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离退休人员血管性抑郁与社会心理因素的关系

朱海沫 王淑丽 丁勇 童海云 陈瑜

血管性抑郁是指有血管危险因素存在时发生的抑郁，并伴有神经心理学缺陷和影像学上局灶性脑病理改变，被认为是老年期抑郁的一个亚型［1-2］，约占老年期抑郁症的1/5 左右［3］。血管性抑郁的定义是建立在病因学基础上的，探讨其发病机制的研究往往集中于脑血管事件，而忽略甚至排除了社会心理因素在疾病过程中的作用［4-5］。但是，随着社会心理应激因素与脑血管病患病风险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明确［6］，社会心理因素在血管性抑郁的研究中也日益受到人们重视。本研究拟对部队离退休人员血管性抑郁的发生状况进行调查，并分析与其相关的社会心理因素，为探讨血管性抑郁发病机制提供实证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来自2011 年1 ～12 月在南京军区某干休所体检的部队离退休人员。入组标准:符合第四届全国脑血管病会议修订的诊断标准，经头颅CT 或MRI检查证实有脑血管病变，伴或不伴有治疗经历;有一定的理解能力。排除标准:既往有功能性精神病史或阳性家族史;有器质性精神障碍、精神活性物质滥用或成瘾史;有严重认知功能障碍;有严重痴呆、失语、耳聋或意识障碍者，合并其他肺、肝、肾等严重躯体疾病者。共107 例，男91 例，女16 例;年龄65 ～91 岁，平均(74.0 ±2.1)岁。包括短暂性脑缺血发作23 例，脑梗死84 例;所有对象参加调查前均获知情同意，自愿参与本次研究。依据患者是否合并血管性抑郁将其分为抑郁组和非抑郁组。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资料调查表:采用自编调查问卷，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包括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居住方式、教育程度，以及血管危险因素包括是否吸烟、血脂水平、躯体疾病(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房颤)。

1.2.2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AMD-17):该量表属于他评量表，含17 个条目。总分＞7 分确定为抑郁，8 ～17 分为轻度抑郁，18 ～24 分为中度抑郁，＞24 分为重度抑郁［7］。

1.2.3 艾森克个性问卷(EPQ):属于自评量表，共88项条目，正向计分条目选“是”记1 分，选“否”记0 分，反向计分条目选“是”记0 分，选“否”记1 分。共有内外向(E)、神经质(N)、精神质(P)和掩饰(L)4 个维度。问卷回收后算出各分量表E、N、P、L 分数，然后根据年龄、性别转换成标准T 分。

1.2.4 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SRS):该量表由肖水源等［8］编制，属于自评量表，共设10 个条目，包括客观支持(指物质上的直接援助和社会、团体关系的存在和参与)、主观支持(指主观上感觉到被尊重、理解和被支持的感情体验和满意程度)和对社会支持的利用度3 个维度。

1.3 调查过程 有2 名高年资主治医师担任调查员，使用统一指导语，负责问卷填写过程。对于因躯体疾病或文化程度受限而不能完成问卷的被试者，由调查员为其阅读问卷内容，不得暗示，由被试者独立回答后收回问卷。

1. 4 统计学方法 调查结果使用Epidata 3. 0 软件进行双录入，再将数据库导入SPSS 17. 0 软件包进行统计分析。连续性变量分析采用t 检验，计数资料分析采用卡方检验，危险因素分析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P ＜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一般资料 107 例脑血管病患者中，血管性抑郁患者(以下简称抑郁组)共49 例(HAMD 总分≥8分)，非抑郁组58 例(HAMD 总分＜8 分)。抑郁组和非抑郁组在年龄、性别、民族、婚姻状况、教育程度方面均无显著性差异(P ＞0.05)。2 组在居住方式上存在差异，血管性抑郁患者与家人同住的比例更少(P ＜0.05)。见表1。

2.2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血管危险因素的比较 抑郁组患有高血压、冠心病的比例明显高于非抑郁组(P ＜0.05)。2 组在吸烟、血脂水平、是否患有糖尿病或房颤方面并无明显差异(P ＞0.05)。见表2。

