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与近现代湘中乡土社会文化风气变化初探

范大平，李志和，彭莳兰

(1.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学报编辑部，湖南 娄底 417000；2.娄底市政协文史委，湖南 娄底 417000；3.娄底市环卫处，湖南 娄底 417000)

曾国藩是从湘中走出来的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名人，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思想对近现代湖南乃至全国产生了深刻影响。自然，曾国藩的思想和文化品性的形成离不开湘中这片故土的文化熏陶与浸染；反过来，曾国藩的思想文化对近现代湘中地区的社会文化风气的形成、变化、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较之其他地区要更为深入，尤其是曾国藩统领的湘军的崛起，更加剧了曾氏对湘中民间乡土社会的影响。本文拟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探讨湘中地区社会文化氛围特别是民间乡土社会文化对曾国藩的影响以及曾国藩对近代以来湘中乡土社会文化风气的变化所起的作用与影响。

一 近代湘中乡土社会文化风气对曾国藩及湘军的影响

(一)地域和民风的影响

近代湘中乡土社会文化风气对曾国藩及湘军的影响，首先体现在地域和民风上。谈到曾国藩，首先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湘军。湘军，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词。“无湘不成军”，则更是一句流传很广甚至带有历史性论断的名言。在一个社会变革风起云涌的时代，湘军脱颖而出，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一道独一无二的风景。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一部中国近代史，一半是湖南人写就的，换句话来说，即是由湘军人物书写的。让人感到惊异的是，这些书写历史的人有许多即诞生在湘中娄底这块神奇的土地上。湘军之父”曾国藩、“湘军之母”罗泽南、“湘军卧龙”刘蓉、湘军名将曾国荃、杨昌濬、朱南桂、彭毓橘、胡中和等近40 人名登《清史稿》［1］，一个小小的市有这么多人名列一代之史，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任何一个朝代都从所未有的，惟楚有材，于斯亦盛。

为什么会出现湘军，为什么会崛起湘军领袖曾国藩等人，这绝对不是偶然的，也实在是耐人寻味的! 下面，让我们拨去历史的烟云，去探求娄底杰出人物留下的足迹，并清晰地拓摹下来呈现给当今世人，为“无湘不成军——无湘乡，不成军”这句话找到正确的诠释。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又说，“地灵人杰”，钟灵毓秀的湘中娄底，英雄豪杰挺生其中。如果我们深入地了解历史，就会发现关于湘人性格的特点在史书上有过不少记载，如《史记》说湖南人十分剽悍，《隋书》称其“劲悍决烈”。湖南的方志及族谱中，湖湘性格多被描述为“劲直任气”、“民好斗讼”、“其俗剽悍”、“其民尤尚气力”、“任性刚直”、“赋性刁悍”。近人对湖湘性格也有不少评说，清末湖南布政使李榕说湘人“气太强”，巡抚陈宝箴称“好胜尚气”。1933 年国立清华大学考察团访湘后提出的报告说：“一入长沙，即深觉湖南之团结力特别坚强，……然同时亦气量褊狭，…吵嘴打架，殆属常事，民风剽悍殆即以此。”［2］

