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桥村八组：农村如何办产业

桓秀芳

在中国，年产值上亿元的村庄屈指可数，官桥村八组的产值达22.5亿，这不能不说是鄂南经济的奇迹。一个人口数量维持在250人左右的村民小组，住别墅、办大学、忙上市……“集体经济”一词在官桥八组没有贬义。抛开传奇的创业史，和它同期高于中国城市居民收入十倍的数字，在中国城乡差距如此之大、农村缺乏希望的今天，官桥八组无疑让人欣慰。

生活在这里

在外来人眼里，这里的村民别墅“美得惊艳”。房前菜园、屋后竹海，青瓦白墙和扇形大窗组合而成的双层复式小楼，是这里最为显赫的建筑。旁边有房地产商开发的别墅群，也不过是在它们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个哥特式尖屋顶。在30多年前，这些地方还只是盖着茅草的土坯房。

南北人工湖是另一张牌面，散落在同样为人造的森林公园之间。人们相信，水能生财，也能带来智慧和美感。如今，它已被嘉鱼县大大小小的摄影公司开辟为免费取景地，以及旅行社的卖点之一。

他们的企业陆续迁进西边的科技园，以便和生活区分开，但是也就6、7分钟的步行路程，“上着班，然后忘带什么工具了，就跑回家拿”。田野集团下属的嘉裕管业厂厂长周国兵觉得，工作和生活是融合的。长辈为领导，邻居为同事，一切都相熟相知。

周国兵出生于1980年，那一年官桥八组开始分田到户，三餐吃上了白米饭。他从中南大学毕业之后，曾为追寻新生活而去了千里之外的佛山，一年后就回家了。“突然发现，家里和外面的区别并不大。”相较于在大城市租房住、挤公交、忍受空气污染和工作压力，回家上班的好处不少。

从照片上看，学生时代的周国兵长得细致白净。当了厂长的周国兵，则是身型变结实，皮肤变黑了。

“家里的房子改建了三次。”如同建厂一般，建房子也是官桥八组重大的集体经历。据周国兵回忆，第一次是1985年左右，由组里出钱，把平房改成两层小院房。当时，组里已陆续开办了10多个企业，钉丝厂、手套厂、沙发厂等，集体资产已达几千万。

第二次是1998年的集体大装修，卫生间进室内、铺地板、做墙纸，完全按照城市建筑的规格来做，集团补贴80%。虽为农村，生活方式却远离了传统的农村。

建别墅是在2010年。新村一落成，令四邻八方惊叹不已。“一开始，请的是主持修葺黄鹤楼的老专家，最终省里设计院做的造型。”田野集团副总经理杜承清告诉记者，一说要拆房子，很多人都不乐意，“原来的东西有可能卖了、砸了、丢失了”，周国兵家就在这次拆建中遗失了许多老照片。

“我们召集大家反复地开会，协商，把想法清清楚楚地告诉每一个人。”最终，别墅精致的外观，真皮沙发、吊灯、浴缸和全套电器的配置，让组里人再无异议。

杜承清一家是该组仅有的五个外来户之一。1996年，他从城市来到农村，那时田野集团已经成立4年了。如今，他与其他自然组员的待遇等同，除了日常工资，年终会拿到集团红利。2012年，田野集团将300万用作年终分红。“按照在岗组员的人头来算，但集团没有明确说这就是股份制。”

对于从田野集团退休的组员，集团要保障他们每月拿到2000元。如果劳保局出200，集团就出1800。小孩从出生第二个月到高中毕业，每月都会有教育、生活费补助，以前是500，现在是1000。

徐娟是从嘉鱼县城嫁到官桥八组的媳妇，她经营着组里唯一的超市。除了水电费，她不需要缴纳其他费用。“集团不收房租、不分利润，每个月发我一千块钱的工资，和养老保险。”

小时候，她家在县城开了一间面包铺，自己经常要端着铁打的蛋卷烤盘，甩来甩去。“手臂这么粗，就是小时候甩出来的。”如今她不需要做这些重活了，大量闲暇的时间被她用于网购。“今天下单，三天后就到县城了，我再去取。”从县城到超市，她骑摩托车也不过是十几分钟。当然，那辆小摩托主要是为顾客送米送油。

镜子前，她将新到手的宝蓝色荷苞裙放在身前比来比去，徐娟的背影诉说着生活在这里的一切：田园式的安逸，混合着现代的时尚。

“我就不信农村永远是这样”

上世纪70年代末，高中毕业的周宝生被父亲送到县化肥厂里上班，希望他能与农村的饥饿彻底告别。

当时这个村民小组和别处的农村一样，食不裹腹、衣不御寒。张凤英从4岁起，就随父母移民到官桥村，现在任教于官桥村中心小学。据张老师回忆，村里一户姓苏的人家有4个小孩，冬天只有一件棉袄，他们就轮流穿着去上学，没去的三个只好窝在被窝里。

