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可“不了了之”？外四则

陈歆耕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曾仕强在旅游卫视讲《三国智慧》，颇受受众欢迎。他通过三国人物关系和命运，解读中国人生智慧，新见迭出。其中有一个观点，我听了后印象很深，他说人生到最终都是“不了了之”，无论你是过关斩将的盖世英雄关羽，还是神机妙算的诸葛孔明，抑或是“宁让天下人负我”的奸雄曹操，到最后都逃不出“不了了之”的人生宿命。

虽说所有人都难逃“不了了之”人生归宿，但同样是“不了了之”，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心安理得地“不了了之”，另一种是死不瞑目地“不了了之”。最典型的是周瑜和赵云，周瑜在“既生瑜，何生亮”中吐血而亡，是死不瞑目的“不了了之”；而赵云则德武双馨、忠勇可佩，最终老病而死无任何人生遗憾，是心安理得地“不了了之”。曾教授主张，心安理得地“不了了之”，应该是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

其实，仔细想想，生活中有很多事，最终都是“不了了之”的。但我认为，有些事情可以甚至应提倡“不了了之”，诸如涉及到某些个人利益之争，夫妻家庭小纠葛之类，还是应得让人处且让人，大可糊涂一点“不了了之”的；但涉及到某些原则性的问题，涉及到公众利益的某些重要事件，却不应该“不了了之”。举例来说，《文学报·新批评》新近连续披露了云南一位名施慧的作家一部专写音乐的散文集《音乐之光》涉嫌严重抄袭的问题，据揭发者查证：全书三十篇文章，篇篇都抄，抄袭字数约六万字以上。被抄袭的作品涉及作家有肖复兴、张长、赵丽宏、鲍尔吉·原野等十多位。此公原来是一个专治男女不育症的医生，忽然转行搞起文学创作来。爱好文学写作当然是好事，但采用此种抄袭“速成”的路径来进入文坛，完成从男科医生到作家的人生转型，实在是令人不齿。不知情的人，叹服这位男科医生怎么忽然一下子从笔下流出那么多描写音乐和音乐家的充满诗意的优美文字？哪知道那些佳句华章几乎都是从别的作家作品中原文不改地复制过来的。他的巧妙手段是，用别人作品中的“砖”，然后砌成一片自己的“墙”。更令人可笑的是，施慧先生把抄袭后出版的著作居然寄赠给被抄袭者“指正”，让某些被抄袭者惊异其脸皮居然如此之厚。鸠占鹊巢，怡然以主人自居呢。揭露抄袭者项兆斌也是云南一位作家，按理“同城操戈”、实名举报，是会给自己带来极大的压力的，但此种十分恶劣的抄袭行为，让他觉得如果熟视无睹，有违作为一个写作者的起码的良知。对他的勇气和正义感，我要表示由衷的敬佩。

那么，这样的严重涉嫌抄袭事件披露后，最终会是一种什么结果呢？会“不了了之”吗？极有可能。因为，迄今我们尚未看到被抄袭者本人的任何回应行动和文字。也许，他觉得沉默是最好的也是无可奈何的办法。因为，在目前对抄袭行为尚无具体惩罚规章的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拖延，最终都是“不了了之”。如果抄袭者本人最希望的结果是“不了了之”，我还可以理解，但是那么，对于某些部门来说却不应该装聋作哑，做鸵鸟状，让这类事“不了了之”。我的理由是，这部抄袭作品的出版不仅事关作者本人，问题在于这部作品还获得了云南省最高文学奖二等奖，使得作者因而名利双收，获奖书籍被赠送到国内外几十家大型图书馆。那么，负责评奖的机构和部门，难道不应该进一步考查抄袭事实是否属实？如果属实，是否应该收回获奖证书和奖金？难道不应该反省评奖的机制和过程存在什么问题？负责评审的评委们对出现如此失误，是否应该向公众作出说明和道歉？

如果某些部门面对舆论监督，充耳不闻，视而不见，让此类事“不了了之”，最终损害的是某些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公正性，打击的是那些辛勤耕耘的原创写作者，并进而影响文学、文化生态的健康生长。

