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元全真道社会功能探析

2013-04-12 17:57
关键词:金元教化文化

赵 玉 玲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金元全真道社会功能探析

赵 玉 玲

(河南大学 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

全真道作为金元之世兴起的北方新道教,以其特有的教义宗旨和行为方式,关注性命于乱世,对金元之际的社会安定起到了礼义、刑罚无可替代的作用。概而言之,金元全真道的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精神慰藉、社会教化和文化整合三个方面。

全真道;精神慰藉;社会教化;文化整合

社会功能指某一社会子系统或社会现象在维持社会秩序、保护社会系统正常运作方面所具有的影响力[1]。全真道作为金元时代独立的一个社会子系统,以其内修性命之真为乱世中的民众提供了安身立命之道,满足了战乱时代人们对于身心归宿问题的特殊关注;其入世济民的修道实践与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联系,在乱世中形成了一支特殊的教化力量,这一切使金元全真道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乱世治平的社会作用。

一、精神慰藉

一种宗教,首要解决的是人心灵归属问题,精神有所依托比肉体不死更为重要。全真道产生于金与南宋对峙、北部中国沦于异族统治的特殊历史环境中,不仅平民,就连士大夫也因“不幸身亲乱世,虽有道德文学可以大过人者,亦将无以保任其父母妻子于斯时也”[2]。全真道创始人王重阳固然有目睹传统道教流弊而改革之的原因,但最直接的动力则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即在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中营造一方可以栖息的精神家园。

作为道教中的改革派,全真道对传统道教的变革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方面,反对以往道教不同流派的“飞升炼化”等术及隐语譬喻,化繁就简,以心性清静体悟造化为修炼之本,“渊静以明志,德修而道行”,追寻道家逸民之风;另一方面,全真道既不反对修炼成仙,其宗旨又超越神仙信仰,体现出了自全性命本真的教旨。如《重阳祖师开道碑》所述:

尝试论之,世人所谓得道者,必详其迹之所为;所谓得仙者,必议事之怪诞;所谓长生者,必欲留形住世而已。殊不知神变出异,幻感靡常,乃好奇者之所慕,诚道家之所谓狡狯也。至于自本自根,自亘古以固存而不坏者,岂寻俗之所易见易知哉?祖师以来,传此而已。则气运之变不可役,化机之动未始出,逍遥于广漠之乡,放任于旷垠之野,隐显莫测,应变无方,细入毫芒,大包宇宙,在有非有,居空不空,清静本然,古今常若。祖师以此立本,以此应世。[3]

由上可以看出,全真道所谓得道者,不再追究其神迹异事,亦不再执着于形体的长存于世,而是以“自本自根,自亘古以固存而不坏者”为立道之本。这种“自本自根”本然性的东西,超乎于万物之外,又存在于宇宙之中,是生命的本真状态,是为全真道追求的根本。生命本真的表征是“清静本然”,这种“清静本然”是通过内心感悟来实现的。全真道以此为立教之本,表达了对特定历史背景下离乱中人民身心的特殊关注。所谓追求本真,是在社会的文明规范已彻底沦丧,生存既没有规则也失去方向的境况下,对于性命根源和自全性命之道的追求[4]451。

全真道以自全性命本真为立教宗旨,关注性命于乱世,以内在的心性修炼作为求道基点,以精神的超越作为成仙依据。不可否认,全真道的修道目标仍是得道成仙。然而,其所谓的成仙又不仅限于传统道教的肉体不死,其成仙的基础建立在不灭的心性上,强调修道不必外求,只须反观内心,以识心见性为修炼目的。这种反观内修的成仙方式不仅为乱世中的众生开辟了一条跨入仙界的简易途径,更为苦难的民众营造了一方全新体悟生命本真的精神家园。超越的宗教目标根植于现实的心性之中,内致求真的精神追求成了金元乱世民众聊以自慰的人生选择,对苦难的身心起到了极大的安抚作用。此之谓全真道的精神慰藉功能。

