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自由与科学发展
——以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为例

冯红丽，张培富

(1.长治学院沁县师范分院，山西 沁县 046400；2.山西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中心，山西 太原 030006)

历史发展证明，民主和自由对科学的发展具有极大的推动作用，西方近代科学就是在民主与自由精神孕育下发展起来的。科学社会学奠基人默顿认为，民主与科学的关系是“在与科学精神气质一体化的民主秩序中为科学提供了发展机会。”[1]民主与自由对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在我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最高科学研究机构——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发展中也得到了验证。“国立中央研究院”成立于1928年，它是我国第一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有着严密组织结构与严格规章制度的国家级综合科学研究机构。由于它本着“学术自由、民主管理”的基本原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

一、“中央研究院”的民主管理

“中央研究院”的首任院长是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杰出的教育家和优秀的科学事业家蔡元培先生，他早年从事文化和教育事业，并把此作为救国救民之道。为了进一步学习，他又留学德国，长期旅居法国。西方的民主科学思想给他以深深的震撼，归国后他积极从事教育科学事业，在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职时就明确提出了“学术自由、民主管理、发掘和放手使用人才”的管理理念。在“中央研究院”建院之初，蔡元培先生仍然坚持了这一行之有效的原则，并把它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管理工作的基本方针。同时，就职于“中央研究院”的管理人员与科研人员大多都有国外留学经历，不少取得了硕士或博士学位。他们在接受西方系统科学文化教育的同时，也深受西方科学体制中民主、自由和独立等科学精神的熏陶。于是，在科学民主精神的指引下，蔡元培与研究院各位工作人员共同努力，制定了一系列民主管理的章程、法规和条例，其中“院务会议”与“评议会”两大管理中枢就充分体现了民主管理的原则。

院务会议是“中央研究院”的主要管理机构，它由院长、总干事、文书、主任、会计主任、出版品国际交换处主任、各研究所所长、各所秘书及各所组主任组成，院长为会议的主席。院务会议负责通过全院的工作计划，审订全院的各项预决算，审议研究院的各项章程和法规，议定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的交流合作，审查院属各研究所所务会议的决议案。院务会议每月举行一次，开会时应有半数以上的会员出席，会议的议决以出席会议的多数人同意为通过，最后交院长核准执行。院务会议的设立，使院长的行政权力受到牵制，有效地防止了院长权力过分集中，最大限度地保证了研究院各项工作的民主决策与运行。

评议会是“中央研究院”的学术管理机构，正式成立于年1935年9月，负责选举名誉会员、决议院内学术研究的方针、促进国内外学术研究的合作与互助、进行学术评议与奖励等事项，对“中央研究院”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评议会的组成成员包括评议会议长、当然评议员与聘任评议员，其中评议会议长由院长担任，总干事与各研究所所长为当然评议员，聘任评议员从全国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中聘任。1935年6月19日，由院长和国立各大学校长参加的第一届聘任评议员预备会议，确定了聘任评议员的选举办法。6月20日，由l3所国立大学的校长和蔡元培院长、丁文江总干事共15人，本着“一方面应力从严格，一方面应力求普遍”的原则，从来自全国各地的研究机关、高等学校和学术界公认的60位候选人中，当场选出聘任评议员30人组成了首届评议会。30位聘任评议员中，来自各大学的共14人，各专门研究机构共10人，企业研究机构2人，另有王世杰和朱家骅两位官僚。但王世杰在法学上的贡献，朱家骅作为我国近代地质学的奠基人，他们的学术水平也是得到学术界普遍认可的。第一届评议员代表了当时我国学术界的最高水平，这样就保证了评议会的决策可以真正代表学术界而不受政府的干预。第二届评议会于1940年7月经选举并由国民政府核准后正式组成，评议员整体学术水准相比第一届而言，又有相当的提升。事实证明，两届评议员完全是以学术水平为标准并由学术界民主选举产生的，集中体现了“中央研究院”学术民主的治院原则。

