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中晚期标准语论调之比较

罗晓莹

（河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乡453007）

1868年成立的明治政府为了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在思想文化领域内进行了一系列大变革，统一国内方言、设立和推行标准语就是其中重要一环。在这整个过程中，三宅米吉（1860－1929）、冈仓由三郎（1868—1936）、上田万年（1867－1937）是主要代表人物。目前海内外学术界对这三人观点均有不同程度的研究，但是由于缺乏辨析性研究，很难准确把握明治中晚期标准语实施的全貌，也影响着对标准语实质的客观理解。本文通过分析三宅米吉的统一语言论调、冈仓由三郎的标准语论调以及上田万年的政治化标准语论调，探究其内在差异，解读标准语诞生、推广过程中的历史脉络，旨在引起语言政策研究者的关心，从而推动此领域的更深入研究。

一、三宅米吉、冈仓由三郎、上田万年观点的传承性

三宅米吉、冈仓由三郎、上田万年三人作为明治时代上层阶级的知识分子，怀着改变国家旧貌、促使国家文明富强的愿望，认识到国内错综复杂的语言有必要进行统一。三人的论调出于不同社会历史时期，且具有思想上的传承性。

三宅米吉的观点出现在明治中期，作为日本最早提倡统一各地方言的代表人物，本文中将三宅论调称为统一语言论调。三宅的统一语言论调，绝不是空穴来风。

在日本，长久以来文书、读物均采用古语语法（即文语法）表达，造成了书面词语与会话词语相互分离，且境内沟壑纵横、交通不便，不同地域间交流沟通甚为困难，导致国内方言纷杂多样。可以说，因人、因地、因场合不同，语言表达各不相同，是历史上日本语言的一大特征。最早注意到这种现象的是16世纪末渡海来日的传教士，他们常为日本多变的语言而头疼。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罗德里格斯（Rodriguez 1561－1663）在《日本大文典》中提出：“在日语中，存在以下几种语言形式：有丝毫不混入‘声’的纯粹‘读’的语言；有在‘读’中掺入少许‘声’的语言；有大量使用‘声’的语感较为庄重的语言，日本人一般将它使用于文书表达，抑或身份显赫者、学者间的谈话；还有就是纯粹‘声’的语言，晦涩难懂，常用于和尚、僧人的佛法经典……”在这里，“声”指来自汉语词汇、书面语感强烈的语言，“读”指日本固有的和语词汇，生活气息浓厚。该书中还明确指出，“日本人决不会用生活口语中的通俗文体进行书面表达。口语、日常会话的文体与文书、书籍的文体截然不同”［1］。但是，随着江户时期所推行的参勤交代制度①江户时代幕府为管理大名而让其来江户供职一定期间的制度，1635年起法制化，原则上一年在地方，一年在幕府。，遍布全国的各藩大名往返于各自驻地与江户（今东京）之间，某种程度上促使了交通条件改善，带动了地域间的交流。在会话词语的使用上，尽管各藩内仍不尽相同，但由于京都长达千年以上的国都历史以及东京一带作为将军执政地的几百年历史，东京语和京都语渐渐成为流行全国、影响较大的方言。德川幕府末期曾与福泽谕吉有过深交的法国东洋语学者（Leon de Rosny）在《日本语会话入门》一书中提及，“尽管日语中有众多方言，且相互差异极大，但教养人群使用着一种高雅的语言，这种语言整个日本列岛都能够理解”。堪称英国日语学第一人的霍夫曼（J.J.Hoffmann），在其成名著作《日本文典》中称：“江户话已经流行于日本各地，成为教养士之间的沟通手段。……如果外国人打算学习日语的话，应该从江户城内选聘教师。”［2］美国传教士、医生及教育家、日语标准式罗马字创始人黑本（J.C.Hepburn 1815－1911）在其编写的日本首本日英词典《和英語林集成》第二版中记述说，日本全国各地教养人群能够毫不费力地用江户话沟通交流，1886年在该词典第三版中，他再次提到，京都语在明治维新以前曾占优势，但迁都以来，东京语的有势地位已超越其上。

