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写作·生活——斯塔尔夫人女性浪漫主义评述

胡 程

（池州学院 中文系，安徽 池州 247000）

一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整体扫描“三国六派”（“三国”：即英、法、德国；“六派”：即流亡文学、德国的浪漫派、法国的反动、英国的自然主义、法国的浪漫派、青年德意志）文学成果。作为同气相求的“知音”，勃兰兑斯列数了欧洲浪漫主义文坛“群英谱”；出于对斯塔尔夫人女性浪漫主义的高度赞赏，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中，花费近半篇幅评论推介这位“卢梭女弟子”的爱情经历、文艺探索和生存反抗，倾力将其塑造为反抗一切权威、追求诗意栖居的女性主义先锋和浪漫主义先驱。勃兰兑斯对她的高度评价也成为日后评论界的“主流”，如俄国文学评论家伊瓦肖娃所言：“夏多布里昂是法国年轻的浪漫主义的教父，而德·斯达尔夫人是它的接生婆”[1]。司汤达的墓志铭——“恋爱、写作、生活”，这三个词语恰好能够概括斯塔尔夫人女性浪漫主义表现形态，同时也正吻合勃兰兑斯审视评点其女性浪漫主义的三个维度。

1 恋爱：我的名字叫女人

斯塔尔夫人（Madame de Stael，1766–1817 年）出身名门世家，原名安纳·玛丽·日尔曼妮·内克，其父内克曾两度出任法国财政大臣。二十岁时，内克小姐顺从母命，成为比自己年龄大一倍的瑞典驻法大使斯塔尔男爵的妻子，自此世称“斯塔尔夫人”至今。从内克小姐到斯塔尔夫人称呼的转变，本是父权阴影笼罩下男性话语支配女性命运的通用标签，哈姆莱特的癫狂咒语挥之不去：“Frailty，thy name is woman。”（脆弱啊，你的名字叫女人。）然而，斯塔尔夫人虽然不能抹去那场无爱婚姻强加给她的名字，但她却以无所顾忌的态度、惊世骇俗的激情、桀骜狂悖的做派精彩演绎着自我生命的恋歌，奉爱神为名大胆地向世界宣布——我的名字叫女人。

1981年1月22 日，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在当选法兰西学士院首位女院士的演讲中说到：“我身边有一大群妇女，她们早就应该接受这个荣誉，因此我真想闪到一边，让她们的影子过去”[2]，玛格丽特第一个提起的就是斯塔尔夫人。因为，早在两个世纪以前，斯塔尔夫人就率先向世人昭示了女性浪漫主义先锋姿态。她的女性主义主张和她的浪漫主义行动是相互统一的，女性主义主张外化为浪漫主义行动，浪漫主义行动支撑女性主义主张，共同倾注对妇女历史地位的思考，透露出对女性命运的关怀，同时展示女性独立自主的反抗能量。勃兰兑斯虽为异性，却深深为其折服，以致对这位超前于时代的奇女子不惜赞美之词：“历史没有记载说哪位妇女由于有善于接受事物的本性，能把时代引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确有一些妇女能一般地代表她那时代特别突出的性格典型。流亡作家们都集结在斯塔尔夫人的周围”[3]。的确，斯塔尔夫人“代表她那时代特别突出的性格典型”，她以自我的生命体验，尤其是她的爱情经历“把时代引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具体来说，“特别突出的性格典型”即听任情感支配而生活；“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即女性开始崛起的浪漫主义时代。

1788年，斯塔尔夫人发表了《论卢梭的著作及其书信集》，这是她婚后两年的作品。她自愿成为卢梭的不及门弟子，在书中不无夸张地表达了自己的极度崇拜。然而，“作者所深爱的既不是卢梭的政治理论，也不是他对大自然的描绘，而是他对感情至上的宣扬”[4]90。卢梭曾在《新爱洛绮丝》中化身圣·普乐警告世人：“多情的心，是上天赐予的危险的礼物；谁接受了这件礼物，谁就注定要在世上遭受苦难和折磨。”或许是浪漫主义者的共通宿命，斯塔尔夫人和卢梭以及卢梭笔下的圣·普乐一样，都接受了这件“危险的礼物”，于是，命运多舛便成为他们的生命特质。

