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民初我国的工战与农战思想

苏全有,肖 剑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论清末民初我国的工战与农战思想

苏全有,肖 剑

(河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清末民初的经济救国思想中，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商战思想，而对工战与农战思想的研究只是有所触及。工战思想大致产生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清末工战与商战等混同，这是国人的主流认知；而到了民国初年对之则更加重视，“工战时代”概念得到广泛认同；工战思想的产生，乃列强侵略的激发所致；民国初年国人将工战与教育联系起来，强调发展教育对工战的基础性作用。戊戌维新时期，农战思想渐有抬头之势，20世纪初得到了相当推展，民国初年则广泛存在；出于农战的需要，国人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传播西学、发展教育、完善管理及一些具体措施；农战思想在清末民初由抬头走向风行，与当时的重农思潮有关。总之，无论是工战思想还是农战思想，在清末民初都广泛存在。由兵战到商战，再到工战、农战，直至学战，构成了近代中国完整的救国思想链；工战、农战与商战一样，乃近代中国经济救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末民初；工战；农战；商战；经济救国

近代国人的经济救国思想中，商战思想是学界的关注所在，而作为重要内容的工战与农战思想，相关研究则显得较为单薄，其中工战思想方面如钟声的《论清末报刊舆论对近代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探索》[1]、孙智君的《民国时期产业经济思想研究》[2]，农战思想方面如王鸿志的《晚清兴农与经济民族主义》[3]、韦新德的《孙中山国防经济思想略论》[4]，只是有所涉及。有鉴于此，笔者拟以近代中国的工战和农战思想为视点，梳理脉络，重建史实，以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

一、工战思想

近代国人出于经济救国的目的，首先提出商战主张，以郑观应《盛世危言·商战篇》为代表，即所谓“习兵战不如习商战”。而工战思想的产生相形较晚，大致在中日《马关条约》签订之后，“自欧风美雨咄咄东来，江宁抚而商战大开，马关和而工战继起”[5]。戊戌时期康有为在上清帝奏折中曾明确指出国家工业化发展的重要性：“夫天称造物神曰造化，曰造云者，工之谓耳。故国尚农则守旧日愚，国尚工则日新日智，乃理之相寻，视其所导而已。”[6]226康有为的目的，乃是希望清廷重新审视落后的“重农抑商”认知，寻求政府对发展工业的支持，实现国家工业化，能够积聚实力与列强进行工战。

1899年《知新报》载文《兴商宜先重工》：“西四月《工师月报》云：德美两国，现争雄于商务场中。德人长于水汽机、水鑊、电气机器、积蓄电池、地下铁缆、化学制造之法、制造钢铁之工艺。而又命人出外学各国言语文字，助其资本，使到各处贸易。至于美国，格致工艺，亦日新月异，且盛于土产。近年所成之资，本国销流不尽。故亦创立商务公司，转讬各处。美国领事馆报达商务情形，然后各商务公司遣人到各处赛演货物，传扬货式，商务将蒸蒸日上。惟我英国商务仍执旧法，不知与时俱新。虽云数十年雄冠五洲，难免退居人后。故宜及早勉励，思妙法。以制造更佳更廉之货，然后又学习外国方言。我国学校之中，宜有德、法、西班牙之文字兼习。民间自请专师训习，未免大破费。莫如公家学堂教习之为愈，如此为之，庶不落德人之后。”[7]国外重工对清末我国工战思想的产生，起到了助推作用。

20世纪初，工战与商战等混同，这是国人的主流认知。

以《申报》为例，1903年《诲尔谆谆》文称：“举国人士，奋志向学，新理日辟，民智大启，是谓学战，战胜者霸。豪商巨贾，协力同心，联合公司，以事居积，是谓商战，战胜者强。广立机厂，制造器物，角巧争奇，投人所好，是谓工战，战胜者富。东西各国伟人硕士，不惮掷金钱耗心血以求之皆为此耳。”[8]工战与学战、商战并列。

1904年《说磅后案(转录〈南洋官报〉)》文称：“权东西诸强国竞争之烈，以农战以工战以商战。至于泉币，虽精其治箔，互为抵制。要皆不闻以战名者，非以泉币之用，可为转移实业之轮毂，而不可为富益国财之基址哉。”[9]农工商可以战争，而不会生货币战争。

