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日瓦戈医生形象的探讨

孙 珍

（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日瓦戈医生》这部独具魅力的经典著作，自上个世纪50年代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深切关注，其中有褒奖、赞美，也不乏批判、抨击。然而，无论历史时势如何变迁，始终掩盖不了它的不朽光芒。因为这部史诗般的巨著既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意义，又观照着超越时代的普遍命题。其主人公日瓦戈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坚守着自己的人格和信仰，并始终保持着作为人的真实，一种让人感动的、给人带来希望的真实。本文拟从日瓦戈医生的自我身份的认知、人道主义情怀、情感的选择、诗意地栖居等方面，对这一形象进行分析。

一、自我身份的认知

年轻的日瓦戈受到了良好的贵族式教育，具备较高的科学素养和人文素养。在选择专业时他从重视实际的角度，选择当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不管艺术和历史对他有多大的吸引力，尤里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时并未踌躇。他觉得，正如天赋的乐观或者生就的郁闷不能成为一种职业一样，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也难以完成它的使命……他认为在现实生活中应当从事对公众有益的工作。”［1］75然而无情的现实却一点点毁灭了他的一腔热忱。在以后的岁月中，他曾靠着精湛的医术治病救人、养家糊口；他也曾因此被掳去当军医，与亲人天各一方；为了不限制自己的自由，一度放弃行医。当他面对血肉模糊、痛不欲生的伤员，他对暴力深恶痛绝，当他眼睁睁看着兄弟厮杀、手足相残，此时的战争在他心中已经失去了意义。

如果说 “医生”这个身份代表了日瓦戈应当履行的职务，行医是他奉献社会的手段，那么“诗人”这个身份则代表了他的精神实质与气质内涵。写诗作为紧紧跟随他一生的爱好，不仅让他在窒息的环境中获得片刻自由呼吸的机会，而且成为他生存的终极意义。

日瓦戈善于思考更善于写作，还在中学的时候，他就曾幻想过写散文，写一本传记体的书，“书中就像埋藏炸药似的把他所见到的并经过反思的事情当中感触最深的东西加进去”［1］76。写作在日瓦戈看来是最自然不过的东西，“每个人生来都同浮士德一样，渴望拥抱一切、感受一切和表达一切。 ”［1］337在履行职务（即农业劳动或行医）的同时，酝酿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写一部科学著作或艺术作品是日瓦戈一直的追求，犹如画家一生都在为一幅深思熟虑的巨作勾画草图。“灯光在白纸上投下一片悠闲的黄影，在墨水瓶的瓶口上洒下了几滴金点”［1］505，创作的过程让他感受到散发出甜蜜生活气息的宁静。他用手中的笔揭露暴力革命与道德人性的矛盾，描写正义战争中的人的悲剧，表达对美好事物的热爱、对自然与乡土的向往……无论是宏观概括，注视天地之变，还是微观具体，洞察秋毫之末，他始终守护着自己的心灵家园，并默默地用文字抒写自己的内心感悟。

在广泛的阅读和勤奋的创作中，他形成了独到的文艺观：艺术是狭窄而集中的东西，“是作品中所运用的力量或者详尽分析过的真理的称谓”；“存在于《罪与罚》书页上的艺术，比拉斯科利尼科夫的罪行更能震撼人心”；艺术是永远为美服务的，“是一篇关于存在幸福的故事”［1］334等。这样的文艺观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他一生都幻想写出独到的作品来，文字既流畅又含蓄，形式既新颖又通俗；他一生都幻想形成一种淡雅朴实的风格，读者和听众遇到他的作品时，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就领悟了它们，掌握住它们的内容；他一生都追求朴实无华的文风，常常由于发觉自己离这种理想尚远而惶恐不安。”［1］510因此，在所有俄国人的气质中，日瓦戈最喜欢普希金和契诃夫的天真无邪，“普希金著名的四步韵脚仿佛成了俄国生活的测量单位和标尺”［1］337，激发了人们对俄罗斯母亲深沉的爱，让人们找到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

