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阳伽蓝记》中成语探析

刘芊

(苏州大学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南北朝时代，社会剧烈动荡，中原大地时常处于战争的凄风苦雨之中。在经济和文化上比较落后的北魏王朝，为我们留下的文学作品并不多，但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却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堪称北朝文学的代表。《洛阳伽蓝记》是“一部反映一个时期，一种宗教，同时又是反映一个京师，一个王朝的历史文学”①。它以优雅晓畅的语言，追述着古都洛阳昔日的繁盛；以佛院寺庙为线索，兼及政治经济、风俗民情和异闻传说，在文学、史学和宗教学上有着重要地位。同时，南北朝时期是汉语词汇史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洛阳伽蓝记》作为北朝为数不多的语料之一，对这一时期词汇的研究也具有重要价值，其中的成语研究就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

《洛阳伽蓝记》中的成语在形式上以四字格为主，在内容上以描写性为主，并且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这些特点的形成，一方面与时代文风和作品内容有关，同时也不能忽视作者本人和时代背景的重要影响。

一、《洛阳伽蓝记》中成语的特点

《洛阳伽蓝记》中包含的成语大约为28个，数量不算很多，但却具有自己的特点，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语言凝练，来源广泛

从来源上看，《洛阳伽蓝记》中的大部分成语都来自其他典籍，有史书、诸子散文，还有佛经，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学识的渊博，如：

蜂目豺声(卷一《永宁寺》，第11页②) 怀璧其罪(卷四《宣忠寺》，第192页)——出自《左传》

不以为意(卷二《秦太上君寺》，第95页) 车载斗量(卷四《追光寺》，第225页) 千乘万骑(卷五《禅虚寺》，第247页)——出自《三国志》

温故知新(卷三《景明寺》，第133页)——出自《论语》

四海为家(卷二《景宁寺》，第118页) 移风易俗(卷二《景宁寺》，第118页)——出自《荀子》

汗马之劳(卷二《景宁寺》，第117页)——出自《韩非子》

不可思议(卷一《永宁寺》，第2页)——出自《阿閦佛国经》

五体投地(卷五《闻义里》，第271页)——出自《楞严经》

同时，本书语言典雅凝练，还创造了一些为后世所沿用的成语，如：

养虎自啮(卷一《建中寺》，第39页)

后会难期(卷三《大统寺》，第141页)

长虺成蛇(卷一《建中寺》，第39页)

飞沙走砾(卷五《闻义里》，第252页)

(二)结构整齐，类型丰富

《洛阳伽蓝记》的景物描写多用赋笔，语言整饬典雅，而汉语成语以四字格为主，在形式和韵律上有一种对称和谐之美，这很符合本书的整体风格，因此，书中成语大多采用四字格的形式，并包含多种结构类型，如：

应箓受图(卷二《景宁寺》，第118页) 画卵雕薪(卷四《法云寺》，第207页) 蛾眉皓齿(卷三《高阳王寺》，第178页)——并列关系

不可胜数(卷一《永宁寺》，第7页) 大有裨益(卷三《报德寺》，第146页) 汗马之劳(卷二《景宁寺》，第117页)——偏正关系

五体投地(卷五《闻义里》，第271页) 力不从心(卷一《永宁寺》，第10页)——主谓关系

无所不通(卷三《景明寺》，第133页)——动宾关系

四海为家(卷二《景宁寺》，第118页)——中补关系

(三)侧重描写，色彩浓重

《洛阳伽蓝记》一方面描画寺庙和周围景物，一方面叙述与之相关的事件，书中大部分的成语就是在描画与叙述中出现的，所以，从功能看，这些成语往往具有较强的描写性质，以生动性、抒情性和简练性作为内在特质。

书中成语的生动性体现在对人物和环境的刻画贴切传神，让读者感受到历历在目的具体形象。在描写的同时，这些成语本身蕴含的情感态度也会显现出来。比如：“蜂目豺声”是作者对尔朱兆的评价，不仅刻画出尔朱兆面目凶恶、声音可怖的外貌特点，也流露了明显的贬义色彩，因为尔朱兆曾起兵反叛，杀死了北魏孝庄帝。“奇花异草”描述的是永明寺庭院的景物，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座寺庙的赞叹之情。总之，《洛阳伽蓝记》中的成语虽然形式简单，却能做到表意准确，意蕴深远，并不是字面意义的简单叠加，“这种言传与意会融合无间的境界，是不容易达到的，而成语则完成得非常出色”③，这正是其简练性的直接体现。

