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东去：我的一中——献给镇江一中1980届高中毕业生

郭平

老友惠平打电话来，说镇江一中80届高中毕业生在网上有一个群，同学们在上面写文章，回忆同窗共读的往事，责令我也写一篇。我一向清楚他是刀子嘴豺狼心，不敢违拗，只好接旨。这是玩笑话，心里的真实动静，却是被他的邀请勾起对故乡、母校和少年伙伴的想念。

从初一入学到高中毕业，我都在一中读书。

那时我家住在中营，靠一中很近。走不了几步路，过了当时还是泥土路的环城路，就是一中的南山。

这地方是城郊结合点，过了环城路就是农村了。一中所在的南山的南坡住着一些农户，上山走在杂石间隔铺成的羊肠小道上，就能看到猪圈鸡窝，看到坡上种着的蚕豆、丝瓜、黄瓜、油菜之类。时节一到，满坡黄紫粉白的小花。坡上多杂草，草丛间有蚂蚱蛐蛐儿。小时候，我常去捉。

半山处是一中的小工厂，沿墙堆着些刨、铣下来的铁屑。我喜欢拿着这些卷曲的铁屑往环城路扔，听它们在空中发出的嗡嗡铮铮的声音。

山顶被铲平，做成篮球场。印象中有三付完整的球场，还有三个只能打半场的架子。球场是泥巴地，现在还能回想起双脚跑在上面的感觉。场子的北面和东面并无遮拦，球常常会滚到山下去，球技差的一般会主动去捡球。北面是壁立的泥土陡坡，有一回，一个邻居说这种形势险峻的地方往往有好蛐蛐儿，拿来一根撬棒对着陡坡上的缝隙玩命一撬，准备把藏在里面的“红头百脚子”赶出来。结果，一大块土块轰然坍塌，这位哥们连人带棒，以及莫须有的“红头百脚子”一同滚下山去。此兄爱蛐蛐儿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从地上爬起来，顾不得擦干身上的鲜血，咧着嘴脸，俯身抻头，四下探看，还在寻觅那勾魂的蛐蛐儿。

南山和北山原来是一座山，后来一条通往乡下的路的开筑将一山劈成两个。北山有围墙，人气旺，南山没有围墙，学生也少，却有野趣。

上下南山的路正对着一中的南大门，一中原来就只有这个大门，西边那个堂皇的有许多台阶的大门是后来才修造的。进南门，左手是一栋教学楼，两层，青砖，骑楼式建筑，二楼走廊铺的是木地板，一到下课，脚步声如雷。

初一我在六班读书，说读书，其实那时哪有什么书可读？班主任是姓何的女老师，个子很小，声音很响。不过，似乎没人怕她。

我先跟龚德华同桌，那时学了几句简单的英文，他姓龚，我叫他c-o-c-k，公鸡。为此他非常恼恨，上课时揪掐我手背上的皮，他揪我，我也揪他。怕被老师看到，两人不敢呲牙咧嘴，硬撑着平常模样。下课一看，手背都青紫了。那时想，如果把我们押到渣滓洞，国民党给我们用大刑，我们坚持三分钟，不把革命同志交出来，大概没什么问题。

因为我近视又没戴眼镜，后来调到前排跟另一位同学同桌。那位同学是个慢性子，话不多，心思不少。有一回考试，老师转过身去的时候，我看到他掀开大衣前襟往怀里觑看，原来，里面用大头针别着一张纸：他小子偷看！老师转过脸来时，他放开手，脸上一派从容，在试卷上奋笔疾书。以后，我经历过无数场考试，每回都不免要想起这一幕，感觉自己的衣服里子上也别着一张纸。但我胆小，考了一辈子试，没一次胆敢作弊。实在也是没出息！

