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七福神”信仰中为什么没有“禄神信仰”

宋卓时

（长春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吉林 长春130012）

日本是一个多神论国家，在日本民众的神灵信仰和宗教信仰中，西洋的神和东方的神灵是同时并存的，一个人可以同时抱有多种宗教信仰，所以日本的各种神灵信仰和宗教信仰数不胜数，除了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之外，各种区域性的神灵信仰存在于日本各地。至今，东京地区仍有一种广为流传的神祇信仰被称为“七福神”信仰。所谓“七福神”就是七位神灵，分别为：辩才天、毗沙门天、寿老人、惠比须、大黑天、布袋和尚、福禄寿七位神灵。每一年的正月，以东京为中心，日本多地就会举行叫做“七福神詣で”的活动、人们或结成游行队伍或者独自出行，分别参拜七福神各自所在的寺庙，以祈求在新一年中能够分别从七位神灵那里得到“有福、清廉、爱敬、威光、长寿、大量、人望”这七种福气。其中的“辩才天”、“毗沙门天”、“大黑天”为印度神灵，“布袋和尚”、“福禄寿”、“寿老人”为中国的佛教和道教神灵，唯一的日本本土神灵“惠比须”是日本创世之神“伊邪那美”和“伊邪那歧”所生下的神明。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七福神”信仰有很浓重的中国大陆佛、道教文明色彩和印度佛教文明色彩。但是熟知中国民俗信仰的人看到日本的“七福神信仰”之后大多会产生如下几个疑问：1.日本的福禄寿究竟是福星、禄星、寿星三位神灵的共同称呼还是一位名叫福禄寿的神灵？2.“福禄寿”这个词本身已经包含了“寿”字，为什么日本还要有个“寿老人”存在呢？3.日本的“七福神”中原本有“福禄寿”、“寿老人”，为什么没有“禄星”呢？

就笔者的调查，关于以上诸问题，目前我国国内尚无相关的研究，特别是关于“七福神”中各神祇的研究尚属未有前人涉足的领域。所以，笔者将在本论文中针对以上三个问题逐一探究，以求能够彻底研究清楚“为什么日本的“七福神”信仰中没有禄神信仰”这一民俗文化范畴内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很好回答，答案很明确：“七福神”中的“福禄寿”是一位名叫“福禄寿”的神灵，在日本的‘七福神’信仰中掌管“人望”，就是能够使人广受尊敬和爱戴。并不是我们中国道教神祇信仰中的“福星、禄星、寿星”三位神灵的共同称呼。也就是说，“福禄寿”是一位专司人望的神灵，而“寿老人”是另一位独立的专司寿命、可以令人长命百岁的神灵。明了以上两点，那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更加凸显出来：“禄神”去哪里了？为什么“七福神”信仰中没有“禄神”信仰呢？笔者将会在随后的文章中对以上问题逐一解答。

一、何为禄星

要想弄清楚上文提到的几个问题，笔者认为首先要弄清楚“福禄寿”三星，特别是“禄星”信仰的发展历史和神祇职能。

“福禄寿”三星最早源于中国古代的星辰崇拜，其中的“福星”最早被认为是木星（岁星），专门掌管人间的灾难和幸福之事，也有人认为天上的“福神”是“太岁”。但是据笔者考证，木星是岁星，但是岁星却不是太岁。太岁与岁星在古代天文学领域内其实是根本不同的两个概念，只是民俗中以讹传讹，认定福星是木星，又是岁星，又是太岁。但是无论是岁星也好、太岁也罢，福星在民俗信仰中因掌管着人世间的“幸福”而广受人们信仰。而后世也逐渐将其人格化，并修造庙宇、塑造泥像以供人们信仰膜拜。今天的民间流行的“福神”形象大多来源于明刊本的《三教搜神大全》。“寿神”在今天的民俗学研究中，普遍被认其星象崇拜来历有两个：一是认为“寿神”来源于二十八星宿中东方苍龙七宿中的头两宿——角、亢二星宿，另一说认为“寿神”就是南极老人星。而“寿神”被世人人格化后就是我们总能看到的“南极仙翁”，作为长命百岁的象征，广为人们所信仰和崇拜。

