中地。新疆、西藏则因为地处偏远、经济薄弱,高等教育发展一直相对落后。

从高校在校生规模的区域差异变化状况来看,随着在校生规模逐步扩大,我国各省高等学校在校生规模绝对差距持续增加,在校生规模标准差从1949年的0.46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44.87万人;省域间规模差异离散程度起伏较大,表现为变异系数起伏。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5]显示,1949年,我国高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有10个省区高校建设处于空白状态(见图1),其余省份高校在校生规模也十分小,但区域间在校生规模差异巨大,上海和北京两地在校生就占全国的40%以上,高校在校生变异系数达到153.57%。此后,随着我国经济建设全面铺开,各省高等教育也都得到了一定发展,所有省份都成立了高校(见图2),至1978年各省普通高校在校生标准差达到1.52万人,变异系数为58.39%。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步确立,各省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差异又开始增加(见图3),变异系数达到152%。1999年第三次全国第三次教育工作会议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高校数量和学生规模扩张时期,各省高等教育都在不断扩建、扩招(见图4),至2010年,我国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变异系数减少为62.29%。

为了量化省级高等教育规模差异水平变化的具体过程,本文分别引入泰尔系数(Theil index)和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HerfindahlHirschman index, HHI)。泰尔系数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衡量区域经济差异、教育获得差异等方面的研究,其值越大,高等教育区域差异水平越大[17]。赫希曼-赫芬达尔指数最初是用来衡量市场集中度的指标,该指数越大表明产业地理集中程度越高[18],本文使用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最大的5个省份来度量高校区域分布的差异。具体计算方法见公式(1)和(2)。其中,yi表示i省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ˉy表示各省普通高校在校生平均规模,Y表示全国普通高校在校生总量。

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5]进行分析发现,60多年来我国高校普通在校生规模的泰尔系数与赫希曼-赫芬达尔系数表现出几乎完全一致的变化趋势,即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省域相对差异经历了50年代初期的高值阶段、“大跃进”时期差异缩小阶段、“文化大革命”时期激增阶段,目前正处于区域差异平稳缩小阶段(见图5)。

(二)主要集中在省会

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分布不仅存在省级差异,同时存在省内差异,为了度量省域内高等教育空间分布的差异,本文引入首位比和首位度系数[19]进行分析。其中,首位比是某省教育规模最大的城市的在校生数与该省高校在校生总量的比值,该指标主要用于表征该省高校在校生在首位城市的聚集程度;首位度是指首位城市普通高校在校生规模与第二位城市的比值,该指标主要用于表征首位城市的教育地位。一般来说,首位度小于2表明空间结构正常,集中适当;大于2则有结构失衡、过度集中的趋势。受数据获取限制,本文仅对河北、山西等25个省份的省内差异进行分析。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表明,从1990年至2010年,我国各省区首位城市的首位比普遍开始下降(见图6),平均值由1990年的58.72%下降到2010年的55.05%;普通高校主要集中在省会城市的局面有所改变,但是首位比仍然处于高位水平,大部分省份的省会城市承担本省50%以上的高校在校生教育任务;不同省份的首位比差别巨大,边远地区首位比高于中、东部地区。就具体分布省份来看,山东、河北、辽宁、安徽等省份的首位比较低,都不超过40%,贵州、云南、陕西、海南等地首位比较高,超过70%;大多数省份首位比保持基本稳定,一些省份首位比出现骤增骤减现象,如宁夏的首位比从1990年的41.33%增加到2010年59.18%,而浙江的首位比则从67.41%减少到45.49%。

首位度反映了各省首位城市高等教育地位的强弱。对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进行首位度分析显示,直到目前为止,我国所有省份的高等教育首位城市都是省会城市,省会城市仍然是省级行政单元高等教育中心(见图7);虽然近20年来我国大部分省份的首位度都开始下降,均值由6.04下降到目前的4.85,但省域范围内高等教育集中度依然很高,存在结构严重失衡现象;首位城市在省域高等教育的地位差异很大,昆明、乌鲁木齐等城市在当地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其普通在校生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地市而使得首位比超过10,而辽宁省的沈阳和大连在高等教育规模方面则基本处于势均力敌状态,其首位度仅为1.4。

三、高校规模差异的主要影响因素

提高教育公平是中国近年来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中国不同省份经济水平、区位条件、师资条件和区位状况等外在条件不同,高校发展规模也差别巨大。对高等教育空间格构差异形成的原因研究上,大多数国内学者都是从历史传承、经济水平、人口基础、自然环境、教育自身发展等方面展开研究。梁志等人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决定发展高等教育的实力、需求强度及进一步发展的可能[21];陈慧青通过对数据统计分析后发现,高校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的省份[22];罗明东认为,地理环境通过影响经济活动和人口分布进而间接制约教育发展[23],王国强等人则认为师资队伍是高校生命力和竞争力的核心[24]。尽管目前对于影响高等教育规模区域差异的原因说法众多,但国内学者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地区经济水平、人口数量及师资力量是影响高等教育规模的重要条件。西方国家对于高校发展规模影响因素的研究更为微观,泰勒(Z. Taylor)[25]、麦克雷(T. McCray)[26]、凯尼恩(S. Kenyon)[27]等人分别对波兰、加拿大和英国的高等教育入学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区域交通状况决定其易达性,交通是否方便是学生选择学习地点的重要因素;皮克登(A. Pickerden)[28]和克罗齐(G. Crozier)[29]等人则认为部分区域因文化排斥导致生源不足,但这一现象在中国十分少见。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地区经济水平、人口规模、师资条件与交通状况与高等教育规模存在正相关关系。

