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戒之宋诗观发微

张 颖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24）

张戒之宋诗观发微

张 颖

（中国传媒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024）

在中国古典诗歌的艺苑里，唐宋诗歌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诗学审美范型。张戒在 《岁寒堂诗话》一书中，旗帜鲜明地对宋诗进行了深刻地批判，表现出扬唐抑宋的诗学倾向。早在张戒之前，魏泰、叶梦得等人已对宋代诗风有所反思，但张戒却是其中最为激烈、尖锐的声讨者，并且将批判矛头直指宋诗的标杆人物苏黄，显示了一名诗歌理论批评家的过人眼力与胆识，为宋诗的及时纠偏起到了积极的匡正作用，在诗坛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扬唐抑宋；先声；苏黄

《岁寒堂诗话》作为宋代一部重要的诗话著作，是以宋代诗学为背景与依托的，对宋诗的评点是其诗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代表了其诗学审美理想之趣尚。综观此部诗话，对宋诗表现出尖锐的批判态度，张戒何以有此论调？为何他对宋诗的批判能在诗坛上造成深远影响？带着这些疑问，本文欲通过以上问题的解答，从而对张戒诗学理论中的宋诗观作出一个更为清晰、详赡的诠释。

一、诗分唐宋

张戒 （《宋史》无传，生卒年不详，其名见于《宋史·赵鼎传》，李心传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其事迹较详）的诗学理论表现出鲜明的扬唐抑宋倾向，因此我们在谈他对宋诗的批判之前，首先应该对唐宋诗表现出的不同风格特征，以及以唐诗为参照物，宋诗所呈现出的一些缺陷作一简略描述。

诗歌是中国文学的一门古老艺术，经过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时期的积累与铺垫，诗至唐代攀上了辉煌的巅峰，迎来了名家辈出、诗体大备的黄金期，产生了象李白、杜甫这样千古不朽的伟大诗人。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唐诗的繁荣，正是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种因素，再加之诗歌自身的不断发展演变而形成的。尤其为文学史家所盛誉的盛唐时期更成为诗国上百花齐放、蔚为壮观的诗歌繁荣期。严羽 《沧浪诗话》总结唐诗的艺术特色说：“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1］26又道：“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1］253从总体来看，唐诗呈现出雄浑的风格特色，追求玲珑的兴象、悠远的意境。唐诗不仅在诗境的建设上臻于极至，而且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也成熟完美，殷璠 《河岳英灵集》中赞美盛唐诗歌：“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2］1，在其 《集论》中又说：“文质半取，风骚两挟。言气骨则建安为传，论宫商则太康不逮。”［2］4可见，唐诗在积极吸取了前代文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声律风骨兼备，取得了后人难以企及的巨大艺术成就，因此能够独步千古，垂范后世。康熙皇帝 《御制全唐诗序》有言曰：“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亦诸法毕该。故称诗者，必视唐人为标准。”［3］如其所言，唐诗取得的杰出成就，足以使它成为诗歌史上的最高艺术典范，因此，后人论诗也就往往喜欢以唐诗为审美标准进行取舍、判别高下了。

宋人处于唐人后，面对唐人这座难以逾越的艺术高峰，宋诗创作出现了 “开辟真为难”（［清］蒋士铨 《忠雅堂诗集》（卷十三）《辨诗》）的窘迫局面。宋代诗人王安石就曾感叹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陈辅之诗话》“清风明月常有光景常新”条）从诗歌发展的内部规律看，唐诗情景交融的传统表达范式已发展到了顶峰，诗歌创作也走到了一个处穷必变的境地。而远在盛、中唐之际的杜甫、韩愈等大诗人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 “天明独去无道路”的危机，于是开始了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最初尝试。宋诗要想有所发展，无疑必须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新的表现手法，才能突破唐诗、超越唐诗。而经过宋代诸多诗人的努力开创，宋诗也终于以一副新面目自立于天地之间，呈现出一种与唐诗迥异的气象， 《沧浪诗话》云：“唐人与本朝人诗，未论工拙，直是气象不同”［1］144，“大历以前，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晚唐，分明别是一副言语；本朝诸公，分明别是一副言语。如此见，方许具一只眼。”［1］139宋人积极吸收、发展了杜、韩开创的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表现手法，并将之无限扩大化。他们运用唐、宋古文的创作方法写诗，大大扩充了诗歌的题材，一切事、一切意无不可入诗，正如欧阳修 《六一诗话》所云：“资谈笑，助谐谑，叙人情，状物态，一寓于诗，而曲尽其妙”［4］272。除了诗歌题材大大扩充外，宋诗的表现手法也随之出现了相应的变化，主要表现在议论、说理的成份大大增加，典故的运用也十分普遍，与唐诗主抒情、造意境不同，宋诗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散体化特征。

