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空间规划的后现代策略

张健健

（南京工业大学 工业与艺术设计学院，江苏 南京210009）

1 引言

城市空间是社会的基本物质要素之一，是一定时期社会思想和心理的反映。自18世纪以来，西方在现代性力量的鼓舞下，将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都纳入人类理性驾驭的范围，科学和理性成为现代主义精神的基本特征。在现代主义的影响下，形成了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建筑和城市设计思想。这种思想在西方战后的城市重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短期内有效地解决了现代城市普遍面临的居住和生活环境问题。然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城市经济、社会的变化，现代主义由于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使得现代城市文化根基脆弱、缺乏情感和想象、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日益明显。于是后现代主义开始倡导对城市中多元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深层次人类体验的发掘，城市空间设计思想的核心逐渐由强调功能理性转变为向人性、文化、自然等多元价值的回归。尽管后现代城市空间设计的思想是复杂的，但其中贯穿着几条较为清晰的基本策略。

2 文脉策略

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批判了传统理性主义的文化模型所导致的文化发展的单线论，强调文化发展是应该具有个性。他认为文化的本质是多元的，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不能最终将自己的模式凌驾于其他文化之上。现代主义的失误在于将理性主义和功能主义的标准贯彻得太过彻底，漠视了大众也有审美的生活和“诗意栖居”的愿望，由此使得现代城市到处呈现出千篇一律的工业意象。在城市空间设计中，现代主义拒绝同环境和历史进行对话，压制和排斥地方文化语言，企图通过机械主义的功能秩序来建造一个“人造的文明新城市”，结果却是抹杀了城市的多元文化，而用钢筋、水泥堆砌起来一座与人类生活情趣格格不入的“居住机器”。

文脉主义代表了后现代主义在城市空间建构中对历史和文化的回归，其本质在于对物质空间人文特色的理解。实际上，“空间”是有边界的或者是不同事物之间具有联系内涵的有意义的“虚体”，只有当它被赋予从文化或区域环境中提炼出来的文脉意义时才成为“场所”［1］。空间的类型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分门别类，但每个场所却都是独一无二的，体现出其周围环境的特性或氛围。场所作为复杂的自然中一个具有一定性质的整体，不能以分析的、科学性的概念加以描述。科学原理从既定的事实中抽象，以获得中性的、客观的知识。然而，所失去的是日常生活的世界，而这才应该是一般人特别是规划师、建筑师真正关注的事［2］。因此，以科学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主义难以对城市空间的场所精神形成呼应。

人们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场所系统来展现自我、建立社会生活和创造文化。这些需要赋予人工空间一种情感内涵，这是一种超物质的存在。所以城市设计者的职责就不仅仅是摆弄空间形式，而是整合包括社会在内的整体环境中的各个部分，从而在城市中创造场所。其目标应该是在物质空间和文化环境之间、现代使用者的需要和愿望之间寻求最合适的方案。从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一些批判的声音已经推动城市设计向注重场所和文脉的方法转变。第十小组（Team10）用居住与城市的归属感来重新理解城市空间，简·雅各布斯则呼吁被现代主义所忽视的都市生活多样性的重视。阿尔多·罗西在其所著的《城市建筑》中提出，城市中的建筑需要融入历史、城市形态和记忆来诠释。柯林·罗和弗瑞德·科特在《拼贴城市》中，试图引入“拼贴”这样一种设计方法，在尊重城市复杂性与矛盾性的基础上把断裂的历史重新修补起来。后现代城市空间建构中常用的文脉主义手法有两种：一是参照历史，从传统城市空间结构中提取符号、信息，赞同现代与传统结构的兼容，通过新的形式传递对历史的情感；二是参照环境，把整个地区的社会文化模式和居民生活方式作为一个整体加以延续，从而达到对于传统的继承。

