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胡锡进

谢婧怡

他是一个自称发行量有几百万份的报纸的总编辑，他和他的媒体所发表的言论常引起轩然大波，他常被贴上“民族主义者”、“爱国贼”、“五毛”等标签，他称自己为“复杂中国的报道者”，但他本身似乎也和他要报道的国家一样复杂。曾有记者问他主持的媒体的局限在哪里，他说：“每个媒体的局限性差不多，媒体从业者首先都是人，人的经历、所处的位置等都会带来某种局限。”而通过他的经历，或许我们能对这位“特立独行”的媒体人有更洁晰的了解。

军校求学

1960年，胡锡进出生在北京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父不喜文，母不识字”是胡锡进对父母的描述。童年的胡锡进家境贫寒，一家人住在50多平方米的工厂区老房子里。生活虽然贫苦，但也算平静。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批知识分子遭到批斗，而胡锡进一家作为无产阶级的工人家庭，并没有过深卷入这场运动。因此，尽管每天生活在暴风雨当中，胡锡进跟政治之间依然不存在密切的联系。而这一切，在胡锡进考入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后悄然改变。

1978年，18岁的胡锡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被称为“军事外交官的摇篮”的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这所学校曾在1962年被周恩来批准成为全国重点高等院校之一。在这所学校中，“德才兼备，政治第一”是培养人才的教育理念。学生需谨记“忠诚、奉献、严谨、求实”的校训，其中对党和国家的“忠诚”排在第一位，这是一个未来军事外交家必备的信仰。

胡锡进至今仍记得初入学时老政委对他们说的第一句话，老政委说：“同学们，你们今天就算参加革命啦。”当时的胡锡进不明白这句话意味着什么，只是和大家哄笑成一团。但接下来在军校求学的时光，却让这句抽象的话变得越来越具体。

大一刚入伍，学校便组织学生参观革命纪念胜地，让他们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大学期间，学生正处于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学校“趁热打铁”，对这些学员展开强化训练，将平时的军事训练和爱国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养紧密结合起来。

回忆起军校求学时光，胡锡进说那段经历为他对国家的认识奠定了一块基石。“我相信，国家是保卫我们每一个公民利益的最外部的一道屏障，我们平时感觉不到这道屏障的存在，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他曾这样对记者说，“当兵的人会有保卫这个国家的责任感，今天舆论比较混乱，有时候会自觉地不自觉产生一点舆论上保卫国家的念头。”

文艺青年

在军校求学期间，胡锡进选择的是俄语专业。胡锡进入学时，苏联还没有解体，对苏联文学、哲学的研究依然是热门的专业。而胡锡进则把“大学的后三年全部用来读俄罗斯文学”。他说自己“一本一本地读托尔斯泰、契柯夫”，那些充满人性光辉的俄罗斯原著，“像一顿冰雹”，把不到20岁的胡锡进“砸蒙了”。

跟有着旅行情结的文艺青年一样，在“穷游”概念还没有诞生的上世纪80年代，胡锡进就曾有过一段依靠自己独自旅行的经历。那年大三暑假，胡锡进穷游到成都，晚上没有钱住旅店，就住在一个路上认识的青年学生家。这段穷游往事体现了胡锡进不呆板也不安分的一面。

直到胡锡进读研究生，专业方向依然是俄语。这位文青“一条道走到黑”，后来当他成为了《环球时报》的总编辑，依然在多个场合表示自己只是学外语出身，当过11年兵，“贸然闯进新闻这个行当，从未系统学习过新闻理论”。

如今备受诟病的不仅是《环球时报》并不突出的新闻专业主义，还有胡锡进个人的政治观。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胡锡进就曾闹过这样一个笑话。胡锡进跟女朋友在宣武门散步，遇到一位台湾老兵，那位老兵老家在河南，回大陆探亲，第一次在街上遇到手牵手的年轻人，走过来跟他打招呼。等到大家聊完天道别时，胡锡进握着台湾老兵的手对他说：“请回去向台湾青年转达我的问候。”信息不畅通，资讯不发达的时代，这位埋头书斋的文科生对政治的理解体现出强烈的官方印迹。