1978年春节前的一个清晨，化肥厂里的一个同事因故迟到了，车间主任严重警告说：“再这样，就罚你回农村去！”农村在那个主任眼里，是永世不得翻身。同样来自农村的周宝生很是不服，他不相信戴在“农村”头上的悲情宿命。不久后他便辞了工作，回到官桥八组当起了生产队长。那一年他26岁。

他们最先从事的行业是快消品，这与以高科技产业为主导的今日大相径庭。1981年，周宝生们在官桥镇上租了三间房，办起冰棒厂、熟食店和小卖部，当年就赚了7千。

虽说赚了一大笔钱，周宝生却出乎意料地宣布，镇上的店铺不办了，所有人都回组办工厂。

“最开始叫‘嘉鱼农工商综合公司，就是什么都搞。”周国兵家有很多老照片，其中一张有他的父亲、周宝生和其他两个同组“兄弟”，四双手托起新公司的执照，笑容灿烂。办小煤窑、家具厂、砖瓦厂等等，“官桥八组开始了真正的原始积累”。1985年，每户领了5000元用于建房，其余的钱全部拿出来扩产。

在周国兵的童年记忆里，官桥八组与周边没有太大差别，“可能，就是比同学多吃两顿肉而已。”经常有各种集体参观，就连记者在大巴上遇到了一个30多岁的嘉鱼男子，他对官桥八组的印象就是：“哦，小学组织参观时去过那里！”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官桥八组最大的改变是在1993年，留住刘业胜，办起了合金厂。刘业胜是武汉冶金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也是中国第一批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周宝生用100万的允诺，让他看到理想变现实的希望。永磁合金产业化的头一年，合金厂盈利60万元，周宝生当即从银行提出27万，亲自送到刘业胜家。“五五分成”的经营合同更是轰动一时。

周宝生说一不二。71岁的周瑞松大他11岁，和其他组员一样，他把周宝生当做“总设计师”。周瑞松觉得他个性很强，“要搞什么（就）非搞不可，错的也搞，对的也搞。”

频繁换项目，这让很多人并不看好周宝生，“五马换六羊，生意做不长。”嘉鱼县的领导说他带着农民“不务正业”。推平300多亩低产田，建科技园，这更是超出了众人的承受范围：“毁地就是毁祖宗龙脉！”

企业也不是从一而终的风光。周瑞松对1993年的“被骗”事件记忆深刻。周宝生认识了香港某牧业公司的老板，花费千万购置的那些全自动养鸡设备，却“根本养不了，就算把鸡养出来，也卖不出去”。还有焊丝厂和电子厂的相继失败，表明这一切并非完美得如同马良笔下的神话。之后田野集团两次试图上市未果，成为周宝生最大的遗憾。

在旁人的描述中，周宝生胆子大、有眼光，很较真。为了村容整洁，他们定下了圈养生猪的规矩，有人习惯了不受拘束，仍然采取放养。年轻的周宝生在一气之下，打死了一头猪。田野集团招待所里丢了一台彩电，周宝生立马去镇派出所报案，几经追查无果，他坚决不肯罢休，大费周章之后破了这宗失窃案。

“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娃，他是严格执行的第一个；老人过世后实行火葬，他是第一个。”周瑞松觉得，没人经得住周宝生的软磨硬泡，“重大决议之前，组里会召集大家开会，什么都摊开了说。个别再有问题，他就不停地上门摆道理、算细账，直到别人答应。”

周宝生家的门牌号是4，其他人嫌它不吉利，他便主动要了那个号码。“他不相信那些，只相信人的实力。”周瑞松回忆说，“80年代他第一次参选人大代表，出发当天，每家都是鞭炮齐鸣。我们发自内心地服他。”

让组员“服他”的最大原因，其实是厂子越来越大，收入年年增多。据统计数据显示，该组2001年人均纯收入为7000元，2012年增至4.2万。在2012年的国家统计报表中，农村人均纯收入为7917元，城镇居民为2.7万。

如今，工厂里生产的东西都是周瑞松们搞不懂的“高科技”。永磁合金用到了宇宙飞船、地震检波等领域；缆索“撑起”了白沙洲长江大桥、荆州和缅甸的大桥；用于岩石破碎领域的纤钢纤具，是钢铁产品中受力最苛刻、科技含量最高的一类。据田野纤钢纤具公司总经理叶凌云介绍，“我们60%的产品已经打入美国、加拿大和意大利市场。”

官方亦是将官桥八组看做新农村的一种范式。2004年的一次视察中，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的俞正声说：“（官桥八组）发展有特色的优势产业，值得全省学习。”省长罗清泉连连感叹：“这么大的发展规模，不容易！”

习惯了各路参观者毫不掩饰的羡慕眼神，周国兵说自己感觉不到变化，尽管他被无数次问及“最大的变化是什么”。“这里是一点点变的，我天天看见，感觉并不强烈。”