对文学的热爱和追求，让日瓦戈在浮躁、动荡的时代环境中获得了灵魂的自由呼吸和生命的从容绽放。除了在文学领域形成了丰富、系统的个人见解，诗人在精神信仰层面，同样有着深刻而又独到的感悟。他曾劝慰病重的岳母：“在别人心中存在的人，就是这个人的灵魂。这才是您本身，才是您的意识在一生当中赖以呼吸、营养以至陶醉的东西。这也就是您的灵魂、您的不朽和存在于他人身上的您的生命。那又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您曾经存在于他人身上，还要在他人身上存在下去。至于日后将把这叫做怀念，对您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将是构成未来成分的您了。”［1］79在日瓦戈看来，肉体的死亡是不足为惧的，精神上的不朽才是我们应当追求的。因此，在坦然的面对死亡的同时，要更加热爱现实生活、敬畏生命。更重要的是，在充分实现人生价值的基础上，寻求精神的不朽，以达到更高意义上的复活。“乐于接触的是地狱，是衰变，是解体，是死亡，但和它们一起乐于接触的还有春天，还有悔恨失足的女人，也还有生命。而且，醒来也是必须的。应该苏醒并且站立起来。应该复活。”［1］242怀着这样的信念，日瓦戈在其颠沛流离的一生中，始终保持着自己精神上的独立，不断探索生命真谛，并以自己的原则为参照系，审视着现实生活中每一个人的灵魂。

二、人道主义情怀

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1905年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一系列社会巨变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冲击着人们的思想观念。身处其中的日瓦戈医生，用哲学家式的冷静态度和人道主义情怀对现实的一切进行深层思考。

虽然是出身于旧时代的贵族家庭，但是日瓦戈却清醒地认识到黑暗腐朽的沙俄专制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并热切期待着社会的变革。十月革命之前，日瓦戈在一次同拉拉的交谈中说：“这一个时期始终渴望能够生活的忠诚而有成效！我是非常希望能成为这种昂扬精神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到来之后，日瓦戈直接抒发对它的赞赏：“革命是多么出色的手术啊！拿过来就巧妙地一下子把发臭的多年的溃疡切掉了！既简单又开门见山，对习惯于让人们顶礼膜拜的几百年来的非正义作了判决。”［1］227甚至认为：“俄罗斯注定会是争取社会主义统治的第一个国家。”［1］212他毫无怨言地放弃财产、挪让房间，作为一名普通公民努力工作，与妻子岳父一道坚持度过革命时期的困难日子，“对我们的困境我感到自豪，并敬重那些让我们变得光荣、向我们奉献了贫穷的人。 ”［1］320

革命浪潮在扫荡旧的封建势力的同时，也对普通人的生活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接连不断的战争对俄罗斯大地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到处都充斥着饥饿、暴行，一切都混乱不堪，民不聊生。无奈之下，日瓦戈医生一家离开了莫斯科，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稍稍安稳下来，日瓦戈又不幸被俘做了游击队的军医，他亲眼目睹了许多在战争中一起流过血，为捍卫共同事业而战斗过的阶级兄弟，有的竟倒在了自己战友的枪下。后来妻子和孩子被驱逐出境，永远离开了祖国，他的情人拉拉被迫无奈去了远东……

极端的暴力冲突，使人们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下子从平静的、无辜的、有条不紊的生活中跳入流血和哭号中，跳入每日每时的杀戮中”［1］468。伴随而来的暴力不仅带来现实中的血腥，更对人的思想意识进行规范遏制，“道德秩序把我们大多数人纳入官方所提倡的违背良心的体系”［1］556。

善良的心灵和人道主义胸怀促使日瓦戈进行更深层的思索，当他听因诺肯季讲流放中如何受到再教育时感到非常难受，他觉得“这就像一匹马说它如何在驯马场上自己训练自己”［1］556。那种“把对千篇一律感觉的模仿当成全人类的共性的虚伪行为的规律性和透明度”［1］555让他恼火。个人的生命、价值被混乱碾压、抑制的社会现实让日瓦戈深感困惑和不满，窒息的环境下支离破碎的一切令他几近崩溃，让他无法作出理性的、全面的判断；“革命是发挥积极作用的人、片面的狂热者和自我克制的天才所制造的。他们在几小时或者几天之内推翻旧制度。变革持续几周，最多几年，而以后几十年甚至几世纪都崇拜引起变革的局限的精神，像崇拜圣物一样。 ”［1］525

三、情感的选择

日瓦戈与妻子东尼娅青梅竹马，她温柔贤惠、善良正直、对爱情忠贞不渝。“他爱东尼娅爱到崇拜的地步。她心灵的平静对他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重要。他比她的生身父亲和她本人更竭力维护她的荣誉。为了维护她那受过刺激的尊严，他会亲手撕碎触犯她尊严的人。”［1］358然而，他自己正是触犯她尊严的那个人。

