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地里走出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文／余玮

小时候的一天，管谟业见同学买了瓶钢笔水，便说：“这么一点儿，我一口就可以喝掉。”说完，管谟业拧开盖儿，一仰脖子喝了个精光。

1981年秋，河北保定的文学期刊《莲池》在头条位置刊发了一篇题为《春夜雨霏霏》的短篇小说，作者署名“莫言”。

2012年10月11日晚上7时（北京时间），瑞典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当年“喝墨水”的管谟业就是今天大名鼎鼎的作家莫言——世界上第109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被饺子激活的作家梦

诺贝尔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在第一时间对莫言进行了约7分钟的连线采访。对方问：“您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庆祝获奖？”温和厚道的莫言笑了笑，答：“也没什么庆祝的，我会和家人一起包顿饺子吃，因为我最喜欢吃饺子。”

20世纪70年代中期，莫言一个邻居是山东师范大学的“右派”。莫言自他那里得知“作家每天三顿吃饺子”。“那时候，对于我们来讲，一天三顿吃饺子简直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当时每年只吃一次饺子，而且要大年五更才能吃到。于是，我就问他说，如果我将来成了作家，是不是也可以一天三顿吃饺子了？他说肯定可以！”莫言坦言，当年想当作家的原因再简单不过，就是想一天三顿都能吃饺子。

1976年8月，莫言在山东黄县入伍。那时，作家梦开始在这个年轻人的内心熊熊燃起。1979年，莫言被调到河北保定地区满城县，提干成了他继续留在部队的全部希望。1980年，为了提干，莫言拿起纸笔开始写作。

1981年的一天，莫言收到一封来自保定《莲池》编辑部的信，说拟留用他的短篇小说《雨夜情思》，并希望他在方便的时候到编辑部去一趟。莫言欣喜若狂地向部队请了假，在路上颠簸了3个半小时，终于到了《莲池》编辑部。后来，第5期《莲池》以《春夜雨霏霏》为题发表了署名“莫言”的这篇小说。这是莫言公开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拿到稿费后，莫言买了一瓶“刘伶醉”、一盘饺子、4只烧鸡，和战友一块“打了牙祭”。

谈起这篇小说刚发表时的感受，莫言说：“对于一个多年来热心文学的青年人来说，对于一个写了无数稿件全部被退稿的业余作者来说，终于有一篇小说变成了铅字，这种欣喜是难以名状的。”

因《红高粱》红遍中国

1984年7月，解放军艺术学院成立文学系，面向全军招生。莫言知悉后很兴奋，没想到29岁“高龄”了，居然还有机会重圆自己的大学梦。最终，他以文化总分第二、专业总分第一的成绩成了一名大学生。

1985年，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西直门招待所举行军事文学创作座谈会。一批老作家因我国缺少伟大的军事文学作品，青年作家没经历过战争而忧虑不已。年轻气盛的莫言接过话头说：“我们虽然没有经历过战争，但参加过演习；我们虽然没有打过鬼子、杀过人，但在家不还杀过猪、宰过鸡吗，咋就写不出来呢？放心吧，我们不是吃白饭的。”一位著名的老作家忍不住斥责莫言：“年轻人呀，别太狂妄！”

莫言说，当时憋了一股气，于是，便有了《红高粱》等一系列战争小说。“《红高粱》大概就写了一个星期。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看了，都说《红高粱》还不如《透明的红萝卜》好。”但后来，这部小说的火爆程度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1986年，为了得到《红高粱》的电影版权，穿着像农民的张艺谋挤公交车去找莫言，脚趾都挤伤了。莫言感动于张艺谋的执著，痛快地以800元价格把电影版权卖给了他。“那时候国家有规定的，小说改编成电影的费用叫做‘电影版权费’，法定是800元，无论好坏都是。”

1988年，电影《红高粱》获得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金熊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走出国门并荣获国际A级电影节大奖的影片，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当时，我正在高密东北乡的一个供销社仓库里写作，我一个堂弟跑来，摇晃着一张报纸对我大声喊叫：‘《红高粱西行》！《人民日报》整整一版！’”莫言由此成为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作家。

成功后，莫言没有停下写作的脚步。1995年春天，莫言花83天完成了他最具争议的作品《丰乳肥臀》。2006年，《生死疲劳》出版后，勤奋的莫言一度停住了写作脚步。蛰居3年多后，他才出版了长篇小说《蛙》。《蛙》以“书信体＋话剧剧本”模式颠覆了小说惯常的结构，通过讲述一位乡村女医生的人生经历，反映了乡土中国60年的生育史，也揭示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尴尬与矛盾。莫言过去的语言是狂欢的，但在创作《蛙》时比较节制，尽量让语言朴素，用简朴的语言来表达惊心动魄的事件。莫言这种不断挑战自我的做法，让他作品的风格多彩炫目，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奠定了基础。

苦中有乐的读书生活

莫言言谈中流露的乡音，让人一下子便能判断出他的故乡在山东。莫言曾戏言：“我的普通话，到现在都有山东的地瓜味。”

1955年2月，莫言出生在山东高密县夏庄镇平安庄村。“我家姊妹4个，上有大哥、姐姐，我是最小的。”莫言说，父亲读过私塾，可以说是个文化人；母亲是一个不识字的农村妇女，但她有眼光。有件事，莫言记忆深刻。上世纪70年代初，“那个时候家里很贫困，我的邻居有一套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他家没钱用了，问我要不要他的书，四块五毛钱就给我。这在当时是一笔大钱。我回家跟我母亲商量，母亲问：‘你能保证读吗？’我说：‘我保证。’她说：‘那就买了。’我当兵的时候，这套书一直背在身边，我最初的那点儿历史知识，都是在这套书上学到的。”

少年时代的莫言酷爱读书。当时农村没有电，家中只有一盏小煤油灯。每天晚上，他和同为书迷的二哥就一脚踏在门槛上，凑近火苗像黄豆那么大的煤油灯看书。母亲常常提醒莫言：“没油了，别看了。”但往往被嗜书如命的莫言当做耳旁风。几年之后，那个门槛竟然被弟兄两个踏凹下去一块。

“我童年的时候书非常少，不管什么书都读，就像一头饥饿的牛冲到菜园子里，碰到白菜就吃白菜，碰到萝卜就吃萝卜，没有什么选择。那个时候读书读得快，记得牢，而且有紧迫感。”据莫言讲，那时候，一个村子里有几本书他都了如指掌。为了看书，他想尽一切办法，拿着自己仅有的几本书去跟人家交换，人家不感兴趣就帮人家干活，推磨、割麦子，以此来换取阅读别人藏书的权利。有时候，整整推一天的磨才换来一本书。一天下来，莫言脸色煞青，但只要能捧着书回来，他都是满面春风。莫言说：“后来，周围一个乡十几个村庄的书都看完了。你不要以为十几个村庄有多少书，顶多也就是几十本。”后来实在没书可借了，他就看《新华字典》，读到甚至能把《新华字典》里的错误找出来。

“我们小时候那种如痴如醉的阅读，是因为没有别的娱乐。”莫言说，现在娱乐、休闲方式特别多，肯定会挤压很多人的阅读时间。“但是我相信，大家玩了一圈之后再回来，也许有一天会重新抱起一本书，体验一下这种古典读书的乐趣。”

在故乡度过的苦中有乐的读书生活，让莫言积累了基本的文学素养，为他日后写作打下了基础。这让莫言对故乡多了一份情愫。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果然表达了对故乡的一往情深：“我的故乡和我的文学是密切相关的。”将自己对故土的爱恋化为艺术作品，这是莫言的创作取得巨大成功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