那是文革尾巴了，中学生还是不读书，每学期轮着学工、学农、学军。

有一次去江边船厂参观，老师规定好时间，下午一点半在船厂大门口集合。吃过午饭，我一个人老早先去了北固山，在那里碰到了五班的施惠平。他说：“这里有防空洞，我们进去玩玩好啵？有我在，你怕什么！”我说好，就跟着他往防空洞里走。防空洞里只有微弱的光线，黑咕隆冬的，远处仿佛有人在施工，传来模糊而深邃的声响。我们步步摸进，忽听一声断喝：“抓坏人呵！”就见一个光着上身的壮汉举着洋锛向我们冲过来。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只觉裆下松弛脚底生风，只恨爹妈少生两条腿，早已撒丫子奔出防空洞。到了江边，却是无路可去，面前是一个电石灰坑，眼看“追兵”呼啸赶到，我们纵身一跳，“扑通”下了坑。

等到人们把我和惠平拽出电石灰坑，我们才明白，那个青年工人是跟我们开玩笑的。上岸后，我的一只鞋子陷在坑里，怎么也找不到了。那地方就在船厂的锅炉房旁边，一个胖胖的老阿姨把我们领到锅炉房，把我们的衣服扒了，给我们洗衣服，一边洗，一边骂，“你们这些讨债鬼，不省事的讨债鬼！”

我们俩仅挂一丝地缩在锅炉房角落里，等着衣服晒干。我想着我那双刚穿两天就永别了的新布鞋，想到将要到来的老师的责骂、同学们的嘲笑和家人的怪罪，开始忍不住淌眼泪。那位老阿姨过来说：“哭什么哭？不是有本事嘛！”我边哭边说：“我妈妈病得很厉害。”以此表达我的不幸以搏取同情。谁知施先生放声大哭道：“呜呜呜，你妈妈病了有什么了不起？我爸爸都快死了！”他这一嚎啕，立即让我觉得跟美国的黑孩子一样命运悲惨的人就在我眼前，我的那点不幸轻于鸿毛不足挂齿，就擦干眼泪，满怀同情地看着他。“没想到，这么一个成天欢蹦乱跳的人，却原来很不幸呵。”我想。

这次学校的活动我们俩都没能参加，衣服干了以后，我们穿上衣服，老阿姨不知在哪里弄来一只旧布鞋，我勉强穿上，两个人如同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垂头丧气走在回家的路上。走到烈士墓后山，施先生突然说：“我们去烈士墓玩玩好啵？你怕什么？有我在！”他飞快地挤着右眼，声音清亮悦耳，神情像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我十分诧异，刚刚还悲惨世界呢，这么点儿功夫，怎么就化悲痛为力量了？

后来，跟惠平做了几十年好朋友，总算弄明白，施大人天生有这种本事，能实现瞬间的穿越，从此刻到他时，从此地到别处，从悲伤到欣喜，从真实到虚妄。的确，有他在，你什么都不用怕（前提是你神经足够板扎）！

初中那几年，没学到什么知识，而老师给我的印象却极深。

教体育的是张志存老师，大个子，脾气很爆，不过却有种感觉，跟他在一起，令人安心踏实。我特别喜欢碰到不能在室外上体育课的下雨天，张老师在教室里说体育比赛。在他嘴巴的描述下，那些篮球比赛、排球比赛比相声都引人入胜。让我们觉得，体育比赛是一件好玩的事情。这其实是一种水平、一种境界，假如所有的课都被老师说得让学生觉得好玩，那多好！

另一位体育老师小吴老师没给我们上过课，但我们都喜欢他。一是他带着田径队长跑运动员跑步时清健灵巧的身影，一是每回张志存老师发脾气、只要吴老师跟他说几句话，张老师就会气消怒歇。长大以后才理解，这是人格魅力。

顾凤珍老师给我们上美术课。顾老师温文尔雅，和蔼极了，是春风化雨的气质，上她的课是一种高级享受。有一次，我的诗词老师许图南先生给我画了一幅水墨竹子，我想将画裱起来，问顾老师能不能帮我裱。顾老师马上答应。下午放学后，顾老师在教务处办公室里铺好桌子，调好浆糊，帮我裱画，托好了，绷在墙上。然后指点着画说：“竹子的神韵还不是一流，不过，老先生的书法非常棒！行云流水，很潇洒。”