日瓦戈第一次见到拉拉就感悟到她的全部美丽与痛苦。之后他们在前线医院相识，家庭的责任感让日瓦戈竭力不去爱她，与她的交往“发乎情，止乎礼”。然而，与尤里亚金的再度相逢，他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的情感。与拉拉的交往让日瓦戈有种负罪感，他谴责自己在东妮亚和家庭面前是个罪人，但感情上又无力自拔。处在感情与理性的矛盾中无法抉择的他，曾寄希望于外界的、某种无法实现的干预上。被迫参加游击队暂时缓解了日瓦戈内心深处的煎熬，然而逃离游击队之后，他的感情天平又重重地倾向拉拉一边。饱受了道德的折磨与责任感的煎熬，日瓦戈最终听从了心灵的选择。他和拉拉来到荒僻的瓦雷金诺，度过了一段世外桃源式的爱情生活，但是政治生活的旋涡还在时时裹挟他们。最后为了拉拉的幸福，日瓦戈主动从拉拉的生命中退出。二人的永久分离，使日瓦戈的生命全线崩溃，精神萎靡，“完全陷入对自己本人和世界上的一切漠不关心的状态中。 ”［1］537

如果说他与东妮亚的爱是相敬如宾，受理智和道德支配的，那么他与拉拉的爱却是契合心灵，自然而然的。

日瓦戈和拉拉 “同样厌恶当代人身上必然会产生的典型特征……因此，把人看的高于自然界，对人的时髦的娇惯和崇拜从未吸引过他们。变为政策的虚假社会性原理在他们看来不过是可怜的家乡土产而已，因此他们无法理解。”［1］576相似的精神理想、性格品质与生活追求让他们彼此深深吸引。如果说安季波夫与拉拉的婚姻是一段教条窒息人性、最终丧失自我的不幸历程，那么，日瓦戈与拉拉的爱情生活就是对个人尊严的尊重，对人的自我价值的肯定。“他们彼此相爱是因为周围的一切都渴望他们相爱：脚下的大地，头上的青天，云彩和树木。他们的爱情比起他们本身来也许更让周围的一切中意……这就是他们亲近并结合在一起的主要原因。 ”［1］576

东尼娅在给日瓦戈的信中这样评价她与拉拉的不同：“我应当真诚地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我不想说昧良心的话，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诞生于人世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单纯并寻找正确的出路，而她却使它变得复杂，把人引入歧途。”［1］483拉拉在少女时代因为生活的困窘，经不住诱惑，走过一条坎坷曲折的路。后来她渴望远离肮脏腐朽的环境，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以一般女性少有的坚强毅力，独自承受巨大的不幸，并凭借诚实的劳动，挣脱了使她沉沦的罗网，开始独立自由的新生活。崇尚真实人性的日瓦戈没有因为拉拉的失足而厌弃她，反而因为她的缺陷、不幸，爱的愈发热烈。

小说中有两处对于拉拉的象征性描写：一处是，拉拉梦见自己被埋在泥土里，“外面剩下的只有左肋，左肩和右脚掌。从左边乳房里长出了一丛草。”［1］56另一处是，日瓦戈医生听了女巫的话后产生了幻觉，看到利剑劈开拉拉的肩胛，在敞开灵魂深处露出藏在那里的秘密。她所到过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街道，陌生的住宅，陌生的辽阔地方，像卷成一团的带子一下子抖开了。这些描写显示在日瓦戈心中拉拉正如俄罗斯母亲，对于“无可比拟的、历经苦难的，顽固而又癫狂，精神失常而又被人盲目溺爱，身上带着永远无法预见的壮丽而致命怪癖”的俄罗斯母亲，他爱的那样深沉。这也使他与拉拉的爱，达到了更深层、更自由的契合。

四、诗意地栖居

“晴朗的寒夜。有形的东西显得特别真切和完整。大地、空气、月亮和星星都凝聚在一起，被严寒冻结在一起了。树影横投在林阴道上，现出清晰的黑印，仿佛雕成了凸形。总觉得各处老有黑影从小路上掠过。大星星挂在林中枝叶当中，宛如一盏盏蓝色的云母灯笼。小的则有如点缀着夏天草地的野菊，缀满整个天空。”［1］336这就是日瓦戈眼中的俄罗斯的寒夜，有种静穆的伟大，他对这土地充满依赖，他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日瓦戈从童年时起就喜欢看夕阳残照下的树林，“在这种时刻，他觉得自己仿佛也被光柱穿透了。仿佛活精灵的天赋像溪流一样涌进他的胸膛，穿过整个身体，化为一双羽翼从他肩肿骨下面飞出。”［1］402而在这一刻，童年时代的原型，以其全部原始力量在他身上觉醒了，后来永远成为他的内心的面目。

