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小城，一件大事
——国立剧专在江安

文_向静

一座小城，一件大事
——国立剧专在江安

文_向静

当年的国立剧专，现在成了一座300平米左右的逼仄小院。曾以“话剧”著称的国立剧专，在江安陈列馆的官网上，竟以京剧画像作为版头图片。所谓的“黄金六年”，在江安小城中成长的大批艺术人才，以及那些流芳百世的经典篇章。在时空中，渐渐远去。

1938年，隆冬将至。一入夜，长江袭来的寒风愈加猛烈，吹得人满面通红，涕泪横飞。小城江安，家家都门户紧锁，人人都窝在屋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

张乃赓却打着灯笼，顶着寒风，朝黄荃斋家去。黄荃斋是人口不足一万的江安城里唯一的秀才，名气大、声誉高，是江安文人的领袖。此次前往，张乃赓有一个不情之请。

张家本是江安的名门望族，张乃赓也算有名士绅，但此事他却做不了主：纵观整个江安城，唯有建于清朝，供奉了孔子、孟子、朱子等儒家圣人的文庙，能够容纳“国立戏剧学校”的几十上百名师生。国立剧校此时在重庆，正是日军轰炸重地，办学不易。江安的爱国士绅们提议，让国立剧校迁至江安。但文庙乃文人圣殿，贸然使用，恐招致不满。

听完张乃赓的请求，黄荃斋迟迟没有回应。张乃赓心里打鼓，良久，黄荃斋开口了：“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我想，如果孔子活到今天，也会很愿意的。”

一锤定音，黄荃斋的一句话，开启了国立剧专与江安的不解之缘。

辗转四地，迁往江安

国立剧校的成立，源于1935年7月，陈立夫、罗家伦和张道藩向国民党中央呈递的《办学建议》，陈立夫等人认为：“戏剧具有社会教育功能，能起到教化平民的作用。”

两个月后，南京各大报刊都刊登了国立剧校的招生广告。广告中，尤为突出的是：这个学校教授的并不是传统戏剧，而是Drama，即话剧。

新颖的内容吸引了大批的报名者。南京、上海、武汉和北京四个考点，参考者上千，最终录取了60人。其中，就有后来的著名导演凌子风。

开学第一天，看着面容青涩却充满期待的学生们，校长余上沅感慨万千。从1926年起，与赵太侔、闻一多、熊佛西等人一起发起“国剧运动”的余上沅，一直在为“写中国故事，演给中国人看”而努力。

余上沅多方奔走，邀请了凭《雷雨》一炮而红的剧作家曹禺，著名导演应为云、马彦祥、杨树彬、陈治策，声乐家应尚能等名家至国立剧校任课。一时间，国立剧校名家荟萃。

好景不长，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南京沦陷，学生与学校失去联系。国难当头，余上沅没有料到，自己倾尽心血的剧校在办学伊始，就陷入困境。

二届学生石羽，家住天津，此时正在家度暑假，听到南京的消息，如遇天打雷劈，不知如何是好。他正焦急，突然接到国立剧校秘书以个人名义，从南京寄来的明信片：“去年的买卖做得很好，你得了60元，老板希望你能赶来，以继续合办买卖。”两行字巧妙地躲过日军盘查，传递了信息。石羽喜出望外，立即赶往南京。

到了南京，又得知学校迁至长沙，石羽又马不停蹄地赶到长沙。余校长看到他，非常高兴，拿来60元钱：“你上学期品学兼优，本应该给你两项各50元奖学金，现因经费困难，改为60元。”石羽感动得热泪盈眶。在朝不保夕的战争年代，如果不是余上沅的坚持，国立剧专根本无法维持十四年的办学岁月。

在长沙，不过是权宜之计。半年后，学校租了5条大船，沿长江前往重庆，全校迁往四川。5条船中，有一艘专门装载“图书器具”。此后11年，国立剧校虽然辗转数地，余上沅一直坚持“图书先行”。丰富完整的藏书，是吸引专家学者前来任课的重要砝码。