(四)注重修辞，遴选辞格

运用修辞可以增强语言表达效果，《洛阳伽蓝记》中的成语主要运用了三种辞格：对偶、夸张和比喻。

对偶是出现最多的一种辞格，这与成语四字格的形式密切相关。四字成语大多能分成前后两段，它们字数相等，结构相同，意义相关，在形式、节奏和韵律上都具有对称之美。通常并列关系的成语都运用了对偶手法，如“画卵雕薪”是动宾对动宾的形式，“蛾眉皓齿”是定中对定中的形式，不仅本身对仗工整，也与上下文的四字词语相协调：“犹能雉头狐腋，画卵雕薪，况我大魏天王，不为华侈？”“一名修容，二名艳姿，并蛾眉皓齿，洁貌倾城。”可见，这些使用了对偶的成语都能使本书语言更加朗朗上口。

夸张能使内容富有感染力，给人新奇震撼的感觉。本书运用夸张手法的成语在内容上都是夸大，如“车载斗量”是东平王元略形容朝中才能与自己不相上下的人很多，以夸张的口吻来叙述，就更能体现元略的谦虚，这正符合作者对他“气度宽雅”“为政清肃”的评价。“千乘万骑”是形容禅虚寺前阅武场上操练的士兵众多，运用夸张可以很好地凸显当时国富兵强的繁盛场面，与今昔的衰败形成强烈对比。

比喻能使语言生动形象，奇巧新颖。本书运用比喻手法的成语虽然不多，但它与本书成语侧重描写的特点是一致的。“蜂目豺声”就通过字面的比喻表达出深层的含义，体现出成语的双层性，即“表面一层，内中一层，造成深厚的意义，并且还使这意思具有很强的形象性”④。

应当注意的是，一个成语往往能够同时运用两种或多种修辞手法，如“车载斗量”“蜂目豺声”都同时使用了对偶的手法。

二、《洛阳伽蓝记》成语特点的成因

(一)北魏的社会背景

1.佛教空前繁盛

南北朝时期，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化，不仅使百姓生活困苦，也严重威胁着社稷的稳定，这却为佛教的传播提供了条件。一方面，佛教宣扬的彼岸和来世观念给身处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带来了精神上的希望和解脱；另一方面，广大民众在佛教中逐渐丧失反抗意识，也有利于统治阶级地位的稳固。因此，佛教在当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尊崇。《魏书·释老志》记载，北魏末年，僧尼达到200万，佛寺3万余所，流传的佛经415部，合1 919卷。正是如此迅速而广泛的传播，才使佛教的影响深入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语言层面。由汉译佛经带来的大量四字词语的影响，使《洛阳伽蓝记》这样的作品出现了很多四字成语。

2.社会奢靡之风盛行

北魏太和十八年(495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从此，这个北魏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开始日益繁荣。然而，随着经济的腾飞，社会上开始出现奢靡的风气，本书卷四“法云寺”条下就说：“百姓殷阜，年登俗乐……于是帝族王侯，外戚公主，擅山海之富，居山林之饶，争修园宅，互相夸兢。”这股奢靡之风也影响到了佛门。当时的寺院规模宏大，永宁寺、瑶光寺更是豪华气派，令人叹为观止。但是，豪门富户竞相攀比造成了极大的浪费，大规模地造像立寺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不事生产的僧众越来越多，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这为北魏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在充分认识到当时社会的弊端后，杨衒之一方面要以史家的责任感如实记录下洛阳曾经的繁盛，另一方面要对导致国家衰亡的奢靡之风进行揭露，因此，他十分注重对人物和环境的刻画，选用了不少描写色彩浓厚的成语。在这些华丽的语词背后，我们应该看到杨衒之的批判精神。