以后的岁月里，日瓦戈始终用一颗敏感的心和诗意的眼光，与自然保持着亲密的接触、互动。那种亲切感与依赖感，达到了一种天人合一的境界，这是他与自然特有的秘密。“冬天的夜晚，像一位同情一切的证人，充满前所未有的同情。仿佛至今从所谓有过这样的黄昏，而今天头一次，为了安慰陷入孤独的人才变黑了似的。环绕着山峦的背对着地平线的树林，仿佛不仅作为这一地带的景致生长在那里，而是为了表示同情才从地里长出来安置在山峦上。医生几乎要挥手驱散这时刻的美景，仿佛驱散一群纠缠人的同情者，想对照在他身上的晚霞说：‘谢谢，不用着照我。 ’”［1］552

日瓦戈从大自然中不仅能获得心灵的慰藉，也获得了思考历史、观察人生的新视角。他曾多次把自己的理性思考注入森林的形象中，试图用大自然变化的规律来演绎人类社会的进化，“在他看来，历史有如植物王国的生活。冬天雪下的阔叶树林光裸的枝条干瘪可怜，仿佛老年人赘疣上的汗毛。春天，几天之间树林便完全改观了，高人云霄，可以在枝叶茂密的密林中迷路或躲藏。这种变化是运动的结果，植物的运动比动物的运动急剧得多，因为动物不像植物生长得那样快，而我们永远不能窥视植物的生长。树林不能移动，我们不能罩住它，窥伺位置的移动。我们见到它的时候永远是静止不动的。而在这种静止不动中，我们却遇到永远生长、永远变化而又察觉不到的社会生活，人类的历史。”［1］524

“出口处有一棵孤零零的美丽的花楸树……把一树坚硬发红的盾牌似的浆果呈现在阴暗的秋色中。冬天的小鸟，长了一身霜天黎明般的明亮羽毛的山雀，落在花楸树上，挑剔地、慢慢地啄食硕大的浆果，然后仰起小脑袋，伸长脖子，费劲地把它们吞下去。在小鸟和花楸树之间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就像母亲解开了胸衣，把乳房伸给婴儿一样。”［1］473这一场景深深感染了日瓦戈，后来安季波夫自杀时喷溅在雪地上的雪珠让他联想到上冻的花楸果。自然对待在扭曲的生活中异化的人类，就像对待小鸟一样，敞开博大的胸怀予以接纳。在这里，灵魂才能得到最终的永恒和安宁。

日瓦戈走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承载他遗体的棺材“低狭的尾端像一只凿得很粗糙的独木舟”［1］566。这只独木舟就像圣经中的诺亚方舟，它将载着这位孤独的求索者，最终驶向复活的彼岸世界。就像当初把他的孩子带到这个世界的船，“它跨过死亡的海洋来到生命的大地，上面有一些不知来自何方的新的灵魂；它刚刚把这样一个灵魂送到了岸上，如今抛锚停泊，非常轻松地歇息下来”［1］121。

无论处在人生的那个阶段，日瓦戈始终感受着自然赐予人的启示和灵性，感受着自然对人的宽恕与包容，感受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宁静，达到了一种诗意栖居的境界。

《日瓦戈医生》这部作品，反映了十月革命后国家处在严重的内忧外患的动荡局面，折射了人性的尊严在走向极端的社会体系中被损害的屈辱，再现了一代人的痛苦遭遇和心路历程。主人公日瓦戈在历史中融注着自我的生命，对社会、历史、自然、死亡、自由等种种命题进行着哲理性探索和艺术性解答。在文化修养层面，他从艺术中汲取营养和力量，继承了以普希金的光明坦荡和托尔斯泰的一丝不苟为特征的俄罗斯民族的传统精神。在人格操守方面，他站在人性自由发展的立场，以忧国忧民的浓烈情怀和对理想社会的高度责任感，悲剧般庄严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这一蕴藉深厚的形象，已经并将继续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深远启示。

［1］蓝英年，张秉衡，译.帕斯捷尔纳克.日瓦戈医生［M］.桂林：漓江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