钱钟书先生说： “故自宋以来，历元、明、清，才人辈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范围，皆可分唐宋之畛域。”［5］4唐、宋诗的确代表了中国诗歌的两种范型。对于唐、宋两种诗歌风格，从古至今多有评述，观点各异，但从总体观之，人们对唐诗的评价普遍很高，而对宋诗则毁誉不一、争论颇大。

在古代，人们就认识到唐宋诗的巨大差异，并多有论述。吴乔引 《诗法源流》云：“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诗主于达性情，故于三百篇近，宋诗主于议论，故于三百篇远。” （《围炉诗话》）翁方纲云：“唐诗妙境在虚处，宋诗妙境在实处……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石洲诗话》）王士禛曰：“唐诗主情，故多蕴藉；宋诗主气，故多径露。”（《诗友诗传续录》）刘熙载称：“唐诗以情韵、气格胜，宋苏、黄皆以意胜”。（《艺概》）叶燮则把 “宋人以文为诗主议论”与“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对举，指出了唐、宋诗的区别。（《原诗》）以唐诗为参照系，宋诗的缺陷无疑是明显的。明代以李梦阳为代表的前七子就倡导“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之说。对于宋诗存在的问题，明清许多诗论家都有过评述，如何景明说：“宋诗言理”（《汉魏诗序》）；胡应麟云： “禅家戒事理二障，余戏谓宋人诗，病政坐此”（《诗薮》）；李东阳曰：“诗法多出宋，而宋人于诗无所得。所谓法者，不过一字一句，对偶雕琢之工，而天真兴致，则未可与道” （《麓堂诗话》）；馏绩曰： “唐诗浑成，宋诗饤饾。唐诗缜密，宋诗漏逗。唐诗温润，宋诗枯燥。” （《霏雪录》）可见各家对宋诗违反艺术特征的批评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形成了一种气候。

时至今日，人们对于唐宋诗的看法，持论渐趋公允。最著名的一段研究结论则是缪钺先生于1940年8月在《论宋诗》中说的：

唐宋诗之异点，先粗略论之。唐诗以韵胜，故浑雅，而贵酝藉空灵；宋诗以意胜，故精能，而贵深析透辟。唐诗之美在情辞，故丰腴；宋诗之美在气骨，故瘦劲。唐诗如芍药海棠，秾华繁采；宋诗如寒梅秋菊，幽韵冷香。唐诗如啖荔枝，一颗入口，则甘芳盈颊；宋诗如食橄榄，初觉生涩，而回味隽永。譬诸修园林，唐诗则如叠石凿池，筑亭辟馆；宋诗则如亭馆之中，饰以绮疏雕槛，水石之侧，植以异卉名葩。譬诸游山水，唐诗则如高峰远望，意气浩然；宋诗则如曲涧寻幽，情境冷峭。唐诗之弊为肤廓平滑，宋诗之弊为生涩枯淡。虽唐诗之中，亦有下开宋派者，宋诗之中，亦有酷肖唐人者；然论其大较，固如此矣。”［6］3

此论各道其优长，分析透辟，中正平和，实为卓见。对于宋诗较唐诗之微劣处，缪钺先生也毫不避讳，他指出：“宋人略唐人之所详，详唐人之所略，务求充实密栗，虽尽事理之精微，而乏兴象之华妙”，“故宋诗内容虽增扩，而情味则不及唐人之醇厚，后人或不满意宋诗者以此。”［6］4

钱钟书先生作为宋诗研究的大家，在 《谈艺录》中说：“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态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5］3这里说的 “体态性分之殊”也就是从诗之风格区别着眼，道出了唐、宋之诗各有特色，各有优长。

