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大与提升千古名篇的传播力度
——从《醉翁亭记》改编为曲文由来说起

李 晖

（安徽省博物馆，安徽 合肥 230000）

作为文化属性的文学与艺术，历史上并没有严格地区分，而是具有相互关联和互变的性质。比如一首好诗与一幅名画有内容含量上基本吻合下，可以互变，达到“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实效之境界；一篇著名的文章，经过改编与修饰，即可衍化成舞台上的演唱之词，通俗易懂，妙趣横生。这种做法，无疑对扩大名诗、名文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度，起到难以估量的效果。下面，我们就来对宋代欧阳修名作《醉翁亭记》，于清代改编、衍化为昇平署岔曲演唱歌词的史实，予以考察。

1 《醉翁亭记》成文的史迹

《醉翁亭记》作者欧阳修，字永叔，号六一居士。北宋庐陵（今江西吉安市）人。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仁宗天圣年间进士。著名历史学家，曾主撰《新唐书》，独修《新五代史》，又有集古代金石遗文的《集古录》;更是位文学大师，有《欧阳文忠公集》、《六一诗话》等传世，名入《唐宋八大家》之列。

入仕后，至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累官知谏院，擢知制诰，成为朝中之杰，帝侧近侍。因欧阳修力主新政，支持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遭守旧势力的忌恨。新政失败，范仲淹等被罢官，欧阳修不顾个人安危，仗义诤言，力述罢范仲淹官职之不当，遂被守旧派排挤出朝，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庆历五年（1045年），朝中又有人诬告欧阳修曾“私”其已故妹夫张龟正前妻之女，“且欺其财”，“用张氏奁中物买田立欧阳氏卷”至陷其于狱中，皇帝诏令两人专查此案。朝中“诸怨修者比欲倾修”，而办案者秉公办事，查无证据，“独明其诬”。因忤权贵意，二办案人遭免官。虽属冤案，欧阳修还是于本年八月左迁“知滁州”。[1]

当年的滁州（含安徽滁州市），远离京师（今河南开封市），地僻而事简，民俗敦厚，又兼有山水之美，致使欧阳修遭贬之心，转而为乐。第二年，滁州琅琊山寺主持僧智仙，又为之于琅琊山腰建游亭一座，欧阳修案牍之余即常与僚属、宾客，宴饮于此亭，与滁民共游于一山。欧阳修虽年尚未不惑，却自号“醉翁”。诚如宋人马永卿《懒真子》所述：“六一先生庆历五年，坐言张氏事责知滁州。时方三十九，未及强仕之年，已有’醉翁’之号。”[2]故亭名“醉翁”，并作有千古绝唱之名篇《醉翁亭记》。文曰：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于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

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朝而往，暮而归，四时之景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3]

仔细阅读之，即可悟出：这是篇醉人肺腑的游记文，更是首情景交融的散文诗，脍炙人口，以致流传千古。历代无不将其录入典籍，列为教材，视为范本。随之，欧阳修又于庆历八年（1048年）亲书此记，勒石成碑，置于亭内。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时知滁州的王诏以欧书之碑“字划浅褊，恐不能传远，滁人欲改刻大字久矣”为由[4]，延请时知颍州（今安徽阜阳市）的文学大家又是著名书法家的苏轼（号东坡）重书。楷体，每字大11厘米见方，端庄敦厚，飘逸潇洒，饱蕴这位同列“唐宋八大家”的东波先生一贯文风、诗风之神韵。碑由两面碑石四面刻成，碑高239厘米，宽90厘米，正文402字，标题4字，加之东坡跋语95字，共501字，“现存碑刻为北宋元佑年间的传世真品。”“欧文苏字”双珠连璧也。明天启二年（1622年），南京太仆寺少卿冯若愚为保护此碑，特在琅琊山建《宝宋斋》储之。且评价云：“宋碑文字最著者，莫如欧公滁二碑。”[5]“滁二碑”中另一碑，亦同是“欧文苏字”合璧的《羊乐亭记》碑。之后，又在醉翁亭周围建起 “二贤亭”、“意在亭”、“影香亭”、“听泉亭”、“洗心亭”、“古梅亭”、“醒园”、“鲜醒阁”、“怡亭”、“六一亭” 等， 形成一个“以醉翁亭为主体”、“布局参差有致,曲折幽深”、“互不雷同的一组建筑群，构成面积约1000平方米”的“醉翁亭景区”。[6]因《醉翁亭记》，而使醉翁亭名响海内外；使醉翁亭所在地的琅琊山成为誉满神州的风景名胜区，每年四季来此游览者，络绎不绝。凡游者，无一不游醉翁亭，吟诵《醉翁亭记》。碑文“醉翁之意不在酒”，更是“活”在人们口中的常用成语。然而，吟诵《醉翁亭记》和读懂其碑文的人，必须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为扩大对其的传播范围和影响力度，历史岁月中，终有人将其改编为较之通俗易懂，更喜闻乐见的演唱文字。

