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
——基于总体性原则的分析视角

李德虎,曾 艳,黄金辉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064)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
——基于总体性原则的分析视角

李德虎,曾 艳,黄金辉

(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064)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是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逻辑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从总体性原则出发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轨迹,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生成的总体性关系,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系统演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与历史、实践和世界的互动中的开放性生成。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推进,应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实践并完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薄弱环节;同时进一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性资源,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发展。

马克思主义;总体性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逻辑

一 引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的一个总体性分析视角

总体性原则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首次使用了总体性概念,统一了在近代哲学里分裂的思维和存在,但是在黑格尔那里,历史被归结为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与自我生成,总体性不过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纯粹的范畴演绎”[1]。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黑格尔的总体性思想,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丰富原则”[2]的基础上,在考察“社会有机体”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生产的总体”、“人口的总体”、“历史的总体”、“结构的总体”等重要历史过程,实现了总体性范畴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曾指出:“单凭运动、顺序和时间的唯一逻辑公式怎能向我们说明一切关系在其中同时存在而又互相依存的社会机体呢?”[3]143只有从总体上综合把握认识对象,运用实践、联系和发展的观点,“从直接的现实出发,‘从实在的具体开始’”[2],方能准确把握“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4]18。马克思之后,其总体性思想受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高度关注。卢卡奇曾指出,“总体范畴,整体对各个部分的全面的、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是马克思取自黑格尔并独创性地改造成为一门全新科学的基础的方法本质”[5]76。卢卡奇理解的总体性概念,包含了社会系统结构之间的整体性联系,也包含了社会历史发展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总体性概念的广泛运用,开创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视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影响深远。当然,卢卡奇自己也承认总体性概念,“只有列宁真正恢复了马克思的方法”[6]250。尽管卢卡奇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总体性概念的阐述还存在诸多的缺陷,也尽管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们对总体性思想有诸多的批判,但这并不影响总体性原则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以及总体性原则在考察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后世的理解反而可以为我们认识与理解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提供重要参考。综观马克思关于总体性思想的阐述和后世对这一思想的理解,笔者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思想可以为我们认识社会历史发展提供如下方法论启示:社会是一个结构性整体存在,无论是具体的人还是社会有机体,究其实质都是“社会关系的总和”;社会有机体的存在和当时的社会历史生活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是“具体总体”还是“思维总体”都必须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加以考察和理解,任何形而上学的认识都是片面和错误的;社会有机体与外部环境处于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的进程之中,开放的环境和历史主体的开放思维是社会有机体良性发展的重要条件。概而言之,“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考察人类社会及其发展历史的基本方法,也是我们科学理解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发展历史的基本方法”[1]。

近年来,“由于受到‘经济决定论’、‘机械唯物论’等线性思维和单一决定论的影响,马克思的总体性观念受到人们的忽视和遮蔽”[7]。因此,重视和挖掘马克思主义总体性思想在认识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意义重大,这不仅可以为我们提供认识社会历史发展的科学方法论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准确把握当今日益碎片化的社会历史发展的总体进程。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推进,同样需要认识主体方法论的具备。从总体性原则出发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历程,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特征,是进一步洞察问题、把握规律的重要路径。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为我们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提供了重要参照。(1)事物的生成是历史的、实践的生成,不是纯思维的创造。这就要求我们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实践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从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轨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从总体的历史性关联中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的必然和人民的能动选择。(2)事物的生成是系统内多个要素辩证运动、相互影响的结果,而不是要素之间的简单相加和组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是一个结构性运动过程,理论创新是生成的指引,道路探索是生成的基础,制度建设是生成的保障。诸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共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性生成。(3)事物并不是孤立性的存在,其生成和发展必然是与外部环境互动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其生成也离不开与外部环境的能量交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不断完善自身的存在方式,使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不断获得丰富内涵。