可以看出，当时在日本各地，普通百姓各自使用当地方言，由于相互间差别较大，彼此之间很难沟通、交流。同时，虽然使用东京语全国范围内能够相互理解交流，但其使用的人群范围却极其狭窄，仅仅是受过教育、有教育素养的人群，广大国民群众仍不能正确使用，甚至不能正确理解。在这一社会背景下，1884年，三宅给假名会②主张废除汉字、使用假名的团体，1883年成立。的主办杂志《学习假名》（かなのしるべ）寄来《关于各地的方言》（くにぐにのなまりことばにつきて）一文，首先总结了日本的方言现状：“日本同一个国家之内，却因曾有六十余小国，宛如棋盘上的棋子分散，各地风俗各不相同，语言也互不统一。……此处所言非彼处所能理解，令人担心。”［3］76－78

在三宅米吉统一语言的倡议和日益增大的东京语势力影响下，1885年岛野静一郎、1886年渡边修二郎、1888年西屯贞等人纷纷倡导以东京语统一日本国内语言。一时间，东京语远远优于其他地方话，备受推崇。此时，冈仓由三郎进行了冷静分析和思考。1891年，冈仓指出，语言的功效在于能够使说话人与听话人交流思想，认为“作为思想交流的工具，地方方言也罢，东京语也罢，在我们听起来并无大差别，它们作为语言的功能是一样的”。冈仓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东京语和地方方言作为交流工具所具有的相同实质，认为东京语自身并无天生的优势。但是，他又指出，“既然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换思想的工具，各种语言之中，当然是最大程度上使用的语言占优势地位”。也就是说，冈仓由三郎同时给东京语热潮找出了一个语言学上的理论根据。1890年，冈仓由三郎在其论著《日本语学一斑》中，首次使用“标准语”一词，把它当作“standard language”的译词，他也由此成了“标准语”的发明人。作为语言研究者，他分析了“标准语”的实质：“如此说来，某种语言，由于使用者和社会变动等因素，其运用范围凌驾于其他语言之上，那么便确立了‘标准语’的地位，与相对应，其余语言只能是方言。之所以成为标准语或方言，不在于它作为思想交流工具的优劣，而是使用者通过政治手段上下融合之后而决定下来的。”［3］91－97冈仓由三郎创造了“标准语”一词，本文将他的观点称为标准语论调，它强调某种语言之所以成为标准语，不是因为该语言自身内部原因，而是在于其被使用的外在社会环境。在冈仓论调中我们可以读出：要普及标准语，需要人为的政治手段。

将冈仓标准语论调推向政治化的是上田万年。1894年欧洲留学（1890－1894年留学德国、法国）回国后不久，上田在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哲学馆开办了名为《国语与国家》的著名讲座，呼吁广大民众对国语要上升至“爱”的情感。1895年上田万年以《关于标准语》为题，指出：“我坚信如今的东京语有资格胜任日后的‘标准语’。可能有人认为东京语就是东京人的一些俗语，但是，我这里所提的东京语决不是此种语言，是指有教养的东京人所使用的语言。而且，我只是说东京语日后会享有‘标准语’的荣誉，而不是指现在的东京语。东京语要成为一国之标准语，必须经过一番雕琢打磨。”上田万年的标准语论调已经显露了超出语言学范围的政治学特点，这与他在柏林大学留学期间，对德语在整和国民意识、统一国民感情上所发挥的作用感悟极深不无关联［4］。由此可以看出，冈仓关于标准语必须人为制定的思想，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上田政治化标准语论调的提出。《关于标准语》发表在杂志《帝国文学》的创刊号上，对各方面的影响都很巨大，“标准语”一词在日本的传播和流行也始于此篇论文。上田论调中的标准语，并不是所有东京人正在使用着的语言，而是雕琢打磨后由国家人为制定的语言，不仅如此，使用这种标准语还代表着对国家的爱。

从时间顺序上看，冈仓由三郎的标准语论调基于三宅米吉的统一语言论调，冈仓从语言学角度认识到有必要制定标准语，上田万年赞同冈仓的统一语言过程中的人为性，但其论调更多地带有政治色彩。