3 过程策略

自从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科学一直采取分析或者还原的方法。这种方法包含一个前提，即知道了局部，就一定知道整体［3］。这种理性主义认知方法表现在现代城市规划中，就是现代主义相信城市是可以通过规划加以控制的，所以城市空间建构的主要任务就是将未来一定时段将要发生的功能与空间在“蓝图”上固定下来。这是基于一种单向的矢量思维，结果会造成对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忽视，使城市容易被凝固的空间和僵化的形式所束缚。

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认为，第三次浪潮与第二次浪潮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多样化：如果说第二次浪潮造就的是一个无差别、标准化、规模化、集体化的社会，那么第三次浪潮则要营造一个非集体、非规模化和多样化的社会。实际上，城市的发展、空间的演变，既不是—个完全自我组织的过程，也不是受人类意识控制干预的单—被构过程，其中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因此，后现代主义提出反基础、反本质、非理性、非中心等观点，热衷于寻求多样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后现代主义认为，城市的空间形式往往是含混的、多变的，城市作为一种人为参与主体的多要素复合空间，绝不是因果关系式的直线性理性思维所能完全把握的［4］。于是，过程性和动态性在城市规划设计中被越来越多地强调。1977年发布的《马丘比丘宪章》就提出，“区域与城市规划是一个动态过程，不仅要包括规划的制定而且要包括规划的实施。这一过程应当能适应城市这个有机体的物质和文化的不断变化”。20世纪70～80年代的地理学家关于规划对于形式的影响研究发现，规划很少能决定大尺度空间形式，因为权利关系的多样化，使得任何单一因素的决定论都是难以维持的［5］。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城市空间不是一个终极蓝图所能决定的，而是一个通过规划手段来进行必要的调控，以实现向理想目标趋近的持续的、动态的过程。戴维·哈维认为，未来城市规划新的可能性，必然更少地来自于对形态的理解，而更多地来自于对过程的理解。它的每一步都是探寻性的，而不是终端式的。在20世纪80年代巴黎拉·维莱特公园设计中，建筑师屈米提出带有解构主义色彩的方案，该方案的核心理念就是容纳多样化的城市事件、活动以及未来变化的可能性。方案推翻了传统设计注重形式的理念，而采用一个开放的空间架构和基础设施网络来容纳和适应随着时间流逝而发生各种各样的城市行为。

4 分享策略

现代主义强调一元论和主体性，主张用固定不变的逻辑和普遍有效的规律来阐释世界；后现代主义则不相信人类普遍理性存在的可能，否定“宏大叙事”（grandnarrative）和“元叙事”（meta－narrative），否认启蒙思想家们关于人类社会历史的带规律性的理论和这些理论所隐含的基本哲学前提。后现代主义坚持一种摆脱了基础主义的哲学文化。这种哲学将是一种“对话”，没有人能从这种交流对话中被驱逐出去，而且在这种交流对话中，任何人都不拥有特权地位。它对现代主义的抨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抨击它纵容一种话语凌驾于其他话语之上。

城市中包含了多元化的社会群体和多重归属的社会个体，价值产生的根据、标准和归宿，更多地依赖于这些主体，反映着不同主体的特点和个性，因而价值观念的差异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事实。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主义致力于探询规划普遍意义上的“共性”，试图以一元价值抹杀多元价值差异，从而忽视了普通“人”的基本需求和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使得现代城市中的人被迫屈从于非人的目标。因此，哈维提出“必须反对体现在理性启蒙运动的共和版本上的普遍性概念”，因为它将抑制城市的大众化和语言的多样性［6］。