“后花园”的作家心态

有些上海人习惯将苏州称之为上海的“后花园”，苏州人对“后花园”这个称谓似也不觉得有何鄙视之意。“后花园”是个中性词。做“后花园”没有什么不好。过去大户人家的“前厅大堂”，那是迎来送往、干“正经”事的地方，需要冠冕堂皇、正襟危坐，而到了“后花园”则可以轻松休闲了，一切有趣的、美好的、暧昧的事情，往往就在“后花园”发生。这里有佳人倩影，花木扶疏，曲径通幽，廊桥迂回，是最适合“出事”的地方。

君不见，一到周末沪宁高速便发生拥堵。被喧嚣和快节奏“折磨”了一周的上海人便驾车争相到包括苏州在内的“后花园”去“休闲”，用他们的话说是去“养养胃”（吃农家菜）、“洗洗肺”（呼吸新鲜空气）。因此，在苏州——这个中国长三角最能养人的地方，只要不发生兵荒马乱，只要不乱折腾，老百姓就能生活得很安逸。这个地方世世代代才子才女也就层出不穷，是用不着犯愁文脉会发生什么断裂的。因为，弄文学这个东西，确实得有闲时和闲情。如果饿得成天前肚皮贴后脊梁骨，哪会还有雅兴吟诗作文？因此，我们也就能理解，苏州这个地方，会产生叶圣陶这样的文学和教育大家，乃至产生周瘦鹃这样的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涌现陆文夫《小巷深处》、《美食家》这样的精品佳作。在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版图上，在本土以及后来“进步”到省城的苏州作家中，有一串响当当的名字：范小青、苏童、叶兆言、范培松、王尧、荆歌、叶弥、车前子、朱文颖、杨守松、王月梅、小海……

因此，他们是有底气召集全国一批文艺理论、评论专家，专门就“苏州作家与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专题讨论的。

人们对当下的文艺评论有诸多的不满意，我想，其症结不仅仅在于文艺批评沦为了文艺表扬，其实我们真正有创意的理论建构也是远远不够的。过去评论家习惯用政治概念来分析作品，后来舶来了许多西方文论中的时髦理念，现在即使排除商业性的因素，比较多的也就是进行所谓的文本分析。这跟过去比，算是回到文学的本体，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我们的文艺理论建设中，尚少见有人真正就一些很有价值的问题进行精耕细作，深入拓展，拿出令人瞩目的成果来。丁帆教授说的，我们缺少一流的理论大家，是否这也是其中缘由之一呢？从苏州作家群，突然想到文学理论的建构，我想说的是：像苏州这样一个可以视之为带有南方地理的标志性的地域，生活在这里的作家和从这里走出去的作家，他们的创作究竟与他们生活的地域有些什么特征和勾连，是值得深入下去，好好探究一番的。如果把他们的创作与北方作家做一些比较分析，就会发现，他们的叙事风格、经验、语言文字、思维方式都会有迥然不同的地方。

在与苏州作家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大多有一个非常好的心态：他们把文学创作视作生活的一部分或生命的一部分，并不急于通过写作达到改善生存环境的功利目的，诸如版税、获奖、谋职等等。有写作冲动时就写，无写作冲动时就“玩”，“玩”字画，“玩”古物，“玩”美食……有人看到某位作家写得那么好，却又写得那么少，就替他们着急，为什么不多写一点？那样名气就更大，地位就更高。而他们却一点也不急，因为他们著书不为稻粱谋。更有人担心，有的作家的才气，因“玩物丧志”而消磨殆尽，其实是不用担心的，他们“玩物”，没准儿就“玩”出另一番“风景”来。很多艺术不就是“玩”出来的么？

有了一个良好的心态，可能文学创作才会回归到它本来的路径上去。好的文学的生长就有了一个健康的土壤。过去鲁迅曾说“油滑”是创作的大敌；今天是否可以变换一种说法：“浮躁”是创作的大敌。