二、社会教化

全真道产生发展的金元之世,女真族、蒙古族入主中原,北方沦陷,南宋偏安于江南一隅濒临灭亡;全真道酝酿于陕西,蔓延于山东、河北、河南等地,这些地区刚好是异族入侵和统治之域。异族入主中原造成社会动荡不安和人民流离失所,全真道作为应乱世而生的新宗教,一出世就面临着解决乱世中人民的身心依托问题。因而,关注生命于乱世,在真履实践中为社会各阶层寻求安身立命之道也就成了全真道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卢国龙先生说得好:

全真道之兴起,本身便是继承并且变革传统道教的内丹性命之学,用以解决时代迫切要求解决的身心归宿问题,所以其心性学的出发点和特质,并非围绕内丹的名词概念进行推阐,以思辩逻辑的形式敷陈新义,而是针对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在真履实践中了证解决问题的出路。[4]457

这段话,形象准确地概括了金元全真道的宗教特性,超越的心性追求只是其立教的基点,在社会生活中的真履实践,解决现实的迫切问题才是全真道的根本宗旨所在。这也符合王重阳“使四海教风为一家”的创教愿望,所谓“教风”,也可理解为“风教”,有风行教化于乱世的意思。因而,全真道在全真而仙的动力追求下,以出家而不离世、弃俗而不避世为主要修道方式,出家、弃俗是全真道心性修炼的必须,离世而又不避世则体现了全真道涉世的宗教关怀。

全真道于乱世中关注人的生命存在,在全性本真思想的指导下追求生命的超越,为人自身找寻安身立命所在,体现在修道行为上“大抵以刻苦自励,淡泊寡营为生”[5]6,早期创教者大都在隐循避世中体悟生命的本真。但全真教所谓的隐逸并非完全隐于世外山林,而是立身于民间社会,以其全真理旨诱化人心,以内在的精神追求为乱世中的人心寻求生存意义的支点。如,王奂《重修太清观记》载:

人心何尝不善,而所以为善者,顾时之何如耳。方功利驰逐之秋,而矰缴已施,陷井步设,则高举遐飞之士不得不隐于尘外,此又必然之理也。然则古之所谓避地避言者,其今之全真之教所由兴耶?或者例以迹而疑其心,是殆见其善者机也。使有志于世者,诚能审涵养勤恪之为常,达推扩充之为变,率其子弟如全真之属,重道尊师,化其邻里。如全真之徒,真履实践,朝夕以无间,举动以相先,而能不失其孝悌忠信之实,则一身之计可以移之于一家,一家之事可以移之于一国,一国之政可以充之于天下矣。[6]

从上可以看出,全真道的“隐”不同于古之隐于世外“避地避世”之隐,而是立足于现世社会中,为现实中的苦难找寻解决的途径,为流离中的心灵寻求精神支柱。全真道的这种修道特点是与其自全性命本真的立教宗旨分不开的。因为要在全社会都处于思想迷茫的状态中强调精神的独立,所以其教旨就不能不在实际上意味着要与社会现实保持距离——虽然早期全真道有其诱化世道人心的社会性功能,但这种功能,是在使人的精神脱离社会现实后才实现的[4]454,故而早期全真道在修行方式上有很大程度与世隔离的倾向。陈垣先生评价说:

全真教徒之苦行,吾闻之矣,隐居求志,独善其身,于世何补,仁人固如是乎?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此仕者之言也,全真不臣不仕,无所谓穷达,能修道而行教,自独善而兼善,其说高于仕者远矣。全直家亟亟立观度人,消除杀盗,固非独善之教也。[5]11

“能修道而行教”、“自独善而兼善”,全真道的涉世修行在乱世中成了一支有影响的教化力量,对于消除人们的迷茫和恐惧的心理,维持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

元人陈绎《增修集仙宫记》说:“予闻全真之道,以真为宗,以朴为用,以无为为事,勤做俭食,士农工贾,因而器之。”[7]783金人和蒙古人入主中原,使社会生活遭到了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处于动乱之中。儒学传统的教化机制一度陷入了衰微境地,全真教的产生,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儒学衰落之后社会教化机制的空缺。元好问《怀州清真观记》载:

