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基博的韩愈研究

傅宏星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9；湖南科技学院 国学研究所，湖南 永州 425199）

钱基博先生致力于韩愈古文的学习和研究，可谓终其一生。他有感于“五四”之后新文学一派“扬”白话而“抑”古文的极端倾向，以“知人论世”和“以志为史”为原则，精心结撰了《韩愈志》和《韩愈文读》两书，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目的在于“尽古文之流变，明韩氏之功罪”。本文尝试从三个方面对钱先生的韩愈研究做了一些初步的探讨，抛砖引玉，以期对今后的韩愈研究有所助益。

一 韩愈研究的时代背景

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首先发难，揭开了“文学革命”的序幕。今天，当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审视那段历史的时候，是继续对前人的“丰功伟绩”报以热烈的赞美，还是更应该冷静地看到：这些白话文、白话文学的倡导者们为了重建所谓的“文学正统”而恶意贬低乃至抹杀二千年的“古文传统”，倒在血泊之中的不仅仅是古典文学本身。

自陈独秀以革命者的姿态，回应胡适，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文学革命论》,将矛头对准旧文学，明确点出当时统治文坛的三大流派的名字，施以抨击：“今日吾国文学，悉承前代之蔽。所谓桐城派者，八家与八股之混合体也。所谓骈体文者，思绮堂与随园之四六也。所谓西江派者，山谷之偶像也。”[1]并视前后七子和归有光、方苞、刘大櫆、姚鼐等人为“十八妖魔”。同时，在这一期《新青年》的通信栏内，还刊载了钱玄同致陈独秀的一封信，信中钱玄同首次使用了“选学妖孽，桐城谬种”的说法。这是一种比胡适、陈独秀更为鲜明的战斗口号，极具丑化之能事，虽是钱玄同的一大发明，但从此成为新文学运动者通用的语言，不免被旧派文人所痛心疾首。

那似乎是个“平等自由”的年代，文化界几乎没有什么偶像不可以攻击，不骂则不足以成名。因此，“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自然也不可能幸免。例如周作人《谈韩退之与桐城派》曰：“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它的好处”，他说自己读韩文，“总是有旧戏似的印象”，“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2]。高则明《韩退之“挨骂”》一文认为韩文：“形式上（同样在内容上），即表现的技巧上，是贫弱得很可怜的，只是那么一套兜圈子、翻筋斗的把戏。”[3]此外，还有一些学者结合韩文的具体作品进行贬抑。稍持异议者，难免坠入非此即彼式的门户纷争当中，泥足深陷，不能自拔。

二 夹缝中的生存策略

在否定与破坏开始成为时代之主流的背景下，钱基博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既不做“数典忘祖”的新派人物，又有别于面对新事理“深闭固拒”且空言“保存国粹”的遗老遗少，而是潜光含章，默默耕耘，不仅在理论上全面考察历代文章的利病与其升降得失的历史根源，并且分别对以韩愈为首的“唐宋八大家”和桐城派两大古文流派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力图通过个人的创作实践、理论研究和办学理念等三个方面为中国的古文传统寻求一条更现实的生存之道。

首先值得一提的自然是他的文言文创作。钱先生早年以古文家闻名于世，其弟子宜兴张振镛所著《中国文学史分论》论及先生之文章，曰：“为文初年学《战国策》，喜纵横，不拘绳墨。既而泽之以汉魏，字矜句炼；又久而以为厚重少姿致，叙事学陈寿，议论学苏轼，务为平易畅达。”[4]P253而钱先生不以为然，自谓：“所著文章，取诂于《许书》，缉采学《萧选》，植骨以扬、马，驶篇似迁、愈，雄厚有余，宁静不足，密于综核，短于疏证。”[5]P261平生所作论说、序跋、碑传、书牍千余首。四五十年来的国故民情，见微知著，多所征见。它深刻地表现了人生、社会、道德、时代、人性、苦难、正义。在这些作品中倾注了他那浩瀚才智和丰富学识。运用了大量文史典故、博喻、古经子语，以求摆脱时下文章家因袭唐宋的思维模式、陈腐概念和宗派作风。他的直面人生的创作态度，他的沉重而坚实的创作内容，形成了自己的崭新风格。[6]湘乡曾广钧，清末称名臣老宿，读其文誉之曰：“镕史铸子，裁以昌黎，从前推孙渊如有此萌芽，钱竹汀略创轮椎。吾子运以豪气，扛以健笔，四十岁后，篇题日富，必能开一文派。”南通张謇奖评曰：“大江以北，未见其伦。”侯官陈衍，年八十矣，诗学文学足称文坛祭酒，贻书曰：“四部之学，以能文为要归；而文章独以昌明博大为上。题事繁多，而措之裕如者，画家之层峦迭嶂也。后贤可畏，独吾子尔！”[7]P260一时大师耆儒推奖若此。