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湖湘性格，主要原因是两个方面：一是自然地理环境的影响。正如韩愈所说的：“南方之山，巍然高而大者以百数，独衡为宗。衡山南八九百里，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驶，其最高而横绝南北者岭，中州清淑之气于是乎穷。气之所穷，盛而不过，必蜿壇扶舆，磅薄而郁积，意必有魁奇忠信材德之民生其间。”著名学者钱基博在《近百年湖南学风》中更作了精到的分析：“湖南之为省，北阻大江，南薄五岭，西接黔蜀，群苗所萃，盖四塞之国。其地水少而山多，重山迭岭，滩河峻激，而舟车不易为交通。顽石赭土，地质刚坚，而民性多流于倔强。以故风气锢塞，常不为中原人文所沾被。抑亦风气自创，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人杰地灵，大儒迭起，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宏识孤怀，涵今茹古，罔不有独立自由之思想，有坚强不磨之志节。湛深古学而能自辟蹊径，不为古学所囿。义以淑群，行必厉己，以开一代风气，盖地理使之然也。”［2］娄底正处在南岳72 峰的分布线上，地形也是以丘陵山地为主，生存环境严酷，山重水复，磅礴郁积之气造就了娄底人极强的血性和强悍的民风，在娄底人的血脉中汩汩地流淌着一股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死、不信邪的狠劲。二是娄底人大都是移民的后代，移民所特有的开拓精神代代相传。最早的移民始于唐末、五代时，以后历宋、元、明、清，每当易代之际，就会出现移民的高峰，元末明初的“江西填湖广”就是明证。曾国藩家族的迁徙即是在明末清初时，由江西迁湖南衡阳，再迁湘乡荷塘大界，传至曾国藩祖父曾星冈时，在高嵋山下艰苦创业，基业始宏。这些开拓者们安土重迁，但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自己的故土，寄籍他乡，只得忍辱负重，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如果没有坚苦强悍的习性，没有开拓进取的精神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这些拓荒者将这种精神代代相传，形成了倔强、刚直、英勇、坚毅、强悍、豪侠等“特别独立之根性”，也就是民间所说的“霸蛮”精神。这种精神，已经深深地融注于其后裔的血脉之中，长期积淀，一脉相承。此外，还有一个史实也值得注意，即明初至清初的300 年粮堕(元末，湘乡人易华助粮陈友谅以对抗朱元璋，朱大怒，明朝建立，朱令湘乡人加倍纳赋，湘人饱受其苦)，长期压在湘乡先民的肩上，这对湘中民风的养成，也是不可忽视的，这在老《湘乡县志》和湘中许多姓氏的族谱中都有记载［3］。

湘中地区有一则民谣是：“上十三里蛮而不刁，下十八里刁而不蛮，中十六里又刁又蛮。”湘乡县自古以来民风强悍，好勇斗狠。但湘乡三里又有细微的区别，中十六里相当于今天的双峰县域，“又刁又蛮”的强悍民风使得双峰县域在咸同时期涌现出大批著名的湘军将领，也出现了带有家族特色的军队，以曾国藩、曾国荃为首的曾家军、以罗泽南为首的罗家军、以李祥和为首的李家军、以胡中和为代表的胡家军、以朱南桂为代表的朱家军、以葛承霖为代表的葛家军以及杏子泉坝的“杨家将”等等，都是将帅满门，例如人称朱南桂兄弟是“三条半田塍有九个带兵官”［4］。据初步统计，中里所出将帅人物在湘军中所占的比例也要高于上里和下(首)里。

19 世纪中叶，一位名叫里希霍芬的德国地理学家，先后7 次深入中国考察研究之后，他对湖南人是这样评价的：“湖南人是长期保持独立的一个种族的后裔，中国的军人主要出生在此，尤其是很多的官员也是生在湖南。忠实、正直、强烈的自我意识和粗犷、反抗心更是他们的性格特征。湖南不仅是中国最优秀军人的摇篮，而且也是政治家的摇篮，当代历史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有好几个都出于湖南”［4］。——这里所说的“摇篮”，具体的地域，即主要指今日的娄底；这里所说的“好几个”，就是指娄底人曾国藩、罗泽南、刘蓉等人。地火在运行，数百年的长期积蓄，一旦迸发出来即不可遏止。时势造英雄，“湘军之母”罗泽南，“湘军之父”曾国藩、“湘军卧龙”刘蓉即应运而生。

(二)人文理学的深远影响

随着湘军的崛起，娄底儒将辈出，书生立武勋，这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奇特的现象，颇值得探讨和研究。