以后我每回想起初中的生活，都会想起温厚善良的顾老师，想起她轻柔的话语。我想，顾老师的人生，也一样是行云流水般的，那么自然松和，那么富有生命时光的美。

初中老师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是曹立德老师。

话要从曹老师没来一中前说起。有一回，我们班去玻璃纤维厂学工，我和窦毅干的活是把残留在硬纸筒上的玻璃丝处理掉，然后把纸筒一一插起来，成一个长棒子。干活的地方在一排柜子后面。有一天，窦毅听到柜子那边有女生说话，就扔过去一只纸筒。这事本来没什么了不得，男生一般的调皮而已。可是，没过多久，何老师气恨恨地走过来，指着我就是一通训斥，罪名是我调戏女生。我那时的年纪，的确有了男女的朦胧意识，却绝无调戏女生之胆，何况丢纸筒根本不是我干的。于是我跟何老师争辩起来。那个告发我的女生站在一边，说她听到我叫窦毅扔纸筒的，而且，还有别的女生作证。作证的女生在一边说：“就是就是。”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毛病，但向来自认还属于好鸟，被这一冤枉，气得语无伦次。说：“她们都是坏女生，你找一个好学生来作证呵！”何老师马上让第三位女生过来，这位女生至今我还记得姓名，张婷，小学就跟我同学，很老实的女生。

张婷过来后，我说：“你说，有没有听到我唆使窦毅扔东西砸女生？”我多么巴望张婷能为我申张正义呵。

可是张婷不说话，既不说听到，也不说没听到。四处躲闪眼神。

“哼，你还有错不认，负隅顽抗。张婷慑于你的淫威，不敢说出口罢了。”何老师上来用手捏我的胳膊，说，“你不要劳动了，先回家。等我到你家跟你爸妈说说，你这样对不对！”

那时已经是下班时间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工厂在乡下，一路都是农田，经过农家时，会有狗叫。女生怕狗，以前张婷和另一个女生都是跟着我后面走，而且一直要跟我越过气象山，弯弯曲曲地穿过气象山的桑林。

傍晚了，我沮丧而愤怒地走在前面，我知道张婷二人跟在我身后，而且离我越来越近，因为我们已经上了气象山。要知道，气象山上那时到处是坟包，天色昏暗之时，她们害怕呢。她没站出来为我作证，我想她此时心里也在尴尬。但既然你不在关键时候拉兄弟一把，兄弟我就对不住你了！于是我绕着桑林跑起来。只听后面的两位女生尖叫着，叭叽着脚丫子，想跟紧我，却哪里跟得上复仇者的飞奔！我跑着跑着，突然停下，躲在一个坟包后面。然后，看着两个女生相扶相挽着，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地，一路尖叫着摸下山去。

“呼呀嘿呀！”我快活死了！

这事以后，我对何老师心生芥蒂，开始有意地在课堂上跟她做对，时不时找一些麻烦。当然，这些伎俩的水平很差，结果是我自己越来越焦躁颓废，越来越失去自我控制力。

就在这时，曹老师被分到一中，教我们物理。那个时代，一中的学习风气不好，没人把学习当回事。许多老师对乱七八糟的学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想呵，那个年头，哪个老师愿意自找麻烦呢？因此，教室里总是闹哄哄的。

