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荦承刻“御书”探析

刘甲良， 付壹强

(故宫博物院 图书馆，北京 100009)



【文史考辨】

宋荦承刻“御书”探析

刘甲良， 付壹强

(故宫博物院 图书馆，北京 100009)

宋荦乃康熙之宠臣，康熙三年筮仕黄州府通判，此后仕途通坦。康熙三十一年，调任江宁巡抚，驻节苏州*江宁巡抚的驻地在苏州。直到康熙四十四年迁任吏部尚书。在吴十四年，宋荦依托苏州刻书之地利，刊刻了大量精品图书。其中尤为重要的是其承刻的“御籍图书”，成为内府刻书的有益补充，开创了清代臣子替内府刻书的先河，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康版书”风格的形成。而宋荦之所以能承刻御书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有一定的关系。康熙皇帝平定天下后，致力于文化建设，冀营造一种稽古右文之盛景，并以弘扬文治来收买人心。但当时天下初定，内府刊刻能力有限，不能满足康熙皇帝之文治需求。而宋荦刊刻图书之能力及其风格甚合康熙帝之需求，同时宋荦自祖辈起即得康熙皇帝之恩宠，宋荦为官及学识为世人称道。鉴于此，康熙皇帝敕宋荦刊刻御书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宋荦；康熙；康版；苏州

宋荦(1634—1713)字牧仲，号漫堂，别署绵津山人、沧浪寓公、西陂放鸭翁等。清初河南商丘人，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宋权子。顺治四年(1647)十四岁，“应召以大臣子列侍卫”，*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10053页。先帝器之*钱仪吉：《清代碑传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6页。。十八岁同邑人贾开宗、侯方域、徐作肃、徐迩黄、徐世琛结“学苑(园)六子社”。顺治九年(1652)丁父艰。康熙三年(1664)筮仕黄州府通判，康熙九年(1670)奔母丧。康熙十六年(1677)，补理藩院院判。康熙十七年(1678)年三月，升刑部贵州司员外郎；十一月，以材选视榷赣关。康熙二十年(1681)升刑部福建司郎中。翌年二月，升直隶通永道佥事。康熙二十六年(1687)四月，升山东按察使；十月，特擢为江苏布政使。康熙二十七年(1688)四月，特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江西。康熙三十一年(1692)六月，调江宁巡抚，驻节苏州。康熙四十四年(1705)擢吏部尚书。康熙四十七年(1708)致仕，康熙五十二年(1713)逝世，享年八十。

宋荦学问渊博，精熟典籍，雅好诗文，侯方域叹其“少有异才”*侯方域撰，何法周、王树林校笺：《侯方域集校笺》，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21页。。及为官，实心任事，清正廉明，深受康熙皇帝的信赖和百姓爱戴。在清初文坛与王士禛南北呼应，并常纳贤达文士于幕下，领袖文坛近二十年，被时人尊为泰山北斗。《四库总目提要》载“荦诗文亦为当代所推，名亚于新城王士禛”。他还精鉴藏善书画，是清初著名的鉴赏专家和书画大家。所画“水墨兰竹，亦极超妙。山水秀逸淡远，无烟火气”*郝心佛：《清代商丘书画名人小传》，1986年版，第9页。。同时他一生酷爱藏书与刻书，尤其他任江宁巡抚驻节苏州时，承刻“御书”，可谓其刻书最辉煌时期。

康熙四十二年(1703)二月，康熙皇帝第四次南巡，经过苏州。颁旨令宋荦刊刻《御制诗集》。而后两年里，宋荦先后承刻了《皇舆表》十六卷和《御批资治通鉴纲目》一百零九卷*宋荦承刻图书目前学界只发现此三种，笔者暂也无新的发现。。在当时，此为莫大的荣幸。缘何康熙皇帝此时御点宋荦承刻图书呢？笔者不揣浅陋，作一大致分析。

首先，宋荦承刻“御书”之时，乃康熙朝晚期。众所周知，清入关后，很长一段时期并不能为中原人民所接受，“反清复明”之举可谓层出不穷。而康熙朝时，更有“三藩之乱”“漕运”等一系列问题。康熙帝早年时着眼于稳定全国政局，无暇文化建设。甚或为维护统治，统一思想，在文化领域里实行“文字狱”的高压统治，可谓后来不问世事、埋首旧纸堆的“乾嘉学派”的产生之渊薮。时人刻书惶恐，不敢轻易出版出版物，此也间接致使刻书事业的衰落。经过康熙皇帝的努力，康熙朝后期社会相对安定，康熙皇帝始有暇顾及文化建设。因此我们看到的臣子承刻图书基本都集中于康熙朝后期。

