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幻的丛林与真实的心灵
——对《赶牲畜人的妻子》中的丛林女性形象分析

孙长王月

安徽大学外语学院，安徽合肥，230601

澳大利亚著名文学家亨利·劳森毕生致力于以丛林生活和他从小就熟悉的下层平民为题材的创作，《赶牲畜人的妻子》就是劳森丛林系列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描述的是一个赶牲口人的妻子在丈夫外出赶牲口的漫长日子里，独自带着四个幼小的孩子守在远离文明的荒僻的丛林里，过着几近原始的艰苦生活，经受了种种考验的故事。小说中处处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从各个角度反映了丛林人的生活状态与心灵状态。学界有不少学者对该作品中表现出的女性形象进行了分析研究，陈兵认为，劳森用典型的细节描写刻画出一个勇敢、坚强而且不乏乐观精神的丛林母亲形象[1]。刘银景和叶胜年认为，劳森在该小说中塑造了一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丛林母亲形象，但是也无意中暴露出自身女性观的狭隘和不足[2]。赵巍巍认为，本能与理性的存在使主人公的生活轻松自然，聪明的现代人应该学会从知识的智慧过渡到无知的智慧，先感知生命的痛苦，再品尝生命的快乐[3]。花娟认为，作者想要展现的是澳大利亚丛林妇女的优秀品质，赞扬的是澳大利亚民族精神在这些丛林妇女身上的体现，其短篇中的“妻子”并非一个个例，因而也就赋予了整篇小说深层次的内涵[4]。本文根据《赶牲畜人的妻子》文本，对文中的丛林文化下诞生的丛林女性这一特殊的角色形象所象征的深层含义进行分析与探究。

1 丛林文化的诞生

1.1 社会自然与文化背景

这里的“丛林”指的是澳大利亚沿岸和中部沙漠之间的广阔丛林地带。丛林可以看作是澳大利亚民族的摇篮。在最初被开垦时，丛林是荒凉无情的。劳森在《赶牲畜人的妻子》的开篇就展示了一副恶劣环境的图画：“这里四面八方都是丛林，无边无际的丛林”，“地势平坦，不见山脉”，“只有矮小的苹果树，没有矮树丛”，“小溪几乎干涸”，“没有一点可以赏心悦目的东西”，“离最近的一个文明象征——大路旁的一家小客栈也有19英里”[5]91。小说中，离小木屋最近的带有现代文明迹象的地方是19英里之远的大路旁的小酒店。连简陋的小酒馆都被上升为一种文明的象征，最近的邻居都在19英里之外，可见，这位赶牲畜人的妻子生活在一个多么荒凉的环境中。此外,小说中提到的“干涸的小溪”和“长着瑟缩植物的贫瘠土地”更是明显地表现出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难以生存的。在澳大利亚丛林中生活的多是以牧业为生的流动工人，其中包括赶牲畜的人、牧羊人、剪羊毛的人、牧场工人等。由于工作性质是短期或临时性的，他们来去匆匆，很难定居下来。再加上地广人稀，早期交通手段与通信手段匮乏，互相少有往来。

在这样一种环境条件下，澳大利亚的丛林中逐渐形成了与外界截然不同的社会生态体系与文化氛围，也就是所谓的“丛林文化”：强调独立自强，社交往来贫乏，更注重自身的劳作带来的回报与独自对抗困难艰险的勇气和毅力。而这正是文本中女主人公所具备的文化特质[6]。

1.2 女主人公的生活环境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通过描写女主人公在等待毒蛇出洞期间对自己过去艰苦生活的回忆，直接地告诉读者赶牲畜人的妻子生活的艰难所在。她不得不奋力扑灭丛林大火以保住自己的家园，迎战冲毁重要堤坝的洪水,与一头发疯的野牛斗志斗勇。更糟的是,除了和自然灾害抗争外,她还得独自对付经过她家的不怀好意的流浪汉和背包工。和这些痛苦的回忆相比，斗毒蛇似乎已经不算什么困难的事情了。生活所迫，她一切少女般的希望和憧憬都被剥夺，她唯一的安慰就是翻一翻过时的《女子周刊》，杂志上的内容极度远离她的现实生活，但这却是她仅有的从残酷现实中暂时脱离的途径。在丈夫离家的日子里，女主人公只能独立自强、辛勤劳作，肩负起照顾家庭、捍卫家园的责任。但是环境恶劣，她自己变得憔悴，晒得黝黑，孩子们也是干巴巴的，穿得破破烂烂。她仅有的伙伴就是她十一岁的儿子和一条狗，当危险来临时，只能自己一人应付，别无依靠。文本对比描写了她的有限的快乐与长久的困苦，更加反衬出了女主人公生活的艰难。