二、三宅米吉、冈仓由三郎、上田万年统一语言的不同方法

三宅、冈仓和上田在统一语言的手段方法上，因各自所处社会环境、政治环境不同而意见迥异。这尤其表现在三宅米吉与冈仓由三郎、上田万年两人的不同观点上。

大致来说，三宅米吉注重通过社会力量来逐渐统一语言。三宅米吉针建议进行全国性方言调查，将方言用作共同语的资源，尽管他也认为标准化的基础是东京方言。三宅米吉说，一旦确立了影响相对较大的语言并要普及时，行之有效的办法是改善交通条件，便于国民彼此间来往，国民交流、接触的机会一旦增多，某种统一的语言便会在更大范围内自然而然产生［5］。

三宅的统一语言论调诞生于明治中期，尽管他认识到各地方言使得人们交流时困难重重，但主要观点仍是认为如果强令规范统一语言，未必会起到好效果。因此三宅提出，要推行统一语言，应先使交通、通信事业发达起来，促进交流，而不能采取强硬手段。可以说，这一论调还是相当客观和稳健的。不仅统一语言上如此，作为教育学家，三宅米吉也提倡温和、自然教法，例如，针对明治时期学校推行的体育课，当时采用了普通体操或兵式体操，三宅在其本人主宰的杂志《文》（1889年第3卷第5号）上明确表示，体操这种运动方式是人为的，不容易让孩子产生兴趣，对儿童来说，他们更喜欢捉迷藏、扔球或者是拍打羽毛毽子，这些才是理想的幼儿体格教育。

1885年，伊藤博文组织的第一届内阁制度正式确立，对自由民权运动进行了镇压，同时明治政府创建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力度也急剧加大，1886年第一任文部大臣森有礼颁布了以国家主义教育为核心的一系列学校令，包括《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小学校令》等，标志着明治国家主义教育体系的建立［6］。在这种政治环境下，冈仓由三郎提出在语言统一过程中必须施加直接的、人为的干涉，提倡依靠国家教育来实现统一语言。冈仓分析了日本的方言状况及变革方向，指出：“不幸的是，我国现今不存在通用语言，几乎各乡各郡方言都不尽相同……如果日本国语如此四分五裂、各自不同，显而易见，难免会妨碍教育普及，文明开化也会因此迟缓。故而考虑到国家伟业，必须尽早扫除此等语言障碍。……这应该成为一个战略国策。”［7］在冈仓由三郎看来，统一语言应该成为一项国策，由国家政府采取积极措施来实现，决不能像三宅米吉所说的那样静等语言自然而然统一。1902年，冈仓由三郎在《应用言语学十回讲话》中明确指出，三宅的办法是间接的，甚至可以说是十分危险的，应该采取直接的办法统一语言、实行标准语，比如，在推行学校教育时，渐渐地改变方言，同时注入官方语。

上田万年政治化标准语论调的提出有其独特的政治环境，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颁布，以法律形式赋予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政治、军事权力，1890年颁布的《教育勅语》甚至把忠君爱国作为教育方针的灵魂。在“皇土”、“天皇”、“皇民”等意识形态下，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侵略的野心愈发嚣张，随着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国内民族意识、民族气势异常高涨，这是一个“官民一体创造统一的‘国民’与‘国家’的意识高昂的年代”［8］。在《国语与国家》讲座中，上田强调日本是以天皇为首，由单一民族组成的“血统集团”，提出国语与国体将构成统一日本的两大力量，“国体”体现于国语之中。他说，语言对国民精神的支撑，如同血液对身体的支撑。以日本国语为例，日本语就是日本人的精神血液，日本国体正是要依靠这种精神血液方得以维持，日本人正是因为国语这个最为优良、最可悠久保存的锁链而不至于散乱不堪。故此，将来一旦国家有大难，四千万同胞只要耳旁响彻着国语之声，那么无论奔赴何地，即便献身也在所不辞。……一朝胜利捷报传来，无论千岛之天涯还是冲绳之海角，所有国民将为皇土、天皇而齐声欢唱。……国语如同美妙的音乐，如同天堂的福音［9］。上田万年把国语比喻为“日本人的精神血液”，定义为日本“国体的标识”，提出“国语、国民、民族三位一体思想”，甚至把国语作为统一日本国民共同体意识、传统精神、大和民族的基础。不言而喻，在统一语言上，上田万年将之提升到国家政治建设的高度，这开辟了推行“标准语”的新历史时代。

