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层结构变化对执政党权力基础的影响

严振书

(总参炮兵训练基地政教室，河北宣化，075100)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渐次加快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度发展，人们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政治体制的建设和政治体制的核心——执政党的建设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课题。它就像一个总的“开瓶器”，每当中国改革处于关键时刻都需要执政党自身改革的“首先启动”。因此，本文将首先从理论上剖析执政党的权力基础来自民众继而对中国现阶段民众构成状况及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执政党应如何“因势利导”地促进中产阶层的发展以及阶层间的和谐，进而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权力基础进行了阐述。

一、执政党的权力基础

政党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政治现象，有它自己产生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是由于民主政治产生了对政党的需求。所谓民主政治，本质上讲就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互动[1](237)。民主政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公共权力来自于民，另一方面是公共权力施之于民。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0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对此做过经典的论述，他说，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前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和基础，后一句话指明了权力的根本性质和归宿[2]。来自于民，又施之于民，它就形成一个椭圆的微循环系统，见图1。

图1 民主政治：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系统

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政党起什么作用呢？事实上，人们一开始在设计民主政治制度的时候没有政党，似乎民众把手中的一部分权力交出来形成公共权力，公共权力再反过来直接管理社会、管理民众就可以了。可是在实践过程中，人们发现直接民主有一个很大的缺陷，那就是在人多了的情况下，缺乏可操作性，民主政治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为解决这个问题，人们就发明了代议制民主制度。代议制民主，就是民众通过选举自己的代表，然后由自己的代表或者直接掌握公共权力，或者由代表再选出代表来掌握公共权力。总而言之，代表在中间起一种联系的作用，联系着民众和公共权力。这样一种方式就使得政治在运作过程中需要对人们进行组织。那么，怎么组织？由谁来组织？在这种情况下，就逐渐出现了政党，由政党来组织民众、代表民众来行使公共权力。所以，代议制民主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最后演变成了政党政治。于是，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就通过政党来联系。政党，一方面把民众组织起来，另一方面掌握公共权力，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其基本关系见图2。

在这样一个循环系统中，政党居于民众和公共权力之间，其作用是连接民众和公共权力。同时，民众和公共权力反过来也对政党形成强大的引力，见图3。

图2 政党、民众、公共权力之间的联系

图3 民众和公共权力对政党的吸引力

首先，公共权力对政党有强大的吸引力。其原因在于公共权力能够放大人的功能、放大人的能力。例如，一个手里没有权力的普通人，要想盖一栋房子，那么从审批、筹资、设计、购买原料、请人建筑、内外装修等等，都只能依靠他自己的力量来进行谋划和组织。但是，如果这时换作一位掌权的官员，那这位官员要做的主要是对“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宏观考量，其他的事情会有具体的职能部门来完成，一栋房子甚至是一幢较大的建筑，都会较快完成。所以权力起着一种放大个人作用的功能，这也是人们追逐权力的一个根本原因。公共权力既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就吸引着政党想尽一切办法去获得公共权力。所以，公共权力对于政党而言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力。

同时，这种吸引力还受到另外一种力的制衡，那就是民众对于政党也有强大的吸引力。原因很简单，政党得首先代表民众，有民众支持，才有可能获得权力；没有民众支持，那政党就没有影响力，就不可能获得公共权力。即使获得了，也最终会失去。这一点，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

所以，就执政党的权力基础而言，世界上政党执政所通行的规则是：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为什么我们党要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党的根本宗旨，为什么我们党要把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定位于“密切联系群众”，为什么我们党要把我们执政后最大的危险定位于“脱离群众”，原因很简单，只有“密切联系群众”，才能“过去、现在、未来”都拥有政权；而“脱离群众”，则会失去“未来执政”的可能性。习近平同志在总结建国60周年，党执政的经验教训时指出：60年的实践证明，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血脉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党的成败也在人民。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最大的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最大的危险是脱离群众。如果党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群众的支持，从根本上失去先进性，以致最终失去执政资格[3]。