在官桥八组之外

官桥八组的很多人出去了，外面的人进来了。

这只是一种工作上的进出，30多年来，官桥八组的人口没怎么变化，200多人，3.25平方公里。然而，华西村在发展过程中，是将邻近16个村合并到一起重新规划。

如今，离得最远的项目是贵州省水城县河坝煤矿。“原先组里挖过煤，有经验，现在我们自己也生产纤钢纤具，可以用来凿岩。”杜承清介绍，河坝煤矿前期投资为两亿。

100公里外的武汉东湖学院则是史上最大的一笔投资，12亿元，差不多是同期集体总资产的一半。2003年，按照教育部的要求，武汉大学东湖分校改制为田野集团出资与武汉大学合作办学。

“当初田野集团出资65%，弘博集团为35%，武大为干股。后来弘博集团老板巴能军受了武汉大学腐败窝案牵连，就退出来了。”2011年，学校更名为武汉东湖学院，由田野集团独资承办，学校董事长是那个说过“农民也能办大学”的周宝生。

周瑞松人生中第一次去武汉，是在2007年夏天，全组的老人被田野集团请到东湖学院参观。退休后，他又分得专家楼门卫一职，在值班室的墙上，那张校门口的合影单单被贴了上去。对于他这辈子来说，一群农村人能去办大学，“以前想都不敢想”。

很多组员去了东湖学院，比如周瑞松的儿媳妇，目前在该校管理财务。同时，年轻的毕业学生又来到官桥八组。马雪梅就是这样的年轻人。

两年前从东湖学院毕业后，她就一直留在这里，做着田野集团办公室的一份工作。月薪3000，住的是专家楼旁的职工公寓，平时的花销不大，最多和同事坐公交去嘉鱼县城采购一两件衣服，或者唱唱歌。

雪梅处事很灵活，和本地人相处久了，她学会了很多官桥方言。以前未接触过台球，如今常去文化中心的台球室“与人过招”，竟也能轻松处理“翻袋”。当然，她只是集团员工，并不能享受组员待遇。

在所有员工中，她说自己家在红安，离得最远。“每个厂里都有一百多人，大多是邻村邻组的，县城的也很多。”

官桥八组和周边村组间的关系有些微妙。“田野集团生产的东西和日常生活离得远，外人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只知道我们很有钱。”离田野集团不远的联乐集团，似乎比他们更有名气。周边的人形容官桥八组为“一支独大”，官桥镇上同为周姓的一个老师说：“他们做他们的事，外人做外人的事，也没帮多少忙。”

如今，官桥八组正在想办法，实现“先富带动后富”，以改变邻居们或多或少的不悦心情。

在嘉鱼县，一直都有“以企带村”的传统，比如联乐集团董事长周明炎出资建设的四邑新村，或者嘉晟集团整合资金新建的净堡新村。自2008年开始，田野集团为石鼓村村民新建别墅26栋，以及一个豆丝加工厂。对官桥村的帮扶更是多方面的，新建的官桥新村一期容纳了300户村民；已改造五千亩低产地为油茶基地；改造两千亩低洼地为水产养殖基地；预计发展有机稻基地。

按照杜承清的说法，田野集团当下的产业格局是“本部有工业，外围有农业，出去了办教育，省外有煤矿等投资”。身为集团副总的杜承清正忙于给他们的农产品网站起名，一张纸上写满了构想。

在官桥二组、三组等地界上，延绵5000多亩的红色土地里，新苗正在生长，山谷的长堤鱼塘里是微波荡漾。油茶在前六年没有收成，集团就给管理的农户发补贴。“以后油茶花开了，那些在南湖拍婚纱的人就要过来喽！”夕阳下，马雪梅一脸憧憬。年轻的姑娘在等漫山花开，农户在等以后的收成。

尽管“先富”想要带动“后富”，“先富们”却无兼并之心。官桥八组是集团代管村组事务，组员涉及到股份分配，外人想要成为组员，要么是刘业胜式的技术骨干，或者是杜承清这样的管理人员。最为直接的是像徐娟这样，嫁进来。对于外界有“媒人踏破八组门槛”的说法，老婆是蔡甸人的周国兵解释说，“这种传闻有些夸张，但外来的媳妇确实蛮多。”

官桥八组更希望得到技术精英。修专家楼、建博士后站点，以及利用独特的武汉优势招纳各大高校的精英。对于本组的子弟，集团鼓励他们继承“父业”，如果志向在他处，田野集团也不会强求，更不会削去当事人父母在集团的利益。

在闲聊中，负责南湖片区清洁的徐女士告诉记者，大女儿毕业之后去广东卖珠宝了，小儿子在武汉读艺术专业，以后可能也不会回来。“这里没他俩的用武之地。”不过，很多田野子弟都选择回家帮忙，比如周志专，周国兵等等，他们曾经都试图“逃离”原来的生活，可最终还是接了班。

“这里相对稳定一些，也只能这样说。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这种生长环境让周国兵很理性，如同他的父辈们一步步精准地拓土开疆。问及未来，这个80后厂长的答案却又出人意料：“有可能出去，有可能留在家里，也有可能，留在这里的机会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