此外，今人还有一些贬抑宋诗的观点，影响也颇大，在此我们就不一一罗列了。①

从以上评述可见，在 “诗分唐宋”这个问题上，从古至今人们一直在探讨争论。“唐宋之争”已然成为诗歌发展史上一庄聚讼不休的公案。

张戒身为宋人，作为活跃在宋代诗坛上的诗论家，他也深刻地认识到了唐宋诗表现出的巨大差异，并对宋诗逗露出的缺陷多有不满与指摘，从其诗学理想出发，他对宋诗作出了自己的评判。

二、宋诗批判之先声

纵观宋代诗坛，苏黄的出现实为宋代诗歌界的一件大事，他们引领了一代诗风，使宋诗显示出与唐音截然不同的审美格调，后人将之称为 “宋调”。对于诗坛上这一新诗风、新现象如何评价，自然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这一时期涌现的大量诗话也往往围绕如何评价以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的优劣得失为讨论的主要话题。对苏黄诗风的评价也出现了不同的声音，既有鼓吹者，也有反对者，呈现出褒贬相殊的局面。《岁寒堂诗话》就是这一时期旗帜鲜明地批判苏黄诗风的代表著作。但对宋诗进行声讨，张戒并不是第一人，在他之前，基于苏、黄诗风对宋代诗坛造成的消极影响，魏泰、叶梦得等人早已有所反思。

魏泰 《临汉隐居诗话》论诗讲求 “余味”，认为 “凡为诗，当使挹之而源不穷，咀之而味愈长”［4］323、 “诗者述事以寄情，事贵详，情贵隐，及乎感会于心，则情见于词，此所以入人深也”，反之则 “盛气直述，更无余味”。［4］322持此艺术标准，魏泰率先对宋诗提出了批判，如他说宋诗的开创者欧阳修 “才力敏迈，句亦清健，但恨其少余味尔”［4］323，又对黄庭坚提出了尖锐批评：

黄庭坚喜作诗得名，好用南朝人语，专求古人未使之事，又一二奇字，缀葺而成诗，自以为工，其实所见之僻也。故句虽新奇，而气乏浑厚。吾尝作诗题其编后，略云： “端求古人遗，琢抉手不停。方其拾玑羽，往往失鹏鲸。”盖谓是也。［4］327

魏泰对黄庭坚好用僻典、刻意追求用字之奇的批判切中肯綮，此说开了后来诗论家批判苏黄及江西诗派的先声。郭绍虞先生论魏泰认为 “其人殊不足取”，而其 “余味”说则 “颇中当时苏黄之病”［7］。可见魏泰的 “余味”说具有批判江西诗派，针砭时弊的积极意义。

叶梦得 《石林诗话》也对苏黄 “用事”之法深表不满，指出他们诗中一些用语 “语皆歇后”［8］76，令人费解。如苏诗 “买牛但自捐三尺，射鼠何劳挽六钧”以三尺代剑， “已遣乱蛙成两部，更邀明月作三人”以 “两部”代 “鼓吹”。黄诗 “啜羹不如放麋，乐羊终愧巴西”竟将古代人名秦西巴倒作 “巴西”。这种牵于用事押韵的做法，往往阻碍了人们对词意的正确理解，使得诗歌如同猜谜一般，晦涩难懂，因此不甚可取。针对江西诗派一味追求字奇语工、雕琢用典的不良风气，叶梦得也表示了异议：“诗人以一字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变化开阖，出奇无穷，殆不可以形迹捕诘。……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放用之，偃蹇狭陋，尽成死法。不知意与境会，言中其节，凡字皆可用也。”［8］103－104这里叶氏明确反对拘泥于字模句仿的死法而提倡诗意与诗境的相融相生。从诗歌艺术特征入手，叶氏认为 “安排斗凑”、“刻意求工”这些 “用巧太过”的做法乃做诗之 “忌”，他倡导“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8］170，主张诗歌应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显然与流行的江西诗说异趣。