二、阶层结构变化对执政党权力基础的影响

民众是执政党的权力基础，执政党要想长期执政，当然要随着民众构成状况的变化而不断“调适”自己。那么，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众的构成状况是怎样变动的呢？

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主要有三个阶层：干部、工人和农民；另一种说法是“两大阶级一个阶层”，两大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主要指知识分子阶层。但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转轨为市场经济，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因为对利益的追逐是市场经济的天性，而追逐利益的人——本事有大有小，能力有强有弱；同时，还涉及出身问题、机遇问题、社会资源问题等等。由于这些方面的差异和不同，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众多的社会阶层。针对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依据人们在收入、教育、权力、职业四个维度的不同，我们尝试性地将现阶段我国社会划分为八个大的阶层，即：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企业管理者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自雇人员阶层，城镇体力劳动者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城乡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4]。在这里，各阶层的具体状况不是本文要分析的重点，我们在这里想重点强调的是，中国社会阶层结构变化的一个总的趋向，那就是正在向“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发展。“两头”指的是上层和下层，上层指国家、社会与企业管理者阶层和少部分高级知识分子；下层指的是大部分自雇人员(这部分以后会整体性的升到中层)、体力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阶层。“中间”指的是社会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和自雇人员阶层的一部分，这部分人会成为未来社会的主体。一般认为，中产阶层人数占社会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0%以上，可认为该社会的阶层结构到达现代化水平。

在这里需要加以说明的是，我们指的是未来的趋向，而不是现在，现在中国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目前，学界、政界对我国中产阶层在社会中的比重有很大的分歧，悲观与乐观的幅度在15%～30%之间。2011年，陆学艺曾撰文指出中国中产阶层比重已达25%，并大致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该观点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一定的认同。我们也基本赞同这种观点，但是认为中产阶层现在每年增加的比重可能比1%要低一些，而且未来的发展趋向确实存在一定变数。

虽然中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庞大的中产阶层，但是中产阶层的逐步扩大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也是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这种情况下，对执政党形成的最大挑战就是政党如何发展自己以与未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相适应。如果执政党还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政党、工人阶级政党，那么，在体力劳动者越来越少的情况下，其权力基础会越来越弱。同时，作为执政党，其权力基础是获得多数人的拥护。既然中产阶层在未来不可避免地会成为社会的大多数，那么执政党就需要未雨绸缪，现在就应该开始考虑：①如何更好地培育中产阶层，促进和引导中产阶层的发展；②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将他们中间的先进分子囊括进党的组织并使他们起到建设性的作用；③党怎样代表和反映他们的利益、愿望和诉求。

提请注意的是，①中产阶层的利益、愿望、诉求在一定程度上，它代表社会发展的大势，并会在未来起一种主导型的作用；②它和传统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利益、愿望、诉求有很大不同；③执政党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和中产阶层以及社会底层民众结合来限制、规范“权贵阶层”的行为，这是全世界所有运行良好的执政党所普遍采用的一种方法。

三、巩固我国执政党权力基础的几点认识

就当下的中国社会而言，在阶层结构方面有三个问题应特别引起执政党的关注：

一是正确认识中产阶层的作用。

之所以首先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先发展国家的经验证明：社会中产阶层具有强大的社会功能，他们是维护国家政治社会稳定的中坚力量，是社会和谐发展的“稳定器”。中产阶层的“稳定器”功能，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恒产者有恒心”，更重要的是因为他们能够较为客观、理性、辩证地分析和对待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从而对社会发展起到一种建设性作用。正因为看到中产阶层的这种社会稳定器功能，有人在分析中国中产阶层壮大的作用时，就曾这样说：从近期看，它有固本培元，缓和社会矛盾、稳定社会的作用；从长远看，它有建设和完善与现代化相匹配的社会阶层结构，开万世之太平的路径取向[5]。

可以说，中产阶层的这种“稳定器”功能，对于正处在社会矛盾凸显、多发的中国社会而言，对于将稳定视为“硬道理”的执政党而言，对于想长期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具有的作用和重大意义再怎么说也不为过。