类似的例子很多，如1905年《论禁米出口无益于民生再续前稿》文言道：“若处今日五洲交通工战商战剧烈之时，则物价之贵即其国富增进之实力。”[10]1906年《告浙江金卫严三府同乡留日学生来》文言道：“列强群起，竞争激烈，功效愈显。于是以兵战□战工战商战。”[11]1908年《论关于帝室及亲属之罪之刑律》文言道：“至于环球交通列强竞争之世，彼以兵战、以学战、以商战、以工战。万众一心，有进无退。”[12]

总之，在国人看来，清末是工战、商战、农战、学战、兵战等的混战时代。

当然，此间亦有另类的声音。

有强调学战者，如上海图书馆在征书启示中说：“自西哲赫胥黎氏天择物竞之说发现于二十世纪，全球欢迎，悉主此义。今之世界，一战争之世界也。环球各国或以商战或以工战或以农战，而皆不外乎以学战居。”[13]

有强调商战者，如南京劝业会坐办陈兰业演说认为：“考欧美列国富强进化之次序，大抵由农而进于工，由工而进于商，又由工战而进于商战。以中国工商与他国工商战，必败之道也。工商既败，虽有强兵无能为力，欲求不败之道，必先研究商战之术。”[14]

亦有强调工战者，如《皖优侍竹工》一文载称：“深为悯惜，惟一艺致精良不易得，况现举工战时代，尤当与外竞争。”[15]当时有设立工艺专员的主张：“枢府近议，以现在值振兴实业之时，亟宜设立工艺专员以责成。拟仍照前年所议，分工官、艺师、艺士三项，以各留学工科毕业生，按其程度、成绩之高下，简派委充。即隶于农工商部，以一权限。闻俟详加核议再为奏请实施。”[16]这反映了政界对工战的重视。

到了民国初年，国人对工战更加重视，“工战时代”概念得到广泛认同。舆论界认为，“今工战时代，振兴工业实为急务，且以工救贫，地方能多设一工场即贫民多一生路”[17]。1919年三友实业社工人警告三友实业社烛芯毛巾厂全体工人：“昨发警告云，警耗传来群情愤激，家破国亡，危在旦夕，国贫兵弱，战斗无力，挽危救亡，国民天职，根本大计，工战维亟，实力抵御，工界最烈。”[18]

工战思想的产生，乃列强侵略的激发所致。

清末舆论指出，“且夫今日之世界，一实业剧战之世界也。列强侵略政策，不过以军事为标，而其所持以吸我精髓括我膏血，使我奄奄如病夫。而未由自把者，实惟工战商战为最烈”[19]。“近以举行新政，需款浩繁。杼柚已空，罗掘无术，外人复乘我之敝，逞其工战商战之手段，以掬此无尽之脂膏”[20]。

民国初年，舆论的认知依旧：“东洋各国，以商战工战农战战胜我，外货之流入我国者，有日增月盛之势。又能取我国极贱之土货，运载出洋制成极贵之熟货，仍售于我。”[21]“又南商会总协理，颂词立国于五洲。以商战亦以工战，舶来品之输入，利权外溢。亦为中国致贫致弱之一原因”[22]。“印度日本棉纱接踵而至，日本资本家鉴于该国情势大有迁地为良之意，争向吾国境内圹其工战商战之范围”[23]。

值得注意的是，民国初年国人将工战与教育联系起来，强调发展教育对工战的基础性作用：“曷为而商战之世，叠见败绩于商场。工战之世不能树帜于工界，无他，实业学校少，而人才无从造就也。”[24]“倘实行实利教育，则农有农之学问，工商有工商之学问，因势利导，勉力竞进。登二十世纪商战工战农战之舞台，不让美雨欧风之独步于是”[25]。“上海职业学校规模宏大，实为四海所仰慕。于是我中国骎骎乎，由学战商战而进于工战之地位，知工艺为当务之急，非此不足以竞争而生存”[26]。甚至有文断言，“当此工战时代，觇国势者每以工业学校之多寡为测定其国家贫弱富强之尺度”[27]。

在具体工业领域里，也体现了国人的工战思想，如棉业方面，穆藕初倡导发展棉业，他言道：“我棉业中人，诚能本此计，书闻开诚相见，合理进图。则我国棉业之振兴，可翘足而待矣。世有抱棉主义救时之宏大主张，为国家谋公福，不为个人营私利者。玥虽鲁愚，深愿执鞭担蹬，追随左右，向工战商战场里作冲锋陷阵之一战员，也不禁馨香祷祝以佚之。”[28]