2 《醉翁亭记》改为曲文考

《醉翁亭记》衍化成曲文的时代，始于清乾隆年间，改编成的是岔曲所用的演唱文字。所谓“岔曲”，是盛行于清乾隆年间，尤传于中国北方曲艺中的一种主要曲调。因其在军队中传播，用为凯歌，故亦称为“得胜歌辞”，又因其表演时，常用八角鼓、单弦来伴奏，故也谓之“八角鼓曲”;其初皆为六句或八句，故亦唤之“六八句”;也有呼其为“小岔曲”、“脆唱”。 其板眼，大致分为“平岔”、“单岔”、“慢岔”、“数岔”、“起字岔”、“西岔”等多种;其腔调则有“当韵”、“平调韵”、“黄鹤韵”等等。 “岔曲”，也即是“可一分为二作为联套曲牌之曲头和曲尾的曲牌”。曲名冠于“岔“，于清代乾隆年间艺人文小槎有关。“文小槎”，一说为“窦小岔”，“岔“与”槎“两字同音又同义。清人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云：“文小槎者，外火器容人，曾从征西域及大、小金川，奏凯归途，自制马上曲，即今八角鼓中之单弦杂牌子及岔曲之祖也。”[7]

这种八角鼓、单弦伴奏演唱的“岔曲”，最早盛行于军中，大有歌功颂德之意，而“歌功颂德”的曲调正适应社会上的吉祥民俗心理，于是迅速从军中传入民间，改编成“八喜”、“双寿”等词文来演唱。“八喜”词是“喜的是吉星高照”、“喜的是汗马功劳”、“喜的是文官提笔”、“喜的是武将提刀”、“喜的是天子重英豪”、“喜的是金瓜钺斧朝天凳”、“喜的是旗锣伞扇乌纱帽”、“喜的是为官一品当朝”；“双寿”词则是“双庆双欢双喜团圆”、“双福双寿双加官”、“双双牌匾挂堂前”、“双双夫妻同到老”、“年年月月双排宴䜩”、“但愿公双生贵子双中状元”。皆是为喜庆节日活动中使用的唱词。初学岔曲者，必先从“八喜”、“双寿”曲文开始。这些曲子，首先传于满族八旗子弟中，他们还组织起专门演唱“岔曲”的曲艺班子，向社会提供有偿服务。随之岔曲传入宫中，此演唱曲调为清高宗乾隆皇帝所喜爱，因而促进了它的发展。乾隆帝特命御用文人张照另编新词，由宫中太监们来演唱。这些“新词”，也多颂圣内容，迎逢乾隆意旨，日趋雅俗相结合。张照，乃宫廷戏曲著名作家，他写小曲也作大戏，他的《昇平宝筏》曾列为“内廷四大本戏”之一。为了演唱，供奉给在宫中的帝王、妃嫔及其王子们欣赏，宫中一些地方置有戏台，不论是月令的承应小曲，抑或连台演唱大戏，均以剧本上的唱词为准。乾隆年间，“在内宫已设有专门机关来管理，当时名为南府。其演戏人员，除大部分为内宫的太监外，也有民间艺人被征取到内廷者。”南府首领定为八品官职，教习太监的艺人亦享有钱粮待遇，“后来民间艺人入京者愈多，在内廷便把那些太监和民间艺人加以区别，以内宫太监为内学，民间艺人为外学，仅外学一部，总数在七百人以上，可见其规模之大，耗费之巨。”内廷的演戏，从取材到排演又影响到宫外，“特别是京畿一带，耳目较近，首先有所濡染，其次便是一些经济条件较佳的城市”，“进而形成一种以内廷所演剧目为法的倾向。”[8]当时京外形成以小曲联起来的套曲、以岔曲牌体说唱的诸多“牌子曲”，如京、津的“单弦牌子曲”（又叫“八角鼓”），山东的“聊城八角鼓”，河南的“曲子”，甘肃的“兰州鼓子”等等。[9]