至于本文的核心“禄神”的历史则要曲折复杂得多。在古代，中国民俗中“禄神”又称之为“文昌帝君”“禄星”等，也是来源于古代中国人的星辰崇拜。根据笔者的调查，关于“文昌星“最早的记载，发现于现今所存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甘石星经》①出自清代考据学家王谟编订的《重订汉唐地理书钞》中的《星经》一卷，但是编订者王谟认为甘德和石绅并非为春秋战国时期的人，而是汉代之人。的现存残本中，但是《甘石星经》中所记载的“文昌”是由七颗星组成的，而其中对于“文昌”描述更多的具有占星术的色彩，认为“文昌”七星的光亮程度及与岁星的相对位置的变化将会预兆天下社稷之事，与本文所要论述内容并无太多交集，此处不再赘述。而真正提到关于文昌宫星宿能够掌管“禄”的最早记载源于《史记·天官书》：“魁戴匡六星曰文昌宫：一曰上将，二曰次将，三曰贵相，四曰司命，五曰司中，六曰司禄。在斗魁中，贵人之牢”。其中的“禄”即为后世的禄星。也就是说在汉代官方的文献中，已经认为天空中的文昌宫中的第六星为司禄之神，专管人间官员的官位升降和爵禄增减之事。

但是自隋、唐朝开始，科举制度逐渐成形，广大学子们开始信仰“禄神”，希望通过信仰和膜拜“禄神”保佑自己能够在科举考试中高中、进而获得高官厚禄，天下的读书人无不对其顶礼膜拜、奉若神明。

自唐朝之后，天上的文昌宫中的禄星也逐渐开始被人格化，曾经被附会为多个真实的历史人物，例如：宋代被附会为张亚子。张亚子这个人物实际上来源于蜀地民间崇拜的两个人物——“雷泽龙神”张育和“梓潼神”张亚子，宋代将其合二为一成为“张亚子”，认为他主宰学子的仕途命运等。到了元世祖灭南宋的1279年，绵延隋、唐、宋三代的科举制开始停摆，加之元代统治者在任官方面多倚重军功吏才和蒙古贵族，并不太重视科举选士。但是随着蒙古大帝国的统一和治理版图的空前扩大，再加上一些儒臣的极力努力，至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又开始科举考试，并且于元仁宗延祐三年（1316年），元朝皇帝为了表达自己开科举的决心，又敕封其为“辅元开化文昌司禄宏仁帝君”，以护佑天下读书人考取功名并成为大元的建国栋梁之材。“文昌帝君”的称号至此正式形成，之后“禄神”一直伴随着科举制和天下学子一直走到清末1905年停废科举的那一刻。

总而言之，“福禄寿”三星中“禄星”的神职有两个：一掌管人间学子是否能够考中功名，二掌管人间官员的官职升迁和爵禄增减。在以“科举制”为主的古代中国，“禄星”崇拜就是极为合理的一种民俗信仰。那么为什么受中国大陆文明影响极为深刻的日本，以及大陆文明色彩极为浓重的“七福神”信仰中没有关于“禄星”的位置呢？笔者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古代日本社会的官僚选拔制度上。

二、古代日本社会的官僚选拔制度

日本古代社会的官僚选拔制度中没有科举制。日本古代的社会一共经历了由豪族共同掌权的大和王朝形成时代，天皇掌权的奈良时代、平安时代，武士阶级实际掌权的平家执政时代，镰仓幕府时代，室町幕府时代，安土、桃山幕府时代和江户时代。在以上各个时代中的政权掌控阶级无论是各地豪族也好、天皇一族也好，还是后来绵延近七百年的武士族也罢，政权掌控阶级都不是通过科举从全国范围内的人中来选拔行政体系中的官僚。

始建于4世纪中叶的日本大和王权时代，是由聚居于大和川周围的多个“豪族”②豪族：将原古时代的日本多个小部落统一之后，持有强大政治权利，并且担任族内祭司的部族支配者被称为“豪族”。共同联合起来形成的一个王权时代，由其中政治经济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豪族担任“大王”。大和川之外的地方豪族也要臣服于中央“大王”；与此同时，“大王”承认地方豪族对于各自统治内领地的支配权。进入到5世纪后半，大和王权建立起了“氏姓制度”，将大和王权及其周围的中央豪族定为“氏”，并且根据“氏”的实力强弱赐予“臣”或者“连”这样的姓。对于实力极强的豪族赐予“大臣”或者“大连”这样的姓，并且允许其共同参与政治。对于臣服于大和王权的地方豪族直接赐予“直”“君”这样的姓，并任命其为当地的“国造”或者“县主”支配地方。这样的政治体制其实近似于我国奴隶制社会的诸侯分封制。进入到6世纪末圣德太子改制，在原先的大和王朝基础上，建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政治，并且于603年设立了十二级官位制度，③日本原称为“冠位十二階の制”。由原先的根据豪族的“氏”“姓”决定其官位改为根据豪族的个人功绩决定其官位。但是无论是原先的“氏姓制度”也好，还是“十二级官位制度”也好，其官僚的选拔范围只是被局限在“豪族”或者称为贵族之内更恰当一些，甚至一些官位是子承父业世袭传承的。通过1156年的“保元之乱”和1159年的“平治之乱”，武士集团“平家”开始代替皇族和旧贵族掌控政权。日本开始进入到武士执政时代。1885年“平家”武士集团被另一武士集团“源家”所打败，源家武士集团首领源赖朝以日本镰仓为军事根据地设立“镰仓幕府”，④幕府相当于今天的军政府，由军人掌握国家权力，天皇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存在，不能直接参与全国的政治管理，通俗点讲：“幕府将军挟持了天皇号令全国”。而后不断有新的武士首领通过战争夺取将军的职位，建立幕府政权，从此日本开始了绵延七百年的“武家政治”。在武家政治中新的封建制度代替了原先的“十二级官位制度”。各个地方武士集团臣属于幕府将军，受幕府将军政治、军事上的庇护，这被称为“御恩”。幕府将军委任地方武士去管理各自的封地和领土，遇到战争，幕府将军则率领各地武士共同作战，这被称为“奉公”。这种基于“御恩”和“奉公”关系的主从关系构成了“武家政治”的基础。历代武士均为世袭，特别是武士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一般禁止武士家族与农民家族通婚，但是从农民家过继养子的事件倒是经常发生。