“在法国她是一个瑞士公民的女儿，在瑞士她又感到她是一个巴黎人。作为一个有头脑有强烈感情的女人，她注定要和公众舆论发生冲突，作为一个作家，一个天才女人，她注定要和把妇女限制在家庭生活圈子里的社会秩序作进攻性和防御性的斗争”[5]105。领先时代一步是天才，领先三步是疯子，斯塔尔夫人在那个被理性束缚至机械沉闷的时代，无疑会被认定为疯狂。1794年，二十八岁的斯塔尔夫人开始被上流社会咒骂为“女疯子”，这一年，她遇见了比自己小一岁的贡斯当。二人一见钟情，很快发展为火热的爱情，1795年斯塔尔夫人邀请贡斯当到她瑞士的柯贝别墅共同度过，第二年她就和自己的丈夫分开了。她的越来越疯狂的举动令上流社会不安、惊诧、恐慌，上流社会可以接受沙龙里的暧昧，但绝不能接受婚姻外的爱情。哪怕婚姻名存实亡，谁也不敢挑战千百年来“婚姻神圣”这个不变的秩序与权威。现在，斯塔尔夫人竟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那不是“疯狂”是什么？

某种意义上，斯塔尔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真有几分相似：她们都勇敢地选择了逃离婚姻，疯狂地追逐爱情。所不同的是，安娜只是托尔斯泰虚构出的艺术形象，而斯塔尔夫人却是真实生活中的女勇士。在这里，艺术和生活的关系似乎完全颠倒了：虚构的安娜匍匐在命运的车轮下，让人哀叹“真实，残酷的真实”；斯塔尔夫人敢作敢为，不顾上流社会的轻蔑与冷眼，狠毒的诅咒与恶意的沉默，毅然而坚定地拥抱爱情，简直就是艺术化了的人生。

可悲的是，爱情虽美好，爱人却未必。小说中，安娜遭渥伦斯基的遗弃；生活中，贡斯当也远不及斯塔尔夫人坚强。在权威和秩序的双重威力面前，脆弱的名字是男人，贡斯当选择了妥协，于是他败下阵来。贡斯当用《阿道尔夫》回顾了他与斯塔尔夫人的恋情，书中清晰地描绘了自己的爱情变化。勃兰兑斯敏锐地指出了贡斯当与斯塔尔夫人爱情失败的根源：“很多人的苦恼是爱别人而别人不爱自己；阿道尔夫的苦闷却是他已不再爱对方了，而对方却还爱他”[5]88。

2 写作：我手写我心

波伏瓦《第二性》的开篇题记借用了法国哲学家普兰·德·拉巴尔的一句名言：“但凡男人写女人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因为男人既是法官又是当事人”[6]。逆向推理的话，斯塔尔夫人女性浪漫主义文学实践成功的主要奥秘，就是她作为女人写出了女人自己的生活。她的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苔尔芬》（1803）和《柯丽娜》（1807），同时成为浪漫主义和女性主义文学殿堂的神圣贡品，“以清新的风格和对妇女问题的关注使她成为卢梭的当然继承者，并开启了浪漫主义文学的先河”[7]。

那当然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在男人这边，贡斯当写出了《阿道尔夫》，由此得出“再强烈的爱情也斗不过现有的社会秩序”[5]90的失败结论。在斯塔尔夫人那边，她不能赞同贡斯当的软弱和推卸责任，“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8]。斯塔尔夫人与贡斯当的不同之处在于：即使斗不过现存秩序，我也一定会选择不顺从，一定会选择格格不入。