我们说娄底人血性强悍，忠义尚武，并不是说不重视文化。相反，娄底人历来有重文之风，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娄底属于荆楚之地，其楚文化积淀了数千年，近世民风强悍，勇于任事，敢于牺牲，实则为远古楚文化精神和远古楚魂的近代延续和悠长回响。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这种天然的、原汁的、鲜明的文化精神。同时，由于两宋之后，湖南成为“理学之邦”，儒家思想成为湖湘士人的基本信念。在这种文化环境中，经过儒家文化和理学思想的长期熏陶，加以自身的艰苦修炼，遂体现出风流儒雅、高度教化的特色。这样，既保有本地的固有特色，又不断吸收外来的中原文化，两者相互作用和融合在一起，于是形成了特定环境下的儒雅的“血性意志”的性格特征。可以说，这种文化链条从来就没有间断过。娄底人有着耕读传家的优良传统，对文化的崇拜，对教育的重视，对读书人的尊重，使得娄底具有一种古朴敦厚的民风，洋溢着一股浓厚的儒教气息。经世济用的儒家济世观深入娄底士人的头脑，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性格坚韧，血性高昂，于是上演了一幕幕惊天地、泣鬼神的活剧。

就曾国藩诞生地湘乡中里(今双峰)而言，双峰历来人文昌盛，人才云蒸霞涌，文脉薪火传承，其流风余韵氤氲数百载，被称为“炳炳上国之观，焕焕一代之文”。雍正四年，湘乡县被列为“人文最盛州县”，其中双峰人举足轻重。双峰人才辈出，如蝉之联，如珠之串。三国蜀相蒋琬、元代大散曲家冯子振、明代大理寺评事贺宗、明末清初硕儒刘象贤，都是其中的佼佼者。到了清代康雍乾嘉4 朝，双峰经济文化又得到了发展，境内人文兴盛。乾隆时的张正笏，举人出身，任涟滨、东皋、双峰等书院山长20 多年，培养高足弟子众多，名满湖湘。特别是他上承王夫之，下启湘军人物，在湖湘文化的传承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到咸丰年间，随着曾罗等湘军人物的崛起，双峰更是人文鼎盛。到光绪年间，探花王龙文是湘中地区唯一的鼎甲，与杜俞、曾希文、朱恢元等都是“东山十子”中的人物，登东山而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蜚声文坛。

双峰境内族学塾馆林立，生徒上万，可想见双峰人崇文向学之盛，尊教重学之隆! 时人有联赞曰：“泗水文章涟水流，尼山木铎振湘山。”乾隆十年，中里永丰始设义学。乾隆廿五年，双峰书院创办。后曾国藩之友朱尧阶有名联云：“两派交流，好向此间寻活水；双峰对峙，更从何处仰高山。”脍炙人口，传诵至今。双峰文化兴盛，私家藏书业相当发达，著名的有曾氏富厚堂藏书楼、张氏炳蔚山房、劳田王氏尚泊堂，均庋藏宏富，嘉惠士林。双峰士人著书立说者众，考查同治刊《湘乡县志·艺文志》中，有关经史子集的著述相当之多。据初步统计，科举时代，双峰中举人成进士者有100 多人，可谓盛矣。

“中兴将帅，十九湖湘”，当时有人将湘中人才之盛，归之于山川地脉风水好，曾国藩作了一首诗来回答：

山县寒儒守一经，出山姓氏各芳馨。

要令天下销兵气，争说湘中聚德星。

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

书生自有平成量，地脉何曾独效灵？［5］

娄底人之所以能建不朽功业，究其根本是从学问中来的。曾国藩在《罗忠节公神道碑铭》中称：“公以诸生提兵破贼，屡建大勋。朝野叹仰，以为名将，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于学者久矣。……公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耻生事之艰，而耻无术以济天下。”［6］故罗泽南坚苦向学，经史子集百家著述无所不读，将儒家思想和经世致用结合在一起，以学问为根砥，才能建立不朽功勋。刘蓉、曾国荃、李续宾、李续宜、杨昌濬等许多湘军将领也都是学养兼优的。因此，湘军是一支有文化的军队，或者说是文化人统领的军队。湘军之所以取胜，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胜利。

(三)以传统和经世、文韬和武略相结合为特征的学风的影响

所谓学风，应该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环境中形成的表现士人们的学术价值倾向、学术风格、学术心理、学术体系等因素在内的一种文化氛围的综合体现。可见，学风具有时代性和地域性的特征。鸦片战争前后，湘中的学风既体现了传统的儒学特征，又表现了一定的反传统，开启了经世致用之学的先河，也就是以传统为体，以经世为用。一方面，湘中的知识分子们也和全国士人学子一样，从小学习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经典，成人之后就跻身科举之途，寻求为官之道。因为中国的封建体制早已将“学途”与“仕途”紧密联系在一起，前者是后者的准备和必要前提，后者则是前者的目的和归宿。

