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翻译会通研究——以《社会通诠》为例

2013-04-02 08:46熊辛格
长沙大学学报 2013年1期
关键词:按语会通严复

熊辛格

(湖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湖南湘潭410011)

当前学术界对严复的翻译会通研究非常不系统。主要存在两种局限,一是对严复的翻译会通大都只作概括性的评价,缺乏系统探讨;二是未能深入挖掘严复的翻译思想,忽视了会通作为中国经典传统译论的方法论意义。笔者试图确立“会通”作为译学方法的学术地位,深化中国传统译论的研究,并探讨中国传统译论阐释与文化构建的关系。

一 严复译著翻译会通的宏观分析

翻译会通源于传统经学会通、儒释道会通,然后在此基础上逐渐地延伸和发展,主要是指“译者通过翻译把中学和西学进行融会贯通,以求超胜。”[1]会通首先是“会”,也就是说译者如何将异域文化消化和吸收。这是主体文化对客体文化的一种认知方式,就好像一种对话的方式,需要双方友好的沟通和理解,否则就会产生文化大冲突。其次是“通”,是译者选取与原著相似的语言来诠释对原著的理解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原著,它是译者采用的一种反观原文的翻译策略。“通”既不是表面上的文字转化游戏,也不是简单地把中西文化糅合在一起,更不是主观武断的随声附和,而是译者在经过长期地比较分析原著后找到与中国文化相似的地方运用联系类比的方法来进行翻译。最后会通的目的是吸取异域文化为中华文化所用,取长补短以求达到最佳翻译效果。严复在他的八部译著中均采用了会通的翻译方法。严复译书的特点便是他不仅仅只是表达意思,而是把原著当作一件艺术品精心雕琢,运用先秦文字表达意思,精炼优美,使译文灵活易于被读者接受,避免逐字死译,生吞活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是译文中严复的按语,反映出严复深厚的国文水准和英文功底以及他的政治思想与会通古今、会通中西文化的自由主义精神。其中,《天演论》是他的第一部译作,共6万字,其中按语30条,约1.7万字;《原富》译著于1902年出版,约55万字,其中按语300余条,约8万字;《社会通诠》约11万字,其中按语18条,约4千字。严复译《社会通诠》由三部分组成:正文、按语、注释。按语与注释是严复自己的文字,反映了他的个人思想与主张。

近代跨中西的翻译,是两种不同价值观之间的文化转化,如何更好地实现它是译者所面临的一大难题。早在鸦片战争前后就有关于西方人文社科类书籍的翻译,一些有名的书院和教会都组织过译书活动,但是由于译者中文和英文的根底有限,译著大都没什么影响。而严复是继徐光启之后出现的具有影响力的翻译家,自从第一部译著《天演论》问世以来,严复的译著大受群众的好评。

二 《社会通诠》翻译会通的语篇微观分析

笔者试图从严译的《社会通诠》中“社会”、“国家”、“民族”等这几个在书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中考察严复的翻译会通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构建的关系。

甄克思和严复对这三个词的理解颇有不同,甄克思的“社会”三阶段说的分类法完全是近代西方中心论思想,骨子里有一种“西方”与“非西方”之别,凡不是西方的就不是第三种社会的,而且甄克思也没有涉及到中国。严复在翻译“社会”时,大胆地把中国列入第三社会的范畴,而且将甄克思的西方中心论改良为天下国家的概念。对于“国家”这个概念,甄克思强调只有现代军国社会才称得上是国家;而严复当时是希望借助甄克思的著作来探讨中国“建国”的问题,所以严复在译文中添加了不少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的观念,使国家所指极大地超出了甄克思的“现代军国社会”。正是这些不同之处,反映出严复潜意识中的国家概念的底蕴主要来自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文中原无“民族”概念,如何翻译原文中这些概念,对严复来说是不小的挑战。严复所说的“民族”不是对应于甄克思原文中的“nation”,而是主要指处于宗法社会阶段的“宗族”、“家族”等社会组织。严复如此使用“民族”一词,使该词不仅与今天所理解的“民族”概念有天壤之别,与一般把“民族”一词视作英文中“nation”等词的做法也完全不同。

(一)严复与甄克思的“社会”三阶段说

《社会通诠》把“社会”一词放在最开始是因为它是全书的核心内容,最能表现严复与甄克思在思想上的碰撞与融合。在原文的第一章结尾处甄克思就总括性地指出了三种不同的社会类型:

Here then we have our three historical types of human society—the savage,the patriarchal and the military(or“political”in the modern sense)…But we shall endeavor to trace a normal cour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ies,a course which every community tends to follow,unless deflected from is natural path by special circumstances…But there is,likewise,a danger in specialization;and a man who uses the microscope only,loses the treasures revealed by the telescope.It is wise ideal of study:to know something of everything,and everything of something[2].