其次是他的古文学理论、评论和文学史研究。钱先生的一生，为文史研究付出了难以估量的耕耘劳动，他本着继承发展的观点，凡中国数千年来传统的文艺批评所产生的大量文谈、诗词曲赋话、书论、画论、工艺论等等，皆一一纳入历史评述的范围，昭明师法，穷原竟委。在评论历代文论与作品的同时，注意运用排比综合的方法，作通上下、前后、平行和纵直的研讨，于同中求异，于异中求同，来揭示文学演变的轨迹，使文学史研究达到了较高深度和广度，而自成一家之言，遗著篇幅浩繁，涉及面极广。其中，关于“五四”以来饱受争议和贬斥的桐城派和韩愈，钱先生均做出了扎实而系统的研究成果，前者有《〈古文辞类纂〉解题及其读法》和《桐城文派论》，后者有《韩愈志》和《韩愈文读》，皆是他在广征博引的基础上抉发文心，剖析源流，高挹群言，自出手眼的几部大著作。

最后是在大学办学理念和课程设计上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及教育精神的延续。作为民国时期著名的国学大师，钱先生不仅长期执教国内各著名学府，杏坛耕耘，桃李满天下，而且还先后担任过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主任，上海光华大学文学院长兼国文系主任，以及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而恰恰是在这三所学校中，他主持系政，才真正实践了其办学思想和学术理想。无锡国专虽是一所规模很小的学校，但始终坚持用文言文进行教学科研的传统，却能保持极高的成材率。该校的办学宗旨是：“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刘桂秋先生曾将其办学特色归纳成四点：一是注重敦品砺节，强调学行合一。二是读原著、读元典与写作实践。三是坚持自身特色与顺应时代潮流。四是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实践和自我管理的能力[8]P12-18。从知识谱系上来说，国专崇尚的国学教育及其研究方法，与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很相似。众所周知，活跃于20世纪20、30年代的光华大学，是上海一所著名的私立大学，从她创办之初就已经被打上了深刻的文化保守主义的烙印。而当时的绝大多数大学国文系每每以“欧化”为准，皆用现代学科设置和研究方法来指导课程设计，并且或早或晚，都设置了新文学课程。现以上海暨南大学国文系为例，文学被按照诗歌、散文、小说、词、曲、杂剧等门类严格地划分开，同时，这些体裁又按照年代时间梳理过，如元明诗词，昆剧产生后的明传奇，清小说，先秦文，六朝诗赋，唐宋诗等。这种以时间为经，各时代诗文词曲并文辞要籍为纬的教学安排，以时代作为把握文学发展中心思路的教学理念和研究、著述方式，无疑更接近我们今天文学教育的基本模式。与社会上的流行风尚不同，光华大学国文系的课程都没有按照现代文学体裁划分知识内容，也没有按照年代时间来梳理文学史，而是保持了中国传统经、史、子、集的真面目，以此进行教学和研究。除英汉互译外，也不包含外国文学的成分，更没有设置新文学课程。[9]P140-141至于国立师范学院国文系的课程设计，虽然略有变通和增加，但仍然延续了光华大学国文系的办学思路，独立于现代学科设置和研究方法之外，也丝毫未给新文学课程留有一席之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三所学校中，钱先生均讲授过“韩文研究”课程，用坊印本《东雅堂韩昌黎集》为教本，以所著《韩愈志》及《韩愈文读》作参考。