魏泰、叶梦得等人对苏黄习气之指责，虽早于张戒，但首次对苏黄进行针锋相对、严厉而又尖锐之批判，且在诗坛造成深远影响的当属张戒，正如《中国文学史》所言：“其他的人或则指摘苏、黄‘用事’欠当，却并不反对 ‘用事’ （如叶梦得《石林诗话》）；或则反对 ‘用事’，却又推尊苏、黄 （如朱弁 《风月堂诗话》）；总之，只是在枝节上有些异议，在根本上还是接受苏、黄所代表的那种传统。张戒可就不同。他在枝节上肯承认苏轼的五律 ‘最工’，或黄庭坚的 《中兴碑诗》可 ‘入子美之室’，而在根本上要把他们否定。”［9］799因此，“宋代有这种大破大立企图的，要算张戒是第一个。”［9］799

三、张戒之宋诗评点：集矢于苏黄

张戒 《岁寒堂诗话》对宋诗的批判，主要集矢于苏黄两人。张戒之所以选择苏黄作为批判宋诗的标的是有其内在原因的，这个原因就是苏黄是宋代诗坛上的领军人物，“人们心目中，以之与 ‘唐音’相对比的 ‘宋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苏、黄等宋诗大家的作品中的某些特征积淀而成的一种抽象化了的概念。”［10］“张戒能够看出当时诗歌的病症，而且敢说出苏、黄是病根，他的眼光和胆量都超过了同辈。”［9］800北宋初期诗坛上流行的白体、晚唐体、西昆体基本沿袭唐人诗风，未能有所新创。《蔡宽夫诗话》云：“国初沿袭五代之徐，士大夫皆宗白乐天诗，故王黄州主萌一时。祥符天禧之间，杨文公刘中山钱愚公专喜李义山，故昆体之作翕然一变。”［11］宋诗的起步阶段可以说完全是唐诗的延续，囿于唐风的笼罩之下。直到文坛上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出现，他们有意识地以扭转雕琢华艳的西昆体为已任，对诗歌进行全面改革，才使宋诗逐渐显示出一种独特的风貌，标举出一种全新的境界。清人叶燮在 《原诗·外篇》说：“开宋诗一代之面目者，始于梅尧臣、苏舜钦二人。”［12］欧、梅、苏等人对于宋诗的转型无疑具有开创之功。但宋诗创作的鼎盛局面直到苏黄时期才真正形成。胡应麟 《诗薮》云：“六一虽洗削西昆，然体尚平正，特不甚当行耳。推毂梅尧臣诗，亦自具眼。至介甫创撰新奇，唐人格调，始一大变。苏、黄继起，古法荡然。”［13］宋诗经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境界始开，至王安石格局大变，而到苏黄则一洗古法，宋调正式形成。苏黄两人树立了在诗歌美学范型上足以与唐音相颉颃的宋调，引领宋诗自成面目，因此也成为宋诗的一面旗帜。王世贞 《艺苑卮言》卷四云：“诗格变自苏黄，固也。”［14］1018刘克庄说：“元佑以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情性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 （《后村诗话》前集卷二）吴乔说：“宋之最著者苏、黄，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答万季野诗问》）今人缪钺 《论宋诗》也指出：“宋诗之有苏黄，犹唐诗之有李杜。元祐以后，诗人迭起，不出苏黄二家。”［6］2由此足以见得苏、黄实为引领宋诗另辟蹊径的关键人物。

苏、黄在与唐音立异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一些偏颇，集中体现在好议论、喜用典、押险韵三个方面。从我国诗歌发展的传统来看，诗歌最基本的质素就是情感，而比兴、意象则是诗人抒情达意的主要艺术方式。而宋调大量叙事、频繁化用典故、好发议论、讲究用字、押韵，虽然形成了与唐音不同的审美情趣，但这种人工技巧的使用对诗歌自然天成之美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盛极一时的江西诗派又片面地发展了这种风气，以议论、押韵、用事为工，从而将宋诗的发展引入了一个误区，导致诗歌抒情性逐渐淡化，形象性大为减弱，因此也就失去了诗之所以为诗的根本特点。

作为一名诗论家，张戒敏锐地意识到苏、黄诗风给宋代诗坛带来的不良习气：

《国风》、《离骚》固不论，自汉魏以来，诗妙于子建，成于李杜，而坏于苏黄。余之此论，固未易为俗人言也。子瞻以议论作诗，鲁直又专以补缀奇字，学者未得其所长，而先得其所短，诗人之意扫地矣。［14］455