今黄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声势隆盛,鼓动海岳,虽凶暴鸷捍,甚愚无闻知之徒,皆与俱化。衔锋茹毒,迟回顾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父不能诏其子,兄不能克其弟,礼义无以制其本,刑罚无以惩其末,所谓全真家者,乃能救荡然大坏不收之后。杀心炽然如大火,聚力为扑灭之。[7]471

全真道以民众的现实需求为己任,注重全真道的民间影响,并在社会各阶层中宣道,其修道原则和行为方式为社会民众争相效法。“在金之季,中原版荡,南宋孱弱,天下豪杰之士,无所适从。……而重阳宗师,长春真人,超然万物之表,独以无为之教,化有为之士,靖安东华,以待真主,而为天下式焉”[7]783。可以说,全真道以特有的宗教形式实现了社会教化的功能,对乱世中社会秩序的良性发展起到了维护作用。

值得提出的是,全真道的社会教化不仅仅局限于下层民众,全真祖师们还利用时机教化社会上层及帝王。如,丘处机在《赠京兆府统军夹谷龙虎》诗中说,“但能慈忍荒淫”便能“名挂仙衔”[8]72。大定二十七年(1187),金世宗召王处一,“问以卫生为治之道”,王处一答曰“含精以养神,端拱以无为”[9]。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又召丘处机,“请至道。师以寡欲修身之要,保民治国之本对”[8]440。

全真道实施上层教化最成功的例子是丘处机觐见成吉思汗,即所谓的西行论道。丘处机运用道教修身治国的理论,巧妙地把修身养生思想引向了济世安民之术,将修身、治国、行善联系在一起,向成吉思汗提出“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并劝成吉思汗说,帝王是百姓的父母,当除残去暴,谨奉天道,才是帝王的养生保身要术。接着又借成吉思汗打猎坠马之事,以“天道好生”劝之。“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8]455。另外,丘处机还向成吉思汗建议,中原地区物产丰富,是得天下的必争之地,应免除三年赋税,选贤能者治理,使“军国足丝帛之用,黔黎获苏息之安”[8]141。丘处机的说教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军对中原人民的杀戮。回到燕京后,他又积极利用全真道的特权,救民为众。“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8]456。

综上所述,全真道在金末元初社会失序、纲常伦坏之际,以特有的宗教方式发挥了社会教化的功能,对维持社会秩序和促使社会的良性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三、文化整合

文化是相对于自然而言的,它包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宗教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它不仅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自身的文化功能,而且可以对其他文化现象产生影响。全真道的文化整合,从大的方面来讲,指的是中原汉文化对当时入侵中原的女真族、蒙古族文化的整合;从小的方面来讲,指的是全真道对文人儒士的吸纳和保护。无可否认,金元时期全真道的这些活动本身是为了传扬全真道服务的,但不自觉地充当了历史工具,为当时的社会带来了诸多积极影响,对保护民族文化起到了特殊作用。

道众有着较高的文化素养,是金元全真道的一大特点。创始人王重阳出身儒门,“蚤(早)通经史”,悟道前就是一个饱学之士,教门骨干全真七子也大都是儒士出身。《全真清规·指蒙规式》记载全真道在招收弟子时,“先问悟透善根深浅,又观祖上门风善恶,便看本人才与不才,方可收录”[10]。由此可见,全真道对门徒素质的重视。全真七子之后,对教门有贡献者大都饱读诗书,有较高的文化造诣。陈垣先生在《南宋河北新道教考》中说:

欲其教广传,而不先罗致知识分子,人几何有疑为愚民之术,不足登大雅之堂耶!全真王重阳本士流,其弟子谭马丘刘王郝,又皆读书种子,故能结纳士类,而士类亦乐就之。[5]15

知识分子无疑是社会的中坚力量。然而,由于异族统治者对文化的无知和民族歧视,使得儒士们无以保全性命于乱世。且金元之际,北方儒学式微,儒学适应社会需要的应变力和维系社会的效应力的衰弱,使社会对儒学的依赖度、信任度式微,因而造成士子们精神信仰体系的失落[11]。“迨儒门收拾不住,遂为道家扳去”[5]4。