二、农战思想

农战思想，我国古已有之，而至近代商战思想盛行，农战思想受到抑制。到了戊戌维新时期，农战思想渐有抬头之势。

1899年，《申报》刊登《农战论》一文，文章历述了我国古代的农战：“中国三代以来重农贵栗，边患不生，周之衰也，列国并争，迄无宁岁。秦乘其敝，遂以商君农战之法兵并吞诸候。俟今续商战予农商，一篇首曰：人主之所以劝民者，官爵也。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今民求官爵皆不以农战而巧言虚道，此谓劳民。劳民者，其国必无力，无力者，其国必削。又曰农战之民，千人而有诗书辩慧者，一人焉，千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农战之民百人而有技艺者，一人焉，百人者皆怠于农战矣。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夫民之不农战也，上好言而官矢之，又曰农者寡而游食者众，故其国贫危。今夫蛆螣蚼蠋，春生秋死，一出而民数年不食。今一人农而百人食之，此其焉螣蚼蠋亦大矣。虽有诗书，乡一束，家一员，独无益于治也，非所以返之术也，故先王返之于农战。故百人农一人居者□，千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故治国者欲民之累也。”接着主张西学，强调了算学、化学、水利等务农之法，并疾呼：人皆言“欲富国宜以商战，而吾谓莫如以农战”[29]。

同年《蜀学报》刊载同名文章道：“中外通商垂六十年，留心时事者，综计出入货物类，皆以振兴商务为挽回利权大计。于是购机器仿制造纺纱线织布、疋造玻璃、制洋瓷……事事请求摹拟，以为可以皆土之所生。……西国商务赢绌之数，恒视土货出口之多寡以为率，土产不兴，而欲振工艺，而讲商务是犹割弃臂胫，而养指趾。虽有华扁，终必束手待毙，故论者皆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吾则为之进一说，曰习商战不如习农战。”文章还强调，“欲习农战，则农政之得失不可精核”。“中国之讲求农学，足以战胜于外国者，其权利不知其几千万亿，正不在工艺之巧、制造之精也”。“战胜之道大宗有二，曰广开垦，曰兴水利”。核心是“用西国农学新法经营之”。“开垦既广，水利既兴，战本已得矣”。“辨其土宜焉……而种植得矣”。“辅以机器，以补人力之不及，而器用得矣。”“如此则战具已修，而又设农部以董其成”，“开农学会以集其益，兴农学报以广其传”，“立学堂，渐次推广”，与洋米、茶叶、蚕丝、洋布、鸦片、洋酒、诸食物、诸用物战。“诚能开垦以为经，水利以为纬，而又辨其土宜，精其种植，利其器用，行之十年，而地利不日兴，民生不日富，国计不日丰者，未之有也”[30]。

20世纪初，农战思想得到了相当推展。

1906年江苏茅麓明农公司其宗旨中提到：“中国贫困，原因固由不善制造熟货，以工战胜人。抑由不能尽地，设法广植生货，以资工商输转。神州沃壤，随处石田。所以民生蹙，国用乏，致新致难行，而外人觊觎尤堪危惧。”[31]

1907-1908年间，时论对农战多有强调：“亦知今日振兴农业，实足以操世界之利券呼。大凡工商业愈精，则工商制造品之获利愈见为易。而农产之获利转觉其艰，艰则为之者少食。之多者，其势必有求过于供之虑，泰西今日正坐此敝，故已微露其归重之机。吾国苟乘其机，而实力从事于农战，将见以我之余，供彼之缺，则挽回利权。”[32]“中国视农之轻，自古已然，而农家之自视也，亦歉然……至于今日，已积重而难返，益以西力东渐，商战之烈，疮痍未复，而重迫以农战”[33]。