关于推行标准语，在1895年1月的大日本教育会上，上田万年以《教育上国语学者所抛弃的一大要点》为题作了讲演，明确强调，他本人在语言问题上赞同采取中央集权主义来统一规范全国中小学教员所使用的语言，同时反对教员以九州、四国、中国地方、奥州等几种影响较大的方言施行教育，上田称这种地域割据模式为“地方分权主义”，表示难以赞同。上田认为，教育在标准语普及上举足轻重，他刻意强调了教员所使用语言的重要性。1895年，上田万年向帝国大学校长建议在校内设立国语研究室，他说，大日本帝国国语被誉为大和民族的精神血液，国家应该主动承担探究其历史、洞察其现状并规划其未来之兴盛的义务。……尤其在重扩帝国版图、重扬国威之秋，既然帝国大学以教授和钻研国家所需学问为目的，那么就应义不容辞地担当辨析国语问题的要任。其中，“重扩帝国版图、重扬国威”，带有战争后台湾作为殖民地也将实行日语教育的火药味。就这样，在战争所急需的民族凝聚力的催化下，1897年东京帝国大学国语研究室成立。1898年，文部省提出了设置国语调查的预算申请，在第十三次帝国议会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兼任文部省专门学务局长的上田万年做了陈述报告，认为对甲午战争后报纸等言论界高涨如火的国语、国字论①在甲午战争获胜的狂张喜悦中，日本人对长久以来顶礼膜拜的中国汉字文化提出了质疑，国字国语改革的思潮此起彼伏。，国家政府层面上应重视起来。

三、三宅米吉、冈仓由三郎、上田万年不同的方言调查态度

三宅米吉等人曾经亲自组织和参加过方言调查，田万年担任主事的文部省国语调查委员会（1902年4月成立）于1902年7月公布了四条基本方针，其中第四条是“调查方言，选定标准语”。本节将以三宅的方言调查观与以上田万年、保科孝一等为中心人物的国语调查委员会的方言调查作比较分析。

1884年，三宅米吉在《论各地方方言》一文中指出，统一语言首先要有标准，其制定一定要立足于详细调查全国方言的基础之上。同年4月，为了对全国语言使用情况进行客观研究，三宅米吉尝试了全面性的语言调查实践，他与辻敬之、汤本武比古、冈村增太郎等志同之士组成了方言调查成员组织（方言取調べ仲間）。在计划书上明确写道：“……在各地设置联络人，以求他们提供方便，来采集当地方言”，“在对方言汇总时，全体成员共同进行评议……”从这些简短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三宅等人计划中的方言调查是在全国各地毫无偏颇地设立联络所、联络人，尽可能多地搜集方言材料，并定时召开会议，共同商议制定语言的标准。可见，三宅的方言调查是客观而谨慎的。

相比之下，以上田为首的国语调查委员会所进行的方言调查则主观色彩浓厚。上田万年的门下弟子、身为辅助委员的保科孝一（1872－1955）在《关于国语调查委员会之决议事项》中曾提出，选定“标准语”上学者中存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调查方言和选定标准语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方言调查只是为选定标准语而进行的预备工作。前者主张，“若要从现有的各种方言中进行取舍、制定一种人为的标准语，就必须对全国各地方言进行严格缜密的调查，否则无从知否”，也就是说将认识方言纳入标准语的制定中。后者则认为“首先要选定‘标准’的方言，对此再进行人为修改琢磨，使之成为完美的标准语，故此，调查各地方言仅是对选定的‘标准’方言进行人工改良时的参考”。在两种方法的优劣评价上，保科孝一建议委员会采用后者，他说，如果以第一种过于人为的方法，即便是制定出了纯真雅正的标准语，如此人为之物很难获得社会上的生命力，其前途会令人绝望。而后者，如果以东京中等社会阶层以上人群现行语言为标准语而采用的话，倒是最安全、最稳妥的方法。保科提议，作为统一国语的标准语，东京语最合适，应该对东京语适当斟酌修正、补充缺陷，此乃制定标准语的根本大略，而调查各地方言只是为此而做参考［10］。我们也不难发现，这种观点简直就是上田万年思想的延续，与之如出一辙。国语调查委员会所进行的方言调查预先设定好了标准，只是为了补充和完美东京中层阶级以上人群使用的语言，完全不同于三宅米吉等人所进行的方言调查。