基层三年

胡锡进在接受采访时不止一次感叹道，“我们这一代人，穷啊，眼看着国家是一点一点改变的。”支撑起这句话的记忆，或许是他大学毕业之后的三年基层工作。

1982年胡锡进大学毕业，按照部队的规定，被安排到基层农村工作。在那里，胡锡进真正感受到中国底层生活的贫寒。

在农村，冬天里天寒地冻，村民们没有煤烧，跑到胡锡进所在的部队里来偷煤。部队里的官兵抽的也是烟卷烟叶，没有成烟抽。官兵村民过的都是苦日子。那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还没有落实，在旧的生产制度里，农村生产力极低。没有收成，农民们常常食不果腹。胡锡进后来回忆说，“我那时以为会一辈子都那么穷。”

20多岁的胡锡进不想一辈子都待在贫穷的山村，他想回北京，他认为自己正是年富力强，能有一番作为的时候，这样“被圈在山里”是他不能忍受的。他说自己“想转业都想疯了”。但转业在当时并不被允许，有人甚至建议他犯作风问题转业。不过胡锡进并没有采纳，而是发现了考研这一招。当他把想法转达给领导时，他们研究的结果是，“可以考军校，但毕业之后必须回来”。“还要回来，那还考什么！”不甘心的胡锡进跑到空军司令部查文件，为自己的行为寻找合理依据，终于他“有理有据”地说服了领导。

胡锡进最终如愿以偿，考了北京外国语大学的第一名。他后来回忆说，“原来命运真的可以改变的。”他真的没有再回部队，而是开始了另一段人生。但不论如何，三年的基层工作带给胡锡进对农村贫穷落后的认识，却永远地留在了他的记忆中。直到今天，仍然构成了他对于中国国情的基本判断。

战地记者

1989年，29岁的胡锡进从北京外国语大学俄语系毕业，进入《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1989年的政治风波发生时，胡锡进曾和大多数青年一样，天天跑到天安门广场上为民主和自由呐喊。然而，“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对我产生了影响。”他说。这种转变，从1993年他被分派到南斯拉夫，成为一名战地记者开始。

在南斯拉夫的采访经历，让他接触到了大量的西方媒体人。“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首先是他们强大。”胡锡进说他在萨拉热窝采访了一位路透社驻当地的记者，他们的装备令他感到震惊。“他名义上是一个记者，但竟然有6位助手，有三辆普通采访车，另外配备了两辆装甲采访车。”路透社的记者一年的活动经费大约100万美元，是胡锡进的30倍。他说在西方媒体面前，一种“‘小米加步枪跟‘飞机大炮拼的感觉油然而生”。

这种贫富落差感也表现在南斯拉夫当地，令胡锡进记忆深刻。萨拉热窝曾经举办冬季奥运会，但胡锡进去的时候，奥运会的主体育场已经变成了坟地，哪里的人们穷得“简直不可思议”。他亲眼目睹了从苏联斯解体到南斯拉夫分裂给社会带来的巨大创伤。他说，“我亲眼目睹了萨拉热窝被打碎，目睹了上百公里长的前南斯拉夫难民潮。”

在俄罗斯，他遇到了做研究生时的导师。他的导师曾是莫斯科大学的讲师，曾经“是那么富有”，然而苏联解体后，“他的生活几乎陷入贫困。”他说，“苏联那么强大的国家，虽然有问题，生活水平跟中国比起来还是相当高的，转眼之间就因为分裂而垮掉了”。

国家的分裂带给人民的巨大灾难深深地留在胡锡进的印象中。他意识到社会的稳定对一个国家的发展意义重大，而这种稳定只有在国家主权完整的情况下才能维持。在波黑战场，西方记者的装备让胡锡进看到西方国家的富有，中国只是“小米加步枪”，而解体的苏联则是“陷入贫困”。这种对比，让胡锡进意识到中国若想要缩短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距离，想要发展，就必须要保证国家的统一和主权的完整。因为在他看来，“任何政治家都没有权力让他的人民付出这样（成为难民）的代价”。

战地采访的经历改变了胡锡进的政治立场，他开始变得保守。那个曾经为了民主和自由“天天在广场上喊”的年轻人，也从此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