同时，康熙皇帝也需要改变统治初期的“武力统治”的面貌，想营造出一种歌舞升平、稽古佑文的太平盛世景象。而康熙皇帝雄才大略，多才多艺。对传统的经史、诗文有浓厚的兴趣，也有较高的造诣。涉猎广泛，在天文地理、历法数算也有一定的研究。康熙帝统治期间，常以其御制诗文赏赐臣工，以示恩宠。可以说，康熙帝本身的文化素养是其刊刻图书的前提。

康熙朝后半期，康熙帝曾六度南巡，寻古迹、访遗轶，勉励臣工，奖掖儒生，刊刻典籍，并御赐臣子刊刻。这固然出自于康熙皇帝一贯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也是在统治基本稳固以后，借弘扬文治来收拢人心的一种策略手段。

其次，宋荦在士人间的影响力。宋荦出身名门，自幼深受书香熏陶，诗书俱佳。且常在文化气息浓厚的江南地区为官，结交多为当时的名流士族。宋荦本人亦尚好风雅，政事之余常“搜访古迹，延接俊流”*钱仪吉：《清代碑砖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1926页。，纳贤达文士于幕下。曾修复唐寅墓、苏舜卿沧浪亭；甄选侯方域、魏禧、汪琬三人的文章刊刻称皇皇巨著《国朝三家文抄》，此举促进了古文的创作；刊补《施注苏诗》，于苏生日之际，率诸生致祭赋诗纪事，追慕前代风流；延接邵长蘅入其幕府，以诗为课；寻访并刊刻了《唐百家诗选》，为唐诗流传作出巨大贡献；甄录并刻成《江左十五子诗选》，构建了康熙时其执江南诗坛牛耳的一个重要集群*马大勇：《开府江南的宋荦与“江左十五子”》，南阳师范大学报(社科版)，2004年第8期。。诗文为时人推崇，著名文学史家严迪昌亦认为“清前期诗坛，以六部九卿或方面大臣之尊而主持江南风雅，广事生气，足可以和王士禛相媲美的是宋荦”*严迪昌：《清诗史》，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3页。。康熙皇帝钦定宋荦为其刻书，则可迅速扩大朝廷稽古佑文的影响，以实现弘扬文治、收买人心的目的。

再次，宋荦父辈有功于大清，而宋荦本人亦为官清廉、勤于政事、颇有政绩，从而深得康熙皇帝恩宠。例如康熙十六年(1677)，升任山东按察使。初任时，山东狱讼繁多。到任后，“不宴会，不游观，不吟咏”*宋荦：《西陂类稿》(卷47)，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半年妥善审结积案三百余件，狱讼为之衰息。十月，特擢为江苏布政使。当时东南财赋累数百万，而司库多亏银。历代官员相互包庇，积久不能爬梳。宋荦履任“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赵尔巽：《清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063页。。揭报清刷，后来者始可居。康熙帝言“荦足堪大用”。

翌年(1678)即升任都察院右副都御使巡抚江西。五月赴任至天门时，值楚中夏逢龙变起，宾僚请徐行以观变。宋荦曰：“两省连一江，今上流有贼，无抚臣弹压，易生变，吾岂可留哉！”*朱筠：《商丘宋氏家乘》(卷16)。立命发舟，兼程赴任。到任后，申军令，严守御，民心稍定。裁军接应夏逢龙乱者三千。密擒为首者李美玉、袁大相二人，即夜斩掉。余党悉问，乱遂平。变乱始弭，满目疮痍。宋荦即除火耗，禁私排，惩刁诬，平盐价，诸事悉心实行。建理学、忠节二祠，修乡贤澹台子、徐孺子墓和濂溪、鹅湖书院等，教化亦日兴。清名上闻，康熙帝赞曰“江西巡抚宋荦不要钱”*宋荦：《西陂类稿》(卷4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