全真道重视接纳收容儒生、士大夫,从创教之初到昌盛之际都是如此。金元之际特殊的历史环境,使得大批儒士投身道门,道门的宫、观为战乱中的儒士提供了栖身之地。史料保留的这方面记载颇多。如,安阳人李益(1185-1260),出身富有之家,幼业儒,精算术,曾为金章宗潜邸旧人。1214年补户部令史。后以时际扰攘,世道日艰,遂弃俗脱迹,簪服为全真师[7]571。太学生孙伯英(1180-1230),为避河南府治中高庭玉之狱,变姓名,称“道人王守素”、会赦乃归。1217年又重归道门[12]。李和甫出身汴梁豪族,幼有神童之称。弱冠,出家为道士[7]610。像这样儒士投身全真道的事例还有很多,“全真教之接纳士流,诚有以也”[5]16,对这些儒士,全真道一律待之以诚。

全真道不但直接收容接纳文人儒士,而且还与他们有着频繁交往。和全真道交往的这些士人大都有着很高的文化素养,他们之间的相互交流,可以从整体上提高全真教团的文化素质。陈垣先生考证说:“夫全真家之好与士流接者,必其兼通儒学者也,即不通儒学,而于士流末务,如文字之属,必有一长,方足与世接。”[5]20

全真道对自身文化素质的注重和对士流的接纳与传统社会重视文人的风气亦相类属,可以说代表了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诚然,全真道作为一种宗教,应该以修道成仙为首务,大可不必拘泥于文化形式。然而,就宗教普遍具有普渡众生的意愿来说,知识分子当然属于众生,而且是较为特殊的一个群体,他们是民族文化的直接承载者。全真道对文化的重视和对文人的吸纳,不仅使全真道徒的素质得以提高,而且迎合了民众的文化心理,客观上保存了民族文化。陈垣先生说:

三教(全真、大道、太一)祖皆北方学者,而能以宽柔为教,与金元二代相始终,殆所谓化胡工毕,于以西升者耶,不然,何其适也。呜呼!自永嘉以来,河北沦于左衽者屡矣,然卒能用夏变夷,远而必复,中国疆土乃愈拓而愈广,人民愈生而愈众,何哉?此固先民千百年之心力艰苦培植而成,非倖致也。三教祖之所为,亦先民心力表现之一端耳。[5]4

“宽柔为教”显然隐含着文化的成份,疆土虽沦为外族统治,却愈变愈广,能用夏变夷,正是文化的整合功能,文化已然超出了民族和地域的概念。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此即是以文化为‘华’、‘夷’分别之明证”[13]。

全真道作为金元时期特殊的文化现象,体现了中华文化的意识形态,同时它又是一个社会实体,对传统文化的承载力是巨大的,以宗教的形式承载和保护了传统文化,从而起到了变夷为夏的巨大效用,这是其他任何军事实力、制度组织都无法替代的,客观上对金元社会乃至金元以后社会的协调稳定和生产力的发展都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总而言之,全真道以其特有的教义宗旨和行为方式,在金元社会形成了一支特殊的整合力量,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乱世治平的社会功能,对金元之际的社会安定起到了礼义、刑罚无可替代的作用。事实上,正是由于迎合了乱世中的种种社会需求,全真道才得到了金元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遍认同,引起了广泛共鸣,从而不仅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对金元之际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协调发展也起到了极大的维系作用。

[1]戴康生,彭耀.宗教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62.

[2]邵亨贞.野处集·卷二·送张孟虞移居吴门序[M]//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6.

[3]王重阳集[M].白如祥,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331.

[4]卢国龙.道教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

[5]陈垣.南宋河北新道教考[M].北京:中华书局,1962.

[6]中华道藏:第四十七册[M].张继禹.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203.

[7]陈垣.道家金石略[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

[8]丘处机集[M].赵卫东,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

[9]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集[M].白如祥,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5:378-379.

[10]中华道藏:第二十七册[M].张继禹.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686.

[11]张立文.中国学术通史(宋元明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34.

[12]元好问.遗山集:卷三十一·孙伯英墓志铭[M]//四库全书.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影印文渊阁本,1986.

[13]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13.

[责任编辑张家鹿]

B959

A

1000-2359(2013)06-0009-04

赵玉玲(1975-),女,河南渑池人,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主要从事道家、道教研究。

2012-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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