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的传播风险及党政干部媒介素养

文/魏少华

一种新媒介的出现总会带来传播内容和传播方式的变化，一种媒体的兴起也意味着人的能力获得一次新的延伸。新媒体造就新时代，回顾人类传播历史的演变，从口语传播到文字传播，从文字传播到印刷传播，从印刷传播到电子传播，从电子传播到互联网数字传播，每一次新媒介的出现，都为人类开启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媒介延伸了感官，它不仅改变了人们对于媒介的使用方式、理解方式，甚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思维范式及社会管理。

一、新媒体带来的传播风险及影响

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曾提出过“风险社会”的概念。风险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普遍问题，科技与生态、食物与健康、宗教与文明乃至信息传播本身等，都可能给现代社会造成不确定性的风险，可能成为或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危机的来源。新媒体的发展在给世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可能的传播风险。

1．媒体自身面临着新闻伦理失范的危机。所谓新闻伦理，是指媒体及媒体工作者出于自律的需求而拟定的成文或不成文规范。它是由新闻界的伦理准则衍生而来，据非官方、非法律性质，无强迫性、无处罚条例，而是诉诸于从业人员道德感和责任心的专业准则。高科技的发展给新媒体插上了自由的翅膀，“自媒体”的春天已经悄然来临，新媒体成为民众利益表达的第一通道。但是，未经证实的消息、未经沉淀的思想都通过新媒体得到传播，新媒体也成为非理性宣泄的第一平台。诸多的新闻失范现象通过各种开放的新媒体平台表现出来，这其中有对现实的渲染和扭曲，有对自我无底线地炒作，更有商业利益的暗流涌动。各种诱因引发的低俗、虚假新闻严重泛滥，其报道内容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道德底线，导致人们对媒体的质疑日益强烈，媒体面临着集体公信力下降的严重威胁。这种对媒体的不信任，最终也将引发对社会伦理的怀疑，进而对政府形象产生影响，也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因此，对于新闻伦理的失范现象，各级政府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

2．把关人的角色模糊及把关责任的缺失。新媒体巨大的信息流量，使新闻把关成为难题，把关人角色被分化在不同的环节，而网状的信息发布通道和不同的媒介平台也使把关人的角色模糊化和把关环节弱化。如此便捷的信息发布，对信息把关和信息管理的及时到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否则可能会扰乱社会秩序，甚至影响政府的媒介形象。如有网民上传视频称“5000警察打造长沙最牛婚礼”，后经核实，该视频纯属“标题党”。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新闻办专门组织人员调查此事，后又发表了《关于“网传5000警察打造长沙最牛婚礼”视频的严正声明》以正视听。风险社会的传播风险是双向的，民众对于政府的监督，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客观准确地表达。

3．全球化背景下，新媒体传播可能会带来“蝴蝶效应”。新媒体传播可能会带来“蝴蝶效应”，甚至可能会放大负面事件产生的“蝴蝶效应”。所谓“蝴蝶效应”是美国气象学家爱德华·罗伦兹（Edward N.Lorentz）在1963年提交给纽约科学院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一只南美洲亚马逊河流域热带雨林中的蝴蝶，偶尔扇动几下翅膀，可能在两周后引起美国德克萨斯的一场龙卷风。”这是社会学中混沌理论的一个简洁的比喻，意思是初始值的极微小的扰动可能会造成系统巨大变化的现象。社会学家们认为，现代社会处在一个复杂的相互关联的网络中，为了抵制风险，管理者建立了一整套应对风险的体制，这些体制内的环节、因素、制度都是环环相扣、彼此依存的；一旦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对系统的其他环节就会带来影响，导致“蝴蝶效应”。如一个官员的负面形象在网上传播，可能会造成人们对整个干部阶层的信任危机，甚至产生对体制优越性的怀疑，可能会产生破坏和谐稳定的严重后果。

4．对新媒体不断叠加的制度化管理可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飞去来器效应”。诚如乌尔里希·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所言：“或早或晚，现代化的风险同样会冲击那些生产他们和得益于他们的人。它们包含着一种打破了阶级和民族社会模式的飞去来器效应……”，在社会心理学中，人们把行为反应的结果与预期目标完全相反的现象，称为“飞去来器效应”。飞去来器是澳洲土著使用的一种抛出去又会重新回来的武器。

人们在尽享新媒体带来的种种科技力量的同时，由它伴生的负面效应也让人们感受到了风险的确是无处不在，当新媒体带来的各种负面效应不断冲击现存的法律边界时，立法者、管理者针对新媒体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正在出台。这些不断叠加的关于新媒体的法律法规是否会引发贝克在《风险社会》中所提到的“飞去来器效应”，现在还不可知。制度对于新媒体的规范，全球都在进一步的实践中。如果有一天互联网信息全面进入付费时代，互联网“翻墙”技术被广泛运用时，媒介生态和舆论环境的变化对政府的媒介管理和规范职能将会是更大的考验。

二、新媒体时代如何提升党政干部媒介素养

中国数亿网民的网络舆论场可以说是世界上规模最大、力量最强的舆论场，民众以事实为依据并准确表达固然重要，但当务之急是党政干部先“正己”再“正人”。因政府形象的构建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在此不展开论述，本文要重点讨论的是党政干部“正己”环节的媒介素养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升党政干部的媒介素养。

1．转变对新媒体的认识，重视新媒体的影响。许多政府领导都一直认为传统媒体在我国仍然是主流媒体，政府宣传只看重传统媒体，政府的形象宣传也大多集中在传统媒体上。所以各级领导对报社、电视台、电台等都相当重视，但却轻视了网络平台，总把网络看作是非主流的民间平台，多数的政府网站也仅仅是摆设而已。这就造成政府机关和党政干部从上到下，对于新媒体的关注和引导都较为薄弱。

2．了解新媒体，学习新媒体。个别官员的腐败行为和生活作风问题在网上被曝光后，严重地影响了民众对政府和党政干部的整体评价。我们不否认“媒体盲”可能带来意外收获，但是我们更应看到“媒体盲”可能引发的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及政府传播危机。只有了解新媒体，才能知道如何应对和利用新媒体，化解危机传播的负面影响。

3．加强媒介理论学习，全面提升媒介素养。政府工作人员，尤其是党政干部应主动学习媒介理论，提升自己的媒介素养。作为党政干部，必须认识到新媒体在舆论形成和引导中正在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同时也应认识到新媒体在带来传播风险及各种挑战的同时，也给重塑政府形象和政治环境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机遇。在新的媒介环境中，“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法则依然适用，正视新媒体、学习新媒体、使用新媒体，进而引导新媒体是党政干部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1]缪红燕．探析新媒体时代的深度报道[J]．职业时空，2009(11)．

[2]秦志希，郭小平．论“风险社会”危机的跨文化传播[J]．国际新闻界，2006(3)．

[3]胡兴荣．两难中寻求新闻与伦理的共存[J]．国际新闻界，200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