二 从改革开放实践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生成

总体性原则要求把事物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把当时的社会历史生活作为一个总体来理解。社会主义从来都是历史的产物,离开历史的社会主义是不存在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不例外。正如卢森堡所言:“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只应当而且只能是一个历史产物,它是在自己的经验的学校中,在它得到实现的那一时刻,从活动历史发展中产生的。……社会主义显然就其本性来说就是不能钦定的,不能通过敕令来引进的了。”[8]501-50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不是某一思想家的臆造,它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历史的变化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其历史生成是直面历史、回应现实的必然结果,是应对国内外环境深刻变化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选择。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历程,我们会发现,每一次理论的创新都是源于改革开放实践的推动,在不断总结实践发展经验的基础上得以形成和发展[9]。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的历史和逻辑起点。改革开放之初,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党中央领导集体面对“文革”留下的困难局面、混乱状态和停滞状态,果断提出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折,吹响了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号角,朝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建设新征程迈进。改革开放实践的启动契合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辩证统一的高度,对社会主义做出了实践诠释并提供了深化社会主义认识的可能。1982年召开的十二大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战略任务,邓小平在十二大开幕词中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3党的十三大进一步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和改革开放做出了具体部署,更加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任务和路径选择。1992年,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方谈话有力回应了改革开放中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质疑,又进一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改革和发展新征程指明了方向。新时期,在面对苏东剧变的混乱局势,在国内外政治风波、经济风险等严峻考验面前,以江泽民为代表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毫不动摇地坚持改革开放,进一步捍卫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面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的争论,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中的一大创举。党的十五大,对改革开放中涉及分配领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做出了深刻回答;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代表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并不断拓宽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持走科学发展之路,继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坚定不移地把改革开放事业继续推向前进[11]。实践是认识的基础,改革开放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提供了现实之基和活力之源。如果没有对“两个凡是”禁锢的破除,社会主义就很难摆脱传统模式的痼疾;如果没有市场经济带来的活力,姓“资”姓“社”的争论就很难化解;如果没有各个领域突破性的改革,“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就很难形成;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社会主义就很难与时俱进。

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相伴相生。考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就要把它和改革开放的实践作为整体来对待,如果离开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就无法准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性生成。一方面,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底蕴。在改革开放进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以及“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系统回答和实践,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深化和历史生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改革开放中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改革开放中完善的”[12]。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的思想升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等都是对改革开放实践的重大理论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从中国实际出发、从中国问题出发,而不是从条条框框出发中,日益彰显出具体的、历史的实践本性。

三 从结构的整体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性生成

总体性原则的重要的内涵之一就是把事物作为一个结构性整体来对待,整体由诸多的部分组成,部分依托于整体而存在。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离不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的全面把握,脱离其中一个方面就不可能全面剖析和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生成。

从道路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探索和模式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拿到科学社会主义的船票就能自动到达彼岸的机械过程,而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发展道路的能动选择。从毛泽东“走自己的路”的主张到邓小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命题的提出,再到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明确表述,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现道路逐渐清晰,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历史方位、基本路线、根本任务、总体布局和奋斗目标的有机统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的实践逻辑理路。

从理论体系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表现为我们党对改革开放以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总结和认识飞跃。列宁曾指出,“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途径。”[14]142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为我们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生动教材和活力场;另一方面,实践的历史演进,又需要理论逻辑上的跟进和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正是在实践的呼唤中应运而成的,来源于我们对社会主义性质、发展问题和执政党建设等方面问题的不断追问。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集中体现在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创立和发展之中,它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客观对象本质、发展过程、规律及其认识过程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基本观点的内在逻辑联系”[15],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逻辑展开。

从制度维度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表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逻辑演进,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的发展与完善的过程。“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潮、一种运动、一种制度”。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表现为一种实践发展和理论创新,也表现为一种制度的构想和探索,它需要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设计出科学合理的制度体系来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成果的落实和道路的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进一步深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提供了根本保障。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法规体系的基本形成,社会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加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制度自觉。一言以蔽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今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16],其确立和建设过程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的制度逻辑理路。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是系统演进的结果。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间的辩证运动和良性互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进的根本保证。“作为理论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着重点是‘主义’问题”;“作为道路形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着重点是‘发展’问题”;“作为制度层面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着重点是‘建设’问题”[17];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虽然侧重点和表现形态各异,但其实质内容却是相通的,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现形态和具体表达,它们共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生成。