四、三宅米吉统一语言论调与上田万年政治化标准语论调的不同社会反响

当时，三宅米吉统一语言论调与上田万年政治化标准语论调所引起的社会反响截然不同，社会上对三宅论调的冷落淡漠与对上田论调的极力追捧形成了巨大反差。然而，随着战后对国家主义、军国主义的反思又使人怀念起三宅米吉充满人性的统一语言论调。

明治中后期直至、大正、昭和前期，由于三宅的统一语言论调较为客观，不含有过多的政治层面因素，主张由社会成员为主体共同参与统一语言，属于渐进式改革方案，并没有引起政府当局者重视，甚至遭受到冈仓的批判。

相反，正值甲午战争时期的上田政治化标准语论调因其鲜明的国家主义意识形态特征，成为维护天皇制国体和传统精神的支柱，成为对内激发爱国热情、对外侵略扩张的国家战略工具，得到上至天皇、政府下至一般民众的积极相应，其本人在明治时期甚至终生都被推崇，1919－1926年任神宫皇学馆（现皇学馆大学）馆长，1926－1932年参选贵族院议员，保科孝一称他为学者型政治家、政治家型学者。在上田呼吁下，1900年设立了国语调查预备会，政府正式介入国语调查和相关条例制定。1902年，文部省国语调查委员会成立，“标准语”一词正式露面于国家层面上所颁布的条例中，标志着上田万年等人推行标准语的工程得到了国家政府的接受和支持。1900年，文部省重新修正了《小学校令》，决定在初等教育中设立国语科，含读书、写作、习字三科，国语教育提上了重要日程。次年，文部省再次颁布关于国语教育的重要决策——《高等师范学校寻常小学国语科实施纲要》，意味着日本国语教育体制已经完全确立，而且其实施是以国家行政为后盾的。就这样，明治政府迅速完成了国内国语的定型化和制定化，同时还在中国台湾和朝鲜实行以国语教育为中心的同化政策，以至于在这些殖民地提及“国语”或“日语”问题，几乎成为日本皇民化政策的同义词［11］。1916年国语调查委员会出版了由大槻文彦执笔的《口语法》，规定标准语是“当今东京教养人群所使用的口语”，这个概念反映了上田万年政治化标准语论调的主旨。《口语法》的问世，标志着自此国语教育将以标准语为准绳。

就这样，在明治时代以后国家主义政策之下，为了凝聚民族力量、强调民族精神，普及标准语被提到了国策的地位，这个结果正是田万年等人奋力鼓吹、疾呼并期盼的。标准语被推举为所有方言之首，有着方言所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优越地位，同时，地方性的方言自不用提，即便是同为东京语中的下町话①当时东京主要划分为山手区和下町区，山手区多居住官僚阶层，下町区为一般市民的居住区。也被列入需要改正的方言之列。在推行标准语过程中，方言被贴上粗俗、肮脏、野蛮的标签，从明治末年起，被各种教育机构封杀、扑灭，这就是所谓的“方言扑灭运动”。“矫正方言、消除方言”甚至成了学校教育的标语，在南九州、冲绳等一些方边陲之地，为了尽早有效地消除方言，不少学校曾采用“方言牌”做法，即无论是教师或学生，一旦被发现使用方言，就要在身上挂上以示惩罚的“方言牌”，并在操行记录上给予扣分处分［12］。由于标准语与方言被赋予了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方言使用者被排挤在社会边缘，甚至对养育自己的地方方言感到绝望。