城市是复杂而多样的，其中存在许多目标各异的利益团体，这使得城市规划成为一个充满价值判断的政治过程，并导致了空间过程的复杂化、个性化。由于在多元社会中，人人都有运用自由选择做出决定和实现自我的机会，所以城市设计不应当以一种价值观来压制其他多种价值观，而应当为多种价值观的体现提供可能。后现代主义强调，设计师应努力避免用个人的价值与逻辑判断主导具体的规划设计，而应更多地承担推动和协商的作用，鼓励公众参与到设计过程中来，让城市空间的建构逐渐作为各方面人士共同参与的创造性活动。《马丘比丘宪章》也对公众参与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肯定：“城市规划必须建立在各专业设计人员、城市居民以及公众和政府领导人之间的系统地不断地互相协作配合的基础上”，并进而提出了“人民建筑是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等论断。因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城市空间的建构不是描述未来若干年城市发展的蓝图，而是囊括各种条件、诉求和讨论的综合，是对利益群体的多元需求和愿望的协调。假如我们接受这一点，城市规划设计就从一种控制的范式转变成一种表现的范式［7］。这种范式更具灵活性，能够面对未来持续的变化和各种不定因素所带来的挑战。

5 生态策略

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的主体性极度膨胀，“人类中心主义”成为现代人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关系的一种价值原则，进步的观念也被看做是文化对于自然的不断征服和开发。现代性的张扬助长了人类对大自然不计后果地掠夺和开发，而各种负面效应却在悄然向人类袭来，环境污染、生态退化、资源短缺、能源枯竭……这使得环境问题在20世纪后半期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也成为催生后现代思潮的重要原因。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生态学研究发现，生态系统并不是一个封闭、稳定的结构，而是开放的、复杂的、自组织的、动态变化的生命系统。生态系统的发展也并不仅仅遵循一条单向的、封闭的直线路径，经常会发生突然的、难以预测的改变，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都是生态系统的常态特征［8］。而多样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这使得生态思想成为后现代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后现代城市空间建构的重要策略。20世纪60～70年代，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戈德史密斯的《生存的蓝图》、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等反应生态和环境危机的著作纷纷问世，推动了生态主义思潮和环境保护运动兴起。1969年，在英国第一本提出系统规划理论的教科书中，麦克洛克林在第一章就描述了人类行为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以此说明认识人类行为可能对自然环境产生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同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伊恩·麦克哈格出版了《设计结合自然》一书，在批判“人类中心论”思想的同时，提出了综合性的生态设计方法，建立了一个区域与城市规划的生态学研究框架。当今，在生态学思想的影响下，人们认识到城市环境是一个综合的整体，城市的设计要对城市生态系统进行整体考虑，是一种多目标设计。后现代城市空间的建构建立在对自然内在价值的充分认识和尊重的基础上，其目标不仅仅为了满足审美需要和实用功能，更注重深入研究当地自然系统的发展规律和运行机制，在满足人类与自然界和谐相处要求的基础上实现空间结构的整体优化，从而达到建筑空间和自然空间的有机交融。

6 结语

对于城市而言，后现代并不是某种风格或某种形式，它为我们提供的是对现代主义的反思，是对现代主义所带来的种种城市问题的应对。中国目前正处在现代化、城市化的关键时期。一方面经济飞速发展，城市规模迅速扩张，面临着西方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种种问题；另一方面又因为全球化的影响，受到“后现代性”的冲击，面临着文化、环境、资源等方面的种种压力。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多了解一点西方城市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规划思想和应对策略，努力将城市文脉、公共参与、多元价值、生态环境等方面作为城市空间的主要建构力量，对于提高我国城市建设水平，实现社会、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1］［美］罗杰·特兰西克.寻找失落空间——城市设计的理论［M］.朱子喻，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8：113.

［2］［挪］诺伯舒兹.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施植明，译.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7.

［3］陈雨思.论科学的复杂性——兼评科学终结论［J］.系统辩证学学报，2005（4）：54～56.

［4］张京祥.西方城市规划思想史纲［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190.

［5］C.Pickvance.Physical planning and market forces in urban development［J］.National Westminster Bank Quarterly Review，1977（8）：35～42

［6］［奥］亚力山大·R·卡斯伯特.设计城市——城市设计的批判性导读［M］.韩冬青，等，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113.

［7］Ion Besteliu，Kees Doevendans.Planning，design and the postmodernity of cities［J］.Design Studies，2002（5）：234～244.

［8］W.C.Clark，R.E.Munn，eds.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Biosphere［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292～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