严复对这段文字的翻译是较为准确地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他将“type”译作”形式。译文为:故稽诸生民历史,社会之形式有三:曰蛮夷社会亦称图腾社会,曰宗法社会,曰国家社会亦称军国社会…… 盖社会之为物,既立有则有必趋之势,必循之轨,即或不然,亦必有特别原因之可论,其为至赜而不可乱于此。顾不佞欲以区区一卷之书,尽其大理,议者将谓其多郭落之谈,而无与于其学之精要。虽然,吾往者不既云乎:学之为道,有通有微,通者,了远之璇玑也;微者,显微之测验也。通之失在肤,微之失在狭,故爝火可煻室而不可以见敌,明月利望远而不可以细书,是亦在用之何耳[3]。

上文中加下划线的字都是严复加的按语,在原著中大多没有原文对照。通过原文可以看出严复的译文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文的顺序来译写。他按照中国桐城派文体的开篇方式,一开头就显得非常有气势,然后娓娓道来。在例文中,甄克思仅仅大概描述了社会的三种形式和本书将要研究的方向,而严复却加上了不少自己的理解,例如在说到“telescope”时,严复用了《楚辞》中的比喻“璇玑”来说明它,而且加上了不少自己的语言,使译著显得更加的生动和有说服力。另外,严复考虑到当时的国人几乎没人会认识显微镜,所以他将甄克思的比喻用儒家文化所替代,用类比联想的方法很好地译出来。严复在吸收原文过程中灵活地化解了中西文化间的冲突,并且对于原著失去的某些意义进行了补偿,所以其译著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次,严复对某些概念也有一些夹注,比如在最开始的社会分类中,严复在“蛮夷社会”和“国家社会”后面都加上了相应的适合国人理解的介绍,由此可以推测,严复译书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把读者放在重要的位置,这也就影响到严复翻译会通策略的采用。很显然和原文相比,严复的论断更加具有其推断的特点,更突出了社会的规律。甄克思在描述社会规律时,显得比较委婉,用的是“endeavor to trace”(致力于追溯);而严复则武断地把社会规律定了下来。在第二章中严复谈到的蛮夷社会比起原作来也多了很多的按语。例如在第二章中间谈到“种族部落”的时候,甄克思这样写道:It is the custom to speak of the Australians and other savages as living in“tribes”.But the term is most misleading;for the word“tribe”always suggests to us the notion of decent from a common ancestor,or,at any rate,of close blood relationship[4].

严译本对这段的开头加了许多的按语来介绍解释什么是种族部落。译文为:有种族,有部落,击鲜渔猎之蛮,可以言部落,不可以称种族。今人遇蛮夷之事,多称种人,意若谓其居族而局也者。此于名实,为不审矣。盖种族云者,指一姓之所传育,即不然,亦其血胤余孽,此以云种族当也。乃澳洲之蛮与图腾之众皆不然[5]。

从甄氏的行文方式和严氏的行文方式来比较,二者有非常大地差别。严复的译文可以说几乎和原文能对上字的没几句话,但是严复却能把原文意思大概描写清楚,并且根据国人的文化情况对“种族”这一名词给了许多的介绍。由此看出,严复更注意下功夫用心思去“取明深意”,他不是只想机械地转译原著的表象上的意思,而是用精美的中文阐发出原作者隐藏于文字后面的更深层次的思想内涵,严复正确地发挥了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对于这些可以展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概念大书自己的观点并使之与原著的特色无较大差异。严复依靠出色的中文和英文功底,将原著内容熟记于心,然后在脑海中思索出适合于中国读者的字眼表达出来。

(二)严复与甄克思的“国家”与“民族”的概念

在原著的第一章,甄克思谈到了国家和社会的区别与联系;严复在翻译这段的时候,有意识地对“国家”的段落进行了拓展,使它比原文有了更多的内涵。原文:Those communities namely,which are not formed for any special or limited objects,but which have grown up,almost spontaneously.Men as a rule,live in these communities,not because they choose to do so,but because they are born into them[6].