曹老师那时年纪还轻，不过头发秀顶得厉害，光溜溜的脑袋，有点滑稽。他一进教室，就引来一阵轰笑，立即给他起了个“几根发”的绰号。他摸摸脑袋，也自嘲地笑。开始上课了，教室里还是有人大声说话。曹老师红了脸，放下物理课的内容，说了几句学生该如何做学生的道理，引起的却是同学更大声的喧嚷。曹老师走到最后一排，拉着班上最高大强壮的同学，让他到教务处去。这位同学伸手一推，地上本来就有水，很滑，曹老师个子又小，他这一推，把曹老师推出去老远，几乎跌倒。教室里一下子安静下来，而站正以后的曹老师并没有放弃他的目标，再一次冲上来，去拉着那位同学到教务处。一边拉，一边大声说：“你们做学生的，不知道害臊！”

当时的情形，给我很强烈的震动。我头一回亲耳听人用“不知道害臊”一语批评别人。这个似乎没什么的词在少年的我的心里却发出巨大的轰鸣，让我收拾了自己的形容和心思，坐正了，坐直了，呆呆地看向黑板。

放学后，我打扫教室。擦黑板时，我随手画了一个骷髅头。这时，曹老师走进教室，我连忙要把画擦去，曹老师阻止道：“别擦，我也画一个，比比看咱们谁画得像。”说着，他用粉笔也画了一个骷髅头。他画得比我画的像多了。

然后，曹老师对我说：“郭平，我准备让你当班干部，你自己应该知道，你是好学生，我相信你是好学生。”

我什么都没说，擦去了黑板上的骷髅头，背上书包，走出南门，爬上南山，久久地坐在一个僻静的角落，看着暮色像一只黑帐，遮住了山下一个小河塘的光亮。

学校有个农场，在附马庄，各班轮流去学农。我们班去过两次，其中一次我做炊事员，买米、担水、煮饭。那是冬天，我和另一位同学打头阵，先去农场，用稻草把每张床都铺好。当晚，我和那位同学挤在一张床上睡，他没带被子。夜里，我被冻醒，因为他把被子卷到他一个人身下。我试着把被子拉到自己身上，却无济于事，他把被子死死裹着，简直成了贴着骨头的肉，我要把被子从他身上拉出来，就好像把他的皮肉从骨头上扯下来似的。我那时又刚刚担任班干部，革命自觉性很高，不肯委屈一个战壕里的革命小将，只好拽了些稻草盖在身上御寒。一夜下来，就冻得发起了高烧。

现在，我经常被老婆骂，因为我睡觉总是不自觉地死死地把被子卷在自己身下，让她没被子盖。我说我老是梦到自己睡在冬夜里，身上只有几根稻草。

元旦那天，大部队回城参加庆祝会，我一人呆在农场。晚上睡觉前，村支书来看我，跟我聊天。说农场里有鸡，要不要炖一只来吃吃。我想，公家的鸡怎么能随便吃？坚决不同意。支书坐在我对面，指着屋顶缝隙里泻下的月光，告诉我如何看月亮知道时间。说了一回话，支书走了。

夜里，我被尿憋醒，爬起来准备出去撒尿。我睡在厨房隔壁的小房间，厨房的门是竹片编成的。我正要开门，却听到外面有很多声音，透过竹片往外看，只见明晃晃的月亮地里有许多人影在晃动。我吓得逃回床上，再也不敢睡，一泡尿憋了大半夜，实在憋不住，爬起身来，把一泡大尿浇到了泥巴墙上。

第二天早上，我打开门，只见阳光灿烂，照耀四野，门前所有的包菜都被人挖走了，原来种满包菜的地里，是一地白霜。那时我觉得，那一地的白霜，是月光洒在地上变成的。

虽然还是初中，但当时班级里已开始弥漫某种骚动的气息。男生给女生写纸条，胆大的甚至一起去看电影，到江边约会。

高中生比初中生显然更大胆，有一回，有一对要好的高中男女紧挨着走在放学的路上，怎么看都好看的两个高中生。我们跟在他们后面，一直跟到气象山，站在山顶看着他们走到桑林深处，矮下身去，不再能看得见了。天色将晚，霞光满天，蝙蝠满天。