尽管动荡不安，居无定所，在余上沅“将‘打’和‘用’连成一片”的要求下，国立剧校一直坚持戏剧排练。在长沙和重庆的两年间，剧校学生排演了《奥赛罗》、《日出》和《凤凰城》等名剧。

随着日军侵略范围扩大，余上沅不得不多次沿着长江往上考察合适的校址。

江安县，伸出了橄榄枝。

农民养活艺术家

国立剧校的到来，对这个没电没自来水，人口不足一万的小县城来说，是举县瞩目的大事。为表欢迎，江安业余剧协，紧急排练了曹禺的三幕剧《原野》。《原野》并不好演，角色复杂，剧情冲突大，布景灯光要求高，专业人士都不敢轻易尝试。大胆的江安人，没有布景，找树枝树叶搭建；不会讲普通话，改为四川话版。公演当天，竟让剧校的老师学生赞叹连连。

江安虽小，却安宁，适合教学。1940年，国立剧校改制为专，从“国立戏剧学校”改为“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从第六届起，招生分为五年制的话剧科和乐剧科，以及三年制的高级职业科，开创了中国戏剧基础教育的先河。

改制后，老师对学生的要求更为严格，以教授导演系的张骏祥为首。从美国归来的张骏祥，还带着点美国脾气，做事严谨，不留情面。他对学生的要求是：“我留的作业，你们必须完成。”一旦有学生没完成，张教授毫不留情面，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指着鼻子骂。学生害怕得不得了。

而金韵之老师则用创意来吸引学生的注意。她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引入中国，强调“体验式表演”。

“丹妮（金韵之英文名）让我们观察人物，观察什么，就表演什么。我们都不会啊，班上的男同学就表演打篮球。丹妮特别不满意，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观察，应该观察些什么。我观察的第一个人是江安城里卖菜的老太太。一局定终身，从此，我一辈子都在演老太太。”塑造了许多经典老人形象的五届学生吴淑昆回忆道。

但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办学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1940年后，通货膨胀，学生每人每月补助的6元代金券成了废纸，师生生活倍加艰苦。

一日，余上沅走进食堂，揭开锅，发现学生吃的小米粥里，除了小米，还有为数不少的沙子、石头，不禁眼圈泛红。老师们想要帮忙，却有心无力。剧专流传着这样一副对联，是老师们清贫生活的真实写照：

年年借债，月月借债，借债还债债还债；

天天进当，时时进当，进当取当当取当。

为了解决师生温饱问题，余上沅苦思冥想，提出“凭物看戏”的办法。江安富人少，农民多，但农民们都是物多钱少，拿不出闲钱来看戏。

“凭物看戏”的具体操作方法是：每逢赶集日下午，市场收市的时候，剧专学生们倾巢而出，在集市上宣传：“凭物看戏啦！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你拿来，都有戏看。”农民们挑着卖剩的蔬菜家禽：一株青菜，两个萝卜……也有阔绰的士绅抬来一只猪，一头羊，放在太庙大成殿门口。然后，不分贵贱，都站在大成殿看一场“好戏”。

几十年后，当剧专师生回忆起这段经历时，依然感动：农民养活艺术家，江安是个特例。曹禺说：“我喝过江安的水，吃过江安的小米，忘不了江安人民的情。”

刮进小城的一缕春风

人们习惯称国立剧专在江安时度过了“黄金六年”。不仅因为国立剧专在江安培养了大批艺术人才，更因为艺术家们，在这里写下了流芳百世的经典篇章。

曹禺一生中，公认成熟度和艺术水平最高的两部作品——《蜕变》和《北京人》，都完成于江安。为什么是江安？后来有人认为，安静的小城，利于曹禺心无旁骛一心创作。而拥有1600多年历史的古城江安，给曹禺带来了许多灵感。

文化与文化之间的碰撞中，或许能擦出灵感的火花，让曹禺写出经典之作，但也有可能产生难以调和的争执。

国立剧专像是一阵春风，将新的思想、新的潮流、新的革命带进江安。这个小城，上千年来从未接触过如此之多的新人新事。虽然江安人对艺术充满崇敬，用热情的姿态迎接了剧专，但稍显古旧的江安人，与紧跟潮流的剧专师生之间，依然产生了不可忽略的矛盾。