湘军兴起之前，湘中的士人像曾国藩、罗泽南、刘蓉等无一不是选择了传统的致仕之途，《清史稿》在论曾国藩的成功之道时也说过：“国藩事功，本于学问”［1］203这句经典结语就体现了湘中士子的传统之道。正是曾国藩在科举道路上的执着追求和锐意功名，才最终成就了他后来的一番事业。“莫言书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正好体现了他在科举道路上的心路历程。就是那些后来通过加入湘军跻身官场的人物，如罗泽南、刘蓉、曾国荃、李续宾、李续宜、杨昌濬等也先后在科举之途上辛勤耕耘过，因为在世人眼里，科举才是正途。另一方面，湘中的士人又开始谋求开一代风气，能别于中原人物以独立，逐渐开始反传统，于是嘉道之际的湘中又出现了一种经世致用之学风，其特征是一反过去乾嘉学派的不谙时事，空谈义理的学风，讲求以现实的态度面对社会，主张学以致用，专攻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他们普遍关心国家的政务，如荒政、盐政、漕政、河政、吏治、文治、武功等，以跻身官场来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手段，希望通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来改变社会的弊端，澄清天下。曾国藩既拥有旧学、儒学的功底，又通晓新学、西学的阐发；既维护旧事物，又有开风气之先；既具有盖世的文笔，又表现超凡的武略。故容闳称他为“旧教育中的特产人物”［2］。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此时湘中的士大夫普遍表现出对古今兵法和地理的热情，喜读兵书、谈兵事。如罗泽南胸罗古今地图兵法，多论兵家形要，著有《皇舆要览》，为日后的统军征战作了充分的准备。由此可见，嘉道年间的湘中有识之士兼具传统与经世、文韬和武略之学风。

二 曾国藩和湘军对近现代湘中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忠义血性的湘军精神影响深远

湘军将领大多是儒将，这是最本质的人文特色，湘军选将的基本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儒将以文才为前提，以德才为根本。满腹经纶，深明忠义，智勇双全，是文经武纬之才，是理想的带兵之人。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曾国藩把“五德”具体化为四个条件：“带兵之人，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于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四者以忠义血性为内核，“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5］1021

曾国藩、罗泽南、刘蓉治军的精神教育，就是经常向士卒陈说忠孝节义，以儒将为依归，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兵卒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从而达到“培养正人”、“转移风气”的目的。王定安的《湘军记》就精神教育的内容、途径和效果作了很好的论述：“当湘军兴起，山农柔懦者亦颇畏远征，及援江西，士人轻死陷阵，叠克县城。国藩闻而乐之，益以忠义激励将士。而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萧启江之伦，皆崇纪律，重廉耻。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入。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者耶。”又云：“湘军创立之初，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学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6］娄底山农朴实少心窍，在家则为良民，临阵则为勇士。湘勇精神就是湘中书生儒学伦理和湘中山农地方性格的结晶，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湖南人的血性令对手甚至敌人都感到钦佩，日本人对湖南人就最佩服。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人以攻打湖南最吃力，前3 次均告失败，第4 次侥幸成功，而守城的将领并不是湖南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专门对湖南人进行研究，他们根据在日本非常流行的血型学说，发现湖南人的强悍性格与他们的血型结构有关系，湖南人中间有A型血的人比例非常高。所谓血性，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娄底人作为湖南人的典型代表，自然不能例外。正如陈独秀先生所说的：“湖南人的精神是甚么？……二百二十年前的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 几十年前的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战’的书生!”［7］的确，娄底人以忠义血性为核心的勇武精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风尚，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以后的民主革命中，娄底涌现了许多舍身取义的革命志士，虽然他们所献身的事业各有不同，但所表现的“血性”性格有着共同之处，可见湘军精神对以后湘中乡社会文化风气变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曾国藩和湘军对湘军民间和知识界的影响