二、“中央研究院”的学术自由

“中央研究院”的治院理念是学术自由，首任院长蔡元培先生明确指出：“科学理论的研究工作应允许有最大限度的自由”，“中央研究院”“更宜注意科学研究之自由精神”，学术的自由“即凭研究者自己之兴趣与见解决定动向，不受他人之限制之原则，仍应于合理范围内充分尊重之。盖学院自由，正是学术进步之基础也。”[2]“中央研究院”的继任院长朱家骅于第二届评议会第一次年会上也明确谈到，“各所学术研究，应当努力使它不偏离蔡故院长所指示的工作大纲和宗旨，不要失去本院的立场。”[3]这里的立场，指的就是学术研究的自由。

为了贯彻学术自由的精神，“中央研究院”奉行人才主义，不拘一格，聘请优秀科学人才。各研究所所长均由当时的著名学者担任，如地质研究所所长李四光、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化学研究所所长任鸿隽、物理研究所所长丁燮林等。在研究员和评议员中，有赞成唯物论的，也有主张唯心主义的；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员；有的取得名牌学校毕业的博士学位，而有的则是自学成才。

中央研究院还坚持专家治院的原则，要求行政干部不能只是一般的行政官员，而必须是有管理才能的学者。因此，院内总管行政事务的第一任总干事就由杨杏佛这位经济管理学家担任。他是近代中国科学民主精神的极力追求与力行实践者，参与了中国最早的介绍科学的杂志《科学》月刊的创办以及中国第一个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创建，后因争取自由与人权，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被暗杀。杨杏佛被暗杀后，总干事职务由地质学家丁文江接任。他既是中国近代地质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又是一位擅长办事的科学家。丁文江先生也非常注重科学研究的自由精神，曾指出“国家什么东西都可以统制，惟有科学研究不可以统制，因为科学不知道有权威，不能受权威的支配。”丁文江之后，相继担任总干事这一职务的还有朱家骅、傅斯年、任鸿隽等著名学者。行政事务由专家学者来主持，从根本上杜绝了研究院外行领导内行现象的出现，避免了官衙作风对科学研究工作的干扰，最大程度地保证了学术独立性。

在1940年3月蔡元培病逝后继任院长的选举上，充分体现了“中央研究院”学术独立于政治的自由精神。对于继任院长，蒋介石曾“下条子”让选举汪派人物顾孟余，但评议员们完全没有考虑蒋介石的意见，他们本着学术独立的精神，根据《评议会条例》选出翁文灏、胡适、朱家骅3人上报国民政府遴选。同年9月，朱家骅被任命为为“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长。

1948年，“中央研究院”在制度建设上确立了院士制，使“中央研究院”的体制得以完成。在这次院士选举中，广大评议员坚持了学术自由和学术独立的原则，把学术成就作为评选的唯一标准。正因为选举坚持了学术自由与独立的原则，像郭沫若、马寅初这样在政治上与国民党相背离的学者，在选举中并未遭到排斥，而以其学术贡献当选，这表明了当时学术相对独立于政治的状况。

由上可见，“中央研究院”是一个带有强烈自由主义色彩的学术研究机构，学术自由的治院原则有效地抵制了国民党政客和学阀插手院内科研工作，保护了广大科学工作者的积极性，为不同的理论、假说、观点、流派在相互竞争和取长补短中自然发展提供了所必需的环境、土壤和氛围，促进了我国科学事业沿着民主自由的轨道健康发展。