苏黄用事押韵之工，至矣尽矣，然究其实，乃诗人中一害，使后生只知用事押韵之为诗，而不知咏物之为工，言志之为本也，风雅自此扫地矣。［14］452

像张戒这样直接指出诗 “坏于苏黄”，并大胆指斥苏黄为 “诗人中一害”在宋代诗坛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自北宋后期以来，虽然不断有人对苏黄及江西诗风表示不满，但却从没有人达到像张戒这样激烈的程度。朱东润先生说： “戒虽不以诗名，论诗颇有所见。《诗话》载乙卯冬与陈去非论诗事，又在桐庐与吕居仁论鲁直事，其人与江西派往还似甚密，然其持论独不与江西派合。当豫章派盛行东南之际，戒持异论，直发其隐而不少讳，亦谠直之人哉。”［15］张戒虽与江西诗人以诗友相交，颇有情意，但并不以此为忌，而是直揭其隐，发露其弊，由此足以见得张戒作为一名诗歌理论批评家的过人胆识。如此批评，犹如一声惊雷，也引发了人们对以 “苏黄”为代表的宋诗的重新认识与评价。

应当指出的是，张戒对苏、黄的批判具有一定的片面性，不免矫枉过正之嫌。从今天来看，苏、黄的确堪称宋诗大家，苏黄之诗也足以代表宋诗的最高成就，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但在当时江西诗风风靡一时的情况下，张戒 “诗坏于苏黄”、苏黄“乃诗人中一害”的当头棒喝，无疑具有振聋发馈的作用，其眼力与胆识的确超过了时人，为宋诗的及时纠偏起到了积极的匡正作用，在诗坛上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其 《岁寒堂诗话》也因此在中国诗话史上占有了一席重要的位置。

注释：

①象鲁迅、闻一多、毛泽东同志就多贬抑宋诗。如，毛泽东同志在 《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说：“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反唐人规律，所以味同嚼蜡。”鲁迅先生在 《答杨霁云函》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代已经做完。此外倘非翻出如来掌心的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1］郭绍虞.沧浪诗话校释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2］王克让.河岳英灵集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6.

［3］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等.全唐诗：一 ［M］.北京：中华书局，1960：5.

［4］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4.

［5］钱钟书.谈艺录［M］.北京：三联书店，2001.

［6］缪钺，霍松林，周振甫，等.宋诗鉴赏辞典：代序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7］郭绍虞.宋诗话考［M］.北京：中华书局，1979：13.

［8］［宋］叶梦得.石林诗话校注 ［M］.逯铭昕，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9］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史编写组.中国文学史 ［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0］许总.宋诗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2：2.

［11］郭绍虞.宋诗话辑佚［M］.北京：中华书局，1980：398.

［12］叶燮.原诗［M］.霍松林，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67.

［13］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11.

［14］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朱东润.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 ［M］.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143.

A Detailed Study of ZHANG Jie’s Viewpoints on the Song Poetry

ZHANG Ying
（College of Liberal Arts，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024，China）

The poems of Tang and Song Dynasty represent two distinct poetic aesthetic paradigms of the Chinese classical poems.In Sui Han Tang Shi Hua，Zhang Jie shows the tendency of appreciation of the poems in Tang Dynasty and criticism of the poems in Song Dynasty.Before Zhang Jie，Wei Taiand Ye Mengde had already criticized the poems in Song Dynasty.However，Zhang Jie is one of themost intense critics.His criticism directed at 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who are the benchmark figure of the poems of Song Dynasty.It displays the extraordinary vision and courage of a poetry critic.Zhang Jie have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rectifying the poems of Song Dynasty and made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Poetry.

appreciation of the poems in Tang Dynasty and criticism of the poems in Song Dynasty；harbinger；Su Shi and Huang Tingjian

I222

A

2095—042X（2013）03－0072－05

10.3969／j.issn.2095—042X.2013.03.018

（责任编辑：朱世龙）

2013－03－15

张颖 （1976—），女，新疆克拉玛依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