三 韩愈研究著作的特色

毋庸置疑，钱基博先生既是一位成果丰硕的文学史家，又是一位卓有成绩的古文大师。他对韩愈古文的学习和研究，可谓终其一生。自十岁那年，伯父仲眉公教他作策论，课以熟读《史记》和储氏唐宋八家文选，开始接触韩愈的文章。十八岁，钱先生立志“为文章以有闻于四方”，因读《韩昌黎集》而“模仿所为”。二十三岁，入幕江西提法使陶大均行署，先筹办江西司法改良，后做了一名专主文案的师爷，其弟钱基厚回忆说：“时叔兄已治古文有名，膺江西臬使山阴陶大均之聘，为记室，喜读昌黎文，于碑版尤有得。一时赣省碑版，多有出其手者，而人亦推服之云。”[10]P21明言他写作应酬之文而钻研韩文有得。在钱先生存世的数以千万字计的著述宏文当中，内容异常丰富，举凡论辨、序跋、书说、赠序、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古文诸体皆备，均可窥见他学习韩文的实绩；至于谈艺时而涉及对韩文韩诗体例与风格的议论，则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

华中师大版《钱基博集·韩愈志 韩愈文读》的问世，则为读者展示了他另一方面的成就。该书辑入了钱先生毕生研究韩愈生平与文章的两部精心结撰之作，即《韩愈志》和《韩愈文读》，并附录一篇专题长文《韩文读语》，约计四十万字。

其中《韩愈志》一书，由钱先生在1928年开笔撰写，完成于1929年，交上海商务印书馆迟至1935年初版问世；后又经作者增订，于1958年重版。关于韩愈在古文发展中的地位，自北宋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有云：“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后世虽称之而未有异议，但对其人其文之议论，则多有分歧，可谓毁誉参半，莫衷一是，并非没有讽刺。钱先生《韩愈志》叙目曰：“昌黎韩愈崛起中唐，世称文宗，伯代所仰。……因就覩记所及，自新旧《唐书》旁逮唐、宋、元、明、清诸家文集及稗官野记之属，其有片言只字及于愈者，靡所不毕采；互勘本集以验其信，旁涉诡闻以博其趣，成为是志，凡六篇：曰《古文渊源篇》第一，《韩愈行实录》第二，《韩愈佚事状》第三，《韩友四子传》第四，《韩门弟子记》第五，而殿以《韩集籀读录》第六。独抒心裁，尤自得意。庶几尽古文之流变，明韩氏之功罪。”[11]P4-5镕裁成书，别具机杼，一如己出，读者便之。今人龙珍华先生指出：“钱基博先生以深厚的学术基础，采用传统的国学方法，对韩愈进行了系统性的研究。20世纪以来，对韩愈的研究不乏其人，但如钱先生以历史科学的视角和方法去研究韩愈，为韩愈立‘志’，用史体著论，表现出鲜明的史观意识者，似不多见。所谓‘史体藏往，其用知来’，他将韩文放到文学史中去考察，探本溯流，不仅阐述了韩愈的一生行迹和文学成就，而且论述了韩文的原委及其影响，探讨了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与流变。他‘美恶不掩’，‘直道而行’，在‘述而不造’的基础上，比勘众说，独抒己见，其体例与观点的独创性，使之‘别出诸家而成一家之言’。”[12]P89确为不刊之论。

钱先生不仅重视研究古文渊源以及韩愈的生平与交游，力求做到“知人论世”，“美恶不掩”，而且他对韩文的精细解读也颇具有深意，藉用前辈学者马厚文先生的话来说，即“能究韩文之阃奥，开选本之新途”。1934年12月，《韩愈文读》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至今从未再版或影印。该书分上下两编，上编学古之篇，以所仿时代为次，凡文三十六首。下编自变之格，以所作岁月为次，凡文四十五首。复有附编，为韩门弟子之文，以名辈先后为次，则选李翱、皇甫湜、孙樵文各若干首，皆出于韩愈者也。《韩愈文读》叙目略曰：“昔吾撰《韩愈志》，以付商务印书馆；何尝不殚见洽闻，欲以探韩文之源而尽其流变。特是旁搜远绍以博涉韩集之外，而未好学深思以锐入韩集之内，重写是编，弥缝其阙，而题曰《韩愈文读》。读之为言籀也，取籀绎其文，而心知其意云尔。……自来善道韩文者，莫如姚姬传。其为《古文辞类纂序》云：‘文士之效法古人，莫善于退之，尽变古人之形貌，虽有摹拟，不可得而寻其迹也。其他虽工于学古而迹不能忘，扬子云、柳子厚于斯盖尤甚焉；以其形貌之过似古人也！’……盖深有体乎姚氏之言，而知愈之茹古者深，自出变化。功深者泯其痕迹，下编所录，是也。功浅者滞于形模，上编所录，是也。……门弟子不能遍观而尽识也，学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李翱得其气之疏，皇甫湜、孙樵学其笔之遒；附编所录，是也。……观于上编所录，自《诗》、《书》、《礼》、《春秋》、《左》、《国》以迄汉、魏、晋、宋，愈无所不拟，而亦无所不似。……其始必与古人合者也。下编所录，其后必与古人离也。而附编所录，则未能拟议以成变化者也。”[13]P125-126由此可见，其于韩文用力之深，所得非浅，故该书在今日之重印，洵足以津梁后学。至于篇中评注，既解释其事典，又批点其文法，简而明，轻而妙，直得文中三昧。篇后釆录何焯、曾国藩、林纾诸家评语，不袭旧文，多出新意，足资读者鉴赏。