江安城小，十字交叉的两条街，没有通电，除了茶馆，娱乐设施少得可怜。每日课后，疲倦的师生都喜欢到清澈的长江里游泳，放松身心。新潮的剧专女生们，学着画报上的款式，自己做“两截式”的露脐泳衣，在游泳时，暴露出大片美丽的皮肤。江安人简直不敢想象，他们议论纷纷，带着惊诧的表情，站在岸边围观。

不巧的是，那年夏天，江安大旱，连续两个月没有下雨，长江水矮了下去。江安人着急啊，他们认为是剧专的女同学们穿得太少，激怒了龙王爷。

淳朴的江安人，准备了精心的贡品，扎了精致的纸龙，在长江边上祭拜、舞龙，祈求龙王爷的原谅。直到数日之后，天降甘霖，这场风波才结束。

虽然文化之间的冲突不断，但长时间的浸润，耳濡目染之下，剧专给江安带来的变化极为明显。有剧专学生回忆：“我发现，舞台上做任何一个动作、一句台词，台下观众的表情都不一样。这说明他们的欣赏能力是极高的。”

正因如此，江安成了《哈姆雷特》在中国的首演地。

“这难道不是一件大事么？”

余上沅对莎士比亚十分推崇，他说：“演出莎士比亚戏剧在世界各国（不仅在英国）都被视为是极为重要的演出，更被看做是戏剧的最高水准。”然而，让他遗憾的是，莎士比亚最重要的作品《哈姆雷特》，竟然从来没有在中国上演过。

1941年，学校决定以《哈姆雷特》作为五届学生在1942年的毕业大戏，由话剧科主任焦菊隐负责排导。作为《哈姆雷特》在中国的首演，焦菊隐的压力可想而知。他从挑剧本开始，大到布景、服装，小到演员的动作、眼神、声音，一应俱全，事必躬亲。

七届学生谢晋去排练场帮忙，见识了焦先生的严厉。当时，他在后台与同学边干活边谈笑，说得正欢，焦先生从幕布前绕进来了，批评道：“排练的时候，谁准你们讲笑话的？全部给我罚站。”此事对谢晋影响极深，他做导演后，也像焦先生一样，“严于律己，严于律人”。

6月份，演出日期逐渐迫近，身经百战的焦菊隐也感到紧张，他不停地问余上沅票房情况，余上沅都轻快地回答：“Full house（满座）。”这是事实，《哈》的海报贴出后，江安观众争先恐后地买票。《哈》连演数场，场场爆满，观众中有不少打赤脚的农民。

演出结束后，焦菊隐跟学生们说：“在贫穷的中国，在落后、闭塞的江安小城，能演出莎翁的四大悲剧之一《哈姆雷特》，并得到观众的承认与喜爱，这难道不是一件大事吗？”

这确实是件值得历史记载的大事。那些后来在导演、编剧、服装设计、编曲等行业中崭露头角的艺术家们，都曾在江安这个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

江安这个小城里，曾汇聚了洪深、曹禺、焦菊隐、张骏祥、马彦祥、陈治策、杨村彬、吴祖光、应尚能、吴晓邦、杨树声、方令孺、张定和、沙梅、章泯等艺术名家作为教师，培育出刘厚生、赵韫如、张雁、王永梭、谢晋、陈怀皑、黄祖恒等艺术人才。现在，国立剧专——江安资料陈列馆那红色的墙上，题上“中国戏剧摇篮”，并不为过。

1945年7月，国立剧专离开江安。1949年，国立剧专与原华北大学艺校、东北鲁艺学院组成中央戏剧学院。

国立剧专消失了，但国立剧专在江安的岁月，却还留在剧专人的心中。

1985年，吴祖光重返江安时，写下诗句：

长江一线情意牵，

北望青青四面山。

四十四年寻旧迹，

几生修得住江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