当然，清末依然有注重商战的舆论，如陈怀之文《农战商战之势力变迁》所言：“有激烈之竞争，则兵战是。有和平之竞争，则农战是。农战者，兵战之大进步也。虽然，有商战焉，商战者，尤农战之大进步也。”“我华农战之国也，彼固知中国之不可以农战胜矣，乃进而出于商战之一术。自东西海通道以来，我盖日墮其战术中，而不之悟者也。虽然，我华又一商战之国也，物产之饶，自昔已然，非农战不足以致此，然农战不可以久持也，非商战不足以保此”。“我中国，固一商战之国也。而何以腹地通商，西人屡占其利，而中国屡失其权？商战之不讲，我于中国何望哉？虽然，农战之必进于商战，势也。我中国久为农战之国，而竟不能以商战哉？王侃曰：‘今免厘之约成矣，我商我商，其亦可以厉锋矢策智术，以由彼诸白徙相角逐于争存竞胜之地矣’”[34]。

还有农战商战并重者，如农工商部曾奏称：“农战商战之世，祇患地利，不与何患，销售不广，发帑收粜。”[35]

民国初年，农战思想广泛存在。时论称：“当世凡抱殖民主义者，始以兵战，继以商战，今则以农战。”[36]并对轻视农战的现状进行了批评：“以自古重农之国，而农业之迂腐也如此，以沃野千里之国，而农业之凋零也如此。即斯一端，已难与列强并驾，又奚言商战工战也哉。”[37]“天下最老苦者莫农，若而大利必归焉。惟国家以轻贱视之，彼亦轻贱安之矣。试思我国立国之道何在，非引起一般民众趣味注于此点，无以竟存于二十世纪农战之时期，然则优于奖励，殆尊崇国本，固邦基之治欤”[38]。农战之所以重要，一方面是由于“吾国自古以农立国，今虽提倡工战商战之说，究其始终，莫重于农，以工商之原料品大半出自农产故也”[39]。再就是“现在欧战告终，世界目的注于农战，我大总统迭颁明令，以改良农产为本计”[40]。甚有断言：“近今全球西人之趋势，将由兵战而入于农战。”[41]

出于农战的需要，清末民初国人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其中大要一是西学。“夫中国自来以农战立国，近年来始趋重商政。泰西素以商战立国，而近来农学大兴。臣等间尝考校中西农学互有短长，泰西农家新法，多从格致化学出，有与中法同者，有与中法异者。有可行之中国者，徐光启《农政全书》，教民用龙尾车以汲江河之水，恒升车以汲井泉之水，此泰西水法与中国同者也……”[42]“中国今日之地，苟以西国农学新法经营，每年增款可得六十九万一千二百万两”[30]。二是发展教育。“国何为而须教育，教育者期人民知有国而已，能有国之终效，使人人任纳税当兵之责，多数无怨望而已。周公之致王，备于地官，其法详。商君之图伯，最于农战。其法简，详则行之也，委曲而繁重，必导以教育”[43]。三是完善管理。“我们中国，如今百度维新，立了商部，振兴工商，设立学部，振兴教育。独那农务有关民命的事情，还没有加振作。叫那有用的田地，荒废了多少万万顷，民人饿死多少千万，连累的商务，都不能够进步。若说是户部就是农部，户部尚书就是大司农，请问这户部管理度支出入，合那栽种耕田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44]四是具体措施，如“筹备农业模范场”：“近今全球西人之趋势将由兵战而入于农战。故为富国足民计，重农刻不容缓，然重农亦必因地之利，顺民之情。现时苟能通令各地方官筹备一农业模范场，以灌输其学识，研究其方法，则农业自然发达矣。”[41]

农战思想在清末民初由抬头走向风行，与当时的重农思潮有关。清末，摄政王载沣十分重视农业，1909年报载：“摄政王近日极注重农业。除十六日明降谕旨外，日前特面谕枢臣，传谕农工商部溥尚书等，略谓农为邦本，亟宜提倡农业，讲求农事。所有各省设立之农务局，及农官等，必与农民，时相接洽，以研究地质土宜，及种植培着灌溉各法，逐渐改良。尤须善为劝导，设法鼓励，于农业方能实收效果。凡办农务人员，务须严行禁绝官场习气，以朴实为主，然后小民，始敢与之接洽。否则办理农务之官，而仍沾官场习气，则小民方畏避之不暇，又安能力求农事之进步乎？如有犯以上之情弊者，即当严加惩处，以重农政，而固根本云。”[45]民初，汪徽银著《重农说》道：“均是国也，何以有富强贫弱之不同？曰视乎重农与不重农耳。”“苟能翻然变计，政府以重农为政策，人民以归农为荣誉。安见五色国旗，无飞扬世界之日哉？是在我国人之努力矣”[46]。

综上可知，无论是工战思想还是农战思想，在清末民初都广泛存在。由兵战到商战，再到工战、农战，直至学战，构成了近代中国完整的救国思想链。工战、农战与商战一样，乃近代中国经济救国思想的重要组成。

[1]钟声.论清末报刊舆论对近代中国工业化问题的探索[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0(2):93-98.