为了定量了解影响中国区域间高等教育规模差距的决定因素,本文使用1981-2010年中国各省(受数据完整性限制,不包括西藏、重庆及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高等教育相关数据,对造成我国及各省高等教育规模(公式中为STU)差异的具体因素进行分析。文中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用国内生产总值(1980年不变价,单位:亿元,公式中为GDP)表示,人口用各省当年人口总量(单位:万人,公式中为POP)表示,师资条件用各省高校专任教师数量(单位:人,公式中为TEA)表示,交通状况用铁路网密度(单位:铁路公里数/万平方公里,公式中为WAY)表示。设高校在校生规模模型的函数形式为(见公式3):

为了克服多重共线性现象,本文使用EVIEWS6.0采取进行逐步回归法对2010年中国高校分布状况进行模拟,并分别对模型拟合优度、变量显著性和方程的显著性检验。中国高等教育规模空间分布影响因素模拟的结果显示(见公式4),经济水平和交通状况并不足以影响中国高等教育总体空间分布现状,而人口和师资力量才是决定高校在校生空间分布的主因。究其原因,与我国对高等教育投资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较少不无关系,尽管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对高等教育的投资,但至今国家对普通高校所支出的财政教育经费也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66%,这与我国庞大的经济产出显然是不相符的。

根据国家统计局2010年[15]和2011年[30]数据,对各省高校在校生规模具体影响因素的模拟表明(见表2):第一,影响不同省份在校生规模的因素数量及其作用强度各不相同,但几乎所有省份都受高校专任教师数量影响,专任教师数量决定教育规模,这说明要提高区域高等教育竞争力必须重视师资引进;第二,尽管国内生产总值对国家层面上高等教育空间分布影响很小,但是在省域层面上,因为各省对高等教育投资力度不同,仍有13个省市高等教育发展与经济水平密切相关,其中以北京、上海为甚;第三,在国家层面上,人口规模是影响高等教育规模的主要原因,而在省级层面上这一因素的作用范围并不占优势,只有四川一个省份的在校生规模受人口规模的影响,这与各省高校开始面向全国招生、生源不局限于本省有关;第四,交通条件对中西部省份高等教育规模的影响有所展现,铁路网密度对内蒙古、天津、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西、陕西、青海等省的在校生规模影响较大,从这里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可以通过加强经济投入和改善交通条件来弥补自身条件不足,从而实现高等教育规模化发展。

四、中国高等教育区域发展的结论与启示

194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为我国经济建设输送大量高级专业人才,其空间分布也从集中到分散,形成覆盖全国、学科体系完善的高等教育网络结构。然而,高等教育公平性发展仍然是众多专家学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为此,本文对194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空间格局演变的过程及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发现:

第一,1949年以来尽管各省高校在校生规模都在不断扩大,但仍然主要集中在东部及人口密度大的区域,省份间教育规模绝对差距也越来越大,而离散程度则呈波状起伏状态;从省级高等教育规模差异水平变化来看,受政策影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省域差异几经起伏,目前正处于区域差异平稳缩小阶段。高等教育规模绝对差距的增大,高校过度集中于少数几个省份,会对地区间平衡发展与高等教育公平造成巨大障碍[27]。因此,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国教育政策制定重点仍然应当将高等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作为一个重要工作内容。

第二,对省内高等教育空间分布特征分析显示,我国目前高等教育更集中于省会城市,省会仍然是我国省级高等教育的中心。上述分析结果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在省级空间分布的差异较小,而省内空间分布的差异较大,因此高等教育空间分布格局的调整应该重点放在省级区域内部。应当指出的是,区域内高校竞争现象不仅出现在中国,西方国家也非常普遍,如安德森(R. Andersson)[31]、布鲁诺(G. Bruno)[32]等人分别对瑞典及意大利某一地区(Campania)高校的空间分布进行研究,发现区域竞争使得高校地理分布产生分化。过度竞争会造成不良内耗,为避免这一现象发生,西方国家地方政府大多是通过创造就业机会、提升区域经济水平和创造和谐文化氛围等方面进行努力修正[33],这些做法是值得我国地方政府借鉴的。

第三,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空间分布差异的原因分析显示,在省级层面上,区域人口规模和师资条件是导致我国目前高等教育分布现状的主因,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和交通状况不足以影响在校生规模的分布。从影响各省高等教育发展的因素分析结果来看,由于自身发展条件不同,影响各省高等教育规模的主要原因及影响强度各不相同,但相同的是高校专任教师是影响所有高校在校生规模的共同原因;相比而言,经济发展水平比人口规模对区域高校在校生规模的影响更大;对于在经济上竞争力较弱的中西部地区,交通条件则是影响其高校规模的主要动因。上述分析结果表明,要改变我国高等教育空间规模分布的现状,各省可以根据自身发展高等教育的优势,因势利导,通过改善区域交通条件、师资水平及教育投入来提高区域在国家高等教育分布格局中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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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张少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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