表1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社会人口学资料比较

表2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血管危险因素的比较

2.3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社会心理因素的比较 对所有研究对象进行个性特征、社会支持等社会心理因素评定后发现，抑郁组患者在E 维度得分比非抑郁组更低，N 维度得分更高(P ＜0.01)。在社会支持情况方面，抑郁组患者的主观支持因子得分、对支持的利用度得分均显著低于非抑郁组(P ＜0.05)。见表3。

表3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社会心理因素的比较(±s)

表3 抑郁组与非抑郁组社会心理因素的比较(±s)

注:与非抑郁组比较，* P ＜0.05，＊＊P ＜0.01

因子抑郁组(n=49) 非抑郁组(n=58)EPQ E 维度43.04 ±4.26＊＊48.54 ±6.02 N 维度63.59 ±8.17＊＊49.73 ±5.61 P 维度54.28 ±4.7256.21 ±5.54 L 维度43.86 ±2.2145.15 ±4.89 SSRS客观支持8.91 ±2.439.68 ±1.61主观支持17.04 ±2.91＊＊20.86 ±3.09支持利用度7.94 ±1.53*8.65 ±1.45

2.4 血管性抑郁发生影响因素的logistic 多因素回归分析 为了探讨影响老年脑血管病患者抑郁症状发生的主要因素，以抑郁为因变量(Y=0，1)，以居住方式、高血压、冠心病、内外倾维度、神经质维度、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因素非条件logistic 逐步回归分析(α=0.05)。进入回归方程的独立因素有高血压、E 维度、N 维度和主观支持。见表4。

表4 老年脑血管病抑郁症状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 回归分析

3 讨论

血管性抑郁患者面临脑血管病症状和抑郁症状的双重困扰，严重影响老年人的身心健康。本研究选择患脑血管病的部队离退休人员进行抑郁情绪的评估，结果发现，血管性抑郁患者的检出率为45.8%，提示老年脑血管病患者抑郁症状的发生率处在较高的水平。此数据高于既往研究报道［9-10］，考虑可能与以下因素有关:(1)本研究选择老年患者，有的研究将患有脑血管病的中青年患者纳入分析;(2)本研究样本包括发生在各种脑缺血性病变后出现的抑郁状态，而不局限于发生在急性局灶性脑血管事件后的卒中后抑郁。

有的研究认为，老年期抑郁并未因血管危险因素而存在临床症状或复发率等方面的差异［11］;也有研究表明，血管危险因素如冠心病等与抑郁的发病肯定有关［12］。本研究提示高血压是血管性抑郁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该结果符合Sneed 等［4］提出的血管性抑郁发病假说，即高血压等疾病导致心、脑血管动脉粥样硬化，主管情绪调节和认知功能的前额叶——边缘系统通路发生微血管病变，在头颅MRI 显示脑白质深部信号增强(deep white matter hyperintensities，DWMH)，个体容易出现情绪障碍和认知损害。

本研究亦发现，内倾化、神经质的个性特征与老年脑血管病患者产生抑郁情绪有关。这说明，性格偏于内向、敏感、情绪不稳定的老年人患脑血管病后思想负担重，容易产生绝望无助、悲观低落等不良情绪，再加上不善与人交流，求助方式消极被动，一旦无法及时调整正常心理状态，就容易产生抑郁情绪。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对于亲属家人、朋友同事等人以及社会各方面(单位、党团社团组织等)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联系程度，对于维持自身良好的心理状态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结果显示，缺乏主观支持，对于老年脑血管病患者来说，更容易产生抑郁症状。部队离退休人员具有特殊性，在离职后仍然定期参加单位组织的各类学习、健康教育、娱乐旅游等活动，获得团体组织的帮助比较便利。但是老年脑血管病患者由于受到自身疾病的影响，肢体活动能力受到影响，与外界交往和联系减少，子女忙于工作家庭而疏于与老人交流，导致这些老年人主观上感受到的支持程度减少。本研究亦发现，血管性抑郁患者与家人居住的比例偏少，同样反映了患者缺乏情感支持的情况［13-14］。

由此可见，老年脑血管病患者发生抑郁症状存在较高比例，其发生既与生物学因素有关，也与患者的个性特征和社会支持程度等心理因素有关，提示临床工作者应尽早识别老年脑血管病患者的抑郁情绪，采取综合干预措施，比如药物治疗联合有效心理支持，缓解其抑郁症状，提高其生活质量。本研究样本量偏小，且局限于部队离退休人员群体，该调查结果有待在临床或社区样本中进一步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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