高晓声与恐龙园

很多人知道常州有个人造景点恐龙园，但不知道常州有个高晓声。经历过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学喷发期的人，大概不会忘记作家高晓声这个名字。他的短篇小说《陈奂生上城》、《李顺大造屋》、《“漏斗户”主》风靡一时，成为读者争相阅读的名篇。其实高晓声的文学成就远不止这几个短篇，他一生创作了三百多万字的作品，出了三十多本书。他与同代的许多作家一样，一生坎坷，充满悲剧性。1957年他因与方之、叶至城、陆文夫等筹办《探求者》杂志并发表小说《批判》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老家农村。直至“文革”结束，他一直生活在农村，当农民和代课教师，过着像陈奂生一样吃了上顿愁下顿的困窘生活。因此，他对底层农民生活的艰辛有着刻骨铭心的体验，他对农民兄弟形象的刻画和南方乡村生活的描述是从骨子里头发散出来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看上去土得掉渣的农民，操一口常州乡村土话。不像今天有些作家，因写出一两篇作品，年轻时就离开乡村成了城里人，他们再写乡村难免隔膜，看到的只是一点浮在表面的现象和情景，只能通过想象来弥补生活体验的贫乏……

有人戏言，高晓声出国访问要带两个翻译，一个翻译将他的常州土语翻译成规范的汉语，另一个翻译再将他的汉语翻译成外文。自上世纪八十年代起，获得身心解放后的高晓声，创作一发而不可收，从1979年至1984年六年间每年有一部短篇小说集问世，其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青天在上》、《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等多部作品。正当他的创作进入黄金期时，偏偏天不假人以时年，1999年上帝向他发出了“邀请函”……

在今天，除了文学圈内人，大概没有多少年轻人会知道高晓声，更不用说读他的作品。这且不论，遗憾的是今天很多人知道常州有个人造的恐龙园，但不清楚常州有个当代优秀著名作家高晓声。对于常州人来说，像恐龙园这样的旅游景点和公共文化设施是重要的，它不仅可供大众休闲、娱乐，同时能带来可观的经济效益。但常州人不该遗忘高晓声这样的当代优秀作家。高晓声之于常州，就如同陆文夫之于苏州、巴金之于上海一样同等重要，因为一个城市的文化、文学精英，代表着这座城市的精神高度，是这个城市的灵魂和心脏。恐龙园这样的文化设施和建筑，只要有足够的资金便可建造，但高晓声、陆文夫、巴金，花再多的钱也无法“复制”，他们是惟一的独特的，他人无法取代的。他们留下的文学遗产，将世世代代润泽着我们这个民族（当然包括他们生活创作过的所在城市的后人）的心灵。

俄罗斯在大革命、大动荡时期，高尔基凭借他跟列宁曾有的私人情谊，多次写信给列宁，呼吁保护那些知识精英和优秀作家，让他们免于被无辜清洗和迫害，因为他们是“国家的优秀的大脑”。一座城市和一个国家缺少“大脑”，还能有什么活力和希望呢？如果说文化设施和建筑，是一座城市的“硬件”，文化精英和人才，则是一座城市的“软件”，“硬件”缺少“软件”，该如何驱动？

突然想到高晓声，是因为常州的几位文友在一位企业家的资助下，新近成立了一个“高晓声研究会”。为成立这个研究会，他们经过十年筹备和努力，可见做这件事是多么艰辛。我在电话中称，他们在做一件不忘前贤、惠及后人的功德无量的好事。在为研究会成立高兴之余，也为他们的努力之艰辛而稍感辛酸，更希望此后人们一提起常州，不仅仅知道有恐龙园，更有高晓声这样的优秀作家。

我接触过一些地方官员，他们津津乐道于本地有什么人在外担任高官，又有什么人是身价若干亿的老板，他们削尖脑袋利用“乡党”关系去巴结，无非是冲着权和钱而去。至于本土或本土在外的优秀文化名人和精英，他们则不甚了了，或不屑提起，各种原因是不言自明的……

作家的“一声叹息”