这两位学长，以后我都各邂逅过一次。见到男生的那次，是看到他拉着一辆板车，板车上载满了红砖，他已毕业工作了。另一次在一个小巷子里，两个小伙子打架，那个女生手里正端着一碗饭在门口吃，见状二话不说就上前拉架。毕业没多久，她却已完全没了学生的样子，不过，依然脸庞秀美。

他们后来成一家子了吗？

酷热的夏天，没有电风扇，更没有空调，人们都在屋外乘凉。男孩子们都到环城路边上，聚在一起讲鬼故事，再热的天，听鬼故事都会凉意顿生。工厂的青年工人讲的多半是一些“下流”故事。这些故事，我都听。

有一次，一个青年工人说起一个小学女教师被流氓堵在小巷里奸污的事，不是故事，是真事。我听了，内心战栗不止。从此，我再也没出门乘过凉，无论多热，我都呆在屋里，挥汗临写钟绍京的小楷《灵飞经》。我发了一个愿，要为那位小学老师写一部作品，这部名为《诗歌诺言祈祷》的长篇小说，直至今天，我一直在写。我相信，它会成为我一生最重要的一部小说。

而我的少年时光，就在那个夏天倏然逝去了。

初中快毕业时，老师动员大家考中专，说是考上中专将来就有工作了。我听老师说班上成绩好的吴月凤和另一个班成绩好的童志丹都报了名，也想报名。工作不工作的事我还不懂，却因为吴月凤和童志丹的报名动了心。我记得周恩来总理逝世、学校开追悼会时，我们年级发言的同学有童志丹和我。因为紧张和激动，我念发言稿时语速飞快，年级组长陈老师不断地旁边提醒我：“慢一点慢一点。”

但是我父母不同意我考中专，他们说，再过两年我就高中毕业了，那时我就可以顶长年病休在家的母亲的职进无线电专用设备厂当工人了。我听从了父母的意见，继续在一中念高中。

我念高中，正是刚刚粉碎“四人帮”。学校的气氛有了明显的变化，学习成了重要的事。老师敢抓学习了，学生也渐渐有了学习的意识。我记得教化学的杨奇璞老师在黑板上写了几首打油诗，以漫画的方式批判“四人帮”，其中骂王洪文的头两句是“百家姓上第二行，小生姓王。”机趣横生，读来颇为过瘾。

对我影响极大的一个人物，也就是好友牟德军文章中提到的周梦贤先生，这一时期出现在我的生活中。

周老一个人住在我家楼上，他是国家级的语言专家，那个年月的“臭老九”，因为中风，回乡接受改造。周老气宇不凡，穿得又很讲究，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见了人，满脸是爽朗的笑。这样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以前没接触过，觉得他与众不同。在楼下跟小伙伴玩玻璃球、捣铁圈，看到老先生拄着拐杖、手里拿着“红宝书”去居委会学习，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动静。不过，碰面时，也只是喊他一声“爷爷”而已。

我们住的地方地势很高，据说跟金山宝塔尖一样高，因此自来水总是断流，只有夜里才能在一楼接到水。整个楼洞的住户，都要拿着铅桶排队接水，倒入自家的水缸。周老行动不便，自然没法亲自接水。我母亲对我说：“你帮楼上周爷爷拎些水，他年纪大，身体又不好。”我就帮周老接水，一桶桶地将他的水缸打满水。

有一天，我往周老的水缸倒水时，他走过来对我说：“小三子，你来。”

我跟他走进他的屋子，见到墙上悬着两幅书法，一个横披，一个立轴，都是草书，看不懂。周老指着墙上的字幅，告诉我上面写的是什么。其中一幅是毛主席的诗，一幅是他自己写的诗，是两位书法家写的。然后，他拿了一张白纸放在桌上，用蓝色圆珠笔画画。他画的是一株青松，画得很好。画好了，又用一支红色圆珠笔画了一个方框，在框里写了几个字。

“你认识吗？”周老说。

我摇头。

“上面写的是篆字，‘郭平画’。哈哈哈。”周老笑得厉害。

我也跟着笑，说：“是您画的，不是我画的。”