《苔尔芬》是一本离经叛道的书，“在里面她长篇累牍地为离婚进行辩护”[5]103；其次，是一本极不合时宜的书，“正是在法国重新建立天主教的婚姻秩序时出版的”[5]100。《苔尔芬》文学形式上模仿《新爱洛绮丝》，用书信体编织忧郁的情感往事；精神上直接师承卢梭，表现了妇女向一切权威进攻的姿态，对抗社会的枷锁、男人的专制，以及社会与男人共同联手的残酷现实。斯塔尔夫人的文学创作，突出地体现了女性浪漫主义主张，即“情感至上”、“女性至上”。“情感至上”要求的是用诗意存在取代理性法则，“女性至上”要求的是更加关注作为弱势的女性生存境遇。《苔尔芬》是“法国文学史上第一次出现的探讨妇女问题的作品”[9]，探讨的核心问题是“恋爱着的妇女和社会的冲突以及社会如何冷酷无情地摧毁个人的幸福”[5]97。长久以来，男权话语遮蔽女性合理主张，女性大多被男性文明秩序所规训，少数胆敢反抗者，要么被过滤屏蔽，要么被极度妖魔化，全都丧失原初反抗力量。斯塔尔夫人卓尔不群，她用文字呐喊，用行动反抗，唯有她，始终坚持“成规陋习应当抛弃，假面应当撕掉，可怕的真理应当讲出来”[5]103。斯塔尔夫人用苔尔芬写出了自己的心声：和苔尔芬一样，为了孝心她埋葬了自己的初恋，因为温柔多情遭到长久的诘难与诽谤。“社会传统、民族偏见、公众舆论结成了一股合力，织成了一张铺天盖地的大网来限制女性的人身自由和言行举止”[10]，因此，苔尔芬与莱昂斯无法结合，正如现实生活中的斯塔尔夫人和贡斯当一样。

在勃兰兑斯看来，斯塔尔夫人的文学作品就是她的个人回忆录。相比而言，《柯丽娜》在揭示自我情感生活的强度上，在揭发种种偏见和罪恶的深度上，都比《苔尔芬》大大前进了一步。《苔尔芬》关注的是“在人生所有的不幸中，我设想不出可以与一个女人受到不相配的婚姻威胁的痛苦相比的不幸”[11]，而到了《柯丽娜》中，斯塔尔夫人探讨的则是“女人过这种抛头露面的生活……社会怎么能宽恕她怀有才情这个罪过”[5]141。 从《苔尔芬》到《柯丽娜》，斯塔尔夫人的女性浪漫主义获得巨大飞跃与升华，这是经历长期流放与社会压制后不甘沉沦的精神突围，正如勃兰兑斯评价：“要不是流放迫使她旅居国外，斯塔尔夫人要使她的理解力得到这样的发展是不可能的”[5]123。

如果说《苔尔芬》更侧重“婚姻幸福”主题的话，《柯丽娜》则更侧重“个性自由”主题。柯丽娜突破了苔尔芬式的个人生活的小圈子，几乎达到了和斯塔尔夫人神情毕肖的地步。她原本就是作家以自我为蓝本描绘出的职业妇女形象，一个标新立异、绝不苟同凡俗的新型女性，一个以独立姿态勇敢面对大众的女诗人。甚至，斯塔尔夫人还让这位女诗人分有了她自己的流亡命运，“在意大利她和她出生的地方分开了，在英国她又离开了她心中的故乡，失去了她的阳光”[5]129。奥斯俄尔德的出现给柯丽娜的生活带来希望，这个男人基本上就以贡斯当为原型。斯塔尔夫人塑造的奥斯俄尔德虽然是负心的情人，但并不是轻薄卑鄙之徒，“他抛弃柯丽娜既不是由于功利也不是出于玩弄，而是因为对妇女的传统偏见牢牢地控制了他”[4]98。说到底，尽管为柯丽娜的才情和个性深深吸引，但奥斯俄尔德却不能摆脱父辈遗留下的死脑筋，那就是：柯丽娜这样的女子并不适合做一个英国上等家庭的主妇。此外，必须补充一点，《柯丽娜》若只纠缠在柯丽娜与奥斯俄尔德的婚姻结合障碍层面的话，那就完全配不上“斯塔尔夫人最好的一部小说”[5]125之名了。必须强调，“《柯丽娜》是一部向一切偏见宣战的作品，斯塔尔夫人在这里所揭示的社会偏见事实上远远超出了妇女问题的范围”[4]99。

3 生活：我反抗故我在

卢梭一生主张“宁愿在风暴中享有自由，不愿在安宁中受奴役”[12]，斯塔尔夫人谨承师训，用实际行动诠释了“我反抗故我在”的人生信条。

因为热爱自由，所以选择反抗。要想深入了解斯塔尔夫人的反抗，必须把她放回到十八世纪末法国大革命肇始，延宕至十九世纪初的动荡时局里。“法国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因此，它必须同时攻击一切现存权力，摧毁一切公认的势力，除去各种传统，更新风俗习惯，并且可以说，从人们头脑中荡涤所有一贯培育尊敬服从的思想”[13]。斯塔尔夫人生逢其时，积极投身政治舞台，俨然一副召唤战斗的自由女神模样。