大抵内廷因演戏耗费太大等原因，至清宣宗道光年间即有所减退。道光七年（1827年）二月，诏命：一、将南府“外学”的民籍艺人“全数退出，仍回原籍”，二是“改南府为昇平署”。[10]因而自此岔曲呼为“清平署岔曲”。但到了同治、光绪年间，由于慈禧太后对岔曲演唱内容与腔调的喜好，又由她下令：从宫外八旗子弟中选征擅长此艺者，入宫当教习，传授宫中太监演唱，并从昇平署中支付这些教习的钱粮，岔曲的演唱，大有复兴之态势。可好景不长，随着清王朝的灭亡，清宫廷不在了，宫中的演唱岔曲为主的戏班子亦不复存在，原宫中岔曲演唱教习与太监，均鸟兽散了。由宫廷演唱而影响形成的诸地“牌子曲”，亦逐渐呈衰败态势。存在了八十五年的昇平署，更随之结束。可幸地是，从乾隆时期传承下来的岔曲演唱剧本，则完整地保留下来，藏在昇平署的戏文箱中。

这批珍贵的岔曲演唱剧本，珍稀的戏剧文化遗产，民国时期从清内宫昇平署，转移至北平（今北京市）故宫博物院的文献馆收藏，经整理，共九十种，一百段，从内容上看大体可分为六类：一是即景兴怀，如描述一年四季的风景；二是居乐逸闲，如写山林居乐及渔樵生活；三是描绘锦绣河山，如《燕京八景》、《西湖十景》等；四是写古代名人和小说戏曲故事，如《竹林七贤》、《三国》、《西厢》等曲；五是将脍炙人口的古代诗文名篇的改编，如《归去来辞》、《陋室铭》、《醉翁亭记》等；六是祝寿等颂扬圣贤功德之作。大多含歌功扬善、赞颂世道昇平之意。此一百段中，改编《醉翁亭》的演唱文字即占两段。

3 《醉翁亭记》唱词之赏析

由《醉翁亭记》改编的两段岔曲唱词，现全录于下，供大家欣赏：

醉翁亭记 一

酿泉以上，山水之间，峰迴路转，有亭翼然。久已夫欧阳太守，醉翁名传。醉翁之意不在酒，因为是，得有山林、林壑美，能令人登亭一望，许多可观。林霏开于日出，岩穴暮而云还，野草春香馥，佳木夏阴繁，风霜高洁于秋景，风落石出在冬间。滁人游此地，朝往而暮还，负者歌于途，行者息林边。这太守在此饮宴，俱都是，山肴野蔬，鱼肥酒甘。未几而人影散乱，夕阳在山，射者中，奕者完。但觉这觥筹交错，尤胜那絲竹管絃。太守颓然而已醉，归欤之咏众宾欢。

醉翁亭记 二

夏日如年，遣闷消闲，醉翁亭记，附入絲絃，谩把文章细磨研。环滁地，四面皆峰峦；林壑美，蔚苍然；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则见那，峭壁两峰悬，倒掛著一派激流泉，隐隐的亭露翠微间。作亭者僧智仙，命名太守欧阳贤。与客饮此间，亭虽号醉翁、翁兴超然，遂咏那，山水之乐锦绣篇。日出云归句，山中朝暮天；佳木秀，野花鲜，水落石出语更妍。朝而往，暮而还，四时之景妙难言。又见那，负者唱山巅，行者休树边，前者呼，后者便接言，伛偻提携路不断，滁人游此山。临溪鱼，肥而鲜；酿泉酒，味更甜；山肴野蔬列席前，太守宴客在山巅。非絲竹，非管絃；射者乐，奕者欢；觥筹交错语声喧，众宾相劝酒开颜。猛然见，苍颜白发卧筵前，太守醉陶然。一霎时，日銜山，人影散乱太守还。树林内，鸟声喧，游人去，禽鸟欢。鸟知山林乐，不知人之欢。那知道，山从太守游而乐，太守之乐在名山。”[11]

将此冠以《醉翁亭记》的两段岔曲演唱文字，与《醉翁亭记》原文相较，即可看出几点特色来：第一，文字的数量上，两段曲文的字数，均远远少于本文。《醉翁亭记》，除去标题四字，“正文402字。”[12]曲文一段仅176字，缩减不至本文的一半；曲文二段280字，也大大少于本文的字数。字数的减少，但不失于《醉翁亭记》的原本旨意、主题；第二，两段曲文中，均有原本的成句取用，如“峰迴路转，有亭翼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负者歌于途”、“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等等，不失为给人以取材于本文的真实感；第三，为了演唱时的方便，改编时添加了“因为是”、“俱都是”、“那知道”、“遂咏那”、“猛然见”、“又见那” 等戏曲口语。但不可讳言的是，由于改编者是当年的宫中御用文人，未亲身到过滁州的琅琊山，更未亲眼见过醉翁亭所处环境，故曲文中出现 “风落石出”、“太守宴客在山巅”等不符合实景的言词，《醉翁亭记中》中“水清而石出”，是琅琊山山泉的真实描述；醉翁亭所处位置，是在琅琊山山腰，而不是在山巅。“亭”中宴客，何能“宴在山巅”？！