[2]孙智君.民国时期产业经济思想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06.

[3]王鸿志.晚清兴农与经济民族主义[D].广州：暨南大学,2006.

[4]韦新德.孙中山国防经济思想略论[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1):97-100.

[5]章陵墨生.为湖北川汉铁路借外债事告湖北同乡书[N].申报,1907-09-01(3).

[6]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汇编[Z].台北：鼎文书局,1973.

[7]兴商宜先重工.知新报[J].1899(94):18.

[8]诲尔谆谆[N].申报,1903-08-23(2).

[9]说磅后案(转录《南洋官报》)[N].申报,1904-08-16(1).

[10]论禁米出口无益于民生(再续前稿)[N].申报,1905-02-23(2).

[11]告浙江金卫严三府同乡留日学生来[N].申报,1906-07-03(2).

[12]论关于帝室及亲属之罪之刑律[N].申报,1908-05-02(3).

[13]上海图书馆征书启[N].申报,1908-06-13(20).

[14]南京劝业会坐办陈兰业演说词[N].申报,1909-03-03(26).

[15]皖优侍竹工安庆[N].申报,1908-02-22(12).

[16]注重工艺[J].四川官报,1910(6):59.

[17]黄议员申锡提议贫民工场变更地点质问案[N].申报,1913-04-04(11).

[18]各界一战对外汇闻[N].申报,1919-05-15(10).

[19]论爵赏实业公司(间)[N].申报,1907-09-20(3).

[20]东三省绅民全体代表乔占九等国请愿书[N].申报,1910-06-27(6).

[21]工商国文补习夜馆章程[N].申报,1913-08-30(11).

[22]省立第五工场开成立会[N].申报,1916-07-21(10).

[23]试验制美棉纺纱能力之报告[N].申报,1919-05-06(11).

[24]庚辛之际教育刍议[N].申报,1911-05-08(2).

[25]论新教宜重实利主义(续)[N].申报,1912-04-08(1).

[26]参观灵生工艺学校记行知[N].申报,1921-01-13(16).

[27]粤省恢复工业学校之动机[N].申报,1916-11-22(6).

[28]穆藕初.振兴棉业刍议(续前期)[N].申报,1920-08-08(18).

[29]农战论[N].申报,1899-02-26(1).

[30]农战论[J].蜀学报,1898(7):18-25.

[31]江苏茅麓明农有限公司续收第二起股本章程[N].申报,1906-11-26(9).

[32]论议使外人请准进入中国农业学堂[N].申报,1907-09-07(3).

[33]论当道宜整顿农务以驰将来之隐忧(录万国商业报)[N].申报,1908-08-07(26).

[34]陈怀.农战商战之势力变迁[J].新世界学报,1902(4):103-108.

[35]农工商部会奏畿辅农田水利办法折(续)[N].申报,1908-07-03(18).

[36]刘树堂拟创办全国森林意见书[N].申报,1913-12-17(1).

[37]穆湘玥.益力诺大学中国学生农学会述略[N]申报,1913-03-04(8).

[38]刘树堂拟创办全国森林意见书(再续)[N].申报,1913-12-19(1).

[39]顺致移民垦殖会由来[N].申报,1917-01-04(6).

[40]江苏筹设农场之省令[N].申报,1919-02-14(7).

[41]江苏省令各县举行迎春之感言(经济)权[N].申报,1926-01-28(11).

[42]遵旨履陈折[N].申报,1899-10-31(2).

[43]张謇.初等学堂教育必须改良之缘起[N].申报,1910-10-28(2).

[44]中国急宜立农部以重民食[J].敝帚千金,1905(8):35-36.

[45]摄政王之重农[J].广东劝业报,1909(74):41.

[46]汪徽银.重农说[J].学生文艺汇编，1926(上集):7-8.

[责任编辑迪尔]

F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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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2359(2013)04-0096-04

苏全有(1966—)，男，河南辉县人，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博士后，省级骨干教师，省级学术技术带头人，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

2012-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