2 丛林女性的角色形象分析

2.1 勇于对抗男权社会的女性

女主人公独自在家的时候，遇到过流浪汉的纠缠，并与之斗智斗勇，最终取得了胜利。从广义上而言，流浪汉所象征的正是女主人公独自一人在男权社会里生存奋斗所遭遇的困难的缩影。许多事情对于作为女性的她而言负担过于沉重：遭遇毒蛇后也只能只身与之相斗，即使到了夜晚也不能安心入眠，而是要“无时无刻不盯着地板与墙缝，每当听见一点动静，便马上抄起棍棒”[5]95；面对洪水来袭时无能为力，面对着悲惨的结果也只能痛哭，“次日一早，堤坝垮塌了，而一想到不知丈夫回来后看见一年的劳苦就这样化为乌有时会变成怎样，她的心也随着堤坝一起近乎崩坏了”[5]98；诸如此类的遭遇数不胜数。女性在体力等方面存在先天的劣势，这是无法回避的自然属性。在长久的进化过程中，雄性多数时候是作为体力方面的生产主力，而这种自然现象在早期生产力低下、主要依靠体力劳动进行生产的社会里所导致的必然结果就是男权主义的盛行。小说中充满了雄性的意象，举例而言，救火时出现的四位男人，想对女主人公非礼的“慌里慌张的丛林人或流里流气的无业游民”、为她弄木材的当地男土著人等，他们的形象使女主人公被边缘化的事实明显地凸现出来。

女主人公所要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社会，她作为女性的先天不足，令她本身在支撑起这个家庭的日复一日的艰苦劳动中，要付出比别的女性甚至是男性更大的代价和更多的劳动。除此之外，面对男权主义的社会氛围，她的工作、她的境遇必然也不会顺心如意，用困难重重也不足以形容。纠缠不休的流浪汉便是这样一种境遇的缩影，他不仅仅是女主人公作为女性所会遭遇的特有的困境之一，也是这个男权社会施加于女性的压力与不公的符号化的体现。这里的流浪汉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男权社会的缩影，而女主人公与之对抗并赶走他的过程，正体现了女主人公所代表的一部分丛林女性不甘于男权压迫，奋起反抗，撑起了男权社会里属于女性的一片天空。

2.2 虽妥协于丛林，但不屈服的女性

丛林生活单调乏味，举目望去尽是无边无际的树木，遮天蔽日地挡住了视野，也挡住了心灵的天空，正如文中所言：“这绵延无尽令人几欲发狂的矮树们是如此地千篇一律，令任何一个人都恨不能逃离出去，逃到火车轨道的终点，逃到远洋航船的尽头。”[5]100单调而乏味的风景，艰苦的生活条件，日复一日地重复着同样的生活，无论走到何处，眼中所见都是同样的风景，在这样一种环境里长久地生活，对于一个正常的人来说是需要极大的勇气与毅力的。如同陆地上的荒岛一般，生活在丛林中的人最终都会有几个相似的结局，要么无法忍受这样的孤独而逃离这片心灵的荒漠，要么与丛林达成妥协成为附着其上的渺小却又顽强的枝桠。女主人公便是属于后者，她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绝大部分人生，已经无可奈何地被丛林同化，成为了其中的一员，如同被困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旦脱离了这个环境，面对过于变化多端的世界，反而会感到困扰与不适。