文学的生态是复杂多元的，面对眼花缭乱的文学图书和作品，我们该选择什么样的书和作品来读？这大概是每一个有阅读文学作品兴趣的人要常常思考的。每个人的阅读趣味和选择，肯定因各人不同的阅读积累和人文修养而有千差万别。但有一个共同的东西，也许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或许是经常被困扰的，即：如何辨别作品文学质地的高下与好差？因为，每个人花了钱（买书）费了时间（读书），谁不想读到的是一本开卷有益的好书？对于这一问题，不仅普通读者困扰，就连那些专业的评论家常常也很纠结。要不然，怎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同样一部作品，在有些评论家眼中，被视若天才神品；在另一些评论家眼中却认为是没有多少价值的平庸之作？

我因有幸忝列评论者的票友之列，也常常自我诘问：有无一些基本的评判规则和标尺，让我们在辨别文学作品质地时省一点心？比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近期《上海文学》重新刊登了莫言的《小说九段》，瑞典汉学家马悦然特别喜欢莫言这篇有点像微型小说集成的作品；由于喜欢，自己也创作了一篇《小说九段》，刊登在随后的《上海文学》上。这一期的《上海文学》将莫和马的同名小说都刊出来，使得我们有可能同时看到两篇小说并做一个比较。要比较，就牵涉到一个评判标准问题，你凭什么说谁的好，谁的差？或温和一点说，谁的强，谁的弱？

请允许我先暂不作评判，先来寻找一下那个让人头疼又让人无法回避的“标准”问题。有时候，某些问题到了冬烘学者和喜欢“弯弯绕”的评论家那里，需要一整本的专著来回答也不一定说得清楚。诸如文学何为？作家何为？批评家何为？从现代到当代，大伙儿还在讨论。还讨论，证明这类问题并没有形成基本的共识。其实，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方式，有的问题大概可以简化到用一句话或几个字就能说清楚。

近日，因参加常州“高晓声研究会”的成立大会，读到了一些有关高晓声创作情况的资料。高晓声在一本短篇小说的序言中讲了一则寓言故事，他用这则寓言故事来表达他对文学和作家职能的理解。故事的题目叫《摆渡》，大意是说——

有四个人到了渡口，要到彼岸去。这四个人，一个是有钱的，一个是大力士，一个是有权的，一个是作家。他们都要求过河。 摆渡人说：“你们每一个人，谁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分一点给我，我就摆；谁不给，我就不摆。”有钱人、大力士、有权人，各自拿出了自己的“硬通货”给摆渡人，他们都顺利上了船。最后轮到作家开口了。作家说：“我最宝贵的，就是写作。不过一时也写不出来。我唱个歌儿给你听听吧。”摆渡人说：“歌儿我也会唱，谁要听你的！你如果实在没有什么，唱一个也可以。唱得好，就让你过去。”作家就唱了一个。摆渡人听了，摇摇头：“你唱的算什么，还没有他（指有权的）说的好听。”说罢，篙子一点，船就离了岸。这时天色已浓，作家又饿又冷，想着家中，妻儿还在等他回去想办法买米烧夜饭吃，一阵心酸，不禁仰天叹道：“我平生没有作过孽，为什么就没有路走了呢？”摆渡人一听，又把船靠岸，说：“你这一声叹，比刚才唱的好听，你把你最宝贵的东西──真情实意分给了我。请上船吧！”

作家发自内心的“一声叹息”感动了摆渡人。这则小故事太妙了，一语道破文学的真谛，也就是说一部作品中有没有那“一声叹息”，高下、好差立分。回头再来读莫言的《小说九段》，他的这篇小说不仅仅如马悦然所说的表现了莫言超常的掌控语言的才华和能力，关键其中是有“一声叹息”的，而老马那篇缺少的就是这种东西，因此只能视作游戏文字而已。我想，不用我举更多的例子，就莫言来说，他的中篇《透明的红萝卜》之所以好，不仅仅因为使用了童年视角，用童年视角写小说的多了，关键是浸透了一种童年的心灵记忆创伤，是有“一声叹息”在里面的。而莫言另有的小说则缺少那个“一声叹息”，或“一声叹息”被大大地稀释了。