3.南北文化融合

北魏很早就开始重视儒学，《魏书·儒林传》记载，太祖初定中原时，就“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孝文帝更是在鲜卑族中积极推广儒学思想，《北史》卷八十一《儒林传》说“孝文钦文稽古，笃好坟籍，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在他的努力下，北魏很快“斯文郁然，比隆周、汉”了。北魏之所以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是为了与南朝争夺汉文化的正统地位。十六国以来，中原汉人一直视南朝为文化正统，但是“随着北魏改革的发展，汉化的加深，民族融合的深化，到北魏末年，北方人民已经把北魏看做是华夏王朝的正统继承者了”⑤。北朝的汉化政策为《洛阳伽蓝记》的诞生提供了宽松的学术环境，并促使其进一步吸取南朝的文学特色。《洛阳伽蓝记》多用四字成语，且广泛使用对偶等修辞手法，就与当时南朝文学重视骈俪色彩有关。

(二)时代文风

1.汉译佛经语言的影响

佛教的迅速发展使大量佛经被翻译成汉语，这些译作有一个显著特点：刻意讲求节律。“通常是以四字为一顿，组成一个大节拍，其间或与逻辑停顿不一致；每个大节拍又以二字为一个小节。”⑥这种特点的成因可从两方面探究。

第一，以单音节为主的上古汉语词汇无法满足长篇佛经的翻译需要，因此译者采用并创造了许多双音节词，在需要的情况下还将两个双音节词连用，这就形成了很多四字词语，其中不少作为成语被后世沿用了下来，比如本书中的“不可思议”和“五体投地”。

“不可思议”，原是佛教用语，指思想言语所不能达到的境界，东汉支娄迦谶译《阿閦佛国经》中就有：“不可思议诸佛佛之境界，不可思议诸神神之境界……”后来的《祖堂集》《五灯会元》《大方便佛报恩经》等都运用了这个成语⑦。“五体投地”，原是古印度最恭敬的一种致敬仪式，佛教沿用。《楞严经》中就有：“阿难闻已，重复悲泪，五体投地，长跪合掌。”⑧《洛阳伽蓝记》以记叙佛寺为主，自然会用到这些与佛教有关的成语。

第二，佛教译作受到了原典形式的影响。偈颂是佛教原典经常使用的一种文体，其形式是四行构成一偈，每行的音节数量有严格限制。遵照这种文体特点，译者会选用节律感较强的四字词语，“也就是说，译文的偈颂和非偈颂其实在句式上区别很小，它们共同的讲究音节整齐和不求押韵的特点与原典偈颂部分十分相像，其形式正是受了原典偈颂文体的一定影响。”⑨汉文佛典广泛采用四字格形式的做法不可避免地感染了中古书面语的写作，《洛阳伽蓝记》中的大部分篇幅就由四字词语构成，其中自然而然会出现不少四字格成语。

2.诗文骈偶化的倾向

中古书面语中仍是文言词占主导地位，吕叔湘先生就说，这个时期“由于书面语的保守性，口语成分只能在这里那里露个一鳞半爪，要到晚唐五代才在传统文字之外另有口语成分占上风的文字出现”⑩。这种时代风气使《洛阳伽蓝记》文言色彩较浓，再加上传统汉赋和当时南朝骈俪文风的影响，就使本书出现了大量骈偶对仗手法。

从形式上看，《洛阳伽蓝记》句式整齐，以四、六言骈偶为主；从内容上看，书中用大量篇幅渲染城市庙宇，这些都与汉赋韵散结合、专事铺叙的特点十分相像。全书行文流畅，排比对仗手法贯穿全书，尤其在景物和人物描写部分更是如此，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不少侧重描写的四字成语，可以说，本书是“汲取了京都赋骋辞铺叙的长处，可谓是京都赋和地志的完美结合”。《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它“其文秾丽秀逸，烦而不厌”，十分恰当。

另外，在北魏全面汉化的基础上，南北朝文人之间的交流开始增加，盛行于南朝的山水诗和散文逐渐流传到北方。由于“南朝文人对美的理解，久已形成一种偏狭的崇尚华丽的观念”，所以南朝文风是华美典雅、注重骈俪的。北朝文人积极地吸纳了这种风格，创作了很多模仿南朝文风的作品。《洛阳伽蓝记》中出现大量运用骈偶手法的成语，就是受到了当时南北文化融合后形成的文坛风气的影响。如：

庭列修竹，檐拂高松，奇花异草，骈阗阶砌。(卷四《永明寺》)