四 从外部的联系性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性生成

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原则强调世界的普遍联系,事物本身不是孤立性的存在,它必定与周围的事物形成关系,并相互作用和影响。事物的生成并非处于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和空间联系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也离不开与外部环境的能量交换。1890年,恩格斯在《致奥·伯尼克》的信中指出:“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18]693而这种变化和变革必然是在开放的条件下进行的,开放是社会主义经常变化和改革的基础性条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对历史、实践和世界的开放中生成的,没有开放的环境和开放的思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生成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历史的继承与批判中生成。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面临民族独立和国强民富的双重历史任务,这就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两大主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契合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和实践需要,推倒了“三座大山”,建立了新中国,完成了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在民族独立的基础上,历史的主题转换到了“国强民富”上来,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由此展开。针对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毛泽东提出了“走自己的路”的主张,开始了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8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在正确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社会的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做出了把主要任务放到发展社会生产力上来的战略部署。虽然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探索未能成功,在之后的实践中出现了重大曲折。但这种探索却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教训。《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党的八大的政治报告等重要文献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成的重要思想源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便是在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吸取中得以生成的。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性生成,也包括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大同理想的价值取向、辩证思维的哲学和重民、富民、因势而变的经世济国之道和创新精神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资源。正是建立在历史与现实的互动中,在对历史的继承与批判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逐渐得以生成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教训的吸取中生成。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们不免要和前苏联的社会主义进行比较。的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离不开对苏联解体教训的吸取,正是在反思和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训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了宝贵的教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错误选择、社会主义制度的僵化、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不足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崩溃。苏联解体前的民调显示,在“你认为现在的苏联共产党代表谁的利益”的问卷中,7%的人认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4%的人认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11%的人认为代表全体党员利益,而认为“代表党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利益”却占到了75%。这也就不难解释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会垮台了。事实上,我们从50年代就开始反思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了。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的召开,特别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了斯大林,震惊了世界。毛泽东对于这个报告的评价是“既揭了盖子,又捅了篓子”,同时提出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的主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从“以苏为鉴”到“走自己的路”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从中国具体实际出发,把实现和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根本宗旨,把以人为本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目标,这无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教训的吸取中得以逐渐发展和完善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与世界的对话中生成。世界历史是一个整体,每一个民族和国家都是其中的个体,都离不开这个整体。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3]275-276。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每一个国家都会或多或少地被卷入其中,社会主义国家也不例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立在对世界开放的基础上,在与世界的普遍交往中,在批判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优秀的文明成果中,不断积聚自身发展的能量。各国的发展道路都有显著的本国特色,同时也是来自向外部世界学习和借鉴的结果。凡是成功的道路,都必定具有开放包容的理念,重视吸取人类不同文明的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和发展,既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对外开放带来的各种文明成果的融合。比如科学发展观的形成,既是对中国转型发展的客观需要,同时也是世界发展理论的充分借鉴;再比如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创立,不仅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社会和谐的思想,同时也吸收了西方文明中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资源等[19]。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提供了重要借鉴。正是在与世界的互动中,植根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全球化的基础之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才得以日益彰显。

五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是一个辩证、动态的总体性过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方法透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改革开放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性生成的总体性关系,实践探索、理论创新和制度建设的整体演进以及关照历史、面向未来的开放性特征。以总体性原则为方法论基础,可以准确地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成逻辑和发展规律,从而避免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片面解读,为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推进提供重要参考。

当前,由于国内外环境的重要变化,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性认识和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亟须解决的问题。比如,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关联性认识还需加强,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继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很难充分发展;但改革开放如果偏离了方向,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很难发挥,甚至会亡党亡国。再比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性和世界性的认识还需强化,实践中有些人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和世界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进程割裂来看,这些倾向都是值得警惕的。因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用总体性原则和思维来认识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重大。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就必须进一步毫不动摇地深化改革开放,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活力源泉,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方式;实践并完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薄弱环节,充分发挥三者之间的相互促进作用,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推进;同时进一步挖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放性资源,坚持向历史开放、向实践开放、向世界开放,总体性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科学发展。

[1]胡乐明.社会主义:一个总体性认识[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6).

[2]刘小丰.总体性观照下的“中国特色”[J].学术探索,2008,(6).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6]杜章智.卢卡奇自传[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7]郑祥福.马克思主义的总体性及其当代意义[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6).

[8]罗莎·卢森堡.卢森堡文选: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9]段永清,肖柯.以改革开放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研究[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0]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高林远.论建国以来我党对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认识历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3).

[12]秋石.奋力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J].求是,2012,(20).

[13]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N].人民日报,2012-11-18.

[14]列宁全集:第5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15]梅荣政.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理论体系三个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9,(4).

[16]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17]包心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在逻辑研究[J].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2,(5).

[1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9]王玉华.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开放性[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2,(3).

Generation Logic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LI De-hu,ZENG Yan,HUANG Jin-hui
(Marxism Colleg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 610064,China)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Marxism is an important methodology to know and understand the generation logic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Looking at the generate trajectorie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from the general principle,we can clearly see the general contact between the practice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and historical genera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We can also see the systematic evolution of road,theory and system as well as the open generation of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y, practice and other countries of the world.In the new historical condition,the advancing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hould unswervingly adhere to the basic national policy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practice and improve the interaction and the weak link among the road,theory and system,further develop the open resources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and promote the scientific developmen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arxism;general principle;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generation logic

D616

A

1000-5315(2013)03-0005-06

[责任编辑:苏雪梅]

2013-02-2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之关系研究”(编号:10BKS063)阶段性成果。

李德虎(1980—),男,安徽六安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中共成都市委党校讲师;

曾艳(1981—),女,重庆北碚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院)博士研究生;

黄金辉(1964—),男,湖南邵阳人,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政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