而后日本经历了群雄割据、战火纷飞的战国时代，进入到安土、桃山时代。日本统治者丰臣秀吉推行“刀狩”政策，即为防止农民发生起义，强行收缴农民和寺院的武器，禁止寺院和农民私自锻造武器铠甲，发展武装力量。在此之上，丰臣秀吉还立法严禁武士及武士的下属成为城市居民或者农民，严禁城市居民成为农民，这样明确了武士·城市居民·农民之间的身份差别，订立了身份制度。

而后日本进入到由德川家康建立的江户时代，德川幕府将丰臣秀吉时代确立的身份制度进一步严明细化，订立了士（武士）、农（农民）、工（手工业者）、商（商人）四个阶层，原则上各个阶级内的身份是代代世袭，与个人的能力才学无关，并且不同阶层间严禁通婚。这种制度从根本上确立了武士阶级对农（农民）、工（手工业者）、商（商人）四个阶层的绝对统治地位。

三、解密日本七福神信仰中关于“禄星”的缺失

综合以上第一、第二部分的内容，显而易见，无论是哪一个时代，日本的民俗信仰中都没有“禄神”信仰存在的政治基础。在古代中国，“禄神”信仰存在的基础是面向天下学子公开的“科举考试”。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禄星”的神职有两个：一掌管人间学子是否能够考中功名，二掌管人间官员的官职升迁和爵禄增减。在以“科举制”为主的古代中国，“禄星”崇拜就成为极为合理和普遍的民俗信仰。另一方面，即使日本深受中华文明的影响，但是“科举考试”在日本漫长的古代发展史中并未占有相当的地位，仅仅是昙花一现，所以就不会有为了考取功名而寒窗苦读的学子，而身份制度的限制，使得非统治阶层的人即使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也一样无法进入由豪族、皇族、贵族或者后世的武士阶层把持的权力中枢。因此“禄神”信仰也就无法植根于日本的民俗信仰中。两相对比之下，日本的“七福神”信仰中虽然有“福禄寿”和“寿老人”，但是唯独缺了“禄神”也就不足为奇了。因为缺乏足够的社会制度上的支持，所以“禄星”信仰在日本也就无法扎根于社会信仰中。

三、今后关于该领域的课题

在漫长的日本古代历史中，科举制度并不是主要的官僚选拔制度，因此作为保佑科举制度下学子仕途命运的“禄星”民俗信仰就不存在其发展的土壤。不过本文虽然解释了为什么日本的“七福神”信仰中没有“禄星”信仰，却由此引出了更多的疑问：1.日本没有“禄星”，但是有另一个作为学问之神的“菅原道真”被供奉在北野天满宫，学问之神“菅原道真”与保佑参加科举考试学子的“禄星”之间是否有什么内在联系？2.“禄星”除了能够保佑保佑参加科举考试学子之外，还能够保佑官员加官进爵，那么日本的“七福神”信仰为什么没有保留“禄星”加官进爵这个神职并对“禄星”加以供奉呢？3.“禄星”信仰究竟在日本历史是曾经有过还是昙花一现呢？如果曾经有过那为什么后来又消失掉了呢？

以上这些问题将在笔者今后的研究中逐一解答，如果笔者的研究能够为今后涉足该领域研究的各位同仁出一份绵薄之力，将是笔者的无上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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