就这样，我成了周老家的常客，成了他的学生。高考之前的一年多，周老每天晚上给我上三个小时的课，一小时近体诗格律，一小时口琴，一小时哲学。周老曾经是全国口琴比赛的亚军，口琴吹得好极了，是跟德国人学的。他有一抽屉的德国口琴，放在细帆布口袋里。我从小学二胡，识谱，觉得口琴不难，时间不大，已基本能吹各种曲子。而且，我不大喜欢口琴，觉得太过简单。那时我对哲学也不太有兴趣，记得周老跟我讲哲学的否定之否定时用麦种变成麦苗又变成麦子为例，我想到的却是无边的麦田，还有亲眼见过的麦田里的野鸡。他一边讲哲学，我一边想着那两只漂亮的野鸡扑楞楞飞走的情形，完全没进入哲学思维。

我最喜欢听周老讲格律诗，他教我基本的格律，什么是犯孤平，什么是拗救，让我按格律试着写些诗。我学得很快，天天搜肠刮肚地写五、七言。现在想想，尽管那时的诗完全不叫诗，但格律却是懂得了，而且，不觉间成了一种不由自主就能做对的能力。后来，许多年不写，只要想写，出口总大体合乎格律的。

老先生酷爱西方古典音乐，那时候没有录音机，只能在收音机里听音乐。周老让我每晚十点半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外国音乐节目”。于是，我在家人都睡觉的时间，每晚蹲在厨房里，把收音机的声音扭小，听西方古典音乐。厨房煤球炉的煤气味很重，我打开窗户，冬天的时候，北风灌进屋里，夹着雪花。我正是在这个时候，第一次听到了斯美塔那的交响诗《我的祖国》，伏尔塔瓦河浩瀚的河水滚滚滔滔从天而降，像要把我卷走。我浑身发着抖，心里想，世界上还有这么美的音乐！

长年病在家里的母亲照着图纸，一只一只零件焊接，亲手安装了一只黑白电视机。电子管很热，需要我和哥哥不断地用扇子扇没有壳的电视，以防它着火烧起来。有一只电容器装反了，使得图像中的人左右是反的。刚出图像时，正好在播放指挥家小泽征尔第一次在中国指挥演出交响乐，电视里的他用左手指挥，小提琴大提琴手用左手拉弓，很好玩。周老赶来看交响音乐会，他非常激动，晃着脑袋说：“美呵，美呵。”

七九年夏天，周老被平反，回北京了。他把我托付给另一位老先生许图南先生，请许老继续指导我写旧体诗和古文。

高中了。

高中开始分文理班，分班前有一次考试，分出理科一班、二班。

那时一中突然来了一大帮镇江师专附中的学生。镇师附中原来是大专院校，后来成了附中，文革结束后，又恢复为大专院校，原本上附中的学生只好分流到其他中学。

这一帮学生到了一中，引起了巨大的震动，对我个人而言，或许震动更大。他们的成绩太好了！你想呵，教他们的都是大学老师，镇师附中的学风又好，整个初中，我们只知道玩的时候，他们已经学到很多东西了。即便是在如此重视教育的今天，又有哪个中学是由齐刷刷的大学老师亲自任教呢？他们的素质，可想而知了。

考试的结果，我被分到了最强的一班，现在想来，不是我考得还行，而完全是学校照顾原来本校的学生，给一中留了点面子。整个班里，只有寥寥几个一中学生，其他都是意气昂扬的镇师的佼佼子。

第一天上课，我的自信心就被完全摧毁了。老师讲的东西我完全不懂，而镇师的学生早已学过。拿到作业，我一题不会，下课不敢出去玩，呆坐在教室里，看着作业题，脑子里一片混乱。我记得很清楚，与我同桌的同学叫唐乐天，他先是热情地教了我几招，然后充满绝望和悲哀地看着我，叹着气，摇摇头，跟别人高谈阔论去了。