康熙三十一年(1692)六月，宋荦因政绩升迁为江宁巡抚。离任时，江西百姓遮留雨泣，舆帜难行。八月，抵苏州任上。“视事后，首严饬官方禁革火耗、私派……吴中故有打降与讼师，厉民尤甚，以及略卖之奸徒，侵商之牙侩，俱查拿惩治”*同上。至于相沿陋习，荦亦禁止。当时淮、扬、徐三州多遭水灾。荦闻州郡有灾，必亲自往勘，减舆从，却供应。城市村集，靡不遍历，得其实即以入告，议赈，无岁不有。统计十四年中，所银米数各盈七百余万，而所赈丁口逾八百余万。“莅吴十有四年，利无不兴，而冰檗之操，卓然不渝。*朱筠：《商丘宋氏家乘》(卷18)。”康熙皇帝誉之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宋荦：《西陂类稿》(卷48)，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可见康熙皇帝对其器重有加。

而康熙三十八年至四十四年间(1699—1705)，康熙皇帝三次南巡，皆驻跸苏州，由宋荦迎送。这是对臣子的莫大信任和恩宠。康熙皇帝还常恩赐宋荦，据其自撰《漫堂年谱》载，康熙三十八年(1699)春，上赐御书“怀抱清朗”额和“仁厚诚民”额，又御书诗扇，又临米芾书，董其昌书《天马赋》一卷，渊鉴斋法帖及耕织图以赐；康熙四十二年(1673)春，上再次南巡，允宋荦之请赐“西陂”两大字，复赐御制一幅元旦律诗。该日又赐御制一幅狐裘诗和一幅督抚箴，并谕嘉宋荦曰“尔在此做官多年，安静和平，特意赐尔”*同上。。及宋荦年老致仕之际，康熙皇帝召见宋荦于畅春园，赐御制五言律一章。由此可见，宋荦终生深得康熙帝恩宠，这在当时也实属难得。

而宋荦得地利之优则是其承刻的另一原因。宋荦一生宦游最久之地是苏州，而清初刻书最佳之地之一也是苏州。金埴《不下带编》卷四云：“六十年前白下、吴门、西泠三地之书尚未盛行。世所传言，独建阳本耳。其中讹错甚多，不可不知……今闽版书本绝矣，惟三地书行于世，然亦有优劣，吴门为上，西泠次之，白门为下。自康熙三四十年间颁行御本诸书以来，海内好书有力之家，不惜雕费，竞摩其本，谓之欧字，见刻宋之字，置不挂眼。盖今欧字之精，超轶前后，后世宝惜，必称曰康版，更在宋版书之上矣。”金埴所言，如今看来并非完全如此。但他指出苏州刻书水平之优，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的刻书状况。而宋荦在吴十四年，刻书尽得地利。而他任江南巡抚时，已经延请苏州工匠刻书了。他在《答朱悔人》的信中说：“目下江南梓人即至，当为足下绣雕《章江集》一卷。”《章江集》成书于康熙三十年(1691)，此时宋荦尚未任江苏巡抚。及任江苏巡抚，驻节苏州之后，其刻书达到了辉煌。可以说，宋荦最后的二十年刻书生涯中，延请的都是苏州第一流的工匠。且看他的幕下和知交，不乏刻书能手，尤其其门生中，亦有汲古阁的藏书和刻书的世家。如宋荦最后的五十卷精刻本《西陂类稿》上，即有一些门人校梓的题名。另外，刻《元诗选》的秀野草堂顾嗣立，刻《钦定全金诗》的扬州郭元釪，都是其门人。刻《唐四家诗》著名的汪立名，被他委刻了《中州名贤文表》；淮阴博学的藏书家丘迥，被他委刻了《唐百家诗》；嘉定的陆廷灿，被他委刻了《梁园风雅》……这些都是他刻书上的得力助手。宋荦刻书可谓天时地利人和，故能出传世精品。

宋荦喜好藏书刻书，而其刻书风格与康熙皇帝的审美观相符则是其承刻的重要原因。康熙皇帝执政期间对刻书风格尤其是刻书字体十分关注。早在康熙十二年(1673)，武英殿修补前明经厂所雕《文献通考》和《性理大全》旧版加以重印时，康熙皇帝在《文献通考》御制序里对刻书字体有过专门的阐述：“此后刻书，凡方体，均称宋字；楷书，均称软字。”*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版，第296页。此段文字已经暗含康熙帝对前明横轻竖重，方整呆板的仿宋刻书字体不甚喜欢的微意。事实证明着康熙帝努力追寻着自己喜欢的新字体。例如他先后从刻书事业发达的江浙地区招来54名写字好的生员至北京，供内廷录用，其中字体即楷书，也就是软体字。自此以后，凡庭试对策大卷的字体，非端庄圆秀者便不容易录取。故有清一代的进士翰林，特别是三甲，无不写一手端庄圆秀的好字。