二是培育和促进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

既然中产阶层的发展和壮大具有如此重大的意义和作用，那么作为执政党如何促进中产阶层的发展呢？我们认为，执政党至少需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做出努力：①调整产业结构。显著减少第一产业比重，第二产业稳中有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②理清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边界。必须将国企限制在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关键领域，而将那些不具有战略意义或战略意义不明显的领域让渡给民营企业，促进民营企业，特别是中小民营企业的发展。“国企的边界非常重要，没有边界，国企就会到处扩张。因为国企的特殊地位，没有其他企业能够与之竞争。这些年央企毫无边界的大扩张给人一种‘普天之下，莫非央土’的感觉，这就出现了无穷的问题。所以用法律或其他手段为央企行为设限总是必要的。”[6](55)实践证明，第二、三产业和中小企业的发展会为中产阶层的扩大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③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机制的形成和有效运作是中产阶层发育的社会内在机理。当前，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首先需要厘清政府、市场、社会之间的边界。可以说，中国目前在发展中存在的最根本问题，就是政府之手“肆无忌惮”地伸入到微观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市场规则在政治、社会领域大行其道，而社会领域建设却相对滞后和弱小，无力抵抗权力、资本的侵入[7]。其次，大力加强法治建设。主要解决三个层面问题：完善法律法规，解决“有无”问题；建立法律法规之间的“有机”联系，解决“相互配合”问题；提高法律法规的执行力，解决“权威性”问题。④大力推进社会改革。经验证明：市场机制有利于产生中产阶层，但却不能有效保护中产阶层；保护中产阶层的任务，主要应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当前，中国要想建立有效的中产阶层“社会保护机制”，亟需加强以公平正义为导向的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税收等领域的改革。

三是促进阶层间关系的和谐。

从宏观上讲，阶层间的关系表现为三种形式：上层与中层关系、上层与下层关系和中层与下层关系。目前，中国阶层间的不和谐主要是上层与下层关系的不和谐，具体体现为“资强劳弱”“官强民弱”“上强下弱”的阶层关系格局。阶层间关系的不和谐，是影响社会稳定的一个主要根源。执政党在促进阶层间关系和谐方面应①充分发挥政府强有力的调控功能，把握和促成阶层关系正向发展。国家在这方面的制度安排和政策选择的首要目的，应该是从多方面去协调阶层利益关系，保证合理的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形成，并且保持阶层结构稳定而有活力、持续而不紊乱。②强化权力调控和观念整合，协调利益关系，打破“三强三弱”阶层关系格局。当前中国许多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已经明显地集中到与人民群众基本民生问题密切相关的层面和环节上，因此，强化权力调控和观念整合，统筹协调阶层利益关系，妥善处理社会矛盾，成为当前深化协调阶层关系、促进社会和谐的重点。③形成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机制。社会流动不仅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标志，而且是社会转型的重要社会机制。合理有序的社会流动可以形成一种新陈代谢的社会机制，从而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可以形成一种拾遗补阙的社会机制，从而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可以形成一种促优汰劣的社会机制，从而促进和推动社会的运行和发展，增强社会的生机与活力[8](273−274)。总之，一个社会中，和谐的阶层关系是一种正向发展的阶层关系，是一种利益协调的阶层关系，是一种合理有序流动的阶层关系，是一种使上层永不满足，中层永不松懈，下层永不绝望的阶层关系。

[1]王长江.政党论[M].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习近平.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正确世界观权力观事业观[N].人民日报, 2010−09−02(2).

[3]习近平.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纲领性文献[N].人民日报, 2009−10−09(2).

[4]严振书.八大社会阶层的划分及存在的结构性问题[J].天津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09, (4): 38−41.

[5]赵晓.固本培源, 为万世开太平——评“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J/OL].http：//www.china-review.com/eao.asp?id=11071,2012−06−18.

[6]郑永年.中国改革三步走[M].北京: 东方出版社, 2012.

[7]严振书.社会三大部门及其相互关系[J].中共青岛市委党校.青岛行政学院学报, 2011, (4): 50−53.

[8]刘祖云.社会转型解读[M].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