湘军领袖和湘军对湘中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曾国藩、罗泽南、刘蓉都是理学真儒，他们著书立说，讲说伦理。罗、刘甚至亲自修正考订祭礼等仪礼，在民间推行，至今成为轨范。而湘军的影响至深且巨，如在今天的湘中，人们在谈到过去时总爱说“咸同”如何如何，但很少有人会将此词与老湘乡县人在晚清历史上所创造的那段辉煌联系起来。其实，“咸同”即是指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年间，由于湘军的崛起，老湘乡县在全省乃至全国的面貌为之一新，“一县之人，纵横十八行省”，湘乡名扬天下，人文鼎盛，一时无出其右。故老湘乡县人将这段值得炫耀的历史时时挂在嘴上，如同有人言必称希腊一样，老湘乡县人肯定言必称“咸同”。在湘中民间，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常津津乐道这样的民谣：“湘乡有三九，打遍天下无敌手”。“三九”指的是：罗雄九(罗泽南在与曾国藩互通书信时所用的隐名)、李如九(李续宾，字迪庵，号如九)、曾宽九(曾国荃，行宽九)，这3 人都是湘军中的著名悍将。

湘中民间有“富不丢书，穷不丢猪”之说，曾国藩家族的耕读家风也成为湘中家庭的学习典范。“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这是曾麟书撰命儿曾国藩书写的对联，在湘中民间传诵所及，老幼皆知。而曾氏的“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起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更是被湘中士人奉为圭臬［5］778。湘中地区唯一鼎甲探花王龙文受曾、罗、刘影响颇深，王先谦将王龙文的文章称之为“古文正脉”，并为其编辑《平养堂文编》，且序曰：“湘乡自曾文正公用忠义倡导乡人，同时刘、罗诸贤皆以理学名儒起树勋绩。君景仰前烈，其抱负已与人殊。”［8］诸生出身，官至署理湖南布政使的杜俞则更是以曾文正自喻。民国少将王思曾，则更是用改名以表达对曾文正的景仰之情。

笔者曾撰《湖湘一脉》一文，探讨了从王夫之到曾国藩再到蔡和森的湖湘文化渊源，是一脉相承的。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曾国藩对蔡和森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曾氏在治学、修身上的许多言行都为蔡和森所效法。他对曾氏推崇备至，并以敬佩的口吻说：“三年以来，每觉胡林翼之所以不及曾涤生者，只缘胡夙不讲学，士不归心，影响只能及于一时”(毛泽东亦云曾涤生为“办事而兼传教之人”)。从蔡和森给毛泽东等人的信中可以看到，蔡对曾氏成败得失的研究由来已久，他将曾的成功归之于潜心研究学问，广为传道，所以能笼络人心，影响深远。有鉴于此，蔡和森决心建立一套付诸实践的思想体系：“谓三年之内，必使我辈团体，成为中国之重心点。”

那么，曾国藩为什么会对蔡和森产生影响呢？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探讨。首先，是婚姻关系的影响。蔡和森外祖葛葆吾之弟葛莅吾为曾国潢女婿，即曾国藩侄女婿。今日本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有曾文正赠葛葆吾对联手迹，联云：“飞觞洒翰偏得意，读易论诗亦未疏。”葛葆吾追随曾国荃麾下，屡立军功，得其提携，官至按察使，为湘军中一有名战将。后在平定捻军时，在湖北薪水县阵亡，《清史稿》有传。蔡和森之祖蔡寿崧，湘军下级军官；其父蔡蓉峰，因曾国荃的关照，得以在上海江南机器制造局任职。这种千丝万缕的联姻关系，对蔡和森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其次，是地域关系的影响。童年时代的蔡和森寄居外祖葛家荷叶，与曾氏故居比邻而居。因此，他听人谈论最多的是曾文正及其逸事。荷叶人教育子女的普遍方式是常常用曾文正的功绩为榜样，葛家和蔡家也不例外。由于婚姻关系的便利，蔡母得以时常带蔡和森兄弟姊妹去曾氏侯府富厚堂拜谒，并以曾文正来启发和激励他们。再次，是师承关系的影响。蔡和森在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后师承杨昌济，而杨正是曾文正的忠实信徒，这在他的《达化斋日记》的诸多记录中可见一斑。杨不仅学习和仿效曾文正，还拿曾文正为榜样来教育和勉励他的得意门生毛泽东、蔡和森，曾国藩的思想必然经过杨昌济先生“薪尽火传”而深刻影响青年蔡和森。