当然，高晓声这则寓言故事所写的作家的“一声叹息”，具体到某部作品也是有程度不同之分的。如果“叹息”递进到“一把辛酸泪”，大概境界又不一样了。有兴趣的朋友不妨用这个简单的“标准”来衡量一下你读过的或正在读的作品，看看是不是能悟出一点什么来？

从《孙子兵法》想到莫言获奖

若干年前一则轶闻广为流传：海湾战争中，美军士兵的背囊里几乎人手一册《孙子兵法》。如果确有其事，这一现象说明：美国人意识到了这部中国军事典籍的伟大价值，连基辛格博士在最近的一部《论中国》的书中也承认，“美国在亚洲的几场战争中受挫，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孙子的规诫”。

但这件事同时也说明了美军指挥官的愚蠢：让士兵在背囊里放一部这样的书，除了徒增士兵的负担，不会对他们打赢一场高科技局部战争起任何作用。因为《孙子兵法》不是一部可以用来指导士兵作战的实用操作指南，它阐述的是战略层面的思想和智慧，应该成为将帅和决策者的案头必备书。如果将之作为军校的教材，也是为那些有可能成为将帅的军人准备的。如孙子强调“不战而屈人之兵”，告诉人们，战争是不得已而采用的最后手段，不费一枪一弹而能征服对手才是最高明的。那么不靠战争，靠什么而“屈人之兵”呢？靠思想、智慧、谋略。所谓“上兵伐谋”，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同样，在西方世界中，对汉语言文学也因语言和文化背景的迥然相异，而存在深深的隔膜。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就透露，美国读者大多习惯阅读本土作家用英文写成的作品，而对从别的语言（包括汉语）翻译过去的作品，阅读的兴趣不大。尤其是汉译英的作品，受众很小。那么，是否因为美国读者不读汉语作家作品，就说明汉语言文学就不如别国呢？恰恰相反，葛浩文认为由于汉语言的模糊性、形象性，最适合创作文学作品，中国无疑从古至今都是一个文学大国。在中国生活多年、也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赛珍珠在颁奖典礼上就大讲中国小说，她认为《红楼梦》、《三国演义》等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经典。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因文化、语言背景不同带来的隔膜而失去文化自信。因为未获诺奖而过度焦虑和获了诺奖后的过度狂欢，都是不自信的表现。这种不自信的深层次根源，可能跟一个多世纪前中国积贫积弱沦为列强半殖民地而带来的心理阴影有关。我们太过于在乎别人的认同和肯定，其实对莫言文学才华和文学成就最有发言权的还是中国的读者、作家、评论家。莫言获奖并不说明，当代文学超越现代文学就跃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了；莫言不获奖，也不说明中国当代文学就一无是处。有一位多年研究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评论家发现，自该奖设立以来，在获奖的109位作家中，瑞典作家就有八位，而在莫言获奖前则无一中国籍作家上榜，我们能否就此得出结论：瑞典是文学大国，中国则是文学的“蕞尔小国”呢？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同时我坚信，任何作家都得接受那个超越任何文学奖的最权威最严酷的“评委”的检验和裁判，那就是：时间和读者！回望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史，又有多少作家已经淹没无闻，他们的作品正在图书馆内落满灰尘。曹雪芹未获过任何奖项，但他的《红楼梦》无疑会永远地流传下去，被世世代代的炎黄子孙阅读。

诺贝尔文学奖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它颁给中国作家莫言，使世界的目光聚焦到汉语言文学上，扩大了汉语言文学的影响，也刺激了中国读者关注文学的神经，可喜可贺！在欣喜之余，我更期待国人由此对文学的阅读热情能持续不衰，不要见利而忘“文”，也希望国人在“消费”莫言的同时，把更多的优秀作家优秀作品纳入阅读的视野，尤其是那些已被历史证明的经典作家和作品。令人担心的是，很多如街头凑热闹的围观者，“一哄而上”之后便是“一哄而散”！提醒我的同胞们，可别让那些新买来的获奖作品搁在书架上，成为装点门面以示“时尚”的饰品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