我在一班上了一星期课，我不知道那个星期我是怎样把脑袋夹在裤裆里熬过来的。镇师来的家伙们太优秀了，连体育他们都比田径重点学校的一中学生强。冬季长跑，前几名都是镇师过来的学习成绩突出的学生。我看着长像傻呼呼的袁大头挺着胸脯在跑道上像头骡子一样力气用不完似地跑，简直无地自容，觉得自己跟垃圾差不多。

直到今天，我还能想起那帮风华正茂的镇师同学，顾新、钱湘泓、唐铁军、葛江宁、唐乐天、袁一卿、高光成、滕秋海……他们照耀了那时的一中，也成了我的恶梦……

我找到班主任赵老师，说我要进文科班。赵老师说：“好不容易进了一班，多难得，要不你坚持一阵子，努努力，说不定就跟上了？”

“不！”我快要哭出来了。

赵老师让我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我回家跟父母说了半天，他们让我到楼上跟周老说一下。

“当然趋长避短了，”周老的回答直截了当，“进文科班！”

“那我是学英语还是中文呢？”

“中文！”周老很干脆，“英语还要专门学吗？你看我，精通六门外语，都是自学的。”

周六的下午，我已经得知下星期我就可以去文科班了。

堵在胸口的憋闷风卷残云一扫而去，我拿着书包，离开一班教室，觉得自己松快得简直可以飞起来。经过文科班教室时，正在打扫卫生的施惠平大声喊我的名字，把手搭在我肩上说：“太好了，知道你要来文科班了！”随即命人从教室拖了一张长板凳出来，把我按在上面，与我并肩坐着，手始终充满热情地搭在我肩头。

第一天在文科班上课，有另一只热情的手搭在了我肩头。这是方亚东的手。下午上自习课，方亚东走到我的座位边，对我的同桌说：“滚，我要跟郭平聊天！”那位同学连忙换到方亚东的座位上。方亚东把手搭在我肩上，口若悬河，说古论今。

印象中，亚东好打架，经常能看到他对别人老拳相向。没想到他读书甚广，尤其是与中国历史有关的方面，颇有积累。亚东身上还有种与生俱来的豪气，这一点，在我以后的生涯中一直被我念及。

亚东跟周老儿子是邻居，得知我随周老学诗，他很高兴，说他也要学，一旁的惠平跟着也说要学格律。这样，我就在课余给他们介绍近体诗格律。

不久，牟德军也加入这个圈子。我们有了个“四人帮”，成立了“翠微诗社”。从此，常常在星期天到金山、焦山、北固山写诗，甚至经常逃课，到图书馆看闲书。平时，每天下课后，都在我家神聊，什么都聊，就是不谈高考。跟诗比起来，高考算什么？我们是诗人！

现在想起来，那时可真是年少轻狂呵！如果稍微投入到高考准备，他们都能考上大学的。

老牟特别能侃，老师不敢让他发言，一旦让他发言，那节课就会成为他的独白。那时他偏于西方学术思想，谈吐往往有出人意料的逻辑。几乎所有的问题，他都要跟人吵，没见过他认输。对对手的最高评价，顶多是“也对，也对”，总之他不会错。老实说，老牟对问题的把握非常敏感，有非同寻常的洞察力，立意又高远。今年过年时我和惠平还感叹，如果老牟读了大学，定是能够在学术思想界叱咤风云的人物。几十年过去了，老牟做着他的税务官，完全没有做学术的条件，却一如既往地关注人文。听他神聊，总是很感动，为他心底那片纯净的执着，也为他四望茫茫的孤独。

高二那年，赵小军从一班到了我们文科班，老师安排他与我同座位。从此，我有了可以生死相托的朋友。

小军天性温厚，从来没见他跟谁急过眼，从来没听他嘴里说出过哪怕半句过头话。在这个喧哗与骚动的世界，他就如同一棵干干净净的树，兀自生长，不管身旁多么污杂。时至今日，我可说见过众多高人，却没有哪一位在质实而又恬淡方面超过小军。能跟他做朋友，真是此生之大荣耀！