由于明治、大正、战前以来单一的标准语垄断了整个日语体系，不少人对此深为反感甚至谈虎色变。这引发了不少语言学者的深深思考。石黑鲁平重新严肃审视了标准语应有的涵义，1950年出版《标准语》一书，认为标准语应是以东京语为基础、日本民族所有成员追求的语言体系，高效、合理、富含人情味和理智性、合乎伦理性。石黑鲁平认为标准语的制定者不应该是国家而应该是每个标准语的使用者，至少是责任人［13］。这种认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战后国家主义淡出、思想民主化觉醒的产物，引发起政府、民众对语言管治、打击方言后果的深刻反省。1951年，国立国语研究所为给制定语言政策提供决策依据，对国民生活语言方面的具体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和研究，同年，提出了“共通语”概念，其对应词是方言，认为在日本地域社会中，“共通语”和方言同时存在，它与东京语接近，但不完全与之一致，讲共通语的人听不出其出生地，而方言则是各个地区的个性化语言。关于标准语，国立国语研究所也作了详细论证，认为既然标准语是按一定标准、由国家人为地将东京语进行加工提炼后形成的统一性、理想性语言，那么真正的标准语还在建设中。如今，关于标准语与共通语，不少人认为标准语和共通语同为一体，但很多人也这样认为：共通语来源于人们实际的语言交流生活，自然产生、且具有实用性和方便性；标准语是国家或组织人为制定的，有着严密规则，是理想性语言；标准语是修正和完美共通语的语言体系，在实际生活中不存在［14］。显而易见，共通语的特征是加强调生活性和实用性，强调自然性和大众性，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符合三宅米吉所认为的能够统一方言的语言特征。反之，上田万年所推崇的标准语则过于强调国家、政治色彩，加上在推行手段上的强制性、非人性化，遭致人们反感。

五、小结

上文以日本明治中晚期语言统一行程中的三宅米吉、冈仓由三郎、上田万年观点为线索，概述了其各自的特点和及所产生的环境，并对其特征进行了对比和分析。三宅米吉论调的特征呈现温和性、渐进性，希望全体国民能够在活跃化的社会交往中自发地形成统一的语言，从重视语言多样性、注重人性教育的出发点来看，其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冈仓由三郎否定了东京语的优越性，指出所有语言作为交流工具无分优劣，无疑是难能可贵的，另外，他创立了“标准语”这个语言学上的概念，“标准语”之所以完美，是因为具有人为性和严格性，但同时也意味着标准语在生活中的不可实现性。上田万年发展了冈仓的语言学范畴上的“标准语”意义，建议将东京语言进行修正后作为“标准语”推广，并上升到国家主义的政治学范畴，后被明治后期、大正时期以及昭和前期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所利用，给包括日本在内的一些亚洲国家和地区带来了恶劣影响。

［1］土井忠生，森田武，長南実.日葡辞书［M］.岩波書店，1980：8－10.

［2］水野雅央.標準語の現在［M］.苇書房，2003：13－15.

［3］真田信治.標準語はいかに成立したか［M］.創拓社，1991.

［4］小森阳一.日本近代国语批判［M］.陈多友，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143－160.

［5］三宅米吉.文学博士三宅米吉著述集［M］.刊行会1929：809－819.

［6］梁忠义.日本教育发展战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139－53.

［7］亀井孝，等.日本語の歴史6新しい国語への歩み［M］.平凡社，1976：248－260.

［8］刘金举.日本“文言一致”运动再认识［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

［9］上田万年.国語と国家と［C］／／明治文学全集：第44集.筑摩书房，1968：108－113.

［10］安田敏郎.「国語」と「方言」のあいだ［M］.人文書院，1999：62－97.

［11］長志珠絵.近代日本と国語ナショナリズム［M］.吉川弘文館，1998：104－110.

［12］井上史雄.変わる方言 動く標準語［［M］.ちくま新書，2006：44－50.

［13］石黑鲁平.標準語［M］.明治図書出版社，1950：126－129.

［14］外間守善，佐川誠義.日本言語学要説［M］.朝倉書店，1984：189－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