但是，她的心中仍然顽强地守护着人类固有的反抗自然的心理，她不甘于就这样沦为这片翠绿的荒原的囚徒，如文中所言：“这里天天几乎一样，只有在星期天下午她才换上一件好衣裳，把孩子们打扮得整整齐齐，把娃娃收拾得漂漂亮亮，用一辆破旧的儿童车推着他，带着孩子们，沿着丛林的小径，孤孤单单地散散步。每个星期天她都要这样散一次步，她用心地打扮自己和孩子们，就像在城里逛马路似的。”[5]99-100她这样的行为，一方面是时刻保持自己心中的一方净土，拒绝让自己的心灵麻木、冷却而沦为浑浑噩噩的行尸走肉；另一方面，她作为母亲本能地想要让自己的孩子摆脱这种宿命，绕开她的悲剧之路。她不仅仅是在遭遇危险时“一下子从厨房冲了出来，从地上一把抱起她的小娃娃，用左手挟着，右手就去拿木棍”[5]93，不惜以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去守护孩子；她还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见识更多的人，记住更广阔的世界，不仅仅是这片广袤却又寂寞的绿色荒原，还有蓝色的天空、尘土色的大地、白色的云朵以及多彩的人心，最终脱离这片死气沉沉的监狱，去她曾经向往但终却无法到达的、那全新的、自由的、充满了无数可能性的世界。

2.3 以沉默传达热情的女性

作为一个丛林女性的代表，女主人公的身上虽然有着不同于大部分丛林女性的顽强与斗志，却也有着丛林女性所共有的悲剧因素。常年的艰辛劳动与忙碌的生活在不知不觉中磨平了女主人公身上的棱角，她被时间的洪流所裹挟打磨，反复冲刷，褪去了自己心中属于女性的那份浪漫与感性的气质色彩，成为了沉默的爱人。她对丈夫的爱未曾有一丝一毫的减退，这在她独自撑起家庭，等待丈夫归来的日子中的点点滴滴便可看出。然而，在迎接久未见面的丈夫归家之时，她也并没有表现出寻常人所以为的爆发式的情感。“她对于丈夫的归来很是喜悦，但却没有因此激动不已或是慌张无措。她为丈夫准备了美味佳肴，同时把孩子们打扮得整整齐齐的。”[5]100没有浪漫的拥抱，没有激动的眼泪，也没有充满爱意的倾诉，她所做的仅仅是为孩子们打扮整齐，准备美味的食物，沉默却又温馨，仿佛这只是一次普通的劳动归来后的丈夫与妻子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被时光磨平了少女的情愫，被丛林包裹了炽烈的情感，然而心中的爱却未曾有半分动摇。她用沉默的歌谣照亮了归家的路途，用无形的音符温暖了家人的心灵。这是丛林女性的悲剧，她们被日复一日单调而又艰苦的丛林生活抹去了太多原本应该拥有和享受的生活，以至于只能用最简单而平常的方式表达自己心中如熔岩一般炽热的情感，正如文中所言：“她的周遭不允许她天性中‘女性的’或是充满感性的一面得以发育。”[5]100这也是丛林女性人性中的闪光，即便是被厚重的外壳所包裹，被沉重的时光压弯了脊梁，她们也没有失去对家人的爱和对生活的爱，她们用最朴素的也是最真挚的方式修补自己的生活，在绿色的荒原中点缀了燎原星火般璀璨的人性之美。

3 结束语

贯穿全文的“丛林”，既可以说是影响女主人公心境的主体，也可以说是女主人公的心境在现实中的投影。人迹罕至，少有往来，这正是主人公常年独守空宅的心灵在现实中的缩影，其思想的波动反映到了她对现实的认知之中。她眼中所见的世界既是真实的，也是扭曲的，既是赋予其苦难的自然的丛林，也是被她的心灵所排斥的精神的荒原，只要这样的环境继续存在，相同的苦难不断出现也是必然的，然而，主人公身上所具备的勇于对抗男权社会、虽妥协于丛林但不屈服以及沉默传达热情的丛林女性精神也必将让她一次又一次地成功跨过这些苦难，在绿色的丛林中绽放出最美的心灵的光辉。

参考文献:

[1]陈兵.赶牲畜人的妻子：评亨利·劳森、默里·贝尔和弗兰克·穆尔豪斯的三篇同名小说[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2(11):72-75

[2]刘银景,叶胜年.解读《赶牲畜人妻子》的丛林母亲形象[J].安徽文学，2007(10):37-38

[3]赵巍巍.本能与理性的存在：《赶牲口人的妻子》的文本思考[J].世界文学评论，2008(1):168-170

[4]花娟.浅析赶牲畜人的妻子[J].科技信息，2012(4):192

[5]陈正发,张明.大洋洲文学选读[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

[6]彭桦.亨利·劳森的创作与澳洲本土文化特色[J].外国文学研究,2001(3):117-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