(三)从军之风始盛，文明开化之风渐兴

随着湘军的崛起，“东南数省，莫不有湘军之旌旗，中外皆叹异焉”。特别是湘乡“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近古未尝有也”。影响所及，湘中人从军之风大为兴盛。

湘中人甘愿冒险从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想博取功名，光宗耀祖。而普通人想获取功名的便利途径也只能去当兵，于是那些已经参加湘军的人纷纷在前线靠着英勇战斗谋取功名，而后方的丁壮则梦想投效军营捞取一官半职。此外，或因家贫而选择从军，或因科举考试无望而投笔从戎者也不少。故曾国藩在咸丰十一年给湖南巡抚毛鸿宾的信中说，家乡“近年以来兵勇遍布数省，颇有人才渊薮之称。”于是，湘中人的纷纷从军呈现出“古以从军为苦，今以杀敌为欢”的局面。影响之深远，以至于后来的国共军队中，湘籍将领士兵所占比例也最大。

湘军兴起之前，湘中社会的文明开化程度还停留在传统的农耕社会阶段，士人因为接受了传统文化和相对保守的农耕社会风气的熏陶，大多数都表现为因循守旧。随着湘军转战南北，湘中人眼界大开。通过带兵，湘军将领渐知洋枪洋炮之厉害，纷纷主张兴办洋务。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开创者，而其弟曾国荃的洋务思想在同光年间更加完善，就连自认为思想比较先进的郭嵩焘都暗中佩服道：“沅浦宫保所见洋务极深透，识解尤远且大。吾初自视方今言洋务当首屈一指，与沅老谈，自愧不如，其神识过人远矣。”［9］

湘军将领们还通过带兵，渐知文化知识普及的重要性。他们在结束战事荣归故里后，大开文明之风。有的创办族学、义学，有的为繁荣地方文化事业作贡献，有的主持地方公益事业。如罗泽南、朱南桂捐资开办族学；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为东皋书院、双峰书院等捐款助学；李续宾、李续宜兄弟捐建湘乡昭忠祠；曾国荃、曾纪泽主持修纂《湘乡县志》；官至浙江巡抚的蒋益澧有感于年少失学，特拜杭州两拔贡为师；正如曾国藩所述：“吾湖南近日风气蒸蒸日上，凡在行间，人人讲求将略，讲求品行，并讲求学术。”［5］201

不仅湘军上层人物思想日渐开明，就连普遍士兵也因走出家门而见识大开，思想观念也发生了很大转变，他们在结束军旅生涯回到家乡后，有的不再重操农耕旧业，而选择新的生活方式。或经商，或从事手工业，或求荐于公门，或游荡在外。曾文正、左宗棠、曾国荃、刘蓉也都看到了湘勇流落在外这一点，并在其书信、谈话中表示过忧虑。例如左宗棠在致刘典的信中所说：“湘中不文不武之人来此谋事者多，最难处置，将来流落异乡，作何归结？”(《左宗棠未刊书牍》)。果然，后来有的湘勇加入哥老会等江湖组织，走上了反清的道路，这是湘军领袖们始料未及的。

［1］赵尔巽.清史稿·曾国藩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7.

［2］钱基博.近百年湖南学风［M］.长沙：岳麓书社，2010.

［3］同治刊·湘乡县志［M］.长沙：岳麓书社，2009.

［4］陈器之.双峰春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

［5］曾国藩.曾国藩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1987.

［6］王定安.湘军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3.

［7］杨昌济.达化 斋 日记［M］.长沙：湖南人 民 出版社，1981.

［8］王龙文.平养堂文编［M］.民国抄本，藏湖南图书馆.

［9］郭嵩焘.郭嵩焘全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2.

［10］罗泽南.罗泽南集［M］.长沙：岳麓书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