严复翻译为:然吾党必区治制之名,以专属国家者,以其义便,而国家为最大最尊之社会,关于民生者最重最深故也。夫国家之为社会也,常成于天演,实异于人为,一也;民之入之,非其所自择,不能以意为去留,其得自择去留,特至逝世而后尔耳,然而非常道,二也;为人道所不可离,必各有所专属,三也;其关于吾生最切,养生送死之宁顺,身心品地之高卑,皆从其物而影响,四也;为古今人类群里群策所扶持,莫不力求其强立而美善,五也。此五者,皆他社会之所无,而国家之所独具者[7]。

可以看出严复在甄克思的社会分类的基础上,又增加了自己关于社会的三大特点,从第三到第五都是严复加上去的。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严复加了这三点,国家的概念已经从甄克思笔下的暴力血腥的场面转化成了中国传统的“天下国家”的概念,严复更多地是把儒家文化中以和为贵的精神类比代替了原著中的国家的概念。由此可见,严复在翻译一些中西文化矛盾差异较大的概念时,多采用归化的翻译策略,主要以中国文化为底蕴来类比转化西方的概念。严复在这里采用了增译的策略来译写,这样不仅巧妙地解决了读者对于新概念认知的匮乏,使他们越过了文化差异的沟渠,而且顺水推舟地传递了自己的救国思想,使读者能按照译者的意图去阅读,从而达到了一举两得的效果。

如前所说,由于当时中国并没有“民族”的概念,所以严复如何用中文来表示该词是非常有难度的。严复在翻译《社会通诠》的过程中,根据自己对于中西文化的理解,找到了一些词汇和例子来介绍“民族”。“民族”这个词在全书中共出现了25次,而大部分不能对应原文,我们通过对少数几个概念的分析来了解严复使用”民族“一词的含义。

在第三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严复将“tribes”译为”民族。原文:These are the universal features of society in the patriarchal stage,whether we look at it among Jewish tribes,or the early Greeks[8].

译文:右所言三者,盖宗法社会最先最显之形制。如犹太之民族,如希腊之社会[9]。

在第六章中,严复又将另一个名词“clan”译为“民族”,而根据甄克思介绍“clan”的意思范围比“tribes”更小一点。原文:The clan,on the other hand,is a much smaller body,consisting of some three or four generations only[10].

译文:分族受姓以来,常有谱系之可溯。大抵至于高曾止矣,盖四五传之后,人口繁多,则旁分为小宗,此其宗法,所以信而有征也[11]。

在第八章中,严复将“community”译作“民族”,而 community的原意为由团结起来的个人所组成的团体,或由具有共同兴趣、共同利益、共同职业的个人或组织所构成的团体,今人通常把它译为“社区”或“社群”。原文:To the first class belong,substantially speaking,only the English——speaking communities;to the second all the other States of the civilized world[12].

译文:今世用平等之治者,大抵皆盎格鲁之宗族,其余世界所号文明国者,皆循议贵之制者[13]。

从以上三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严复所译的“民族”和甄克思所说的“nation”并不对应,而是对应于“tribes”、“clan”和“community”。这些词就是严复遇到甄克思介绍的不同概念时,用中国人所熟悉的宗族社会来代替民族一词。可见严复在翻译中采用了加按语、加注释、删减和增译等的手法。这不仅丰富了近代中国的中文词汇,更还原再现了近代我国的翻译家们是如何将西方思想传译到中国的。

三 结语

通过探讨严复的翻译会通,首先强调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译者的主体性。翻译就是一种解释的过程,译者处于整个过程的中间位置,不仅是译者更是读者。无论是译出还是译入,译者需要通透地阐释了解原著。另外,还原了近代中国翻译家严复译写的具体策略,证明了中国翻译事业历史悠久,经验丰富,同时也体现了中国翻译事业在近代达到了一个高峰。以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为根基的文言学经典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的翻译策略,打破国内现有以西方翻译理论为基础的翻译观有实践意义。

[1]张德让.会通翻译研究从徐光启到严复[J].外语教学,2011,(6).

[2][4][6][8][10][12]Edward Jenks.A history of politics[M].London & Bungay:Richard Clay limited,1903.

[3][5][7][9][11][13]严复.社会通诠[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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