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时刻中共的抉择

□田毅等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外交部大楼四层，一阵电话铃声在一间办公室响起。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李景贤接起电话，电话来自远在莫斯科的中国驻苏大使王荩卿：“苏联央视预告今晚七点钟有重要新闻直播！老戈（指戈尔巴乔夫）大概要‘完’了。”

1991年12月25日下午，李景贤放下电话，立即向钱其琛外长等领导报告。

那天下午，外交部接到通知，第二天一早到中南海开会。在这个历史的重要时刻，需要做出的决策，考验着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政治智慧，因为这不仅关系着外交领域的转变，更关乎中国未来的走向。

27日中央有关苏联解体对策的讨论只进行了半小时。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这次会议由江泽民主持，对苏联解体后的形势作了分析。一致同意我方承认原12个加盟共和国独立。据《李鹏外事日记》记载，会上江泽民总书记随即指示赶紧给正在俄罗斯等国访问的对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发电通知这些相关国家。不远处坐着的李景贤从皮包里抽出备好的电报纸，立刻拟稿，写一页塞给前面的钱其琛修改一页，然后由最高层领导过目画圈。

27日这天，中国官方媒体相当低调。《人民日报》仅仅在国际版刊发了苏联解体的消息和一篇记者特写 《红场易帜纪实》，文中提到红场上人们的感情“十分复杂”。

苏联解体后一周左右，江泽民总书记召集36人开了几天的会，上午下午连轴转，并要求人人发言不得少于半小时，讲透彻。36人都是与苏联或俄罗斯有关的重要官员和学者。面对如此“突变”，各类情感、心态、观点复杂而微妙。一些学者提出“高层叛徒论”，一些则表达了“体制说”。

苏联国旗落下后的一两小时，一架波音767包机载着李岚清为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降落莫斯科。出发前夕，李鹏总理表示需要派位部长去，并由“政治团”改为“经贸团”探路，由李岚清部长任团长，此刻各加盟国尚未独立，不宜以政治团名义出访，但保持交往却不可耽搁。代表团初到苏联的几日，谈判进展较慢，而当27日中南海会议后，钱其琛外长致电原苏联各国外长告知承认其独立，并准备谈判建交后，中国代表团受到各国热情接待，谈判极为顺利。

尊重各国自己的选择是总体思路。曾任中国驻俄罗斯公使的周晓沛透露：当时“根据中央决策及外交部领导的指示，我们注意冷静观察，未雨绸缪，并做好各种应急预案。一旦苏联政府公开承认某共和国独立或正式宣告自身解体，立即按‘承认、建交、设馆’的一揽子三步曲，一举解决与苏联各国的关系问题。”

苏联革命、改革及命运，在中国领导人心中的分量很重。在变幻莫测的世界风云中，其选择也因时因势而变。东欧持续动荡的1991年初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思考要不要访问苏联。此前他已多次收到戈尔巴乔夫访苏邀请，最近还收到戈氏的亲笔信。

最终，江泽民决定5月访苏。彼时，代表团驻地地下室里，堆满了罐头、玩具、糖果、旅游鞋等礼品，整整五车皮，都是江泽民准备送给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市民的。

“8·19事件”确实难以预计。江总书记访问之前，先期与苏方讨论公报的代表也多次与苏联外交界朋友和百姓交流、考察。他们的总体印象是，高层权力在向叶利钦倾斜，但叶氏也未必想解散苏联，2000多万平方公里的联盟估计能够继续存在。

参与谈判调研的李景贤还深深感受到底层群众对苏联存亡问题的冷漠。

1990年4月，俞邃研究员等专程前往苏联考察，想弄清楚“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什么。回来后，他形成了一份万字报告，将苏联模式的弊端归结为三句话：一是思想理论的僵化，教条；二是经济管理的凝固化，机会主义；三是政治生活不民主化，缺乏民主。

苏联解体前的各类调研其实多少都与中国高层领导的判断有关，尤其是邓小平。

1989年5月16日9点35分，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邓小平安静地坐着等一个人。他对在场的同志说：这三年多时间里，“就想着今天怎么样跟他谈”。

10点差一两分钟，邓小平破例走到东大厅正门外迎客。10时整，戈尔巴乔夫来到邓小平跟前，中苏两位最高领导人的手握在一起达35秒，但都“贯彻”了邓小平之前特别叮嘱的这次见面时“不拥抱”的原则。

没有提纲，更没有讲话稿，就是中方人士也事前不知道他将谈什么。面前一个麦克风、一杯茶。两个半小时大多是邓小平在说，戈尔巴乔夫偶尔回应，更多频频点头。

“我是作为一个晚辈去见一位长辈的。”戈氏之前曾这样对随行人员说，这一年邓小平85岁，戈氏58岁。

“结束过去，开辟未来”是邓小平首先定下的调子，中苏两大国关系正常化由此破冰。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会见后，东欧、苏联的局势进一步动荡。有一次，他与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说：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