总的看来，此“醉翁亭记”的两段岔曲演唱曲文，不管是《醉翁亭记》本文中的成句取用或依成句所改编，都显得文字上较为工整典丽，较本文更加通俗易懂、生动有趣，朗朗上口，字里行间充满着官民同乐、官民情感上融为一体的和谐精神；表现出人与人，人与自然环境中的禽鸟、山水、林木、野草等生态间的相恰相融的意境，达到了对和谐一致、同乐相宜的“昇平”社会环境赞美的主题要求。既是对北宋庆历年间滁州社会环境的想往，更是对现实社会的期盼。此种本文基础上的成句取用与改编，无疑扩大了《醉翁亭记》的传播范围，强化了它的影响力，增添了它的感染力！

无论是大戏还是小曲，至关重要的是有个好剧本、好唱词。诚如文艺修养甚高的李笠翁（渔）曾说过：“演习之功而首要选剧者，诚恐剧本不佳，则主人之心血，歌者之精神，皆施于无用之地。”[13]岔曲，同样是这样。而“把古代文学名篇改编成演唱文学，配乐演唱，这是曲师们的创举。虽然这些岔曲不一定能胜过那些传诵千古的名篇，但能撷取精华，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加以改编，对于传播我国古代优秀文学作品有它可供借鉴的积极意义”，况且从中还可“窥觇当时的民情风俗和社会概况。”[14]《醉翁亭记》这篇历史名文的改编，正映证了这一点。

4 改编《醉翁亭记》的启示

由文学、艺术及多方面文化内容组成的中华文化，它 “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15]它既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手段，又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目标；既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又是民生幸福的关键内容；既直接贡献于经济增长，又对提升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16]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必须走传承与创新相结合的道路。中国几千年沉积下来的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拥有的宝贵资源，此“资源”中当然包括盛行清代的“岔曲”。岔曲里虽然有“歌功颂德”的精神意识，但“八喜”、“双寿”的内容，正适应那个时代的社会民俗心理。其实，社会主义文明社会与封建社会同样需要对历史上为国为民作出特别贡献的人物和英雄行为，予以“歌功颂扬”。这种“歌功颂德”，正是“凝聚人心的精神纽带”，更是和谐社会民生幸福的精神追求。只不过“歌”、“颂”上需求符合新的时代精神，与现代文明相协调。清代将功勋卓著的历史名人和千古绝唱的历史名篇，改编为岔曲的演唱戏文的作法，值得借鉴，值得创新式的传承与颂扬。君不见今天的美国人能把中国历史上的花木兰巾帼英雄故事，编为剧本，拍成电影，搬上银幕来占领中国的文化市场吗！？君不见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央广播电台播放说唱艺术家刘兰芳的《说岳全传》，曾轰动整个神州大地，达到几乎无人不听、无人不议乃至不少城市的收音机被抢购一空的轰动效应吗？！无疑扩大了历史名人、历史名篇的传播范围，强化了历史优秀文化的影响力，增强了它们的感染力。清代人将脍炙人口的《醉翁亭记》改编为演说文学的岔曲唱词，正是想达到如此效益的尝试，值得借鉴与提倡。

中共十七大提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17]为达到这一要求，“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将中华民族的历史名人与千古名篇，重新创作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去满足社会公民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需要，不能说不是促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一种好的方式。

《醉翁亭记》与冠以《醉翁亭记》的说唱曲文，同样属于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应同样得到保护与良好运用，让它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建设做出贡献。为此，笔者方下力气写出这篇拙文。

[1] （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四七[M].北京：中华书局，1957.

[2] 丁传靖.宋人轶事汇编·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1.

[3] 刘以林，王甫.滁州市文物志·琅琊山文物[M].滁州市文化丛书之一（内部版），1987.

[4] 王甫，谭庆龙.琅琊山石刻选[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

[5] 刘以林，王甫.滁州市文物志·琅琊山文物[M].滁州市文化丛书之一（内部版），1987.

[6] 滁州市地方志编委会.滁州市志·琅琊山[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

[7] 张树英，周传家.中国清代艺术史·音乐篇[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8] 周贻白.中国戏曲发展史纲要·卷二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 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下编[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

[10] 林虞生标点.昇平署岔曲·昇平署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1] 林虞生标点.昇平署岔曲·曲文[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2] 刘以林，王甫.滁州市文物志·石刻[M].滁州市文化丛书之一（内部版），1987.

[13] （清）李渔.闲情偶寄·选剧第一[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14] 林虞生标点.昇平署岔曲·前言[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5] 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0.

[16] 任仲平.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N].人民日报，2011-10-15.

[17]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