宋荦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刻书家，自二十余岁起，一直到老年刻书从未中辍。在江西、江苏等地为官期间重视文教，留意前贤诗文，刻印了大量地方艺文著作，如《施注苏诗》《三家文钞》《江右采风录》《江左十五子诗》等。而其自刻诗集《绵津山人诗集》可谓其从事诗歌创作与刻书活动相得益彰的作品。全书软字版刻，娟秀美观。在清初出版物中是一部难得一见的从内容到形式都堪称完美的佳作。康熙三十八年(1699)二月，康熙皇帝第三次南巡至江苏，时任江苏巡抚的宋荦迎驾，康熙帝向宋荦索观字及诗文。宋荦即以《绵津山人诗集》进呈。这本刻印精美的诗集给康熙皇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符合其主张的审美风格。康熙帝认识到宋荦诗文俱佳外，刻书品位和能力也是不俗。

众所周知，有清一代中央的重要刻书机构乃武英殿修书处。而武英殿修书处成立于康熙十九年(1680)十一月*同上书，第291页。。初创阶段，其承刻能力不强。康熙朝后期，政治趋于稳定，经济文化得到了发展。而武英殿修书处承刻能力不强的弱点凸显，跟不上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不少政府已编修完成的书不能得到及时刊刻，常暂以稿本形式收贮内府。如宋荦刊刻的《皇舆表》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皇舆表》初修于康熙十八年(1679)，康熙四十二年(1703)康熙皇帝始颁给宋荦刊刻，而最终刊刻完成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由于放置时间长，地名建制更改，在宋荦刊刻时又奏请康熙帝作了修正。一部重要的《皇舆表》放置如此长的时间才得以刊刻，而刊刻的机构不是武英殿修书处，却为地方官员。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康熙朝武英殿修书处的承刻能力薄弱。康熙皇帝南巡时看到了宋荦刊刻图书的能力，后遂把内府图书颁给其刊刻。臣子刻书则可减轻武英殿修书处的压力，而康熙帝又可借此提倡文治，笼络世人，加强其统治。一举两得，又何乐不为呢？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自不会不知这一点。而对于臣工们而言，承刻内府典籍，则是一种无上的光荣，是迅速拉近君臣关系的一条捷径。故宋荦承刻内府图书后，康熙朝的重臣名儒纷纷投身期间，或奉旨刊书，或刊书主动进呈，或主动请旨刊书，此也成为康熙中后期的一种特殊文化风景。清朱彭寿的《安乐康平室随笔》言：“盖其时士大夫中，皆以雕刻天府秘笈，列名简末为荣，故多有竭诚报效者。”可谓当时情形的真实写照。

Analysis of Song Luo’s Assumption of Inscribing Imperial Books

LIU Jialiang, FU Yiqiang

(Library, the Palace Museum, Beijing 100009, China)

As one of Emperor Kangxi’s favorite officials, Song Luo was first appointed the Deputy Huangzhou Governor in the third year of Kangxi, and was successful in his career thereafter. In the Kangxi thirty-first year, he was transferred to the Governor of Jiangning in the City of Suzhou, where he lived for fourteen years till he was promoted to the Chief of the Board of Personnel in Kangxi forty-forth year. During this period in Wu, Song Luo inscribed a large number of fine books relying on Suzhou’s block printing. Among those were s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mperial collection books” he was assumed to inscribe, which became a useful supplement to the Royally inscribed books, creating a precedent of officials’ carving books for the court in Qing Dynasty. To some extent, it promoted the formation of “Kang edition book style”.The reason why Song Luo was able to carve the Imperial books lies in a certain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conditions. After Kangxi Emperor stabilized the world he dedicated to cultural construction. So he created the heyday to venerate the antiquity and protect the culture, carrying forward the policy of ruling people by civil administration. But at the time the country was initially stabilized, the limited capacity of printing books within the Royal court could not meet the needs of Emperor Kangxi for the civil administration. Song Luo’s ability of inscribing books and his style just suited Kangxi’s needs. Meanwhile, as his ancestors had already received grace from the Emperor Kangxi, Song Luo’s official career and learning credited him good reputation with the public. In view of this, Kangxi’s imperial order to Song Luo to inscribe the Imperial books is natural and reasonable.

Song Luo; Kangxi; Kang edition; Suzhou

2013-05-14

刘甲良(1981-)，男，山东潍坊人，历史学硕士，中国科学院大学文献情报中心在读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学、文献学研究。

K249.2

A

1008-469X(2013)04-0103-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