路中甚寒，多饶风雪，飞沙走砾，举目皆满。(卷五《闻义里》)

其中的成语“奇花异草”和“飞沙走砾”不仅形象色彩浓厚，而且对仗工整。

(三)作品的内容及主旨

《洛阳伽蓝记》是对北魏洛阳佛寺的缘起、变迁、规模以及与之相关的名人轶事、奇谈异闻的记载。孝文帝推行改革后，洛阳的佛教和与之相关的各种文化艺术活动都活跃起来。作者要记录这段历史，就必定要描写当时繁华的场面，所以，其中的成语必然会侧重描写。另外，这一特点也与作者的创作主旨密切相关。

杨衒之在原序中清楚地表达了创作主旨：“至武定五年，岁在丁卯，余因行役，重览洛阳。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寺丘墟。……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寥廓，钟声罕闻。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可见，他是要通过对洛阳往昔佛寺兴盛的追述，来抒发自己的黍离之悲，同时，也是要“着意总结北魏衰亡的经验教训，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这两个目的需要通过洛阳今昔的强烈对比来实现。昔日越繁华，今日的凋落就越显凄凉；昔日越豪奢，对今天的统治者就越有讽谏意义。所以，作者努力描画，着重渲染，自觉地选择了那些描写性强、生动形象的成语来进行创作。

(四)作者的学识修养

本书的文言色彩为成语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这与作者身处士人阶级有很大关系。对杨衒之的仕途历程学界普遍的看法是：永安二年(529年)任奉朝请，建明元年(530年)至天平四年(537年)任郡守，武定五年(547年)任抚军府司马。可见，杨衒之始终处于士族阶层的范围之中，他自身肯定具备一定的学识修养，这从《洛阳伽蓝记》中可以得到印证。

《洛阳伽蓝记》所涉及的学问十分丰富，有诸子百家的学说：“三坟五典之说，九流百氏之言。”也援引过史书章句：“即《汉书》所谓‘采土筑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者。”有专门的佛教用语：“投心八正，归诚一乘。”也有古代诗句：“古诗所谓‘西北有高楼，上与浮云齐’者也。”另外还提到了《山川古今记》等地理著作和《搜神记》等志怪小说，这些都反映出杨衒之深厚的文化素养，而这种士人必备的人格特性决定了本书偏重文言和语言典雅的特点，在此基础上较多地使用四字成语也就顺理成章了。

三、结语

中古是汉语成语的多发阶段，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洛阳伽蓝记》中的成语极具特点，尤其可贵的是，我们能从中看出北魏时期的社会文化状况。

首先，从政治角度看，北魏的统治阶级一味享乐，过度奢华，铺张现象严重。《洛阳伽蓝记》用同样绚丽的成语忠实记录下了这层表面的浮华，也流露出浮华背后的衰落之气和兴亡之感。其次，从宗教角度看，佛教的广泛传播和佛经的大量翻译既推动了社会经济和文化的繁荣，也对中古语言系统造成了一定的冲击。《洛阳伽蓝记》中的四字格成语明显与汉译佛经语言有许多共同之处。最后，从文化角度看，在北魏统治者的努力下，这一来自北方的鲜卑民族越来越深地融入到了汉文化圈中，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朝的文化交流。正是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之中，《洛阳伽蓝记》才会带有儒家汉赋的特征和南朝骈俪的文风，反映在成语上就表现为骈偶对仗的修辞手法。

总之，《洛阳伽蓝记》中的成语蕴含着深厚的语言文化内涵，通过对它们的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与之相关的丰富信息，这也正是此书珍贵的价值所在。

注释：

①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17页。

②文中所标成语页数均以范祥雍《洛阳伽蓝记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为准。

③黄慧敏：《成语结构形式的文化意蕴》，《安徽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4期，第110页。

④李行健、刘叔新：《词语的知识和运用》，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05页。

⑤袁成铎：《从〈洛阳伽蓝记〉看北魏后期洛阳的经济和文化》，《渤海学刊》，1990年第2/3期，第77页。

⑥⑨朱庆之：《佛典与中古汉语词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2年，第11页，第14页。

⑦王云路：《中古汉语词汇史》(下)，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763页。

⑧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成语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年，第1 375页。

⑩吕叔湘：《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序》，语文出版社，1988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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