三、“中央研究院”的科学成就

1928年6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陆续按学科分别设置各研究所，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为止，已经设立了气象、天文、物理、化学、工程、地质、社会科学、历史语言、心理及动植物等10个研究所。到1949年，研究所发展到23个，成为一个囊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全国综合性研究机构，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气象和地质学研究成就颇为显著。天文研究所筹建了我国第一个现代天文学研究机构——紫金山天文台，开展了关于变星、彗星、日食及太阳黑子的观测研究，还进行了编历授时的研究工作。气象研究所观测并研究了中国气候的变化规律。竺可桢关于我国季风和雨量规律的研究成果，引起了国际气象学界的重视。地质研究所创立了地质力学理论，以力学的观点研究地壳运动现象与矿产分布规律，并对各省的地质矿产资源进行实地考察，还在庐山等地发现了我国第四纪冰川遗迹。化学研究所关于中药成份、化学玻璃及平阳矾矿的利用研究，物理研究所关于电、磁、光、核物理、结晶及短波的研究，工业研究所对陶瓷、玻璃、钢铁、棉纺日用品的研究，生物学研究所关于我国动植分类的研究，心理学研究所关于神经生理和胚胎行为的研究，医学研究所关于神经肌肉系统生理、营养及酵素化学、抗异生素的研究等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在社会科学方面，以考古学上的成就最为突出。1928年至1929年，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组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了大量殷代甲骨卜辞和青铜器，成为当时轰动世界考古界的大事。1930年至1931年，先后由考古组专家李济和梁思永先生主持，对山东龙山镇城子崖遗址进行发掘，发现并确立了以黑陶为主要特征的“龙山文化”。龙山文化完全是由中国考古学家自己发现和独立发掘的，这是中国考古学上的一大创举，并与殷墟发掘一起，开创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新时代。此外，历史语言研究所还清理并初步研究了内阁大库的明清档案，调查了全国各地方言；社会研究所就陪审制度、犯罪问题等社会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4]

在此期间，“中央研究院”还多次代表中国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如1929年翁文灏出席了在爪哇举行的第四届太平洋科学会议，王季同参加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世界动力协会，汪敬熙出席在美国耶鲁大学举行的第九届国际心理学会议；1930年，陈焕镛参加了在英国剑桥大学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植物学会议，沈孝凤参加了香港远东气象学者会议；1934年，吕炯出席了在华沙举行的第十四届国际地理会议；1935年，高平子、潘璞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国际天文协会第五届大会；1938年胡适出席了在瑞士举行的第八届国际史学会议；1939年赵元任出席了在美国召开的第六届太平洋科学会议。在这些国际性的学术会议上，“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向会议提交的报告和论文为国际学术界所重视。出席国际会议，不仅使中国的学术研究逐渐与国际接轨，而且提高了“中央研究院”在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1932年，“中央研究院”获法兰西学院白理安奖金，接下来又于1934年被聘请为伊朗亚细亚学院的名誉会员。

1948年，“中央研究院”民主推选出了81位首批院士。在这些院士中，有当代赫赫有名的地质学家李四光，气象学家竺可祯，土木工程学家茅以升，世界级数学家陈省身、华罗庚、苏步青，生物学家童第周，历史学家陈寅恪、傅斯年，哲学家冯友兰，建筑学家梁思成……，他们都是当时中国学术界的精英人才。因此，有人对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作了这样的评价:“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5]

在短短的二十年中，“中央研究院”在各领域取得了许多令人可喜的成果，造就了近代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为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和科技队伍的建设打下了良好基础。而这样一种成就的获得，是建立在“中央研究院”努力坚持“民主管理、学术自由”，力争与国家权力分离，不受国家行政干涉的基础上的。

科学作为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体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的制度，只有坚持民主与自由的科学精神，不受行政权力干预与意识形态的控制，才能得到健康发展。

[1]李醒民.科学与民主、自由和国际主义[J].山东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2):1-8.

[2]王 骏.自由精神与科学研究——纪念元培先生诞辰130周年[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8(10):67-68.

[3]钱 斌.学术自由与制度保障——以中央研究院为例[J].安徽史学，2010(04):31-40.

[4]何艾生，梁成瑞.中国全史:民国科技史(第09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岱 峻.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