“受到孤立是所有反对暴政的人的命运”[5]111，何况，斯塔尔夫人要反抗的对象是不可一世的法兰西帝国独裁拿破仑。一个弱女子凭什么和掌控欧洲命运的帝王抗衡？说来简直不可思议，她只消动动嘴皮子，几句闲谈就能办到。

不过要知道，她主持的沙龙可不是什么花前月下的文人雅会，慕柯贝别墅之名而来的是贡斯当、塔列朗、约瑟夫·波拿巴、拜伦、夏多布里昂等的风云际会……，她的朋友圈子包括吉本、玛丽·安托瓦内特、歌德、席勒、雷卡米埃夫人等头面人物……，甚至还有陪伴她周游欧洲各国的奥·威·施莱格尔，守在她临终卧榻边的威灵顿公爵。总之，她“能吸引人，巧妙地控制人，把一些性格非常不同的男人聚到一起”[5]118，对此，拿破仑束手无策，他抱怨她煽动所有人反对自己，他意识到任何人在和她谈过话之后对他的看法就差了一截，他唯一所能做的就是将她流放。但是，拿破仑恐怕不会想到，他的流放命令反而增添了斯塔尔夫人的光荣，正如拜伦见放于英国政府而不朽，雨果见放于法兰西第二帝国而荣耀。

毋须讳言，流放开始的时候，她是极其痛苦的；因为巴黎的社交活动曾是她最大的生活享受。并非夸张，那时的她固执地认为，巴黎的水沟也比意大利的奈米湖更美。不过很快，她便改变了想法。流亡途中，斯塔尔夫人的思维更加活跃，眼界更为开阔，对自己的遭遇不再颓唐，对拿破仑主动提出的和解不屑一顾。最终，“她活着看到他最后垮台”，[5]114以不屈的心灵、执拗的反抗赢得了后人的赞颂：“在历史的天平上，柔弱的斯塔尔夫人并不比强大的拿破仑轻”[14]。时至今日，瑞士有两处名胜依旧令法国人感到骄傲，一个是伏尔泰晚年隐居的菲尔奈，另一个就是斯塔尔夫人当年反抗拿破仑的沙龙所在地——柯贝别墅。

十九世纪初，整个欧洲以斯塔尔夫人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半松散的流亡作家集团，虽然流亡者都属于反对派，但他们彼此的思想境界、政治诉求、人生目标却各不相同。勃兰兑斯认为，斯塔尔夫人代表了反抗者中最优秀最健康的倾向，“她热爱个人的以及政治上的自由。她和国家专制主义、社会上的虚伪、民族的骄傲自大和宗教上的偏见进行了战斗。她教育她的同胞们去理解邻国的特点和文学；她亲手拆除了胜利的法国在自己的周围筑起的一道自我满足的墙”[5]202。似乎还可以再加上一条：她用自己的反抗行动充分展现了时代知识女性的力量。

4 结语

恋爱过，写作过，生活过，青史留名，此生无憾；斯塔尔夫人以其超群的女性浪漫主义魅力感染了勃兰兑斯，征服了世人。百川到海，万川印月，文学须臾不离人生；勃兰兑斯所赞赏的，正是斯塔尔夫人用个性化的“恋爱”、“写作”、“生活”所诠释的反抗一切权威、追求诗意栖居的文学与人生价值指向。

[1][俄]伊瓦肖娃.十九世纪外国文学史[M].杨周翰,等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122.

[2][法]斯塔尔夫人.论文学[M].徐继曾,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357.

[3][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法国的反动[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165.

[4]柳鸣九.法国文学史第二卷[M].修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5][丹]勃兰兑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流亡文学[M].张道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6][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Ⅰ[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7]陈惇.西方文学史:第二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3:52.

[8]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181.

[9]李赋宁.欧洲文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89.

[10]管新福.斯达尔夫人文艺思想研究[D].贵阳：贵州师范大学,2006.

[11][法]斯达尔夫人.苔尔芬[M].刘自强，严胜男,译.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2:542.

[12][法]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M].李常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97.

[13][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M].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49.

[14]余杰.关于流亡者[J].艺术广角,1997（1）:41-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