高二时，从低年级跳级上来了吴当，一进我们班，成绩就超过了班里的不少高手。因为吴当是惠平的邻居，所以很快也进了这个圈子。吴当一手好字，真是令人吃惊，连王永昌老师都说，吴当就这笔字，高考阅卷老师也会给他的作文多加十分。不仅书法，吴当的印章刻得也了得。他爷爷是书画家，吴当从小耳濡目染，自然有正宗的品味。这一点，往往是后天学习无法企及的。如果说老牟没读大学，中国少了一位思想者，那么，吴当没考上一流的中文系或艺术系，中国的艺坛上就少了一位大师。更让我珍惜的，是这么多年来，吴当君始终与我切磋交流，他的艺术见识之纯粹，对友情之珍视，每每让我觉得自己漫长的精神之旅从来就没有孤单过。

这么多年了，我们六个同学，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我和惠平后来走出镇江，一去三十多年了。但我们六人从来都未曾分别。对于我而言，这是命运的垂青、上苍的厚待。就那时情绪往往忧愁的我来说，他们的出现，不啻一把掸去尘埃的拂尘，不啻畅朗的风和高阔的天。

刚上高中，教语文的是俞瑾老师。俞老师语文功底极深，她身上有着视野开阔的知识分子的气质，无形中给学生某种难以言传的影响。在她的教导下，我养成了随手记词汇的习惯，只要遇到好词，特别是文言，就会记在小本子上。时间久了，发现自己对语言越来越敏感，对汉语表达的内涵与旨趣有了特别的兴趣。

而接着教我们语文的王永昌老师，则给予我、给予许多同学至为深刻的影响。

王老师是地道、纯正的书生。藏书多，阅读广。上课时，王老师很投入，讲到动情处，旁若无人，眼睛盯住虚空中某点，好像他心仪的美妙事物就在那虚空之处。他的课堂语言，极有逻辑，每句话环环相扣，几乎不可增减的精准。更为难得的，是王老师身上突出的人文关怀的品质和眼界。他上课，不拘于课本，自己看到什么好作品，马上会在课堂上介绍给学生。那时李国文刚刚发表短篇小说《月食》，王老师用了一节课，激动地向同学们介绍。老实说，这篇小说当时我并不能完全领会其深刻内涵，那需要有经历的沧桑和胸襟的博大。但是，王老师却以他特有的情感表达，将我带入一种情思苍茫的境地，一下子激活了潜隐的意识，如同我第一次听到斯美塔那《我的祖国》和艾尔加的《大提琴协奏曲》一样，具有启示生命的意义，比之于以后接受的学理训练，更有深在的方法论的价值。

记得我们六人邀王老师去南郊春游，王老师慨然应允。星期天一大早，我们等在老市政府门口，就见王老师步行而来，脚上是一双绿色的军用球鞋。

我们寻访了竹林寺、招隐寺、米芾墓，翻了两座山。路上说了什么，现在都记不得了。只记得逶迤的十里长山上王老师瘦劲的身影，记得我们站在山头，一同在远望中看到的闪亮的长江，和映着天光的、眼睛般的湖泊。

一九八0年夏天，我参加高考，考取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

第二年，惠平考取南京解放军外国语学院。

那年，我十八岁。体重98斤，腰围一尺九。

从此，我和惠平告别了故乡和亲人，告别了母校，告别了敬爱的老师和亲爱的伙伴们，踏上新的旅程。

从此，我的梦里常常出现长江的身影。恍惚之中，可见一些白色的大鸟盘旋于江面，听到鹧鸪鸟发出的“不如归去不如归去”的啼鸣，觉得自己成了落在江中的一片叶子，跟着其他无数的叶子一道，随着汤汤东逝的江水，不舍昼夜，向海奔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