附录《韩文读语》则为钱氏的一篇汇评札记，计一万二千余字，刊于1932年至1933年间的《光华大学半月刊》，六期连载，乃钱先生平日阅读韩文之心得语录。未收录作品原文，虽可看作《韩愈文读》的“精华版”或“浓缩版”，但又不同于前者的分类和品评方式，而是按体裁将韩愈与及门弟子之文章条分为十五类：（一）总论，（二）赋，（三）杂著上，（四）杂著下，（五）书启，（六）送人序，（七）祭文，（八）碑志，（九）杂文，（十）行状，（十一）表状，（十二）外集，（十三）坿录上（李翶），（十四）坿录中（皇甫湜），（十五）坿录下（孙樵）。大抵言简意赅，片语解颐；识议闳通，所见至当。闽县陈衍读后则曰：“所论与鄙见相合者十居八九，黄祖所谓如祖腹中者，真有其事矣。《原道》原本董仲舒，未为知道，足下虽不昌言之，已见特识。至深贬持正，甚扬可之，自是公道，尤与鄙见相同。……大箸惟于昌黎稍过推崇，习之稍过贬抑，与鄙见略殊；余皆先得我心，并多鄙见所忽略者，钦佩何极！林琴南吾惟友，平日学无根柢，空抱一部《韩文》揣摩，自不能望足下项背；然其所有著作，惟研究韩柳文法，尚有心得。此外则一二短篇散文；稍大题则绝膑矣。”[14]于此可知钱先生之韩文研究见重于当世如此。

四 余 论

钱基博先生尝言：“余文质无底，抱朴杜门，论治不缘政党，谈艺不入文社；差喜服习父兄之教，不逐时贤后尘。”[15]P287文字所传达的，固然是他身上具有的一份坚持和操守。而当“欧化东渐，国人相竞以诏”之时，钱先生依然坚持“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治学原则，固守着传统的以经、史、子、集为核心的学术范式，推陈出新，潜心钻研，并未随波逐流，完全无条件地向所谓的现代学科理念靠拢。因此，在他的韩愈研究中，《韩愈志》以史体著论，不同于“五四”以来一般的文学家评传，《韩愈文读》则采用解题、夹注与文末集评相结合的编撰体例，亦非今日流行的文学作品导读可比。其对作家作品的论评，析理精微，叙事贵可考信，立信蕲于有本，比次有法，义不拘虚。两书均以其体例的独创性和见解的深刻性，成为韩愈研究史上的重要著作。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他的学术观点与研究方法都具有传统学术的特点，对于今天的学者，恐怕需要多花一些力气去进行探索和研究，才能真正理解其著述的要义和本旨。

[1]陈独秀.文学革命论[J].新青年,1917,(6).

[2]周作人.谈韩退之与桐城派[J].人间世,1935,(21).

[3]高则明.韩退之“挨骂”[J].写作与阅读,1937,(4).

[4]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二)[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

[5][7][10][15]傅宏星.钱基博年谱[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6]吴忠匡.吾师钱基博教授传略[J].中国文化,1991,(4).

[8]刘桂秋.无锡国专编年事辑[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1.

[9]杨蓉蓉.学府内外——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现代大学与中国新文学关系研究[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

[11][13]钱基博.韩愈志 韩愈文读[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12]龙珍华.钱基博先生“志”韩愈[A].华中学术(第三辑)[Z].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14]陈衍.与钱子泉论韩文读语书[J].光华半月刊,19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